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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赶回去吧！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1948年5月，“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与何泽慧从法国回国。
1947年底，核物理学家彭恒武搭英国军舰回国。
1955年，被软禁的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6年，在美国的力学家郭永怀烧掉了自己的手稿，准备回国。
朱亚光、陈能宽、程开甲……一批留学海外的青年学者纷纷回国。
他们都是这个国家顶尖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做了构建共和国实力的基石。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当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时候，古老的东方大地也并不是一片空白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赴西欧、北美求学，在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的直接指导下，在核科学领域接受了严格的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优秀科学家进入核武研制序列，“热爱祖国”与“追求真知”是他们的普遍精神。人们将永远铭记这些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们。
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人们统计过，早期参与中国“两弹一星”的著名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他们冲破重重阻力踏上回国征程，将自己的青春、才智、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崎岖回国路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赴西欧、北美求学。
钱三强，是一个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心目中闪耀的名字，一面飘扬在原子能战线的旗帜。他的父亲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钱三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冬，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在巴黎居里实验室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原子核在中子打击下，不仅可以分裂为二，还可以分裂为三乃至四，这个发现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轰动，他们夫妇二人也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国家科学院授予钱三强最优厚的亨利·德帕尔维尔科学奖金。1947年，他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在留法人员中，得到这样重要学术职位的中国人，只有钱三强一人。
1948年春天，钱三强找到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雨，向他们表达了要回祖国的心愿。
“祖国的解放大约还需要两三年时间。”在卢森堡公园一条长凳上，刘宁一对钱三强说，“蒋家王朝要垮台了。你们回到国内，先到北方一个大学呆下来，培养一批学生，准备迎接解放。新中国诞生后，你们是大有作为的！”
钱三强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导师。
约里奥教授听后问道：“您回去之后上哪儿去呢？”
钱三强知道他是法国共产党员，便直率地说：“回北方去。”
听了学生的回答，对中国解放战争形势分外关注的约里奥教授很满意：“很好！我要是你的话，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回国前夕，钱三强的两位导师签署了一份评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当中，他最为优异。……钱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和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拥有的各种品德。”
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怀抱襁褓中的长女，经过一个多月海轮颠簸，于1948年6月10日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彭桓武，1915年10月出生。1935年，不到20岁的彭桓武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进入清华院深造。1938年春，彭桓武在吴有训、周培源的指导下，以优异成绩考取剑桥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就在马上要启程去香港，从香港乘远洋客轮西去英国前，周培源对彭桓武说：“你去爱丁堡大学吧，那里有马克思·玻恩。”
玻恩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现代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海森堡、被誉为“原子反应堆之父”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和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玻恩非常喜欢这位中国门生。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他还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
留学期间，彭桓武很快展露出物理学方面的天赋。在海外期间，他与哈密特、海特勒合作的成果“HHP”理论曾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国际物理界公认的介子理论。1945年，他与玻恩合作，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探索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同年夏，他获得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1946年夏，战后第一次基本粒子会议在剑桥大学举行，彭桓武应邀出席。彭桓武在这里的科学界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这是许多外籍学者求之不得的。
然而，彭桓武卻念念不忘回祖国去。归程曾被战火阻隔，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他更加归心似箭。他和滞留在法国的钱三强相约，回国后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干一场，让祖国借助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强盛起来。
1947年底，彭桓武登上东归的海轮。1948年，当爱尔兰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时，彭桓武已经在云南大学执教了。
1949年，彭桓武来到已经解放的北京，他和钱三强重逢了，暂住在叶企荪家里，他们终于能以促膝谈心代替纸上交流了。钱三强兴致勃勃地告诉彭桓武：“中央准备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就能成立一个近代物理所。”
“这回，咱们可以干起来了！”彭桓武跃跃欲试。他和钱三强商定，先从教育开始，解决物理学人才匮乏的问题。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国内第一次开设了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一个贫寒之家。1933年，郭永怀获得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奖学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39年春，郭永怀考取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1940年1月，郭永怀和同学们到上海集合，乘船去加拿大留学。上船后，他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时上岸游览。
郭永怀和同学们无比愤慨，郭永怀说：“我宁愿不出国，也不能丢掉中国人的骨气！”全体同学当即决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期间，绝不接受敌国的签证，宁可不留学，也不能忍受这种民族的屈辱。尽管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英国董事大喊大叫：“谁闹事，就取消谁的留学资格！”郭永怀和同学们仍义无反顾地集体携带行李下船登陆，返回昆明。
直到1940年8月，郭永怀和同学们在上海再度集合，乘俄国皇后号邮轮，才踏上寻求科学救国之路的漫漫旅途。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郭永怀以非凡的勤奋和才智，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的国际空气动力研究中心——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工作，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郭永怀的突出成绩，很快传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持航空研究生院工作的西亚斯教授，聘请郭永怀到该院任教。1946年9月，郭永怀来到康奈尔大学。一进校园，郭永怀就向校方声明：“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
康奈尔大学为了同附属研究院建立紧密的联系，动员郭永怀申请接触机密资料。他们发给郭永怀一张表格，其中有一栏：“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在上面写了个大大的“不”字。这样，郭永怀就不能接触任何机密资料了。
1953年，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已经7年，按规定应有1年休假。英国请他去讲学，美国不予签证。于是钱学森约请他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他们常常在一起倾诉衷肠，表述对祖国的思念和返回祖国的决心。
美国当局为了阻拦郭永怀回国，寻找借口将他的妻子李佩无理传讯达1年多时间；国民党方面也专门派人劝他到台湾，郭永怀毫不动摇，激愤地与那个人辩论了几个小时。
1955年，钱学森回到祖国。郭永怀得知这一消息后，回国之心更加迫切。这时，美国当局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填表摸底，以这种方式进行威胁。
郭永怀在表格上坚定地回答：“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他请律师向美国移民局交涉，据理力争。美国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根据1954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不得不答应郭永怀回国。
为了避免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郭永怀在做回国准备时，在他住房的后院烧了不少他多年来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手稿。
郭永怀撰写这些手稿花费了不少时间，一笔一画都很清楚；而焚烧纸稿的烟雾也会引起邻居的不满。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当时劝阻说：“何必烧掉？回国还有用。”
郭永怀说：“省得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在我脑子里了！”
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院长为他送行的野餐会上，郭永怀用烧烤香肠和汉堡牛排的炭火余烬，把未烧完的大量讲义一页一页地烧光。
在场的同事和学生们看着闪闪的火焰，许久默默无言。
事实证明了郭永怀的机智和远见。在他们搭乘的轮船即将起航时，突然上来几个彪形大汉，这些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到核科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舱房里搜查了所有行李，使开船时间推迟了两个小时。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归国科学家进入罗湖边防站，踏上了祖国的大地。几十年后，郭永怀的夫人李佩仍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当年我们过境踏上国土时，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和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非常醒目，它使我们感到兴奋又温暖。”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懷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有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他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埋头在课堂上、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同学们都叫他波克（book，意为“书本”），连房东老太太对这个不爱交际的黄皮肤年轻人也常投冷眼，不无恶意地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奶油棒冰”。他甚至没有功夫去咀嚼这寄人篱下的滋味，屈辱和苦闷都在他的沉默中变成了发愤攻读的动力。
有一天，他在报童激动的叫喊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共在长江扣留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那艘不顾人民解放军警告公然挑衅的英国军舰被解放军还击的炮火打伤了，英国朝野为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报纸上一条条通栏标题让这位中国学者眼中燃起了明亮的火花。
中国有希望了！过去这么多年总是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现在中国人也敢还手了！也敢打外国人了！走，回家，回祖国去！
这位青年学者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了祖国。他叫程开甲，后成为中国指挥过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被称为“核司令”。
若干年后，记者向他提问：如果你当年没有回来，你能想象自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
程开甲回答：“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会有一些发明创造，不过如此。可我回来就不同了，我为国家作出多大的贡献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让我们的祖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
1980年5月20日，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篇专稿，标题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写道，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慧人物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许多年以前，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因为害怕他回到中国，扣留了他五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在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一段任何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钱学森回国的历程充满着曲折和传奇。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回国前，他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二战”期间，他跟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要求回国。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要求被美方拒绝。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此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信中的内容，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恩来那里。
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國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著名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是用另一种方式踏上了回国之路。张文裕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他的妻子王承书也在密执安大学任教。两口子一心想回国，又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书籍、资料丢掉，他们想带回祖国去，以便将来之用。但如果装箱去办托运，美国移民局会扣押不说，也许还会给他们戴上一顶间谍的帽子，为了不找麻烦，两口子就想了个办法，每逢夜深人静之时，儿子睡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整理书籍、资料、讲课笔记，按照投递标准——每六磅一包，打成小包裹。白天由王承书出面，分别从几个邮局，将包裹寄到北京的姐姐家以及香港的朋友家，以便能逃脱检查。
就这样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时间，将三百多个包裹寄走了。这近两千磅的书籍资料，都是非常宝贵的，饱含着两位爱国科学家的赤诚之心。
他们的回国申请过了一年才有音讯，令人气愤的是，移民局说，他们两口子可以回中国，但他们的儿子是美国国籍，美国政府不能给一个美国公民发放到赤色中国的通行证。
张文裕、王承书愤怒不已，他们表示：儿子的护照宁可不要了，也要把儿子带回中国。
在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印度使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终于拿到回国的签证。由于回国心切，家里的两部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还有不少家具，来不及卖，都送了人。
1947年，唐山交通大学的毕业生陈能宽带着妻子，告别祖国，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路程。
在美国洛杉矶海关楼，陈能宽和妻子在办理入境手续，他正要在证件上签字。美国警察突然说：“请按手印！”
“为什么这样？他们都是签字的呀！”陈能宽不解。
“你是你，他们是他们！明白吗？”
在耶鲁大学，陈能宽以中国人特有的刻苦精神，潜心攻读，获得博士学位。而立之年，他已是哈更斯大学讲师、威斯汀豪斯研究所研究员。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一辆小车和一个温暖的家……这些已是足以扎根美国的坚实基础了，然而他忘不了祖国。
一天晚上，他漫步在校园里，被人抢劫，陈能宽反手一横，将歹徒推倒在地，一口气跑回家中。
“回祖国去，我们不能做无本之木！”他激动地对妻子和孩子说。妻子裴明丽完全理解丈夫，含泪点头：“等翅膀硬了，我们就飞回去！”
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的协议，他才真正看到了回归祖国的希望。
“怎么办？是立刻走，还是等一等？”他望着妻子怀中的小儿子发愁地说。 妻子说：“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今天的机会，孩子小不要紧，当年出国时丢下一个8个月的女儿，今天回去最小的也刚好8个月，多么有意思！”
“对，立刻走，免得夜长梦多。”星期五下班后，他直奔匹兹堡火车站，登上去纽约的火车，买了回国的船票。
1947年开始，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的朱光亚在世界著名物理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论文，在核物理这个新兴学科前沿留下了他的足迹，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名气很大。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旅美学者有两大组织，一个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一个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朱光亚是这两大组织的积极分子。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还是滞留美国，或者是去台湾，成了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思夜想的问题，也是当时留学生之间交流的中心话题。朱光亚和许多进步师生一样，积极鼓动大家回国效劳。他们还用《打倒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
从1949年底，朱光亞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自己的名字。
1950年的朱光亚，是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毅然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学同学联名的这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
后来人们统计过，早期参与中国“两弹一星”的著名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他们大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才踏上回国征程的。不说他们后来的历史功绩，单是他们放弃优厚条件，甘愿回国效力这一壮举，就值得大书特书。
领军科学家钱三强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了欢庆的人群。这个年轻人就是青年物理学家钱三强。
钱三强是抱着为国家做一件大事情的决心回来的，一件大事情——说白了就是为中国搞出原子弹来。钱三强回忆说：“1948年下半年……我曾经为了适当集中一下国内原子和科学研究力量，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当初我任教于清华大学，就首先找到校长梅贻琦。梅校长表示理解我的建议，但无能为力。他说：‘你的意见何尝不对，可现在是各立门户、各自为政，谁能顾得上这些呢！’”“接着，我又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门……在我说明来意后，他摇了摇头，感慨道：‘门户之见，根深蒂固。北平有几摊，南京有几摊，几个方面的人拢在一起，目前的形势下不易办到。还是各尽其职吧！’”“最后，我找到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他的回答是：‘在一定时期开开学术讨论会是可以的，其他恐怕难以办得到。’”“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9年3月中旬，解放军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城还不到两个月，钱三强就得到了一个通知，他作为唯一的物理科学工作者，被批准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这个大会的主席，就是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
于是，钱三强向负责联系的丁瓒反映说，能不能带点外汇，买一点急需的搞原子能研究的仪器回来。丁瓒问要带多少外汇，钱三强说，多则20万，少则5万美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丁瓒吓了一跳。不过，他还是将问题反映了上去。钱三强回忆说：“此后三天未见信息。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第四天，接到一个电话，要我到中南海去。有关什么事，没有说……在中南海里，等待我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热情招呼之后，便说：‘三强，你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1990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那时中国的整个外汇储备，不过30万美元。
