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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述的是一对老人始于花甲之年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鲍世禄、胡斐佩，他们是我的爷叔和婶婶。
新年聚会惹“事端”
那是1992年的新年，鲍世禄当时还在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我们都知道他一直过得很苦。“文革”后期他被发配到南京梅山铁矿“劳动改造”了多年，后来好不容易回了上海，又遭遇我原来的婶婶患小脑共济失调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瘫痪在床整整5年。耐心和修养都极好的爷叔，悉心照料妻子之外，几乎已没有空暇顾及自己的生活。1990年，婶婶去世，爷叔的生活突然多出了许多时间和空间，看着他依然风度翩翩和健朗的身板，周围人都劝他再找个老伴。那年，爷叔已经65岁了。
2月初，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爷叔听上海的老同学说，月中旬有个难得的聚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爷叔注意到，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从外地赶来的胡斐佩——一个40多年前和他一起参加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又同坐一辆火车赴北京，同在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当分队长的“复旦小学妹”。不知为什么，爷叔隐约有些激动，是因为当年就对这个活泼开朗的女生有好感，还是冥冥中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他当时并不清楚。
聚会很热闹很开心。胡斐佩初见爷叔，来了一句很“哥们”的问候语：“嗨，鲍世禄，你还活着啊！”爷叔则“有预谋”地完成了两件事：一是听到胡斐佩告诉别人，她已丧偶多年；二是自己故意大声向众人表白：我目前是单身。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后，接下来的是忐忑不安。相隔整整42年，虽然爷叔眼中的胡斐佩，年近60岁了还满是大学时代那个身着学生装、英姿勃勃女学生的影子，可如今人家的“官位”已高居副军级（胡斐佩当时在洛阳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授衔的女少将之一），自己这样一厢情愿地“进攻”，高攀得上吗？胡斐佩除了是位将军，还有着特殊的身世。她父亲胡寄南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胡斐佩是她父亲早年留学美国时在异国他乡生下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胡斐佩就受多才多藝的父亲影响，接触到了音乐、艺术等多方面的熏陶，后又随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父亲辗转到上海定居。胡斐佩一向刻苦学习，直至修完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全部课程，文化素养也很好。面对这样一位身份和地位都有一定“高度”的老战友，爷叔有顾虑，却也有动力。
鲍世禄私下为此犯了那么多嘀咕，女将军胡斐佩当时还“不知不觉”。
花甲之年的160朵玫瑰
新年聚会后的第二天，爷叔按侦查来的胡斐佩住址，打电话约老同学单独出来叙叙旧。没想到，胡斐佩爽快答应了。爷叔自然牢牢抓住机会，坐下不久就有些结巴却单刀直入地询问：“老同学，你下半辈子打算怎么过呀？”
兴冲冲而来的爷叔，那晚碰了个“软钉子”。胡斐佩坦言：我打算一个人过。但理由很诚恳。也确有说服力：“老年人是怕孤独的，我有时也怕，但重新结婚并非是排解寂寞的唯一办法，甚至未必是最佳选择。我们找老伴，如果仅仅是为得到生活起居的照顾，那无异于请了一位高级保姆，这有意思吗？可想要找到一个各方面、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的良伴，又谈何容易！再说，第二次婚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子女、财产、周围人的议论等等一大堆极其啰嗦的问题，不如单身自在、轻松，再说了，有空时我还有许多事可干，读书、做运动、听音乐、参加社会活动……当然，男女有别，你还是应该努力再找一个女伴的…”
将军就是将军，面对感情问题，那么理智、明达，那么振振有词。那一刻，爷叔为自己的贸然行事感到惴惴不安。幸好，老同学非常善解人意，再三说明自己对老战友的这份感情很看重。更让爷叔感到欣慰的是，胡斐佩那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还是我。
临分别时，她紧紧握住爷叔的手说：“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做知心朋友，相互关心，经常联系。”
两位老人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当初一句“经常联系”的平常话，会在后来两个人的日子里引出那么多说也说不完的话，割也割不断的情怀——
2月15日，胡斐佩回到洛阳的当天，即提笔给“世禄老战友”写信，特意提到的是：“感谢你送我的那只漂亮的磁化杯，我现在天天在用它，看到它就会联想到你……”随信附去的，是一张女将军身着戎装的照片，说是“留作纪念”。这边在上海的鲍世禄，接到来信像孩子一样开心：真可谓心心相印呵，胡斐佩写信的同一天，他也在写信，而且是一封长信，开首第一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至少，老战友愿意接受他成为一个“知己”，这就已足够让爷叔“永远记住了这个愉快的壬申年新春”！
