“我的胆子比较大吧！其实我想得很简单，我们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就是这样，错的对不了，对的错不了，时间可以来检验。”
　　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下发后，许多媒体把电话打到了陆铭那里，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意见》中提出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等一系列涉及人口政策和城市发展的政策指向信息，正是包括陆铭在内的一批学者持续呼吁的。
　　我国城市化程度曾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尽管自1980年开始，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从限制变为发展，但对特大城市的发展始终严格控制，并采用行政手段通过对土地指标、户籍政策和公共服务配给的管控，严格限制了大城市人口流入。在强力限制的同时，大城市的发展却又势不可挡，写进计划的城市人口规模一再被突破，按照控制规模做的城市设计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也常常落后、匮乏，以至于中国大城市尚未充分发育，就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城市发展，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中国要持续增长就要给大城市松绑，”陆铭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指出目前出现的“城市病”大多来自于行政管控和治理水平不够，以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未能适应人口增长。“有时候，论文投到一个刊物，他们内部都会激烈地争论，有的说这个不能发啊，跟上面精神不符，也有编辑会力挺，‘这完全属于学者正常的学术讨论范畴，有什么不能发的？’”
　　2016年他出版了《大国大城》，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这本书在2020年1月，已经第14次印刷。“我很感谢那些思想开明的编辑和刊物，正是他们的坚持，将我，还有和我类似的声音，推向了思想市场，让我们可以参与思想竞争，为决策提供更多的维度。”

“你讲的都是美国的”

　　“现在看起来，我们以前有些做法和提法还是没有把城市发展的规律给搞清楚。”陆铭笑着说，这两年会遇到这样讲的地方领导，“能这样说是很开明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听到的更多是反对。在地方政府组织的会议上，有参会者听到一半，“腾”地站起来，“陆老师你讲的这都是美国的道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确充满“中国特色”，在意识到城市化对社会经济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就达到了50%，美国达到这个水平用了一百年，英国则用了两百年。与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亚洲近邻主要通过市场形成聚集和扩散不同，城市形成和治理中强烈的行政力量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显著特色。
　　陆铭强调，“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特殊”，“中国的发展道路符合普遍的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城市化、全球化、市场化解决劳动力、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也使得中国快速发展强大。”
　　特大城市的形成也是经济的必然规律，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进程证明大城市（特别是其中的特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会自然趋向于更快发展。陆铭和诸多学者倡导城市政策制定者尊重并遵循这一全球性的普遍规律。
　　“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就是要建设性地批评，”陆铭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通过户籍政策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地的城市规模，以及不顾实际地在人口流出地加大投入、大建新城，追求区域间“撒胡椒面”式的均匀发展。
　　在陆铭看来，“我们很多时候不太强调城市化，甚至有人认为城市化已经快封顶了，这肯定是不对的，除非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会停止，否则城市化率还会进一步提高。”
　　他在《大国大城》一书中写道，“制定公共政策如果不讲效率的话，实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社会的损害可能比腐败更为严重。”

“户籍不应该变成特权”

　　“我并不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但我非常害怕如果只有一种声音，而这个声音带来的决策又可能出现错误，那么代价就太大了。”
　　无论是赞是弹，他一直坚持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理论”，换句话说，大城市的增长有“规模不经济性”，但正面的规模经济性更强。即使城市存在“城市病”，也不能直接將其归结于人口过多，而是应该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治理效率等供给侧找原因。因此，他主张逐步降低外来人口落户城市的门槛，直到将户籍完全转变为一种常住地的居住登记制度。“这一路冷暖自知，也有过气馁的时候。”
　　《意见》公布后，陆铭感到欣慰，他认为这体现了中央决策层的灵活性。按照《意见》中“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的要求，除了个别超大城市外，人们在国内各城市群内将实现更便利的人口流动。
　　陆铭解释，“户籍制度最终只行使一个常住地注册的功能，不因身份差异而导致公共服务的差异，且这种迁移没有制度成本，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之为人口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人口自由流动，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等制度的推出是一种过渡到最终目标的中间状态。”
　　因为呼吁户籍改革，他“出圈”了，“一些公益慈善组织找到我，他们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与留守儿童、农村发展、扶贫有关，这几个问题都跟城市化联系在一起。” 　　到底是应该鼓励农民进城？还是鼓励他们返乡就近工作，兼顾家庭？不同的发展理念带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向，“有些做慈善的朋友非常痛苦，不知怎么做是对的。比如到底应该在城市里帮助农民工子弟入学呢？还是向农村投入更多？”
　　陆铭坚定地告诉他们，乡村空心化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最终只需留下少量具有文化或经济价值的村落。他和从事公益慈善的朋友们并肩而立，呼吁大城市降低低技能劳动者的落户门槛。“一个城市需要高技能人才，同样也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少了低技能劳动者，“实际上使得城市服务业价格上涨、城市生活成本增高，同样也留不住高技能人才。”