正是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钱三强感觉集中全国优秀人才一起创业有了希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时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钱三强，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钱三强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是吴有训教授。据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回忆：“最突出的事例，是在我到科学院前，钱三强同志对科学院的建院工作，尤其是在建立学部委员制度方面，组建、调整研究机构方面，做了许多切实而有成效的工作。”
有人曾比喻，钱三强的组织工作对中科院而言犹如“制礼作乐”，为确定中科院的办院方针和全院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不久，吴有训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近代物理所职务由钱三强担任。仅1950年一年之中，钱三强就先后召集专门学科会议48次，与各方面科学家共同协商拟定调整研究工作方案，同时，积极组织调查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科技力量及其分布情况，先后调查了全国57所高等学校和政府产业部门所属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并提出调查结果。 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认为：“钱三强重视‘预为谋’，即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提前为国家引进和发掘了大量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谢家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我于1951年获得美国斯坦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新中国的成立使我激动不已，希望能立刻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由于当时的复杂形势，只能试探性地给国内有关部门写一封信表明回国的意愿。”
出乎谢家麟意料的是，他很快便收到了钱三强热情洋溢的亲笔信，表明了祖国期盼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的意愿。信中还诚恳地谈到国内科研事业初创的艰难，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
谢家麟认为钱三强的来信坚定了其回国的决心，后来虽然历经曲折，终于在1955年回到祖国，并在钱三强所领导的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5年，为了建好“一堆一器”，组织上指定由钱三强率领40人的队伍开赴苏联，以“热工实习团”的名义学习、考察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有关技术，直到1956年7月回国。
1956年9月，中國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龄刚刚两年的钱三强被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提名为中国科学院参加“八大”的代表候选人。这在当时说来，真的是知识分子莫大的光荣。这也表明了钱三强的社会地位是其他科学家难以比肩的——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大幕刚起，钱三强的作用无可替代。钱三强是于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入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中宣部科学处负责人于光远，规格之高，史上少见。据现有史料，钱三强可能是中共党史上从当时著名科学家中吸纳的第一名党员。
钱三强在党的八大上作了个人发言，还有幸做了一次毛泽东的法语翻译。党的八大盛况空前，有58个国家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大会期间，根据部分兄弟党的要求，毛泽东会见了一些代表团团长。经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推荐，钱三强担任了会见时的法语翻译。会见时所谈内容，主要涉及兄弟党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不满。能在这种场合担任毛泽东的翻译，反映了组织上对钱三强的无比信任。
这一年，中国科学院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进行了内部机构调整，撤销了原先由钱三强负责的学术秘书处，钱三强改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秘书长由裴丽生担任。这样，钱三强既是科学院的领导成员，还是物理研究所的所长，算得上是中科院的顶梁柱。
同年，原子弹工程全面启动。鉴于原子弹工程过于庞大、复杂。为了加快研制步伐，周恩来提议，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专门机构，专司负责原子弹研制事宜。当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文中称二机部），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宋任穷被任命为部长，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1956年担任三机部副部长，对于钱三强而言，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说：“中国核物理有了他（钱三强）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王淦昌的话是当事人的知人之论，持平之论。
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最初几年，近代物理所条件很差，基本没什么设备，钱三强想方设法网罗人才，除了老资格的赵忠尧，他从清华要来了在英国曾经获得哲学、科学双博士学位的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要来了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又邀请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来所里工作，当然也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还有被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也被他要来了，还有一些当时不太知名的大学生。正是这些人，参与了近代物理所的创建，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聚到了一起。
由于外国封锁，缺乏器材，钱三强发动大家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自己动手制造了一批简易仪器。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竟被警察误认为小偷，给扣了起来，闹了一个大笑话。
这个时候，没有人告诉钱三强中国要搞原子弹，他甚至不知道已经发现了铀矿苗头。钱三强完全凭着一种直觉，预感到要发生什么，悄悄开始了部署。中国要想征服原子弹，近代物理所责无旁贷！
钱三强精心部署策划，在以原子核物理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全方位开展各相关领域的研究，通过科研实践，既出成果又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使之尽快适应原子能应用的需要，形成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以钱三强为首组建的这个基地，后来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据统计，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7位是直接由钱三强推荐到核武器研究第一线的。从1959年起的6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国输送科技人员914人；该所还为二机部所属各院、所、厂培训科技人员达1706人。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坚。据不完全统计，在原子能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中，有近40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是原子能事业起步的关键设备。为了它，钱三强早在1953年率团访苏时就用心打探，回国后他先后登门向国家计委主任高岗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还给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递交材料，请求支持搞“一堆一器”。1955年初中苏达成合作意向后，4月他参加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签署协议，“一堆一器”被列入其中；7月国家成立专管堆和器建设的建筑技术局，钱三强被任为第一副局长，他先是带领人员跑遍京郊区选址，10月他和彭桓武等率领30余人的“热工实习团”赴苏，参加审查堆和器的初步设计，并组织人员对口学习和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时逾半年之久。1958年9月，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所二部（坨里）建成并正式移交生产。其时，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称“这是我国发展原子能科学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
中苏关系破裂，苏方撤走专家，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猛然间被人卡住了脖子。处在严峻形势下和特殊位置上的钱三强肩负着特殊使命，他要为实施中央新决策重新排兵布阵，他要为部领导当好参谋，他要在科学家中起到磁铁作用，团结并组织合适人选到位，解决可能出现的科学技术难题，不让问题卡壳。 二机部主管科技干部的负责人在总结那段历史时写道：“在组织核武器研制阶段，也是三强同志点名提出调哪些专家来参加核武器哪个方面的研制较为合适的意见，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都是由他提出并经领导同意后调到九局去的。在核燃料生产、研究和实验过程中，急需化学分析和化工专家，又是他提出请调吴征铠和汪德熙同志的。全国各大学设置原子能专业，也是钱三强同志积极倡议，部领导大力支持而建起来的。”
其实，由钱三强点将的名单还很长，如郭永怀、程开甲、黄祖洽、王承书、吕敏、陆祖荫、王方定、钱皋韵等。因此宋任穷1993年感慨说：“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在苏方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后，为了实现中央“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新决策，钱三强铆足劲地干，在张劲夫“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的通令下，他和裴丽生以院、部协作小组的名义，调动科学院20几个研究所的精锐力量，为“两弹”清障。仅关键的1961年，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承担二机部任务共83项，计222个研究课题，任务全部及时完成，保证了需要。这年5月，钱三强领受聂荣臻“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国防尖端任务”的指示，7月起他亲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向金属所、长春应化所和土木建筑所安排有关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攻关任务；9月他南下矿冶所、湖南铀矿厂，落实铀矿采选和化学冶金联合攻关；10月他到湖南二矿检查工作，两个月后和裴丽生在衡阳主持召开现场会，就铀水冶厂生产及设备中148个技术问题进行“群医会诊”。也在这一年，为了清除原子弹研制中最大的拦路虎——气体扩散分离膜技术，钱三强先在原子能所组织研究小组进行前期探索，接着他和裴丽生组织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60余人联合攻关，终于在1963年秋完成实验室试制，年底实现工厂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全世界都惊诧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2年零8个月的高速度。这个速度比美国快了4年7个月，比法国快了6年4个月。后经方方面面回忆总结，终于有了答案——它得益于当初钱三强下了一步妙棋。
錢三强走这步棋，正是原子弹研制最紧张关键的1960年下半年。那时他和刘杰商议并得到积极支持，由他在原子能所亲自组织黄祖洽、于敏等骨干成立轻核理论组（代号470组），对氢弹理论开展先行一步的预研究。这个组一度发展到40多人，此外钱三强还请来华罗庚、谷超豪等帮助解决其中的数值计算。几年时间470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69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这使得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个月后（1965年1月），原子能所轻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共31人，带着所有研究成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情况正如黄祖洽在自述中写的：“合并后，大家协作，发挥各自的长处，在原有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实现氢弹的具体途径。果然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核爆的试验，便在1967年，即原子弹爆炸后2年零8个月，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记录。”
对钱三强在“两弹”研制中所起的战略科学家作用，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而又最知情的张劲夫，在他1999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请历史不要忘记》里写道：
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2年零8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
在那个特殊年代，科学家的命运总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起伏，这在钱三强的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钱三强因政治上靠近党而“少年得志”，中国科学院甫一成立，便担任计划局局长、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54年，钱三强入党，他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入党的高级“海归”科学家。1956年，43岁的钱三强荣任二机部副部长，主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工作。在当时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他与钱学森是最为耀眼的明星。
但是这样一个对中国原子弹事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三天，就下放参加“四清”教育。拐点发端于1962年的广州会议。1962年2月15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通称“广州会议”），这是继1956年初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的又一重要会议。陈毅在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周恩来则在讲话中明确宣布“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其实也就是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点，无疑成为本次会议的灵魂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领导人在会上的这些言行让参加会议的科学家激动不已，倍感鼓舞。钱三强是与会科学家之一。在思想上，他是非常认同广州会议的精神的。因此，参加完广州会议回到北京后，钱三强就成为广州会议精神的积极宣传者。
历史的变化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就在全国上下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时候，广州会议的灵魂——周恩来关于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点不仅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还受到了批评。如此一来，积极宣传广州会议精神的钱三强在二机部就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以至于出现了将钱三强调离二机部的声音。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为此亲自到二机部了解情况，并委托聂荣臻继续调查。聂荣臻在了解情况后，在二机部的一次会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连钱三强都不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就这样，事情算是暂时平息了。然而，自此以后，二机部很多重要工作和任务已开始远离钱三强。基于对自身这种艰难境况的认识，1963年夏天，钱三强当面向聂荣臻提出了回科学院工作的请求。对此，钱三强有深刻的记忆，在纪念聂荣臻的一篇文章里，他委婉地说：“当原子能工作大体安排就绪以后，我曾考虑可以离开工业部门回科学院工作，于是向聂总提出了这个要求，聂总表示不能同意。他说，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再谈工作问题。” 尽管聂荣臻将钱三强挽留在了二机部，但研制原子弹的后期工作任务已与他渐行渐远，以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还是在爆炸前的几个小时钱三强去二机部部长刘杰办公室时，刘杰告诉他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三天，也就是1964年10月18日，钱三强便遵照组织上的安排，乘上南下的火车，去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教育（后改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1965年春节，钱三强从河南信阳返京度假，登门向郭沫若拜年，并提出回科学院工作的请求，7月，钱三强被任命为改组后的中科院党委委员。
钱三强从原子弹研制的核心人物到“靠边站”，表面上的导火索发端于1962年春天的广州会议；而实际上，钱三强逐渐“靠边站”，有一个矛盾长期积累的过程，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单纯因宣传广州会议精神而遭祸那样简单。
就主观方面来说，钱三强在性格上、在为人处世上“很吃亏”。葛能全曾跟随钱三强16年，对钱三强有较深的认识。葛能全就认为，钱三强嫉恶如仇，看不惯生活中的歪风邪气；遇事直来直去，说话不留情面，不会迎合形势发展说违心话等，这使得他在当时特有的政治氛围中“很吃亏”。张劲夫将钱三强的这种性格称之为“可爱的书生气……较之官僚气要好得多”。尽管此话不假，但毕竟“书生气”的性格并不讨人喜欢，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再加上钱三强在党中央的信任和力挺下，年龄不大即官至高位，“少年得志”是很容易招风而遭人排斥的。
主观方面的这些因素使钱三强在二机部的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他是二机部部领导中唯一的一位科学家，而且是有很大成就的核物理学家，与其他革命出身的部领导之间的冲突比较多。比如，1966年5月，二机部党组在一份文件里就指出：“他（钱三强）有严重的权威思想，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对党的领导不放在眼里。”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钱三强在二机部与其他部领导之间的关系。据葛能全的《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钱三强在担任二机部副部长期间，多次受到组织的批判，以至于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期间，他向自己的好友、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光远谈起自己在二机部“处境不怎么好”。于光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能理解，对中国的官场三强是很难适应的。”
如果说主观因素是钱三强“靠边站”的重要原因，那么客观因素则为钱三强的“靠边站”提供了可能性。
1962年，原子弹研制的各个系统布局完成，各项科研攻关正有条不紊推进，尽管在铀浓缩设备核心部件——分离膜研制的问题上进展稍缓慢，但经过1961年钱三强的努力，几支科研队伍合并进行集体攻关，到1962年下半年已有突破性进展。总的来说，到1962年，原子弹的研制已有眉目，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年秋天，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在这种情况下，钱三强这个主管科研、排兵布阵、技术总负责人的副部长发挥独特作用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有没有他，已经不影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了。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的紧张气氛下，在意识形态至上和极端强调保密的时代背景下，像钱三强这样因工作需要曾经频繁出使苏联，与苏联科学界有极深交往的人，是很容易遭到怀疑的。
或许这就是钱三强作为科技领军人物却是如此结局的悖论之所在：新中国的科学发展需要钱三强放弃专业研究而投身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而一旦这种开创性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变得有章可循，变得比较容易被替代的时候，科学事业的开创者却被自己所开创的事业“边缘化”。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为了准备发言稿，钱三强前一天晚上在书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凌晨，第二天他又坚持听完所有人的讲话之后才回家休息。
当天晚上，钱三强心脏病发作，一个月后去世。
有一首诗最确切、最全面勾勒了钱三强的一生，诗的作者是著名光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大珩。王大珩和钱三强是彼此相识时间最长（1920年起）、知之甚深的学友和同事。现照录于此（原注省略）：
幼自更名志气先 人道少年非等闲
四载清华攻“牛爱” 一朝出国成大贤
纷纭战火历辛苦 难得何姐结良缘
诚赞华夏有居里 铀核三分创新篇
祖国革命换人间 英才驰骋有地天
计穷顽敌施细菌 敢邀正义揭凶焰
两研纵横继往业 一院科学展宏颜
原子大事奠基业 春雷一声秉穹轩
十年动乱耐磨炼 响应改革志趣坚
霞光照晚红灼灼 赢得国际好名衔
须知继业满桃李 荣哉奋拓半百年
相识七旬称莫逆 哀悼挚友痛心弦
至纯至真邓稼先
李觉的核武器研究院刚成立时，尚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
那时，中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基本上都在钱三强的原子能所。李觉想往里调人，又不知道调什么人好，除了业务能力，那个年代，还有一条极其重要的标准——政治上绝对不能有问题。
李觉找到刘杰、钱三强，说，其他人可以暂缓，但理论部主任必须马上到位。原子弹模型的接收，资料的翻译、学习，都是理论部的事，急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来组织。
刘杰说：“最好是三强同志来物色。”
