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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唐初传入中国,在唐太宗以及后来六位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在中国广为流传。前后大约兴盛了200多年,陕西省周至县的大秦寺塔就是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见证,也是全世界唯一存留的一座景教塔。
而在中国西安碑林,还有一块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据考证,这碑正是在周至县大秦寺里修建和出土的,此碑和此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的故事更是曲折离奇。
景教碑建于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是波斯传教士伊斯于2月4日建立于大秦寺院中的。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写,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
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2吨多重。上端刻有十字架,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上有楷书32行,行书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景教传入中国和当时的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大唐和西域等国的商业来往,使得景教得以传入。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实行了“武宗灭佛”,把景教也一起灭掉了。公元980年,景教总部特派教士来华调查,调查报告称:“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寻遍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归回也。”
此时离建碑时间正好200年。
谁知就在此碑长睡地下800年后,也就是明天启三年(1623年)突然又出现在中国的光天化日之下。当时西方各国有不少传教士得知后,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由于动静太大,引起注意,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西安郊区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
这个沉睡了800年的宝贝就在这风吹雨淋中又默默地度过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当地有一位姓张的举人偶然见到了此碑,恰巧张举人认得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曾亲耳聆听过利玛窦的道理,对基督教略知一二。此时利玛窦已死,张举人便把碑的拓片寄给了远在杭州的利玛窦的高徒李之藻(1565-1630年),李之藻1598年考取进士,1601年相识利玛窦,161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曾任明政府的历局监督。李认真看后确认为景教之碑,特撰写了《读景教碑书后》。
从此,碑的内容告白于天下。各地传教士们纷纷来拓片,一时间广为流传,很快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此碑的内容被翻译为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日文、拉丁文等各种文字,仅意大利文就有十几种文本。
就在国外把这块碑当成宝贝研究的时间,该碑却依然可怜兮兮地躺在中国的露天地里任凭风吹日晒。时间又过去了200多年,大约在1859年,也就是景教碑出土了234年后,才由一位韩姓民间人士修了一个碑亭,但没有几年,又在战乱中毁了,景教碑再次裸露在田地之间。1891年,北京外交使团请求清朝的总理衙门保护景教碑,并汇出100两银子作经费,在西安建碑亭。谁知等到这100两银子汇到西安时,只剩下了5两,其余都被沿途官吏苛扣了,只好草草搭了一个破瓦房,没有多久就垮了。
20世纪初,一个叫何尔谟的丹麦小伙子出现了。他是一名记者,当年只有19岁,在上海听说了这块碑,敏锐的头脑使他立即对这块碑着了迷,在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他将此碑视为至宝,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它。这块碑成了他梦寐以求的宝贝,他一定要得到他,把他搬回自己的祖国去,他认为中国人不了解它的价值。因此,他开始了戏剧性的“偷运”活动。
经过7年的准备,也就是在1907年的一个春天,他来到了西安,用3000块大洋收买了一个金胜寺的76岁的老道士。他让老道士秘密雇人仿制一块同样的碑,来替换这快“景教碑”,想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搬走这块宝贝。
谁知这老外的一张脸或者还有他那贪婪的眼神引起了中国人的怀疑,总之,被人发现了,碑不久就被转移到了西安碑林,也就是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这个丹麦小伙子百般周折后,只能把那块仿制的碑带走了。
据说这块仿制的碑也是一流的水平,几乎可以乱真。
仿制石碑终于在折腾了数月之后被运到美国纽约,在“大都市艺术馆”隆重展览,立即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很快便出现了许多仿制碑。据说目前全世界至少有8块仿制碑,都作为重要艺术品摆放在国家艺术馆内,而何尔谟当年搬走的那一块碑则被一个美国人高价买走,送给了梵蒂冈天主教庭,成为教堂的圣物。
景教碑的出土一开始在中国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看见的人都认为是佛教碑文,当时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此碑与基督教有关系,更想不到此碑会成为“世界第一碑”。
但是此碑究竟是在哪里修建和出土的,目前已成为大秦寺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重大问题之一,如果确实出土于大秦寺内,那大秦寺的“申遗”基本可成定局。经过学术界反复研究考证,专家们认为,此碑不仅确实修建自唐朝,出土自明朝,而且确实是从大秦寺出土的。从关英先生的著作《景教与大秦寺》中,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三个证据。