再后来，细心的爷叔发现，来自洛阳的第5封信，胡斐佩对他的称谓已悄悄去掉了“老战友”三字而直呼其名了，爷叔也不再犹豫，回信时在名字前加上了三个字“亲爱的”。精通外语的女将军比较“狡猾”，回信时的称谓变成了“Dearlu”，事后还辩解说，这Dear在英文里应用的范围可是很广的哟……
那些日子里，写信、等待来信，然后甜滋滋地读信，成了两人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事情。许多时候，写信人的心态像是回到了浪漫的学生时代。比如，胡斐佩兴之所至，会找一首无名氏的英文小诗表达心情。就这样，从1992年2月15日双方同时发出的第一封信算起，到第二年的9月，这种情意不断升温的“两地书”，已达160封之多！（2005年3月，爷叔、胡斐佩为回馈至爱亲朋的关心，将这些书信结集出书，取名《160朵玫瑰》。虽只限定在好朋友和亲友家人中发行和流通，依然供不应求。）
“Dear lu，今天我在听了两节年轻教师的课后，回到办公室就发现你那厚厚的信放在我的桌上，心中一阵狂喜，立即轻轻地、却又快快地把信拆开浏览了一遍，带着快乐的心情继续去听课，然后又回到办公室仔细读了两遍来信，心中充满快乐！我自知文字能力比你差远了，但我给你写信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在我写信给你时，就会思绪如泉涌，想停也停不下来…”（选自胡斐佩给鲍世禄的第17封信）
我讨了个“大老婆”
有一段时间，因为那个在衡山饭店约定的“只做好朋友”的既定方针，爷叔会在信中老老实实地向好朋友汇报自己的“交友情况”。比如，最近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进展情况如何等等。殊不知，那边听汇报的胡斐佩心中早已掀起了“层层涟漪”，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和困惑”。她周围的许多人惊异地发现，一向很有主见的女将军有“心事”了。
“我好像真的堕入‘情网’了”，胡斐佩不得不在信中承认自己过去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那时，正赶上胡斐佩即将从岗位上退下来，并搬迁到北京定居。当总参干休所那宽敞的新房整修一新时，爷叔荣幸地成了胡斐佩第一批请来家里的贵客……
胡斐佩的个人生活甚至还惊动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迟浩田上将，他专门请人带话给部队领导：“胡斐佩是个好同志，她现在单身住在北京应该好好关心她。”胡斐佩的老战友们也纷纷开始“责怪”她：“你和老鲍这么要好了，为什么不赶快走到一起？”就在这当口，胡斐佩在美国留学的女儿梅兰正好回北京探亲，她更性急，一个劲地催促：“妈妈，何不趁我在，请鲍伯伯来北京，你们把事办了！”胡斐佩“招架不住”了，她终于拿起电话对着鲍世禄劈头就说：“看来我们的方针要改！”
1993年12月，在双方儿女的衷心祝福中，两位老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爷叔戏称：我讨了个大老婆——她的官可比我大得多。记得第一次见到新婶婶时，我们全家都很开心：这个女将军朴素和蔼得像个“隔壁大妈”，但一开口说话，又绝对是儒雅的学者。
新年聚会惹“事端”
那是1992年的新年，鲍世禄当时还在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我们都知道他一直过得很苦。“文革”后期他被发配到南京梅山铁矿“劳动改造”了多年，后来好不容易回了上海，又遭遇我原来的婶婶患小脑共济失调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瘫痪在床整整5年。耐心和修养都极好的爷叔，悉心照料妻子之外，几乎已没有空暇顾及自己的生活。1990年，婶婶去世，爷叔的生活突然多出了许多时间和空间，看着他依然风度翩翩和健朗的身板，周围人都劝他再找个老伴。那年，爷叔已经65岁了。
2月初，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爷叔听上海的老同学说，月中旬有个难得的聚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爷叔注意到，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从外地赶来的胡斐佩——一个40多年前和他一起参加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又同坐一辆火车赴北京，同在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当分队长的“复旦小学妹”。不知为什么，爷叔隐约有些激动，是因为当年就对这个活泼开朗的女生有好感，还是冥冥中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他当时并不清楚。
聚会很热闹很开心。胡斐佩初见爷叔，来了一句很“哥们”的问候语：“嗨，鲍世禄，你还活着啊！”爷叔则“有预谋”地完成了两件事：一是听到胡斐佩告诉别人，她已丧偶多年；二是自己故意大声向众人表白：我目前是单身。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后，接下来的是忐忑不安。相隔整整42年，虽然爷叔眼中的胡斐佩，年近60岁了还满是大学时代那个身着学生装、英姿勃勃女学生的影子，可如今人家的“官位”已高居副军级（胡斐佩当时在洛阳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授衔的女少将之一），自己这样一厢情愿地“进攻”，高攀得上吗？胡斐佩除了是位将军，还有着特殊的身世。她父亲胡寄南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胡斐佩是她父亲早年留学美国时在异国他乡生下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胡斐佩就受多才多藝的父亲影响，接触到了音乐、艺术等多方面的熏陶，后又随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父亲辗转到上海定居。胡斐佩一向刻苦学习，直至修完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全部课程，文化素养也很好。面对这样一位身份和地位都有一定“高度”的老战友，爷叔有顾虑，却也有动力。
