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民工潮潮起潮落，农民工的身份地位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从“盲流”到“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称呼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对农民工的逐渐认同。
　　
　　随着2009年开年大戏《走西口》的热播，一幕幕反应山西人奋斗的画面在观众眼前展开。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以及嘹亮的民歌《走西口》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1集电视剧《走西口》描述了山西人走西口的艰辛与悲凉，是一部山西人用血泪、坚韧、诚信写就的奋斗历程，也是早期农民工生活的艺术再现。
　　历史学家们认为，农民工流动现象不是中国的特产，它是近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必然的伴生现象，中国的农民工起源于19世纪的洋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民工潮突然消退，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新一轮的农民工浪潮又开始扑面而来，并席卷中国。
　　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工潮，波澜壮阔，举世瞩目，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惊呼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构成了当代中国气势磅礴的一大社会景观。
　　
　　民工潮激荡20年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1989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农民工大规模地迁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
　　1989年初春，几百万农民南下爆发性集聚流动，成为“民工潮”爆发的标志性事件，交通部门不堪承受，社会舆论为之哗然。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是这样描述1989年的民工潮：2月，刚刚过了春节，百万民工“进城潮”又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脚乱。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政府不得不迅速开始治理整顿，很多建设项目下马，约有500 万农民建筑工返乡，而此时在乡村，整顿也使得大量乡镇企业倒闭萧条，民工们只好再次涌回城市里找工作。春节后，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发的数百万民工就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得客流爆满，各大中城市的就业和治安面临巨大压力。3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进城”。
　　这一年春节刚过，来自黔北山区17岁的姚华中断了高中阶段的学业，背起背包，跟邻乡的几位伙伴一起，汇入了南下打工的滚滚洪流。姚华在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两个月后，到了东莞一家电子配件厂。两年间，聪明的他很快成为老板喜欢的熟练技工。
　　1989年底，姚华和200多名同乡共向老家汇款约20万元，这在“万元户”屈指可数的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次年春节，姚华他们回乡的时候，又掀起了一阵旋风：他们带回了在南方才流行的服饰、歌曲、观念。当姚华和同伴们再次离开家乡的时候，身后多了1000多人的尾随队伍。“打工”成为一个流行词。
　　80年代中后期，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浪潮，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一些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农民，不甘于低下的土地回报率，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副业”，贴补家用。十里八村的乡邻们一家看着一家，走出家门，走出田野，很快地，这支队伍“风生水起”，最终汇成一股巨大的潮流。
　　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苛刻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
　　1985年，国务院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打破对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限制。
　　政策的松动，使地域流动的闸门骤然开启，民工潮迅速兴起，到1989年，全国外出务工人员已达3000多万人，很多地方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向外输送劳动力。
　　而在1991年，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我不想说》开始将“民工”、“民工潮”的概念正式带进了人们的视野。
　　1992年，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
　　到了90年代中后期，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民工潮再次涌起。农民工流动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最多时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
　　1998年以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使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到重创。中国不仅没有卷入那场灾难，反而通过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珠三角和长三角幸运地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带。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整个中国工业的布局和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短短几年时间，乡村工业化从遍地开花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迅速向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带集中。中国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也变成了沿海地区的农民吃地租、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此起彼伏地流向这两片经济带进入产业大军的进程。
　　异乡不再有虫鸣，故乡可望不可归。新形势下的民工潮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农民工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4年春节之后，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农民工回流，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进入下半年，一些一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
　　2005年，民工潮再次兴起。新一轮民工潮一直延续到2008年下半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民工潮黯然消退。
