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在的中国,有着提出源自中国或者源自东亚的世界新秩序的愿景、框架的义务与责任。那么,中国是否能提出可取代以往西方各国所凭依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新东西呢?中国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疑问。为此,中国需要成功进行符合大国身份的变革。
领导世界,中国具备资格了吗?
2009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为应对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中国也不例外。原本中国政府在2008年初就痛感国家的经济结构必须转型,而2008年9月开始显山露水的世界金融危机,成为了中国思考新的世界秩序与自身角色的重大契机。
毫无疑问,中国采取了与以往的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形态,一直在摸索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运作和经济运营。这个国家的模式是以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也正因如此,当世界各国为国家的经济运行迷惑不已时,中国毫无疑问是具有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力量的国家之一。然而,问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领导世界的资格,答案是尚不充分。
中国尤其喜欢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等词。然而在笔者的感觉中,这个“特色”究竟是什么,中国尚未能向世界明确阐述。或者还不如说,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自身之道即为世界秩序”的不言而喻的理论。然而说实话,站在世界的领导立场上的中国如果依然按照这种想法来经营国家,会非常令人困扰。为此,我希望中国自身能成功进行符合大国身份的变革。写作本文,也包含了这样的期望。
什么才是“大国”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中国自称“发展中国家”,然而无论是GDP规模与增长率、人口、面积、贸易总额、直接投资额、外汇储备,或是粮食产量、军费、ODA(政府开发援助)规模、研发以及大学生的学力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都处于顶级水准。从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说,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早已是世界的超级大国,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不过,“大国”中国要想领导今后的世界新秩序,必须趁此机会,重新审视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现在想起来仿佛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在举办奥运会这件事上,中国受到了来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批判。而中国对此的反应,说实话并不太像一个大国。像“西方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他们嫉妒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在举办奥运会能力问题上找碴儿”等论调,从结果上来说形成了对海外新闻界的挑衅,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挖出了某种鸿沟,这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国际媒体并不总是在揶揄中国的体制或者国内问题,而是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方式”视为问题所在。尽管世界热望与21世纪的大国展开交流,但中国却未能给予相应的回馈。
当然也有好的例子。奥运会即将开幕之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国的应对非常自然。国际社会,包括日本迅速提出了援助或支援的申请。中国媒体之后刊发的报道,比如《灾难拉近中日民间情感》,表示了对日本国际救援队的感谢之情,使我们日本人也感觉到中国十分亲近。
因此,与西方媒体的各种摩擦,并非源自所谓的“价值观与文化之别”。要想成为真正对世界开放的国家,与国际媒体打好交道是门必修课。
给“新秩序领导者”的建言
中国要一边与世界打交道,一边成为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对此,我有两个建议:
首先,提高国家的“透明性”。中国是个经济大国,且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创造力,都可以说是世界领袖。然而在周边国家看来,也是透明度较低的国家之一。国际上经常评论中国外交“不好惹”且充满战略性,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因为国家透明度低,经常发表出人意料的外交政策等。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因此对世界保持国家的神秘度,方法也有限。比如经济政策正是这样。虽然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但现在中国不能独立解决的问题正在堆积。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元资产问题、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无论哪个都是必须与世界对话,吸收有益经验并付诸于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行政决策机制非常复杂,外界很难弄明白,因此一般也很难对其公布的政策和数字进行评价。假如中国的经济状态出现了大的变化的预兆,且对在经济上、地理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各国有大的影响,那么我希望中国能使这种变化为相关各国所了解。然而,即使是现在这样开放的中国,经济学家以及政府当局对国外发布的信息也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以前,日本也曾被西方各国非难为政府决策机制不透明的国家。其中也许有日语这种语言的问题。但后来日本制订了信息公开法,公开各种统计数据、政府审议等政策相关信息,同时强化政府的宣传功能,使得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得到了显著提高。
其次,给予媒体“更进一步的功能”。我能够理解在中国的国家运作中,主流媒体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会让其采用西方的媒体形态。不过在网络高度普及的当今世界,主流媒体“教育、启蒙”国民有其极限,这是很明显的。
中国何妨转变观念,将媒体当做与世界交流的工具而加以积极利用呢?比如说,如果将政府高官与海外媒体的交流变成更为自由且互动的方式,中国在世界上的印象一定会显著改善。现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体制实在是太僵硬了。
就笔者所见,中国媒体在某种程度的限制中,依然扎实地提高着媒体力量。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媒体拥有将中国的软实力推向世界的足够实力。中国的网络舆论中,也有大量值得倾听的客观而冷静的声音。因此,中国应该逐渐改变,让媒体能一边跟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一边就某个主题发起并领导讨论;不只是反驳西方报道“是误解、是偏见”,而是将中国这个国家所拥有的价值观进行浓缩、洗练,不断向世界发言。中国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拥有价值观的成熟的国家。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一点不用怀疑。因此我希望作为世界领袖的中国能拥有与之相配的国家性格,成为能直面世界性问题并采取行动的国家。2010年,大概会成为感受世界新秩序的胎动之年。对于在中国工作的笔者来说,对于中国的变化,有无限的期待。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领导世界,中国具备资格了吗?