钱三强分析说，核武器研究院是核武器研究的龙头，理论室可以说是这个龙头中的龙头，将来会有许多著名科学家云集在此，所以这个主任除了政治条件好，组织观念强之外，业务水平要很强，一般的强都不行。但又必须是年轻人，年龄稍大一些，体力、精力都吃不消。要能团结人，要善于识人、用人。尤其需要有创新精神，敢负责任的精神，不怕挫折的精神。
李觉说，这样的人还真难找。
钱三强突然对李觉道：“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刘杰、李觉同时愣了，问是谁？
钱三強说：“邓稼先！” 彼时的邓稼先，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的一位学术秘书，是钱三强的得力助手。
自从钱三强说出邓稼先的名字后，邓稼先一生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
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从事核物理研究的邓稼先稍一沉吟，马上明白——国家要研制原子弹。当钱三强谈了工作的意义和任务之后，邓稼先全都懂了。不过，这项工作之艰巨、自己后半生将为此付出的代价，一切的一切，在当时他都不得而知。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夜，他一反常态地无法安睡。到后来，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后来，我说你给我一个回信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也许这都不行。”当时我们聊到了十几年前，国家备受侵略者蹂躏、日本的飞机肆无忌惮轰炸的情景。他突然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或许是他要留给亲人的纪念吧！之后，邓稼先走了。他的妻子许鹿希感到一种莫名的伤害，因为，没有一个人给她解释什么，丈夫就这样活生生地从身边“消失”了。
杨振宁后来回忆：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一出来，他就想到了邓稼先，但是没处问，也不敢说，这个猜测和秘密一直藏在心里。1986年，邓稼先逝世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是钱三强推荐的邓稼先，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很多人问杨振宁，如果邓稼先留在美国是否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他五十年代回国，是否也会投身到原子弹的研究中。这没法回答。他说：“我和稼先的友谊持续了一生，我们选了不同的路，我很敬佩，也很羡慕稼先。”
杨振宁这样写道：“……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中国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弹的设计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好友。邓稼先于1945年自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邓稼先离开工作8年之久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到二机部九局（后改为九院）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人。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选了28名应届毕业生。新成立的九院位于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邓稼先和新来的大学生白手起家。他们砍高粱、平田地、运砖石、和泥推车，干得热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邓稼先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大学生们欢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微笑着，慈眉善目。他熟练地掌握俄语、德语和英语，他曾在妻子面前用德语演唱《欢乐颂》，孩子般的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核物理对这些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邓稼先对他们的“扫盲”就从自己帆布书包的3本书开始。冬天来了，参加“扫盲班”的大學生住在亲手建起的宿舍里，湿墙湿地湿被褥，室内比室外还冷。冻得无法忍受时，邓稼先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一家副食店看书。副食店有个烧得通红的大铁炉。
1960年7月28日，钱三强把邓稼先请到办公室。他告诉邓稼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历史选择了邓稼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要造原子弹，首先要拿出理论设计方案，如同建房要有图纸一般，这是重中之重。
邓稼先肩负大山般的重压，艰难前行。邓稼先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
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淦昌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同年，上级又下达命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转向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3年初春，原子弹的冷试验成功之后。邓稼先所在的九院要远迁到青海的金银滩。邓稼先接到通知后，急忙奔向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向父母辞别。一路上，他回想自己从西南联大毕业，返回阔别6年的北平，倾其所有为父亲带回两瓶茅台酒，为母亲献上深情的吻；他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就启程回国，一进家门他就高声叫着：“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见到双亲，他放下手中的行李，深深地鞠躬；父亲喜欢喝酒，他陪着对酌，一边听老父讲解古字画，一边摇晃着酒瓶再干一杯；母亲有哮喘，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学会了打针；早年，朗润园没有暖气，晚上睡觉前，邓稼先总是脱掉外衣钻进母亲的被窝，捂热之后，再请母亲休息…… 今天，邓稼先回家，没有带妻子儿女，没有像往日为父亲按摩，为母亲捶背，哄双亲欢笑。他忍着眼中的泪水，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母，他要出一趟远门。
母亲心疼地说：“你不能换个新课题研究吗？瞧你，为那个氘呀氚呀的，弄得连家都回不来，把人也折腾呆了，哑了。看你这个样子，真让妈妈我心痛啊！”
邓稼先强作欢颜：“妈妈，我早就改换研究题目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常来陪妈妈和爸爸呀！”说完，他起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科研之余，邓稼先不仅教年轻人学唱京剧《望江亭》、《杨门女将》，还教年轻人练体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时候，他便领着大伙儿在室内“跳木马”，他常常手扶双腿当“木马”，让年轻人一个个从自己背上跳过去。他们玩出汗了，弓着身的邓稼先却手脚冰凉。当他直起腰，一边活动手脚一边对围上来的年轻人说：“这就叫互相跨越。”
李觉称他是“娃娃头”，说他把欢乐带给了青年人，而青年人在他的带领下，把优异的科研成果奉献给了祖国。就是他们，在青海的金银滩上造出了原子弹试验模型。此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西北基地形成了总攻态势。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总装成功。两个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员陆续向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
原子弹交付试验前，邓稼先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紧张和焦虑吞噬着他的心：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问题搅扰得他手脚发凉。许多领导又兴奋又紧张，忍不住都来问邓稼先有没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时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就说：“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当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巨响，邓稼先喜极而泣，热泪长流。在西南联大时，他就开始咏唱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今天终于实现了。此生的价值、曾有过的艰辛和奋斗都变得有了光辉，人生多么美好！此刻多么幸福！
正当他沉浸在欢乐与自豪之中，九院党委书记刁君寿找到他，塞给他一张机票，低声说：“你母亲病危。”
邓稼先仿佛瞬间掉进了冰窟。当他赶回北京，守候在西郊机场的妻子带着他直奔医院。母亲浑身插满管子。邓稼先扑上去，抓住母亲的手哭喊：“妈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弥留之际的母亲微微睁了一下双眼，她已经无法说话，失神的目光里，似乎透着欣喜。母亲那只被邓稼先握着的手，突然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捏了一下，邓稼先一阵欢喜，赶紧回应。当他发现母亲的枕边，有一份刊登着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号外。邓稼先感激地望着妻子，眼中饱含热泪。邓稼先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内心充满愧疚。三天后，母亲与世长辞。
邓稼先很快返回单位。这时，理论部的队伍壮大了，而且早在1960年，钱三强组织人员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美国一位氢弹专家说过：“搞氢弹就像是迷失在原始森林的孩子一样，既充满着危险，又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自己有一颗古代炼丹士的心，也难免陷入地狱和苦海里挣扎。”
邓稼先决心带领这些年轻探索者启程，他们依托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的兵器是一张书桌、一把尺子、一块黑板，但他们拥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激情，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永不知疲倦的大脑。
1966年12月28日，他们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狂风肆虐，飞沙走石。邓稼先与大家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帐篷，唯一的特殊化就是他拥有一个便壶。
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邓稼先只身在大西北，亲人们都在北京。每逢有同事来京出差，只要妻子许鹿希知道，总会买些他爱吃的好东西捎去。东西捎来，他跟基地的同事们抢着吃。开会时，人们喜欢在他的宿舍，这里有香烟有糖块。邓稼先到厂区，有人会直接到他兜里掏香烟。
许鹿希却深感惆怅：“给他买东西我愿意。但是，人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知道。”
邓稼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衣服要穿着去看女儿，女儿在内蒙插队锻炼。平时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让同事孟昭利找来医用的白胶布贴上。有一次，介绍有关氢弹研制的情况，结束后，程开甲的妻子看到邓稼先衣服上贴着白条，就问孟昭利：“小孟，老邓身上贴的什么？”
“大姐，你快帮帮忙！我不会缝衣服，只能用胶布贴上。”孟昭利好像找到了救星。有一天，邓稼先神秘地对别人说：“老高，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煮面条是水开了才放面条啊！”
“对呀。”
“以前，我是把面条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鄧稼先终于盼到了去内蒙乌拉特前旗看女儿。他穿上蓝涤卡上衣，带着平日里积攒的罐头，心情愉悦地上路了。他见到14岁就来锻炼的女儿，内心非常高兴。他给女儿打开猪肉罐头，女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邓稼先一阵心酸。返回的路上，邓稼先郁郁寡欢、满心愧疚。他想到女儿刚会喊爸爸的时候，他就兴奋地用双手抱住不满周岁的女儿，要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不仅要她重复地叫爸爸，渐渐地，还让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邓稼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尽到当爸爸的义务。一家四口，天各一方。
在工作中，邓稼先常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邓稼先的工作伴随着危险。一次，在特种车间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就是把极纯的放射性极强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状。既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也不能出丝毫差错。李觉和邓稼先同时站在工人的身后。工人心里踏实了，全神贯注。半夜时分，李觉心脏病发作，不能相伴到底。邓稼先一直坚持站在工人师傅身后，工人换班他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产品。 核武器爆炸试验前，要插雷管，这是所有危险工作中最危险的。邓稼先总是无言地站在操作者身后。
有一次午夜时分，邓稼先刚刚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点问题。他放下电话，穿着拖鞋就上了吉普车。黑夜里的瓢泼大雨，使河水漫过桥面。司机内心紧张，减慢了车速。邓稼先使劲摇晃着司机的肩膀喊道：“冲，往前冲！”司机急切地说：“老邓，你可是大科学家啊！”邓稼先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机明白邓稼先的心情，加大油门，冲过桥面。到了车间，邓稼先立即投入工作，一天一夜，故障终于排除。
在一次试验中，核弹的碎片散落在地面，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为了找到原因，他不顾危险抵达现场，不由自主地捡起了弹片，反应过来，又急忙扔到地上。当他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见到领导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妻子带着他拜访一些知名医学专家，他们惊讶地问，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如何会坏到极点？妻子无言以对。
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回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工作。张爱萍发现他气色不好，便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逼着邓稼先去医院检查。医生查完，生气地问：“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8月10日，邓稼先做直肠癌手术。张爱萍赶到医院，一直等了5个小时，直到手术结束。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都已变硬，已经到了晚期。
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核大国已达到了理论极限。这样，他们就会主张核禁试。邓稼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就可能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出院回家小住时，他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为起草建议书做准备。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中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交车，竟发现老邓从另一个车门下来。他是刚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腰间还别着一个引流袋。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的癌细胞转移加快，疼痛剧烈，他做了一次小手术，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他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垫上，伏案修改，最终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让许鹿希把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签名的建议书亲自送到九院领导手中。临出门，邓稼先叫住她：“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5月16日，邓稼先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同事卢登贵来看他，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
“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着，他努力翻身。
卢登贵心疼地安抚他。他握着卢登贵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深情而内疚地对妻子说：“苦了你了！”许久，他又平静地说：“死而无憾！”
1986年7月29日，许鹿希悲痛地握着邓稼先的双手，喃喃地哭道：“他的血流尽了。”从1958年的那个夏夜开始，他就把自己的智慧、才学、甚至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华民族的强国大梦。
赵忠尧：“中国核物理的开山鼻祖”
赵忠尧，这个名字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他是中国乃至世界核物理研究史上举重若轻的开拓者，他“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中国核物理鼻祖”之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许多重要人才都受业于他。1982年6月，一百多位物理学家聚集一堂，分别以老同学、老同事和学生身份，庆贺赵忠尧80大寿。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在贺信中称赵忠尧为“中国核物理的开山鼻祖”。这是对赵忠尧几十年来为我国核物理科学发展所作贡献的恰当评价。
赵忠尧（1902年6月-1998年5月），浙江省诸暨县人，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助教。他工作踏实，肯钻研，深得物理学界前辈叶企荪的器重。1925年夏，叶企荪奉命筹建清华学堂大学本科，携赵忠尧前往，让他在新筹建的物理实验室任职。
1927年赵忠尧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赵忠尧的关于“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博士论文发表后，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国际物理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赵忠尧成为世界物理学界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的人，这个发现，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奖，当时瑞典皇家学会曾郑重考虑过授予赵忠尧诺贝尔奖。可有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对赵忠尧的成果提出了疑问，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赵忠尧的结果是完全准确的，但这却影响了赵忠尧的成果被进一步确认。
1936年，为了表彰正电子的发现這一重要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1932年在云雾室中观测到正电子径迹的安德逊，而不是1930年首先发现了正负电子湮灭的赵忠尧。安德逊后来承认，他的实验是受到赵忠尧实验结果的启发并直接在此基础上做出来的，获得诺贝尔奖是自己“捡了便宜”。前诺贝尔物理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曾在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尽管许多人为赵忠尧憾失诺贝尔奖感到唏嘘，但赵忠尧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全身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不为名利所累。
1931年，赵忠尧学成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我国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当时中国的核物理研究还是空白，他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赵忠尧先后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任教。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坚持研究，提出正电子的实验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没有可能完成这些实验，他只好将实验方案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赵忠尧与他的老师叶企荪一起培养了一批以后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才：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等。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李振道也都受业于赵忠尧。 1946年6月30日，美国继在日本扔下原子弹后，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上又试爆了一颗原子弹。此时，在距该岛爆炸中心25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英、法、苏、中四个同盟国的代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集团的盟友代表，应美国政府之邀正在观“战”，国民政府派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参观。
当其他国家的代表都情不自禁地为核爆炸的威力惊呼时，赵忠尧却沉默不语，他在想中国什么时候也能释放出这样巨大的能量？他清楚地意识到要在这个强权世界上生存和“不挨打”，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核科学，这是一个爱国科学家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次演习完毕，观摩代表都回到美国本土游玩一番后，各自回国。美国国防部在机场却发现，回国的盟国参观代表队伍中唯独少了中国代表赵忠尧，他上哪儿去了呢？
赵忠尧的“失踪”并不神秘，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赵忠尧此行，负有进一步接触了解核爆炸核心技术的使命。当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让他“滞留”美国，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掌握核心技术，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本栋本人则留在国内筹款给他汇去。
1946年赵忠尧趁参观原子弹爆炸之机回到母校，他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迅速掌握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密立根显然知道赵忠尧此行的目的，他十分赞赏赵忠尧的才智，也敬佩赵忠尧的爱国心。更何况，美国的核爆炸是建立在赵忠尧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为了让赵忠尧在实验室多研究一段时间，密立根聘他为自己的工作助手，特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相关核心图纸。