　　“现在大城市上学就医就这么难，放开还了得？”这样的问题，他不知道回应过多少遍。“教育、就医这些都属于城市公共服务，我们的城市公共服务都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的，但需要这些服务的其实是常住人口。”他说，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一个投资问题，只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以相应增长。
　　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使得城市户籍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身份特权，“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就连我的同学跟我讨论时也说，这是‘公交车理论’呀，我先上车的，我就应该有座位。你后来，那么你就站着吧，别抱怨。”
　　许多人以为，陆铭常常为外来人口发声、关注底层低收入人群的公共福利，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事实上用他的话说，“我们肯定是公交车上有座、并且算是占着好座位的人，每个人都是在既有制度下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学者不能这么讨论问题，而是应该去寻求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发展道路。”
　　陆铭的爷爷是上海人，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建设，举家迁到安徽马鞍山，“我是博士读完后，留在上海，这样获得的上海户口。”三代人上车下车，重新获得“座位”并不容易，但他没有紧捂着自己的户籍福利，“对某种优越身份的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
　　他反对用公共服务歧视的办法来控制大城市人口，呼吁警惕城乡身份差异带来的“社会分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正的市场经济也是有利于效率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口政策的放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人口流动除了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会带动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
　　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陆铭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谈到，长期来看，未来超大型城市也得大幅放开落户条件，不可能始终存在比别的地方高的门槛。

社会科普帮助公众具备常识理性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带出一个新问题：大城市在释放聚集效应的同时，是否也对公共卫生安全形成了挑战？从春节到现在，陆铭参与了多场线上分享和讨论，厘清“人口规模密度”与“社交距离密度”的关系，“上海2500万人口，疫情防控做得怎么样？防疫要通过减少社交距離意义上的密度，而不是城市的人口密度，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很多社会问题讨论都没有理清基本逻辑。”
　　他深感中国当下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科普”，“公众需要通过学习，学会理性思考，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具备常识理性。”这几年，他花了不少时间做“科普”，“知识传播的渠道在变化，我最开始做音频，后来B站找到我，说年轻一代更喜欢视频，我就开始做视频，在B站大师课系列中开了一门入门级的经济学课程。”
　　“对于职业学者来说，做这些东西并不在我们的考评体系里，我自己也会问自己，还有那么多课题和重要的工作，做这些是不是不务正业……”但朋友和学生的正反馈给他很大激励，“学者就是要传播知识，过去的知识渠道是讲台和书籍，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鉴于社会学科普的严重短缺，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也还是要利用新的渠道做一些传播，澄清一些认识的误区。”
　　他希望年轻一代知道什么是成本收益分析、什么叫现代化、怎么去理解现代经济。5月22日，他在B站直播讲座“制度与增长：让我们回到原理和常识”中对“后浪”说，“这个时代是需要常识的时代，是需要共识的时代，是需要强调普遍性的时代。”
　　我也看了那场直播，满屏的弹幕围绕着这个用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影响年轻人的“前浪”，令人感动。陆铭说，他并没有事先拟好稿子，“但这是我脑子里最近在转的事情，要防止滑向‘中国特殊论’，加入全球化的竞争当中还是要强调普遍性，我们才能融入全球化，对吧？甚至我们未来领导全球化，也需要强调普遍性的东西。”
　　“我相信对绝大多数有意愿去把握世界规律的公众来说，只要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就会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