鲍世禄私下为此犯了那么多嘀咕，女将军胡斐佩当时还“不知不觉”。
花甲之年的160朵玫瑰
新年聚会后的第二天，爷叔按侦查来的胡斐佩住址，打电话约老同学单独出来叙叙旧。没想到，胡斐佩爽快答应了。爷叔自然牢牢抓住机会，坐下不久就有些结巴却单刀直入地询问：“老同学，你下半辈子打算怎么过呀？”
兴冲冲而来的爷叔，那晚碰了个“软钉子”。胡斐佩坦言：我打算一个人过。但理由很诚恳。也确有说服力：“老年人是怕孤独的，我有时也怕，但重新结婚并非是排解寂寞的唯一办法，甚至未必是最佳选择。我们找老伴，如果仅仅是为得到生活起居的照顾，那无异于请了一位高级保姆，这有意思吗？可想要找到一个各方面、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的良伴，又谈何容易！再说，第二次婚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子女、财产、周围人的议论等等一大堆极其啰嗦的问题，不如单身自在、轻松，再说了，有空时我还有许多事可干，读书、做运动、听音乐、参加社会活动……当然，男女有别，你还是应该努力再找一个女伴的…”
将军就是将军，面对感情问题，那么理智、明达，那么振振有词。那一刻，爷叔为自己的贸然行事感到惴惴不安。幸好，老同学非常善解人意，再三说明自己对老战友的这份感情很看重。更让爷叔感到欣慰的是，胡斐佩那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还是我。
临分别时，她紧紧握住爷叔的手说：“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做知心朋友，相互关心，经常联系。”
两位老人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当初一句“经常联系”的平常话，会在后来两个人的日子里引出那么多说也说不完的话，割也割不断的情怀——
2月15日，胡斐佩回到洛阳的当天，即提笔给“世禄老战友”写信，特意提到的是：“感谢你送我的那只漂亮的磁化杯，我现在天天在用它，看到它就会联想到你……”随信附去的，是一张女将军身着戎装的照片，说是“留作纪念”。这边在上海的鲍世禄，接到来信像孩子一样开心：真可谓心心相印呵，胡斐佩写信的同一天，他也在写信，而且是一封长信，开首第一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至少，老战友愿意接受他成为一个“知己”，这就已足够让爷叔“永远记住了这个愉快的壬申年新春”！
再后来，细心的爷叔发现，来自洛阳的第5封信，胡斐佩对他的称谓已悄悄去掉了“老战友”三字而直呼其名了，爷叔也不再犹豫，回信时在名字前加上了三个字“亲爱的”。精通外语的女将军比较“狡猾”，回信时的称谓变成了“Dearlu”，事后还辩解说，这Dear在英文里应用的范围可是很广的哟……
那些日子里，写信、等待来信，然后甜滋滋地读信，成了两人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事情。许多时候，写信人的心态像是回到了浪漫的学生时代。比如，胡斐佩兴之所至，会找一首无名氏的英文小诗表达心情。就这样，从1992年2月15日双方同时发出的第一封信算起，到第二年的9月，这种情意不断升温的“两地书”，已达160封之多！（2005年3月，爷叔、胡斐佩为回馈至爱亲朋的关心，将这些书信结集出书，取名《160朵玫瑰》。虽只限定在好朋友和亲友家人中发行和流通，依然供不应求。）
“Dear lu，今天我在听了两节年轻教师的课后，回到办公室就发现你那厚厚的信放在我的桌上，心中一阵狂喜，立即轻轻地、却又快快地把信拆开浏览了一遍，带着快乐的心情继续去听课，然后又回到办公室仔细读了两遍来信，心中充满快乐！我自知文字能力比你差远了，但我给你写信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在我写信给你时，就会思绪如泉涌，想停也停不下来…”（选自胡斐佩给鲍世禄的第17封信）
我讨了个“大老婆”
有一段时间，因为那个在衡山饭店约定的“只做好朋友”的既定方针，爷叔会在信中老老实实地向好朋友汇报自己的“交友情况”。比如，最近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进展情况如何等等。殊不知，那边听汇报的胡斐佩心中早已掀起了“层层涟漪”，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和困惑”。她周围的许多人惊异地发现，一向很有主见的女将军有“心事”了。
“我好像真的堕入‘情网’了”，胡斐佩不得不在信中承认自己过去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那时，正赶上胡斐佩即将从岗位上退下来，并搬迁到北京定居。当总参干休所那宽敞的新房整修一新时，爷叔荣幸地成了胡斐佩第一批请来家里的贵客……
胡斐佩的个人生活甚至还惊动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迟浩田上将，他专门请人带话给部队领导：“胡斐佩是个好同志，她现在单身住在北京应该好好关心她。”胡斐佩的老战友们也纷纷开始“责怪”她：“你和老鲍这么要好了，为什么不赶快走到一起？”就在这当口，胡斐佩在美国留学的女儿梅兰正好回北京探亲，她更性急，一个劲地催促：“妈妈，何不趁我在，请鲍伯伯来北京，你们把事办了！”胡斐佩“招架不住”了，她终于拿起电话对着鲍世禄劈头就说：“看来我们的方针要改！”
1993年12月，在双方儿女的衷心祝福中，两位老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爷叔戏称：我讨了个大老婆——她的官可比我大得多。记得第一次见到新婶婶时，我们全家都很开心：这个女将军朴素和蔼得像个“隔壁大妈”，但一开口说话，又绝对是儒雅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