这时，萨本栋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的费用。钱汇来了，赵忠尧感觉有点儿犯难，买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这点儿钱根本就不够。即便买到，也拿不到出口許可证，无法运回中国，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赵忠尧唯一的办法是将技术参数默背下来，烂熟于心，回国后自己设计制造，而一些在国内一时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想方设法托运回去。
赵忠尧成了实验室里最勤奋的人。他在拼命完成科研项目的同时，掌握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参数。每天平均工作16小时以上。
之后，赵忠尧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卡内基地磁研究所等处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不久，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下令“一切外籍人士必须离开核物理实验室”，赵忠尧只得到纽约等地的科研机构当个“临时工”，进一步掌握相关技术。那时，他的生活经费一年只有2000美元，而当时的公派人员是1万美元，瘦弱而坚强的赵忠尧节省每一个美元，用来购置加速器设备。他尽可能地节衣缩食，一日三餐大多是开水、面包加咸菜。
1948年，身在美国的赵忠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他完成了静电加速器的器材订购任务，欲回国研制。是时，国民党政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个旧政权眼看就要土崩瓦解，赵忠尧决定待尘埃落定，由共产党领导执政的新中国成立后再回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赵忠尧兴奋异常，欢喜雀跃。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都暗里相约回到祖国效力，赵忠尧也这么打算着。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中美已不通航，大陆学者借道香港回国也受到重重阻挠，赵忠尧历经5个多月的磨难，才得到香港过境许可证，踏上返回祖国的航程。
令赵忠尧没想到的是，此时台湾当局和美国已经把他作为争夺目标，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回到祖国大陆去。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涂光炽、罗时钧、沈善炯、鲍立奎等一百多位中国留美学者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他本人被指控为共产党“毛的间谍”而被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了起来。赵忠尧的东西也遭到野蛮翻查，但因为一个月之前，赵忠尧已经将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而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摆放，成功地迷惑了美国的搜查官员，赵忠尧被放行了。
然而，美国情报局还是回过了神来，这位差一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中国学者可能掌握核心机密！美军最高司令部连发三道命令拦截赵忠尧。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靠岸时，美军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冲上船，将赵忠尧押进巢鸭军事监狱。与赵忠尧一起押进监狱的还有罗时钧（空气动力学家）和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台湾驻日代表团派人软硬兼施，要把赵忠尧等人带到台湾去，甚至有一次让他们三个人面对一堵墙站好，美国宪兵在他们背后拉枪栓进行威胁，如不承认“罪行”，坚持不到台湾去洗心革面，就毙了他们。他们宁死不屈，决不到台湾去。硬的不行，再来软的，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打去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美国政府为了扣留赵忠尧，不惜编造出各种谣言。他们仔细地检查了赵忠尧的每一件行李里的每一件东西，每一张纸上的每一个字，但始终找不到“罪证”。
中国核物理学家被“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美军监狱的消息披露后，引起轩然大波，世界舆论高度关注，美国科学界也提出严厉质问和强烈抗议，中国掀起了谴责美国政府暴行、营救赵忠尧的巨大浪潮。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找不到证据，只得将赵忠尧放行。
1950年11月28日，冲破阻挠的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就在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终于辗转回到了中国。
赵忠尧将带回的器材和零件，如数交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对我国原子核爆炸事业具有一锤定音举足轻重的作用。
赵忠尧将才智融汇进我国壮丽的国防事业之中，他的研究同时还发展了我国的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术，对我国高技术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他归国的十多年后，我国自制的原子弹试爆成功，蘑菇云在祖国大西北升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从此确立。 “文革”中，由于曾滞留美国的经历，赵忠尧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赵忠尧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彼时的赵忠尧年事已高，但他仍积极参加高能实验基地的建设以及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带出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9年以来，一批新的科研成果陆续问世，这一切蕴含了包括赵忠尧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而此时，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则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中青年科学家。
为了表彰他对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香港的何梁何利基金会于1995年向趙忠尧颁发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奖后，赵忠尧当即决定将“何梁何利奖”的奖金全部捐赠出来，设立“赵忠尧奖学金”，以奖励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物理系的优秀学生，激励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勤奋学习。
1998年5月，一向为人低调的赵忠尧辞别了人世，享年96岁。历史记住了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杰出的物理学者，一位创造过如此辉煌业绩的核物理先驱，一位为我国的物理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一生的爱国者！
彭桓武：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彭桓武担任副所长，成为我国近代物理研究的拓荒者，同时，他还在清华和北大任教。为摸清核物理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状况和趋势，彭桓武、朱洪元、金星南组织一批年轻人进行了艰苦的调研，逐步开展起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理论的研究，填补了我国核理论的空白，同时注意到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性理论工作，并培养出黄祖洽、邓稼先、于敏、周光召等年轻一代。
在钱三强支持下，彭桓武不但高度重视理论队伍的建设，在较短的时间里建设起一支精干的能打硬仗的理论队伍，而且十分关注实验物理方面人员的理论水平的提高。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之所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因为打好了“理论仗”，这不能不说是彭桓武、钱三强他们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结果。
1961年4月初，钱三强来找彭桓武说，中央决定调他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彭桓武二话没说，坚决同意了。彭桓武辛勤躬身于学术领导和组织指挥工作，同时为钱三强出谋划策，被同志们尊称为钱三强的“参谋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里的观察所一片欢腾。望着光芒四射、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彭桓武眼底酸涩，突然想哭。他赋诗道：“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能数理化成功。”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举世震惊的神话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当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之后，彭桓武又率领他的队伍攻向新的课题——氢弹。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不可比拟的。有人形象地比喻道：原子弹只是氢弹的火柴头。而这通向氢弹的道路更是充满了荆棘，一个又一个关于氢弹的模型从探索者的脑海中艰难地诞生，又在严密的计算之后被无情地否定。
在彭桓武、朱光亚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彭桓武以学术带头人的领导魄力召集各种讨论会，让不同的观点、相悖的认识汇集在这条集体智慧的河流中。然后，经过他独特卓绝的洞察力的凝聚和升华，最后形成三个方案。彭桓武根据各人不同的研究风格，安排理论部的三位副主任分别带队，展开多路探索。一番苦干之后，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一个个秘密被揭开，新的理论方案诞生了，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前夕，国家颁布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和名单，彭桓武领导和参加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荣登榜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当核武器研究院有关领导给彭桓武送奖章时，他却坚决不受。
彭桓武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说话间，彭桓武撕下一页日历，提笔在上面写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在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上，国家颁发给“两弹”理论设计功勋们的奖章和奖状旁，也摆放着彭桓武的这两句题词。
1995年，彭桓武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当时，他身患多种疾病，有人劝他拿这笔钱去美国看病，他却想到用这笔钱设立了“彭桓武纪念赠款”。于是成立了他一个人既当主任又当办事员的“评奖委员会”——用自己的方式奖励那些当年为祖国尖端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年纪大了退下来，没有力量去竞争奖项的人。至于留不留点财产给唯一的儿子，彭桓武早在送儿子去国外留学时就已讲明：“当初我的父亲没给我留下什么家产，我也不会有什么家产留给你。”儿子动情地说：“我有你这样的父亲已经很知足了。”
彭桓武晚年的生活越过越简单，他不断辞去各种职务、奖励、荣誉和头衔。最后，他只保留了两个称号——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一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
彭桓武年近九旬时，有人问他：“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您最终追求的是什么？”“追求什么？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彭桓武确实如此，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历尽铅华，他的那颗把毕生献给祖国的赤子之心，却始终没有变过。
2006年9月25日，为了表彰彭桓武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理论物理领域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国家天文台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请将编号48798正式命名为“彭桓武星”的建议获得批准。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彭桓武星”——这颗承载着彭桓武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天体，将永远遨游寰宇、光耀苍穹！
朱光亚：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行列中，他是最晚被解密的 朱光亚，湖北宜昌人。幼年时，跟随父母从宜昌迁到汉口。1942年，考取了西南联大，和先后入学的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四人志趣相投，成为好友。
20世纪40年代，由中共领导的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朱光亚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刚，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听取地下党的指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也想制造原子弹，他请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国际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想办法。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并由他们各选两位杰出的年輕学者，与他们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吴大猷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8月，朱光亚与李政道等人一起赴美。这一行人怀揣着“造弹”梦想从旧金山上岸后，却迎来当头一棒，当时的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朱光亚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帮助中国人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发展自己。1946年9月，他选择进入了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学习，并选择了核物理专业。
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这也是目前公开渠道可查到的仅有的朱光亚的4篇学术论文。
回国后的朱光亚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出版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时年35岁的朱光亚就这样挑起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组织和领导工作。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很出名的科学家们，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这期间，朱光亚主持起草了被誉为原子弹发展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从此，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由于司机走错了路，朱光亚一行人还没有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时，一向刚强内敛的他一时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18年前他试图在美国寻找的“原子弹梦”，终于实现了。这天，朱光亚开怀畅饮，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喝醉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成功，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接着，他又组织力量，获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在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舞台上，朱光亚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曾经担任过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原科技委主任郑绍唐研究员说：“如果把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比作‘中国的汉斯·贝特’，那么，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朱光亚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几十年后，当朱光亚的莫逆之交、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调侃地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
然而朱光亚在谈起自己这一时期的工作时，却将自己比作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他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
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名单里，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注意到这一点，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朱光亚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一直身处决策层，无论是在发展战略，还是在关键技术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胡思得回忆说。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扬言：“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三国签订该条约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并提出建议：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将核武器研制成功。
同时，报告还战略性地提出：我国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中央专委会1963年9月做出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9月23日，在朱光亚等人的指挥下，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等人指导下，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晚，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此前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朱光亚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长子朱明远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物理书都是爸爸的，化学书都是妈妈的，他们姐弟三人只知道爸爸是搞物理的。
“大概是1967年还是1968年，我们一群大院的小孩儿凑在一起，不知道谁聊起这个话题，说我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认证，就是每次核试验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出差，这么一认证，确实，每次核试验，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大概他们说是出差去西北，这个是知道的，所以这么一确认，他们是搞原子弹的。”
“晚年，父亲在回顾往事时说：‘这是集体的事业，所有的一切荣誉都是集体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我们觉得，父亲是一位天生的物理学家，他做一切事情，做科研，搞管理，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严谨认真、实事求是。这才有他在指挥核试验时处理飞机带核弹着陆时的冷静和胆魄，这才有他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的坚持原则、决不动摇。这是他后来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帅才’，在处理科技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时像北宋名相吕端那样大事不糊涂的基础。”
朱明远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中这样写到：“在没有空调的年月，电风扇也不普及的时候，夏天全家人吃饭，围坐一桌，只要父亲在家，他都会亲自为大家摆好家中的台式电风扇。当电风扇转起来的时，他还要观察一下它摆头时是否能吹到大家，因为这样全桌人才会都感受到清凉。要是电风扇只往一个方向吹，他就会放下碗筷去调整角度，而且是不厌其烦。而亲情，也许就是体现在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小事情中。”
“这就是父亲，多年来，一直是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以行动来影响与感召他周围的人。他以思想的深邃与智慧、做事的求真与务实、胸怀的博大与仁厚、待人的真诚与坦然、去对待他的事业和善待他周围的人。”朱明远夫人顾小英说。
多年来，世人一直看不到报道朱光亚个人事迹的文章，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朱光亚那里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他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以后再说”。因此，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行列中，他是最晚被解密的。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逝世，享年87岁。
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法国传入中国，自始至今，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
“文革”结束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作为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有关“两弹一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时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應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此说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
“两弹一星”精神长存
2014年，88岁的“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获当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颁奖。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他当年取得的氢弹理论突破至今是全球两大氢弹构型之一，被称为于敏构型。于敏所从事的工作曾长期保密，他的存在直到1988年才被外界得知。