　　在农民工云集的东莞，昔日的繁华景象不再。2008年11月初的一天，数千名群情激愤的工人冲进韦旭鞋厂的厂房，疯狂而绝望地将任何值钱的东西七零八落地拆卸走，只留下一地的垃圾、杂物和制鞋材料。曾经热火朝天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就在数天前，这家月产量高达30万双的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的工厂还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直到四面八方前来讨债的供应商四处遍寻不到其董事长庄佳颖，被拖欠了三个月工资的工人们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无所依靠。
　　而2009年春节前，大批农民工因企业倒闭提前返乡。就此，激荡20年的民工潮陷入低潮。
　　如同每年的“民工潮”一样，这个群体每次迁徙都会给人们带来诸多忧虑，习惯了用农民工支撑的中国外向型经济，突然间出现了“无米为炊”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心忡忡。
　　
　　农民工身份的变化
　　
　　由于社会的二元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没能与经济发展同步，中国农民虽然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体，实质上却是在权利“金字塔” 的最下层。长期以来，社会利益分配一直向城市倾斜，使城乡差别日益扩大、有增无减。
　　活生生的现实使一些不甘现状的人开始涌进城市，他们背井离乡、工薪微薄，工作在环境最危险的工地和工矿，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做的各类服务行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吃苦受累用血汗创造出了中国经济奇迹，用粗糙的双手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车轮。
　　20年民工潮潮起潮落，农民工的身份地位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从“盲流”到“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称呼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对农民工的逐渐认同。
　　1989年，中国的城市到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乡下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城里人一边悠闲地走在农民工扫得溜光干净的大道上，一边对他们嗤之以鼻，轻蔑地称他们为“盲流”。
　　由于当时我国尚属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大批农民外出属于“计划”外自发外出，而且引起交通线气喘吁吁，一些人称这支队伍为“盲流”。
　　


　　日益汹涌的民工潮，成为当时牵动中国高层的独特经济现象。不少人为之担忧甚至恐慌。1989年3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由于时逢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一些沿海城市挂出了“关门谢客”的招牌，但仍无法挡住民工外出的脚步。被外界誉为一大奇观的“春运现象”，由此而生。
　　“盲流时代”在1992年有了“转机”。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盲流”的使用率明显下降。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以南方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圈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中国南方，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建筑工地。1992年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有近140万张，共计7.03亿人民币。汇款人群中，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打工仔、打工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打工者的名分也得到重新界定。打工不再是“盲流”，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打工仔、打工妹不仅逐渐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且不少人在打工地安家落户。
　　但农民工至今还是远离农村的城市过客。他们付出的劳动很多，而他的所得很少。工资已经很低了，但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有的农民工干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到头来，企业主、包工头跑了，分文无有，血汗白流。
　　农民工的劳动所得很少，还要交各种不合理的规费，农民工外出要交外出务工许可证费，到务工地要交办理城镇劳务许可证费，办理暂住户口证费，进城务工管理服务费等等……有的还要给用工单位交抵押金。中央下达了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对农民工乱收费的文件，但不少地方换个名目，还是照样在收。农民工成了唐僧肉，不少部门和单位找个借口都争着吃一块。这几年，连铁道和交通部门也乘农民工过年大批返乡的机会，乘机把交通费涨价20～30％，从中分一杯羹。
　　农民工是边缘人，融不进这个城市社会，他们对这个城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却不被承认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应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
　　作为“廉价劳动力”，他们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作为“超时劳动力”，他们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作为“高危劳动力”，他们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繁。
　　例如失业了，得不到失业救济；生活困难了，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有病了，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因工负伤了，致残了，也得不到应有照顾和抚恤，只好自认倒霉回到农村，悲惨地渡过余生。在一些工矿，农民工去打工，常常被收走身份证，失去人身自由，有的还被迫签下生死合同，一旦罹难了，家属只得到很少的赔偿金。
　　南京草场门大桥一座桥墩处一字儿排开十几间工棚，里面住着十多个环卫工人，每间6个平米。一对五十多岁来自安徽阜阳的夫妻就蜷缩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他俩都是鼓楼区的环卫工人，一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风吹日晒，无休息日，就连春节也难得回家。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加大了对农民工政策倾斜力度，农民工可以享受城里人一样的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生活待遇。
　　而随着农民工政策的不断完善，农民工的政治待遇也有了改观，一些地方人大、政协也有了农民工的一席位置，他们中的佼佼者当数山东泰安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
　　2001年“五四”青年节，王元成当选为“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泰安热闹的龙潭路是王元成事业起步的地方，他在这条路上已穿梭了整整20年。与2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手把“荣威”轿车方向盘的王元成，眼神中已找不到当年进城务工农村青年的游离和惶恐。名片上罗列着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全国人大代表、泰安青联副主席等头衔，年届不惑的王元成已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并受到社会的尊敬。
　　（作者为晶苏传媒体首席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