2009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为应对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中国也不例外。原本中国政府在2008年初就痛感国家的经济结构必须转型,而2008年9月开始显山露水的世界金融危机,成为了中国思考新的世界秩序与自身角色的重大契机。
毫无疑问,中国采取了与以往的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形态,一直在摸索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运作和经济运营。这个国家的模式是以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也正因如此,当世界各国为国家的经济运行迷惑不已时,中国毫无疑问是具有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力量的国家之一。然而,问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领导世界的资格,答案是尚不充分。
中国尤其喜欢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等词。然而在笔者的感觉中,这个“特色”究竟是什么,中国尚未能向世界明确阐述。或者还不如说,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自身之道即为世界秩序”的不言而喻的理论。然而说实话,站在世界的领导立场上的中国如果依然按照这种想法来经营国家,会非常令人困扰。为此,我希望中国自身能成功进行符合大国身份的变革。写作本文,也包含了这样的期望。
什么才是“大国”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中国自称“发展中国家”,然而无论是GDP规模与增长率、人口、面积、贸易总额、直接投资额、外汇储备,或是粮食产量、军费、ODA(政府开发援助)规模、研发以及大学生的学力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都处于顶级水准。从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说,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早已是世界的超级大国,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不过,“大国”中国要想领导今后的世界新秩序,必须趁此机会,重新审视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现在想起来仿佛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在举办奥运会这件事上,中国受到了来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批判。而中国对此的反应,说实话并不太像一个大国。像“西方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他们嫉妒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在举办奥运会能力问题上找碴儿”等论调,从结果上来说形成了对海外新闻界的挑衅,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挖出了某种鸿沟,这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国际媒体并不总是在揶揄中国的体制或者国内问题,而是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方式”视为问题所在。尽管世界热望与21世纪的大国展开交流,但中国却未能给予相应的回馈。
当然也有好的例子。奥运会即将开幕之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国的应对非常自然。国际社会,包括日本迅速提出了援助或支援的申请。中国媒体之后刊发的报道,比如《灾难拉近中日民间情感》,表示了对日本国际救援队的感谢之情,使我们日本人也感觉到中国十分亲近。
因此,与西方媒体的各种摩擦,并非源自所谓的“价值观与文化之别”。要想成为真正对世界开放的国家,与国际媒体打好交道是门必修课。
给“新秩序领导者”的建言
中国要一边与世界打交道,一边成为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对此,我有两个建议:
首先,提高国家的“透明性”。中国是个经济大国,且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创造力,都可以说是世界领袖。然而在周边国家看来,也是透明度较低的国家之一。国际上经常评论中国外交“不好惹”且充满战略性,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因为国家透明度低,经常发表出人意料的外交政策等。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因此对世界保持国家的神秘度,方法也有限。比如经济政策正是这样。虽然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但现在中国不能独立解决的问题正在堆积。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元资产问题、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无论哪个都是必须与世界对话,吸收有益经验并付诸于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行政决策机制非常复杂,外界很难弄明白,因此一般也很难对其公布的政策和数字进行评价。假如中国的经济状态出现了大的变化的预兆,且对在经济上、地理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各国有大的影响,那么我希望中国能使这种变化为相关各国所了解。然而,即使是现在这样开放的中国,经济学家以及政府当局对国外发布的信息也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以前,日本也曾被西方各国非难为政府决策机制不透明的国家。其中也许有日语这种语言的问题。但后来日本制订了信息公开法,公开各种统计数据、政府审议等政策相关信息,同时强化政府的宣传功能,使得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得到了显著提高。
其次,给予媒体“更进一步的功能”。我能够理解在中国的国家运作中,主流媒体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会让其采用西方的媒体形态。不过在网络高度普及的当今世界,主流媒体“教育、启蒙”国民有其极限,这是很明显的。
中国何妨转变观念,将媒体当做与世界交流的工具而加以积极利用呢?比如说,如果将政府高官与海外媒体的交流变成更为自由且互动的方式,中国在世界上的印象一定会显著改善。现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体制实在是太僵硬了。
就笔者所见,中国媒体在某种程度的限制中,依然扎实地提高着媒体力量。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媒体拥有将中国的软实力推向世界的足够实力。中国的网络舆论中,也有大量值得倾听的客观而冷静的声音。因此,中国应该逐渐改变,让媒体能一边跟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一边就某个主题发起并领导讨论;不只是反驳西方报道“是误解、是偏见”,而是将中国这个国家所拥有的价值观进行浓缩、洗练,不断向世界发言。中国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拥有价值观的成熟的国家。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一点不用怀疑。因此我希望作为世界领袖的中国能拥有与之相配的国家性格,成为能直面世界性问题并采取行动的国家。2010年,大概会成为感受世界新秩序的胎动之年。对于在中国工作的笔者来说,对于中国的变化,有无限的期待。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