环球时报就此发表文章称（节选）：
从今天市场环境下年轻人的视角望去，邓稼先、钱三强、于敏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几乎是神一般的人物。他们什么个人利益都不图一头扎进分布在沙漠及深山中的研究机构和试验场里，几近“常年失踪”。他们有的人没能等到国家公开授勋，有的人等到了，已经白发苍苍。他们都是这个国家頂尖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做了构建共和国实力的基石。
每次依然健在的“两弹一星”元勋走进人们的视野，都会带来心灵的震撼。他们从共和国的前三十年走来，风尘仆仆，那是有过错误和曲折、被一些舆论称为不堪回首的年代。当我们批评那个年代的时候，总会发现一些最神圣的东西，或许每个时代都不是简单的，都有它自己的骄傲。历史的确是承前启后的。
时代已变，于敏已难复制，但“两弹一星”元勋的精神应当在这个国家长存，不断照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和知识界。
市场经济自有它的力量，它能在个人私心与国家需求之间搭建形形色色的有效桥梁。但“两弹一星”精神绝没有过时。市场经济可以是血脉、肌肉，但它被证明成为不了支撑国家战力的骨头。
于敏和他的时代同伴们都很爱国。客观说，他们当时为之奋斗的中国要比今天的中国差多了，但他们没有嫌弃它，与那个中国共命运，也共荣辱。今天的经济繁荣与和平为自由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长土壤，国家被一些人认为不重要了，更有一些人宣扬个人主义的至高无上，反对爱国主义，这非常幼稚，与中国所处的真实大环境格格不入。
大家都想一想于敏吧，想一想在1986年就去世，连改革开放的很多成果都没有看到的邓稼先，我们或许都摆脱不了对利益的考虑，但以他们做精神榜样，的确能帮助我们不沉迷于名利场，永远记得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那份责任。
（参考资料：《钱三强与中国原子弹》《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10月16日、《“三钱”的1956：最是春风得意时》《解放军报》2013年10月18日、《初征路》国防工业出版社、《恋上“蘑菇云”核事业先驱赵忠尧》《科学家》2015年8期、《中国科学的晨曦》东方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彭桓武：从“海归”到“两弹”元勋》《人民日报》2007年3月6日、《“两弹”元勋被问为何回国大怒：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同舟共进》2014年12期、《最晚被解密的“两弹元勋”朱光亚》《中外书摘》2010年第6期、《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历次“两弹”试验》《长江日报》2011年2月27日、《朱光亚：星与心的交响》《党史文苑》2011年第5期等；作者：黄庆桥、李健、王雅静、吴跃农、施宝华、武卫政、韦庆媛、刘超等）
1948年5月，“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与何泽慧从法国回国。
1947年底，核物理学家彭恒武搭英国军舰回国。
1955年，被软禁的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6年，在美国的力学家郭永怀烧掉了自己的手稿，准备回国。
朱亚光、陈能宽、程开甲……一批留学海外的青年学者纷纷回国。
他们都是这个国家顶尖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做了构建共和国实力的基石。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当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时候，古老的东方大地也并不是一片空白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赴西欧、北美求学，在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的直接指导下，在核科学领域接受了严格的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优秀科学家进入核武研制序列，“热爱祖国”与“追求真知”是他们的普遍精神。人们将永远铭记这些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们。
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人们统计过，早期参与中国“两弹一星”的著名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他们冲破重重阻力踏上回国征程，将自己的青春、才智、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崎岖回国路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赴西欧、北美求学。
钱三强，是一个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心目中闪耀的名字，一面飘扬在原子能战线的旗帜。他的父亲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钱三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冬，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在巴黎居里实验室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原子核在中子打击下，不仅可以分裂为二，还可以分裂为三乃至四，这个发现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轰动，他们夫妇二人也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国家科学院授予钱三强最优厚的亨利·德帕尔维尔科学奖金。1947年，他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在留法人员中，得到这样重要学术职位的中国人，只有钱三强一人。
1948年春天，钱三强找到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雨，向他们表达了要回祖国的心愿。
“祖国的解放大约还需要两三年时间。”在卢森堡公园一条长凳上，刘宁一对钱三强说，“蒋家王朝要垮台了。你们回到国内，先到北方一个大学呆下来，培养一批学生，准备迎接解放。新中国诞生后，你们是大有作为的！”
钱三强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导师。
约里奥教授听后问道：“您回去之后上哪儿去呢？”
钱三强知道他是法国共产党员，便直率地说：“回北方去。”
听了学生的回答，对中国解放战争形势分外关注的约里奥教授很满意：“很好！我要是你的话，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回国前夕，钱三强的两位导师签署了一份评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当中，他最为优异。……钱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和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拥有的各种品德。”
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怀抱襁褓中的长女，经过一个多月海轮颠簸，于1948年6月10日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彭桓武，1915年10月出生。1935年，不到20岁的彭桓武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进入清华院深造。1938年春，彭桓武在吴有训、周培源的指导下，以优异成绩考取剑桥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就在马上要启程去香港，从香港乘远洋客轮西去英国前，周培源对彭桓武说：“你去爱丁堡大学吧，那里有马克思·玻恩。”
玻恩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现代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海森堡、被誉为“原子反应堆之父”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和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玻恩非常喜欢这位中国门生。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他还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
留学期间，彭桓武很快展露出物理学方面的天赋。在海外期间，他与哈密特、海特勒合作的成果“HHP”理论曾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国际物理界公认的介子理论。1945年，他与玻恩合作，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探索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同年夏，他获得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1946年夏，战后第一次基本粒子会议在剑桥大学举行，彭桓武应邀出席。彭桓武在这里的科学界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这是许多外籍学者求之不得的。
然而，彭桓武卻念念不忘回祖国去。归程曾被战火阻隔，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他更加归心似箭。他和滞留在法国的钱三强相约，回国后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干一场，让祖国借助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强盛起来。
1947年底，彭桓武登上东归的海轮。1948年，当爱尔兰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时，彭桓武已经在云南大学执教了。
1949年，彭桓武来到已经解放的北京，他和钱三强重逢了，暂住在叶企荪家里，他们终于能以促膝谈心代替纸上交流了。钱三强兴致勃勃地告诉彭桓武：“中央准备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就能成立一个近代物理所。”
“这回，咱们可以干起来了！”彭桓武跃跃欲试。他和钱三强商定，先从教育开始，解决物理学人才匮乏的问题。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国内第一次开设了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一个贫寒之家。1933年，郭永怀获得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奖学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39年春，郭永怀考取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1940年1月，郭永怀和同学们到上海集合，乘船去加拿大留学。上船后，他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时上岸游览。
郭永怀和同学们无比愤慨，郭永怀说：“我宁愿不出国，也不能丢掉中国人的骨气！”全体同学当即决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期间，绝不接受敌国的签证，宁可不留学，也不能忍受这种民族的屈辱。尽管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英国董事大喊大叫：“谁闹事，就取消谁的留学资格！”郭永怀和同学们仍义无反顾地集体携带行李下船登陆，返回昆明。
直到1940年8月，郭永怀和同学们在上海再度集合，乘俄国皇后号邮轮，才踏上寻求科学救国之路的漫漫旅途。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郭永怀以非凡的勤奋和才智，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的国际空气动力研究中心——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工作，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郭永怀的突出成绩，很快传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持航空研究生院工作的西亚斯教授，聘请郭永怀到该院任教。1946年9月，郭永怀来到康奈尔大学。一进校园，郭永怀就向校方声明：“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
康奈尔大学为了同附属研究院建立紧密的联系，动员郭永怀申请接触机密资料。他们发给郭永怀一张表格，其中有一栏：“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在上面写了个大大的“不”字。这样，郭永怀就不能接触任何机密资料了。
1953年，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已经7年，按规定应有1年休假。英国请他去讲学，美国不予签证。于是钱学森约请他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他们常常在一起倾诉衷肠，表述对祖国的思念和返回祖国的决心。
美国当局为了阻拦郭永怀回国，寻找借口将他的妻子李佩无理传讯达1年多时间；国民党方面也专门派人劝他到台湾，郭永怀毫不动摇，激愤地与那个人辩论了几个小时。
1955年，钱学森回到祖国。郭永怀得知这一消息后，回国之心更加迫切。这时，美国当局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填表摸底，以这种方式进行威胁。
郭永怀在表格上坚定地回答：“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他请律师向美国移民局交涉，据理力争。美国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根据1954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不得不答应郭永怀回国。
为了避免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郭永怀在做回国准备时，在他住房的后院烧了不少他多年来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手稿。
郭永怀撰写这些手稿花费了不少时间，一笔一画都很清楚；而焚烧纸稿的烟雾也会引起邻居的不满。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当时劝阻说：“何必烧掉？回国还有用。”
郭永怀说：“省得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在我脑子里了！”
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院长为他送行的野餐会上，郭永怀用烧烤香肠和汉堡牛排的炭火余烬，把未烧完的大量讲义一页一页地烧光。
在场的同事和学生们看着闪闪的火焰，许久默默无言。
事实证明了郭永怀的机智和远见。在他们搭乘的轮船即将起航时，突然上来几个彪形大汉，这些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到核科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舱房里搜查了所有行李，使开船时间推迟了两个小时。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归国科学家进入罗湖边防站，踏上了祖国的大地。几十年后，郭永怀的夫人李佩仍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当年我们过境踏上国土时，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和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非常醒目，它使我们感到兴奋又温暖。”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懷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有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他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埋头在课堂上、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同学们都叫他波克（book，意为“书本”），连房东老太太对这个不爱交际的黄皮肤年轻人也常投冷眼，不无恶意地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奶油棒冰”。他甚至没有功夫去咀嚼这寄人篱下的滋味，屈辱和苦闷都在他的沉默中变成了发愤攻读的动力。
有一天，他在报童激动的叫喊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共在长江扣留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那艘不顾人民解放军警告公然挑衅的英国军舰被解放军还击的炮火打伤了，英国朝野为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报纸上一条条通栏标题让这位中国学者眼中燃起了明亮的火花。
中国有希望了！过去这么多年总是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现在中国人也敢还手了！也敢打外国人了！走，回家，回祖国去！
这位青年学者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了祖国。他叫程开甲，后成为中国指挥过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被称为“核司令”。
若干年后，记者向他提问：如果你当年没有回来，你能想象自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
程开甲回答：“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会有一些发明创造，不过如此。可我回来就不同了，我为国家作出多大的贡献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让我们的祖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
1980年5月20日，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篇专稿，标题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写道，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慧人物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许多年以前，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因为害怕他回到中国，扣留了他五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在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一段任何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钱学森回国的历程充满着曲折和传奇。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回国前，他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二战”期间，他跟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要求回国。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要求被美方拒绝。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此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信中的内容，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恩来那里。
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國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著名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是用另一种方式踏上了回国之路。张文裕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他的妻子王承书也在密执安大学任教。两口子一心想回国，又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书籍、资料丢掉，他们想带回祖国去，以便将来之用。但如果装箱去办托运，美国移民局会扣押不说，也许还会给他们戴上一顶间谍的帽子，为了不找麻烦，两口子就想了个办法，每逢夜深人静之时，儿子睡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整理书籍、资料、讲课笔记，按照投递标准——每六磅一包，打成小包裹。白天由王承书出面，分别从几个邮局，将包裹寄到北京的姐姐家以及香港的朋友家，以便能逃脱检查。
就这样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时间，将三百多个包裹寄走了。这近两千磅的书籍资料，都是非常宝贵的，饱含着两位爱国科学家的赤诚之心。
他们的回国申请过了一年才有音讯，令人气愤的是，移民局说，他们两口子可以回中国，但他们的儿子是美国国籍，美国政府不能给一个美国公民发放到赤色中国的通行证。
张文裕、王承书愤怒不已，他们表示：儿子的护照宁可不要了，也要把儿子带回中国。
在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印度使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终于拿到回国的签证。由于回国心切，家里的两部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还有不少家具，来不及卖，都送了人。
1947年，唐山交通大学的毕业生陈能宽带着妻子，告别祖国，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路程。
在美国洛杉矶海关楼，陈能宽和妻子在办理入境手续，他正要在证件上签字。美国警察突然说：“请按手印！”
“为什么这样？他们都是签字的呀！”陈能宽不解。
“你是你，他们是他们！明白吗？”
在耶鲁大学，陈能宽以中国人特有的刻苦精神，潜心攻读，获得博士学位。而立之年，他已是哈更斯大学讲师、威斯汀豪斯研究所研究员。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一辆小车和一个温暖的家……这些已是足以扎根美国的坚实基础了，然而他忘不了祖国。
一天晚上，他漫步在校园里，被人抢劫，陈能宽反手一横，将歹徒推倒在地，一口气跑回家中。
“回祖国去，我们不能做无本之木！”他激动地对妻子和孩子说。妻子裴明丽完全理解丈夫，含泪点头：“等翅膀硬了，我们就飞回去！”
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的协议，他才真正看到了回归祖国的希望。
“怎么办？是立刻走，还是等一等？”他望着妻子怀中的小儿子发愁地说。 妻子说：“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今天的机会，孩子小不要紧，当年出国时丢下一个8个月的女儿，今天回去最小的也刚好8个月，多么有意思！”
“对，立刻走，免得夜长梦多。”星期五下班后，他直奔匹兹堡火车站，登上去纽约的火车，买了回国的船票。
1947年开始，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的朱光亚在世界著名物理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论文，在核物理这个新兴学科前沿留下了他的足迹，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名气很大。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旅美学者有两大组织，一个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一个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朱光亚是这两大组织的积极分子。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还是滞留美国，或者是去台湾，成了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思夜想的问题，也是当时留学生之间交流的中心话题。朱光亚和许多进步师生一样，积极鼓动大家回国效劳。他们还用《打倒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
从1949年底，朱光亞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自己的名字。
1950年的朱光亚，是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毅然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学同学联名的这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