一是美国历史学家巴尔多利在《亚洲第三部之中国》一书中记述了外国传教士方得望的报告:“有一老人来告,此碑出土之地冬日四周积雪,惟碑土之上无之,数年如此,居民以为其下必有伏藏,掘土而见碑。周至县令见其碑甚古,上有外国字,未解其意,乃运赴长安。”
二是德国学者刻射在《著名中国》里提到“数月前周至人筑墙,掘地得石,至是神甫偕进士同往观之。”
三是夏鸣雷的《西安碑》一书记述:“是年周至人建屋,工人掘地得碑,上有汉文及迦尔都文。据碑志,基督之法,古时已入中国矣。”
中国著名学者冯承钧根据大量的考察之后得出结论:“景教碑出土不在西安而在周至,出土后运至西安金胜寺。”
以上三个历史记录,至少证明了景教碑出土于周至而非西安。
另外,甘肃敦煌在20世纪初出土的景教经典文献,也为景教碑的历史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在景教碑出土(1623—1625年)约300年之后,敦煌石室中发现了7部有关唐朝景教的经卷,这些经卷均为黄麻纸卷轴的手抄本。其中有一个《尊经》上明确记载:“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房玄龄、魏徵宣译奏言,后如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以上30部……”。
这里不但记载了景教文献有530部,而且记载了撰写景教碑文的景净翻译有经文30余部。这就充分印证了周至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碑”确为唐朝之物。
如今,这块景教碑在中国已经被教内人士和学术界人士复制多块,周至县大秦寺内的复制碑,是2000年10月25日由香港基督徒商人陈立文捐资重新修建的。陈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多次捐助西安的经济建设,被选为西安市政协委员,在揭碑仪式上他深情地说:“我们爱大秦,爱圣地,我们所作的,是我们应该作的。”
大秦寺内有一《大秦寺重立景教碑记》,上写到:“大秦寺为唐代景教寺院,景教碑于明末出土于该寺。古往今来,古碑已成稀世珍宝……世纪之交,西部开发,旅游业渐兴。人云,大秦寺不可无大秦碑也……”。可见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政府也开始逐渐重视了。
另外,西安东新教堂的长老崔天言也对景教碑颇有研究,在教堂内置放着两块复制的景教碑,一块是原文,一块是翻译过的汉文,还找著名画家根据景教碑画了20余幅油画,办了一个关于景教的展览,还印制了画册,详细介绍了景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情况,为保存和诠释这个国宝作出了贡献。
那么这块碑又为什么会被列入世界四大石刻碑之首呢?先让我们看看另外三块碑的情况。
一是“罗赛塔石碑”,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被发现,上面同时书写着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希腊文字,学者们成功地解读了古埃及文字,由此推论出古埃及历史的波澜壮阔。该文不仅是解读古埃及的一把钥匙,而且是今人了解古埃及历史的大门。该碑现存大英博物馆。
二是“摩押碑”。1868年在死海发现,刻有34行希伯来文和摩押文,记述了公元前850年摩押王米沙和以色列打仗的历史,是对基督教《旧约圣经》进行考证的重要文物资料。
三是“授时石刻”,即南美阿兹特克族的“授时石刻”,记载了远古人对时间与宗教的认知。该碑现存墨西哥国家博物馆。
可见这三块碑对人类历史的重大作用,而“西安景教碑”又为什么与这三块碑并列为世界四大名碑而且名列第一呢?
该碑不仅石破天惊地揭示了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历史见证,而且碑文大量引用了中国的古代经典,其中引用《易经》30处,《诗经》30处,《春秋》20处,涉及经书约150处,史书100余处,子书30处……可见当时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教,颇费心机,首先要学习并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使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语言和方式传道。从文字功底上来看,作者中西文都十分精通,实为一篇极高水平的美文。全世界有关考察该碑文的书籍有80多部,文章不计其数。
石碑上共有1780个汉字,碑底和两侧还有70多位景教教士的姓名,多为叙利亚人,均为来华传教士。景教碑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属于世界性文化遗产,该碑出土4世纪以来,一直是国际讨论热点,对其研究之广泛,时间之长,著作之丰,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之大是任何一块碑石都无法相比的,正因此,才被世界文物界公认为“世界第一碑”。
景教碑出土之际,正是明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之时,被世界传教士们视为至宝,称颂曰:“景教碑者,中国基督教之昆仑”,是宗教界发现的“新大陆”。
景教碑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和平的象征,世界文化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印证了唐朝之所以如此强大、如此辉煌的原因,一个强盛的国家,一定是开放的,包容的,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兼容。
碑文中还记载了一个重要信息,皇帝曾亲自下旨,让在长安义宁坊建大秦寺,并安置景教僧21人。崔天言牧师已查明义宁坊的明确方位,就在西安西郊一带。就景教碑和义宁坊景教旧址,崔长老正在努力争取申报世界遗产。
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212-213页)对景教碑和敦煌出土的经卷都有较详细介绍。
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这块石碑,不仅是一种缅怀,也是一种解读。中国大地的宝贝实在太多了,有必要让中国人充分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加倍地珍惜它们,世世代代地看护好它们。 (责编:石晓)
主要参考资料:
1. 《景教与大秦寺》三秦出版社 作者:关英
2. 《中土基督》 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