后来人们统计过，早期参与中国“两弹一星”的著名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他们大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才踏上回国征程的。不说他们后来的历史功绩，单是他们放弃优厚条件，甘愿回国效力这一壮举，就值得大书特书。
领军科学家钱三强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了欢庆的人群。这个年轻人就是青年物理学家钱三强。
钱三强是抱着为国家做一件大事情的决心回来的，一件大事情——说白了就是为中国搞出原子弹来。钱三强回忆说：“1948年下半年……我曾经为了适当集中一下国内原子和科学研究力量，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当初我任教于清华大学，就首先找到校长梅贻琦。梅校长表示理解我的建议，但无能为力。他说：‘你的意见何尝不对，可现在是各立门户、各自为政，谁能顾得上这些呢！’”“接着，我又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门……在我说明来意后，他摇了摇头，感慨道：‘门户之见，根深蒂固。北平有几摊，南京有几摊，几个方面的人拢在一起，目前的形势下不易办到。还是各尽其职吧！’”“最后，我找到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他的回答是：‘在一定时期开开学术讨论会是可以的，其他恐怕难以办得到。’”“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9年3月中旬，解放军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城还不到两个月，钱三强就得到了一个通知，他作为唯一的物理科学工作者，被批准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这个大会的主席，就是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
于是，钱三强向负责联系的丁瓒反映说，能不能带点外汇，买一点急需的搞原子能研究的仪器回来。丁瓒问要带多少外汇，钱三强说，多则20万，少则5万美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丁瓒吓了一跳。不过，他还是将问题反映了上去。钱三强回忆说：“此后三天未见信息。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第四天，接到一个电话，要我到中南海去。有关什么事，没有说……在中南海里，等待我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热情招呼之后，便说：‘三强，你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1990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那时中国的整个外汇储备，不过30万美元。
正是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钱三强感觉集中全国优秀人才一起创业有了希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时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钱三强，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钱三强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是吴有训教授。据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回忆：“最突出的事例，是在我到科学院前，钱三强同志对科学院的建院工作，尤其是在建立学部委员制度方面，组建、调整研究机构方面，做了许多切实而有成效的工作。”
有人曾比喻，钱三强的组织工作对中科院而言犹如“制礼作乐”，为确定中科院的办院方针和全院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不久，吴有训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近代物理所职务由钱三强担任。仅1950年一年之中，钱三强就先后召集专门学科会议48次，与各方面科学家共同协商拟定调整研究工作方案，同时，积极组织调查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科技力量及其分布情况，先后调查了全国57所高等学校和政府产业部门所属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并提出调查结果。 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认为：“钱三强重视‘预为谋’，即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提前为国家引进和发掘了大量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谢家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我于1951年获得美国斯坦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新中国的成立使我激动不已，希望能立刻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由于当时的复杂形势，只能试探性地给国内有关部门写一封信表明回国的意愿。”
出乎谢家麟意料的是，他很快便收到了钱三强热情洋溢的亲笔信，表明了祖国期盼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的意愿。信中还诚恳地谈到国内科研事业初创的艰难，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
谢家麟认为钱三强的来信坚定了其回国的决心，后来虽然历经曲折，终于在1955年回到祖国，并在钱三强所领导的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5年，为了建好“一堆一器”，组织上指定由钱三强率领40人的队伍开赴苏联，以“热工实习团”的名义学习、考察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有关技术，直到1956年7月回国。
1956年9月，中國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龄刚刚两年的钱三强被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提名为中国科学院参加“八大”的代表候选人。这在当时说来，真的是知识分子莫大的光荣。这也表明了钱三强的社会地位是其他科学家难以比肩的——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大幕刚起，钱三强的作用无可替代。钱三强是于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入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中宣部科学处负责人于光远，规格之高，史上少见。据现有史料，钱三强可能是中共党史上从当时著名科学家中吸纳的第一名党员。
钱三强在党的八大上作了个人发言，还有幸做了一次毛泽东的法语翻译。党的八大盛况空前，有58个国家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大会期间，根据部分兄弟党的要求，毛泽东会见了一些代表团团长。经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推荐，钱三强担任了会见时的法语翻译。会见时所谈内容，主要涉及兄弟党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不满。能在这种场合担任毛泽东的翻译，反映了组织上对钱三强的无比信任。
这一年，中国科学院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进行了内部机构调整，撤销了原先由钱三强负责的学术秘书处，钱三强改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秘书长由裴丽生担任。这样，钱三强既是科学院的领导成员，还是物理研究所的所长，算得上是中科院的顶梁柱。
同年，原子弹工程全面启动。鉴于原子弹工程过于庞大、复杂。为了加快研制步伐，周恩来提议，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专门机构，专司负责原子弹研制事宜。当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文中称二机部），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宋任穷被任命为部长，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1956年担任三机部副部长，对于钱三强而言，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说：“中国核物理有了他（钱三强）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王淦昌的话是当事人的知人之论，持平之论。
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最初几年，近代物理所条件很差，基本没什么设备，钱三强想方设法网罗人才，除了老资格的赵忠尧，他从清华要来了在英国曾经获得哲学、科学双博士学位的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要来了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又邀请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来所里工作，当然也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还有被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也被他要来了，还有一些当时不太知名的大学生。正是这些人，参与了近代物理所的创建，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聚到了一起。
由于外国封锁，缺乏器材，钱三强发动大家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自己动手制造了一批简易仪器。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竟被警察误认为小偷，给扣了起来，闹了一个大笑话。
这个时候，没有人告诉钱三强中国要搞原子弹，他甚至不知道已经发现了铀矿苗头。钱三强完全凭着一种直觉，预感到要发生什么，悄悄开始了部署。中国要想征服原子弹，近代物理所责无旁贷！
钱三强精心部署策划，在以原子核物理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全方位开展各相关领域的研究，通过科研实践，既出成果又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使之尽快适应原子能应用的需要，形成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以钱三强为首组建的这个基地，后来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据统计，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7位是直接由钱三强推荐到核武器研究第一线的。从1959年起的6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国输送科技人员914人；该所还为二机部所属各院、所、厂培训科技人员达1706人。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坚。据不完全统计，在原子能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中，有近40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是原子能事业起步的关键设备。为了它，钱三强早在1953年率团访苏时就用心打探，回国后他先后登门向国家计委主任高岗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还给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递交材料，请求支持搞“一堆一器”。1955年初中苏达成合作意向后，4月他参加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签署协议，“一堆一器”被列入其中；7月国家成立专管堆和器建设的建筑技术局，钱三强被任为第一副局长，他先是带领人员跑遍京郊区选址，10月他和彭桓武等率领30余人的“热工实习团”赴苏，参加审查堆和器的初步设计，并组织人员对口学习和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时逾半年之久。1958年9月，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所二部（坨里）建成并正式移交生产。其时，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称“这是我国发展原子能科学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
中苏关系破裂，苏方撤走专家，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猛然间被人卡住了脖子。处在严峻形势下和特殊位置上的钱三强肩负着特殊使命，他要为实施中央新决策重新排兵布阵，他要为部领导当好参谋，他要在科学家中起到磁铁作用，团结并组织合适人选到位，解决可能出现的科学技术难题，不让问题卡壳。 二机部主管科技干部的负责人在总结那段历史时写道：“在组织核武器研制阶段，也是三强同志点名提出调哪些专家来参加核武器哪个方面的研制较为合适的意见，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都是由他提出并经领导同意后调到九局去的。在核燃料生产、研究和实验过程中，急需化学分析和化工专家，又是他提出请调吴征铠和汪德熙同志的。全国各大学设置原子能专业，也是钱三强同志积极倡议，部领导大力支持而建起来的。”
其实，由钱三强点将的名单还很长，如郭永怀、程开甲、黄祖洽、王承书、吕敏、陆祖荫、王方定、钱皋韵等。因此宋任穷1993年感慨说：“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在苏方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后，为了实现中央“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新决策，钱三强铆足劲地干，在张劲夫“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的通令下，他和裴丽生以院、部协作小组的名义，调动科学院20几个研究所的精锐力量，为“两弹”清障。仅关键的1961年，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承担二机部任务共83项，计222个研究课题，任务全部及时完成，保证了需要。这年5月，钱三强领受聂荣臻“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国防尖端任务”的指示，7月起他亲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向金属所、长春应化所和土木建筑所安排有关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攻关任务；9月他南下矿冶所、湖南铀矿厂，落实铀矿采选和化学冶金联合攻关；10月他到湖南二矿检查工作，两个月后和裴丽生在衡阳主持召开现场会，就铀水冶厂生产及设备中148个技术问题进行“群医会诊”。也在这一年，为了清除原子弹研制中最大的拦路虎——气体扩散分离膜技术，钱三强先在原子能所组织研究小组进行前期探索，接着他和裴丽生组织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60余人联合攻关，终于在1963年秋完成实验室试制，年底实现工厂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全世界都惊诧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2年零8个月的高速度。这个速度比美国快了4年7个月，比法国快了6年4个月。后经方方面面回忆总结，终于有了答案——它得益于当初钱三强下了一步妙棋。
錢三强走这步棋，正是原子弹研制最紧张关键的1960年下半年。那时他和刘杰商议并得到积极支持，由他在原子能所亲自组织黄祖洽、于敏等骨干成立轻核理论组（代号470组），对氢弹理论开展先行一步的预研究。这个组一度发展到40多人，此外钱三强还请来华罗庚、谷超豪等帮助解决其中的数值计算。几年时间470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69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这使得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个月后（1965年1月），原子能所轻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共31人，带着所有研究成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情况正如黄祖洽在自述中写的：“合并后，大家协作，发挥各自的长处，在原有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实现氢弹的具体途径。果然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核爆的试验，便在1967年，即原子弹爆炸后2年零8个月，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记录。”
对钱三强在“两弹”研制中所起的战略科学家作用，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而又最知情的张劲夫，在他1999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请历史不要忘记》里写道：
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2年零8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
在那个特殊年代，科学家的命运总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起伏，这在钱三强的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钱三强因政治上靠近党而“少年得志”，中国科学院甫一成立，便担任计划局局长、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54年，钱三强入党，他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入党的高级“海归”科学家。1956年，43岁的钱三强荣任二机部副部长，主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工作。在当时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他与钱学森是最为耀眼的明星。
但是这样一个对中国原子弹事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三天，就下放参加“四清”教育。拐点发端于1962年的广州会议。1962年2月15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通称“广州会议”），这是继1956年初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的又一重要会议。陈毅在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周恩来则在讲话中明确宣布“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其实也就是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点，无疑成为本次会议的灵魂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领导人在会上的这些言行让参加会议的科学家激动不已，倍感鼓舞。钱三强是与会科学家之一。在思想上，他是非常认同广州会议的精神的。因此，参加完广州会议回到北京后，钱三强就成为广州会议精神的积极宣传者。
历史的变化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就在全国上下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时候，广州会议的灵魂——周恩来关于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点不仅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还受到了批评。如此一来，积极宣传广州会议精神的钱三强在二机部就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以至于出现了将钱三强调离二机部的声音。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为此亲自到二机部了解情况，并委托聂荣臻继续调查。聂荣臻在了解情况后，在二机部的一次会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连钱三强都不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就这样，事情算是暂时平息了。然而，自此以后，二机部很多重要工作和任务已开始远离钱三强。基于对自身这种艰难境况的认识，1963年夏天，钱三强当面向聂荣臻提出了回科学院工作的请求。对此，钱三强有深刻的记忆，在纪念聂荣臻的一篇文章里，他委婉地说：“当原子能工作大体安排就绪以后，我曾考虑可以离开工业部门回科学院工作，于是向聂总提出了这个要求，聂总表示不能同意。他说，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再谈工作问题。” 尽管聂荣臻将钱三强挽留在了二机部，但研制原子弹的后期工作任务已与他渐行渐远，以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还是在爆炸前的几个小时钱三强去二机部部长刘杰办公室时，刘杰告诉他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三天，也就是1964年10月18日，钱三强便遵照组织上的安排，乘上南下的火车，去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教育（后改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1965年春节，钱三强从河南信阳返京度假，登门向郭沫若拜年，并提出回科学院工作的请求，7月，钱三强被任命为改组后的中科院党委委员。
钱三强从原子弹研制的核心人物到“靠边站”，表面上的导火索发端于1962年春天的广州会议；而实际上，钱三强逐渐“靠边站”，有一个矛盾长期积累的过程，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单纯因宣传广州会议精神而遭祸那样简单。
就主观方面来说，钱三强在性格上、在为人处世上“很吃亏”。葛能全曾跟随钱三强16年，对钱三强有较深的认识。葛能全就认为，钱三强嫉恶如仇，看不惯生活中的歪风邪气；遇事直来直去，说话不留情面，不会迎合形势发展说违心话等，这使得他在当时特有的政治氛围中“很吃亏”。张劲夫将钱三强的这种性格称之为“可爱的书生气……较之官僚气要好得多”。尽管此话不假，但毕竟“书生气”的性格并不讨人喜欢，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再加上钱三强在党中央的信任和力挺下，年龄不大即官至高位，“少年得志”是很容易招风而遭人排斥的。
主观方面的这些因素使钱三强在二机部的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他是二机部部领导中唯一的一位科学家，而且是有很大成就的核物理学家，与其他革命出身的部领导之间的冲突比较多。比如，1966年5月，二机部党组在一份文件里就指出：“他（钱三强）有严重的权威思想，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对党的领导不放在眼里。”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钱三强在二机部与其他部领导之间的关系。据葛能全的《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钱三强在担任二机部副部长期间，多次受到组织的批判，以至于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期间，他向自己的好友、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光远谈起自己在二机部“处境不怎么好”。于光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能理解，对中国的官场三强是很难适应的。”
如果说主观因素是钱三强“靠边站”的重要原因，那么客观因素则为钱三强的“靠边站”提供了可能性。
1962年，原子弹研制的各个系统布局完成，各项科研攻关正有条不紊推进，尽管在铀浓缩设备核心部件——分离膜研制的问题上进展稍缓慢，但经过1961年钱三强的努力，几支科研队伍合并进行集体攻关，到1962年下半年已有突破性进展。总的来说，到1962年，原子弹的研制已有眉目，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年秋天，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在这种情况下，钱三强这个主管科研、排兵布阵、技术总负责人的副部长发挥独特作用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有没有他，已经不影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了。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的紧张气氛下，在意识形态至上和极端强调保密的时代背景下，像钱三强这样因工作需要曾经频繁出使苏联，与苏联科学界有极深交往的人，是很容易遭到怀疑的。
或许这就是钱三强作为科技领军人物却是如此结局的悖论之所在：新中国的科学发展需要钱三强放弃专业研究而投身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而一旦这种开创性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变得有章可循，变得比较容易被替代的时候，科学事业的开创者却被自己所开创的事业“边缘化”。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为了准备发言稿，钱三强前一天晚上在书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凌晨，第二天他又坚持听完所有人的讲话之后才回家休息。
当天晚上，钱三强心脏病发作，一个月后去世。
有一首诗最确切、最全面勾勒了钱三强的一生，诗的作者是著名光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大珩。王大珩和钱三强是彼此相识时间最长（1920年起）、知之甚深的学友和同事。现照录于此（原注省略）：
幼自更名志气先 人道少年非等闲
四载清华攻“牛爱” 一朝出国成大贤
纷纭战火历辛苦 难得何姐结良缘
诚赞华夏有居里 铀核三分创新篇
祖国革命换人间 英才驰骋有地天
计穷顽敌施细菌 敢邀正义揭凶焰
两研纵横继往业 一院科学展宏颜
原子大事奠基业 春雷一声秉穹轩
十年动乱耐磨炼 响应改革志趣坚
霞光照晚红灼灼 赢得国际好名衔
须知继业满桃李 荣哉奋拓半百年
相识七旬称莫逆 哀悼挚友痛心弦
至纯至真邓稼先
李觉的核武器研究院刚成立时，尚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
那时，中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基本上都在钱三强的原子能所。李觉想往里调人，又不知道调什么人好，除了业务能力，那个年代，还有一条极其重要的标准——政治上绝对不能有问题。
李觉找到刘杰、钱三强，说，其他人可以暂缓，但理论部主任必须马上到位。原子弹模型的接收，资料的翻译、学习，都是理论部的事，急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来组织。
刘杰说：“最好是三强同志来物色。”
钱三强分析说，核武器研究院是核武器研究的龙头，理论室可以说是这个龙头中的龙头，将来会有许多著名科学家云集在此，所以这个主任除了政治条件好，组织观念强之外，业务水平要很强，一般的强都不行。但又必须是年轻人，年龄稍大一些，体力、精力都吃不消。要能团结人，要善于识人、用人。尤其需要有创新精神，敢负责任的精神，不怕挫折的精神。
李觉说，这样的人还真难找。
钱三强突然对李觉道：“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刘杰、李觉同时愣了，问是谁？
钱三強说：“邓稼先！” 彼时的邓稼先，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的一位学术秘书，是钱三强的得力助手。
自从钱三强说出邓稼先的名字后，邓稼先一生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
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从事核物理研究的邓稼先稍一沉吟，马上明白——国家要研制原子弹。当钱三强谈了工作的意义和任务之后，邓稼先全都懂了。不过，这项工作之艰巨、自己后半生将为此付出的代价，一切的一切，在当时他都不得而知。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夜，他一反常态地无法安睡。到后来，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后来，我说你给我一个回信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也许这都不行。”当时我们聊到了十几年前，国家备受侵略者蹂躏、日本的飞机肆无忌惮轰炸的情景。他突然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或许是他要留给亲人的纪念吧！之后，邓稼先走了。他的妻子许鹿希感到一种莫名的伤害，因为，没有一个人给她解释什么，丈夫就这样活生生地从身边“消失”了。
杨振宁后来回忆：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一出来，他就想到了邓稼先，但是没处问，也不敢说，这个猜测和秘密一直藏在心里。1986年，邓稼先逝世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是钱三强推荐的邓稼先，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很多人问杨振宁，如果邓稼先留在美国是否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他五十年代回国，是否也会投身到原子弹的研究中。这没法回答。他说：“我和稼先的友谊持续了一生，我们选了不同的路，我很敬佩，也很羡慕稼先。”
杨振宁这样写道：“……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中国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弹的设计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好友。邓稼先于1945年自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邓稼先离开工作8年之久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到二机部九局（后改为九院）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人。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选了28名应届毕业生。新成立的九院位于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邓稼先和新来的大学生白手起家。他们砍高粱、平田地、运砖石、和泥推车，干得热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邓稼先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大学生们欢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微笑着，慈眉善目。他熟练地掌握俄语、德语和英语，他曾在妻子面前用德语演唱《欢乐颂》，孩子般的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核物理对这些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邓稼先对他们的“扫盲”就从自己帆布书包的3本书开始。冬天来了，参加“扫盲班”的大學生住在亲手建起的宿舍里，湿墙湿地湿被褥，室内比室外还冷。冻得无法忍受时，邓稼先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一家副食店看书。副食店有个烧得通红的大铁炉。
1960年7月28日，钱三强把邓稼先请到办公室。他告诉邓稼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历史选择了邓稼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要造原子弹，首先要拿出理论设计方案，如同建房要有图纸一般，这是重中之重。
邓稼先肩负大山般的重压，艰难前行。邓稼先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
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淦昌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同年，上级又下达命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转向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3年初春，原子弹的冷试验成功之后。邓稼先所在的九院要远迁到青海的金银滩。邓稼先接到通知后，急忙奔向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向父母辞别。一路上，他回想自己从西南联大毕业，返回阔别6年的北平，倾其所有为父亲带回两瓶茅台酒，为母亲献上深情的吻；他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就启程回国，一进家门他就高声叫着：“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见到双亲，他放下手中的行李，深深地鞠躬；父亲喜欢喝酒，他陪着对酌，一边听老父讲解古字画，一边摇晃着酒瓶再干一杯；母亲有哮喘，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学会了打针；早年，朗润园没有暖气，晚上睡觉前，邓稼先总是脱掉外衣钻进母亲的被窝，捂热之后，再请母亲休息…… 今天，邓稼先回家，没有带妻子儿女，没有像往日为父亲按摩，为母亲捶背，哄双亲欢笑。他忍着眼中的泪水，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母，他要出一趟远门。
母亲心疼地说：“你不能换个新课题研究吗？瞧你，为那个氘呀氚呀的，弄得连家都回不来，把人也折腾呆了，哑了。看你这个样子，真让妈妈我心痛啊！”
邓稼先强作欢颜：“妈妈，我早就改换研究题目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常来陪妈妈和爸爸呀！”说完，他起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科研之余，邓稼先不仅教年轻人学唱京剧《望江亭》、《杨门女将》，还教年轻人练体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时候，他便领着大伙儿在室内“跳木马”，他常常手扶双腿当“木马”，让年轻人一个个从自己背上跳过去。他们玩出汗了，弓着身的邓稼先却手脚冰凉。当他直起腰，一边活动手脚一边对围上来的年轻人说：“这就叫互相跨越。”
李觉称他是“娃娃头”，说他把欢乐带给了青年人，而青年人在他的带领下，把优异的科研成果奉献给了祖国。就是他们，在青海的金银滩上造出了原子弹试验模型。此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西北基地形成了总攻态势。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总装成功。两个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员陆续向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
原子弹交付试验前，邓稼先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紧张和焦虑吞噬着他的心：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问题搅扰得他手脚发凉。许多领导又兴奋又紧张，忍不住都来问邓稼先有没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时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就说：“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当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巨响，邓稼先喜极而泣，热泪长流。在西南联大时，他就开始咏唱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今天终于实现了。此生的价值、曾有过的艰辛和奋斗都变得有了光辉，人生多么美好！此刻多么幸福！
正当他沉浸在欢乐与自豪之中，九院党委书记刁君寿找到他，塞给他一张机票，低声说：“你母亲病危。”
邓稼先仿佛瞬间掉进了冰窟。当他赶回北京，守候在西郊机场的妻子带着他直奔医院。母亲浑身插满管子。邓稼先扑上去，抓住母亲的手哭喊：“妈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弥留之际的母亲微微睁了一下双眼，她已经无法说话，失神的目光里，似乎透着欣喜。母亲那只被邓稼先握着的手，突然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捏了一下，邓稼先一阵欢喜，赶紧回应。当他发现母亲的枕边，有一份刊登着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号外。邓稼先感激地望着妻子，眼中饱含热泪。邓稼先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内心充满愧疚。三天后，母亲与世长辞。
邓稼先很快返回单位。这时，理论部的队伍壮大了，而且早在1960年，钱三强组织人员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美国一位氢弹专家说过：“搞氢弹就像是迷失在原始森林的孩子一样，既充满着危险，又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自己有一颗古代炼丹士的心，也难免陷入地狱和苦海里挣扎。”
邓稼先决心带领这些年轻探索者启程，他们依托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的兵器是一张书桌、一把尺子、一块黑板，但他们拥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激情，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永不知疲倦的大脑。
1966年12月28日，他们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狂风肆虐，飞沙走石。邓稼先与大家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帐篷，唯一的特殊化就是他拥有一个便壶。
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邓稼先只身在大西北，亲人们都在北京。每逢有同事来京出差，只要妻子许鹿希知道，总会买些他爱吃的好东西捎去。东西捎来，他跟基地的同事们抢着吃。开会时，人们喜欢在他的宿舍，这里有香烟有糖块。邓稼先到厂区，有人会直接到他兜里掏香烟。
许鹿希却深感惆怅：“给他买东西我愿意。但是，人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知道。”
邓稼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衣服要穿着去看女儿，女儿在内蒙插队锻炼。平时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让同事孟昭利找来医用的白胶布贴上。有一次，介绍有关氢弹研制的情况，结束后，程开甲的妻子看到邓稼先衣服上贴着白条，就问孟昭利：“小孟，老邓身上贴的什么？”
“大姐，你快帮帮忙！我不会缝衣服，只能用胶布贴上。”孟昭利好像找到了救星。有一天，邓稼先神秘地对别人说：“老高，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煮面条是水开了才放面条啊！”
“对呀。”
“以前，我是把面条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鄧稼先终于盼到了去内蒙乌拉特前旗看女儿。他穿上蓝涤卡上衣，带着平日里积攒的罐头，心情愉悦地上路了。他见到14岁就来锻炼的女儿，内心非常高兴。他给女儿打开猪肉罐头，女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邓稼先一阵心酸。返回的路上，邓稼先郁郁寡欢、满心愧疚。他想到女儿刚会喊爸爸的时候，他就兴奋地用双手抱住不满周岁的女儿，要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不仅要她重复地叫爸爸，渐渐地，还让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邓稼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尽到当爸爸的义务。一家四口，天各一方。
在工作中，邓稼先常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邓稼先的工作伴随着危险。一次，在特种车间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就是把极纯的放射性极强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状。既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也不能出丝毫差错。李觉和邓稼先同时站在工人的身后。工人心里踏实了，全神贯注。半夜时分，李觉心脏病发作，不能相伴到底。邓稼先一直坚持站在工人师傅身后，工人换班他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产品。 核武器爆炸试验前，要插雷管，这是所有危险工作中最危险的。邓稼先总是无言地站在操作者身后。
有一次午夜时分，邓稼先刚刚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点问题。他放下电话，穿着拖鞋就上了吉普车。黑夜里的瓢泼大雨，使河水漫过桥面。司机内心紧张，减慢了车速。邓稼先使劲摇晃着司机的肩膀喊道：“冲，往前冲！”司机急切地说：“老邓，你可是大科学家啊！”邓稼先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机明白邓稼先的心情，加大油门，冲过桥面。到了车间，邓稼先立即投入工作，一天一夜，故障终于排除。
在一次试验中，核弹的碎片散落在地面，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为了找到原因，他不顾危险抵达现场，不由自主地捡起了弹片，反应过来，又急忙扔到地上。当他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见到领导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妻子带着他拜访一些知名医学专家，他们惊讶地问，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如何会坏到极点？妻子无言以对。
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回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工作。张爱萍发现他气色不好，便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逼着邓稼先去医院检查。医生查完，生气地问：“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8月10日，邓稼先做直肠癌手术。张爱萍赶到医院，一直等了5个小时，直到手术结束。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都已变硬，已经到了晚期。
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核大国已达到了理论极限。这样，他们就会主张核禁试。邓稼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就可能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出院回家小住时，他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为起草建议书做准备。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中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交车，竟发现老邓从另一个车门下来。他是刚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腰间还别着一个引流袋。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的癌细胞转移加快，疼痛剧烈，他做了一次小手术，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他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垫上，伏案修改，最终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让许鹿希把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签名的建议书亲自送到九院领导手中。临出门，邓稼先叫住她：“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5月16日，邓稼先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同事卢登贵来看他，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
“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着，他努力翻身。
卢登贵心疼地安抚他。他握着卢登贵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深情而内疚地对妻子说：“苦了你了！”许久，他又平静地说：“死而无憾！”
1986年7月29日，许鹿希悲痛地握着邓稼先的双手，喃喃地哭道：“他的血流尽了。”从1958年的那个夏夜开始，他就把自己的智慧、才学、甚至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华民族的强国大梦。
赵忠尧：“中国核物理的开山鼻祖”
赵忠尧，这个名字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他是中国乃至世界核物理研究史上举重若轻的开拓者，他“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中国核物理鼻祖”之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许多重要人才都受业于他。1982年6月，一百多位物理学家聚集一堂，分别以老同学、老同事和学生身份，庆贺赵忠尧80大寿。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在贺信中称赵忠尧为“中国核物理的开山鼻祖”。这是对赵忠尧几十年来为我国核物理科学发展所作贡献的恰当评价。
赵忠尧（1902年6月-1998年5月），浙江省诸暨县人，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助教。他工作踏实，肯钻研，深得物理学界前辈叶企荪的器重。1925年夏，叶企荪奉命筹建清华学堂大学本科，携赵忠尧前往，让他在新筹建的物理实验室任职。
1927年赵忠尧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赵忠尧的关于“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博士论文发表后，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国际物理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赵忠尧成为世界物理学界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的人，这个发现，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奖，当时瑞典皇家学会曾郑重考虑过授予赵忠尧诺贝尔奖。可有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对赵忠尧的成果提出了疑问，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赵忠尧的结果是完全准确的，但这却影响了赵忠尧的成果被进一步确认。
1936年，为了表彰正电子的发现這一重要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1932年在云雾室中观测到正电子径迹的安德逊，而不是1930年首先发现了正负电子湮灭的赵忠尧。安德逊后来承认，他的实验是受到赵忠尧实验结果的启发并直接在此基础上做出来的，获得诺贝尔奖是自己“捡了便宜”。前诺贝尔物理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曾在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尽管许多人为赵忠尧憾失诺贝尔奖感到唏嘘，但赵忠尧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全身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不为名利所累。
1931年，赵忠尧学成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我国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当时中国的核物理研究还是空白，他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赵忠尧先后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任教。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坚持研究，提出正电子的实验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没有可能完成这些实验，他只好将实验方案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赵忠尧与他的老师叶企荪一起培养了一批以后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才：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等。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李振道也都受业于赵忠尧。 1946年6月30日，美国继在日本扔下原子弹后，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上又试爆了一颗原子弹。此时，在距该岛爆炸中心25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英、法、苏、中四个同盟国的代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集团的盟友代表，应美国政府之邀正在观“战”，国民政府派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参观。
当其他国家的代表都情不自禁地为核爆炸的威力惊呼时，赵忠尧却沉默不语，他在想中国什么时候也能释放出这样巨大的能量？他清楚地意识到要在这个强权世界上生存和“不挨打”，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核科学，这是一个爱国科学家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次演习完毕，观摩代表都回到美国本土游玩一番后，各自回国。美国国防部在机场却发现，回国的盟国参观代表队伍中唯独少了中国代表赵忠尧，他上哪儿去了呢？
赵忠尧的“失踪”并不神秘，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赵忠尧此行，负有进一步接触了解核爆炸核心技术的使命。当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让他“滞留”美国，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掌握核心技术，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本栋本人则留在国内筹款给他汇去。
1946年赵忠尧趁参观原子弹爆炸之机回到母校，他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迅速掌握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密立根显然知道赵忠尧此行的目的，他十分赞赏赵忠尧的才智，也敬佩赵忠尧的爱国心。更何况，美国的核爆炸是建立在赵忠尧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为了让赵忠尧在实验室多研究一段时间，密立根聘他为自己的工作助手，特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相关核心图纸。
这时，萨本栋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的费用。钱汇来了，赵忠尧感觉有点儿犯难，买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这点儿钱根本就不够。即便买到，也拿不到出口許可证，无法运回中国，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赵忠尧唯一的办法是将技术参数默背下来，烂熟于心，回国后自己设计制造，而一些在国内一时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想方设法托运回去。
赵忠尧成了实验室里最勤奋的人。他在拼命完成科研项目的同时，掌握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参数。每天平均工作16小时以上。
之后，赵忠尧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卡内基地磁研究所等处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不久，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下令“一切外籍人士必须离开核物理实验室”，赵忠尧只得到纽约等地的科研机构当个“临时工”，进一步掌握相关技术。那时，他的生活经费一年只有2000美元，而当时的公派人员是1万美元，瘦弱而坚强的赵忠尧节省每一个美元，用来购置加速器设备。他尽可能地节衣缩食，一日三餐大多是开水、面包加咸菜。
1948年，身在美国的赵忠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他完成了静电加速器的器材订购任务，欲回国研制。是时，国民党政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个旧政权眼看就要土崩瓦解，赵忠尧决定待尘埃落定，由共产党领导执政的新中国成立后再回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赵忠尧兴奋异常，欢喜雀跃。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都暗里相约回到祖国效力，赵忠尧也这么打算着。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中美已不通航，大陆学者借道香港回国也受到重重阻挠，赵忠尧历经5个多月的磨难，才得到香港过境许可证，踏上返回祖国的航程。
令赵忠尧没想到的是，此时台湾当局和美国已经把他作为争夺目标，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回到祖国大陆去。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涂光炽、罗时钧、沈善炯、鲍立奎等一百多位中国留美学者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他本人被指控为共产党“毛的间谍”而被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了起来。赵忠尧的东西也遭到野蛮翻查，但因为一个月之前，赵忠尧已经将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而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摆放，成功地迷惑了美国的搜查官员，赵忠尧被放行了。
然而，美国情报局还是回过了神来，这位差一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中国学者可能掌握核心机密！美军最高司令部连发三道命令拦截赵忠尧。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靠岸时，美军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冲上船，将赵忠尧押进巢鸭军事监狱。与赵忠尧一起押进监狱的还有罗时钧（空气动力学家）和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台湾驻日代表团派人软硬兼施，要把赵忠尧等人带到台湾去，甚至有一次让他们三个人面对一堵墙站好，美国宪兵在他们背后拉枪栓进行威胁，如不承认“罪行”，坚持不到台湾去洗心革面，就毙了他们。他们宁死不屈，决不到台湾去。硬的不行，再来软的，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打去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美国政府为了扣留赵忠尧，不惜编造出各种谣言。他们仔细地检查了赵忠尧的每一件行李里的每一件东西，每一张纸上的每一个字，但始终找不到“罪证”。
中国核物理学家被“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美军监狱的消息披露后，引起轩然大波，世界舆论高度关注，美国科学界也提出严厉质问和强烈抗议，中国掀起了谴责美国政府暴行、营救赵忠尧的巨大浪潮。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找不到证据，只得将赵忠尧放行。
1950年11月28日，冲破阻挠的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就在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终于辗转回到了中国。
赵忠尧将带回的器材和零件，如数交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对我国原子核爆炸事业具有一锤定音举足轻重的作用。
赵忠尧将才智融汇进我国壮丽的国防事业之中，他的研究同时还发展了我国的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术，对我国高技术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他归国的十多年后，我国自制的原子弹试爆成功，蘑菇云在祖国大西北升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从此确立。 “文革”中，由于曾滞留美国的经历，赵忠尧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赵忠尧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彼时的赵忠尧年事已高，但他仍积极参加高能实验基地的建设以及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带出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9年以来，一批新的科研成果陆续问世，这一切蕴含了包括赵忠尧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而此时，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则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中青年科学家。
为了表彰他对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香港的何梁何利基金会于1995年向趙忠尧颁发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奖后，赵忠尧当即决定将“何梁何利奖”的奖金全部捐赠出来，设立“赵忠尧奖学金”，以奖励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物理系的优秀学生，激励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勤奋学习。
1998年5月，一向为人低调的赵忠尧辞别了人世，享年96岁。历史记住了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杰出的物理学者，一位创造过如此辉煌业绩的核物理先驱，一位为我国的物理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一生的爱国者！
彭桓武：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彭桓武担任副所长，成为我国近代物理研究的拓荒者，同时，他还在清华和北大任教。为摸清核物理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状况和趋势，彭桓武、朱洪元、金星南组织一批年轻人进行了艰苦的调研，逐步开展起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理论的研究，填补了我国核理论的空白，同时注意到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性理论工作，并培养出黄祖洽、邓稼先、于敏、周光召等年轻一代。
在钱三强支持下，彭桓武不但高度重视理论队伍的建设，在较短的时间里建设起一支精干的能打硬仗的理论队伍，而且十分关注实验物理方面人员的理论水平的提高。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之所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因为打好了“理论仗”，这不能不说是彭桓武、钱三强他们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结果。
1961年4月初，钱三强来找彭桓武说，中央决定调他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彭桓武二话没说，坚决同意了。彭桓武辛勤躬身于学术领导和组织指挥工作，同时为钱三强出谋划策，被同志们尊称为钱三强的“参谋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里的观察所一片欢腾。望着光芒四射、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彭桓武眼底酸涩，突然想哭。他赋诗道：“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能数理化成功。”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举世震惊的神话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当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之后，彭桓武又率领他的队伍攻向新的课题——氢弹。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不可比拟的。有人形象地比喻道：原子弹只是氢弹的火柴头。而这通向氢弹的道路更是充满了荆棘，一个又一个关于氢弹的模型从探索者的脑海中艰难地诞生，又在严密的计算之后被无情地否定。
在彭桓武、朱光亚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彭桓武以学术带头人的领导魄力召集各种讨论会，让不同的观点、相悖的认识汇集在这条集体智慧的河流中。然后，经过他独特卓绝的洞察力的凝聚和升华，最后形成三个方案。彭桓武根据各人不同的研究风格，安排理论部的三位副主任分别带队，展开多路探索。一番苦干之后，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一个个秘密被揭开，新的理论方案诞生了，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前夕，国家颁布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和名单，彭桓武领导和参加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荣登榜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当核武器研究院有关领导给彭桓武送奖章时，他却坚决不受。
彭桓武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说话间，彭桓武撕下一页日历，提笔在上面写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在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上，国家颁发给“两弹”理论设计功勋们的奖章和奖状旁，也摆放着彭桓武的这两句题词。
1995年，彭桓武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当时，他身患多种疾病，有人劝他拿这笔钱去美国看病，他却想到用这笔钱设立了“彭桓武纪念赠款”。于是成立了他一个人既当主任又当办事员的“评奖委员会”——用自己的方式奖励那些当年为祖国尖端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年纪大了退下来，没有力量去竞争奖项的人。至于留不留点财产给唯一的儿子，彭桓武早在送儿子去国外留学时就已讲明：“当初我的父亲没给我留下什么家产，我也不会有什么家产留给你。”儿子动情地说：“我有你这样的父亲已经很知足了。”
彭桓武晚年的生活越过越简单，他不断辞去各种职务、奖励、荣誉和头衔。最后，他只保留了两个称号——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一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
彭桓武年近九旬时，有人问他：“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您最终追求的是什么？”“追求什么？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彭桓武确实如此，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历尽铅华，他的那颗把毕生献给祖国的赤子之心，却始终没有变过。
2006年9月25日，为了表彰彭桓武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理论物理领域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国家天文台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请将编号48798正式命名为“彭桓武星”的建议获得批准。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彭桓武星”——这颗承载着彭桓武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天体，将永远遨游寰宇、光耀苍穹！
朱光亚：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行列中，他是最晚被解密的 朱光亚，湖北宜昌人。幼年时，跟随父母从宜昌迁到汉口。1942年，考取了西南联大，和先后入学的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四人志趣相投，成为好友。
20世纪40年代，由中共领导的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朱光亚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刚，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听取地下党的指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也想制造原子弹，他请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国际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想办法。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并由他们各选两位杰出的年輕学者，与他们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吴大猷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8月，朱光亚与李政道等人一起赴美。这一行人怀揣着“造弹”梦想从旧金山上岸后，却迎来当头一棒，当时的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朱光亚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帮助中国人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发展自己。1946年9月，他选择进入了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学习，并选择了核物理专业。
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这也是目前公开渠道可查到的仅有的朱光亚的4篇学术论文。
回国后的朱光亚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出版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时年35岁的朱光亚就这样挑起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组织和领导工作。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很出名的科学家们，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这期间，朱光亚主持起草了被誉为原子弹发展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从此，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由于司机走错了路，朱光亚一行人还没有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时，一向刚强内敛的他一时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18年前他试图在美国寻找的“原子弹梦”，终于实现了。这天，朱光亚开怀畅饮，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喝醉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成功，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接着，他又组织力量，获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在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舞台上，朱光亚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曾经担任过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原科技委主任郑绍唐研究员说：“如果把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比作‘中国的汉斯·贝特’，那么，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朱光亚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几十年后，当朱光亚的莫逆之交、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调侃地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
然而朱光亚在谈起自己这一时期的工作时，却将自己比作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他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
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名单里，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注意到这一点，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朱光亚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一直身处决策层，无论是在发展战略，还是在关键技术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胡思得回忆说。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扬言：“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三国签订该条约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并提出建议：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将核武器研制成功。
同时，报告还战略性地提出：我国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中央专委会1963年9月做出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9月23日，在朱光亚等人的指挥下，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等人指导下，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晚，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此前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朱光亚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长子朱明远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物理书都是爸爸的，化学书都是妈妈的，他们姐弟三人只知道爸爸是搞物理的。
“大概是1967年还是1968年，我们一群大院的小孩儿凑在一起，不知道谁聊起这个话题，说我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认证，就是每次核试验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出差，这么一认证，确实，每次核试验，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大概他们说是出差去西北，这个是知道的，所以这么一确认，他们是搞原子弹的。”
“晚年，父亲在回顾往事时说：‘这是集体的事业，所有的一切荣誉都是集体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我们觉得，父亲是一位天生的物理学家，他做一切事情，做科研，搞管理，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严谨认真、实事求是。这才有他在指挥核试验时处理飞机带核弹着陆时的冷静和胆魄，这才有他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的坚持原则、决不动摇。这是他后来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帅才’，在处理科技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时像北宋名相吕端那样大事不糊涂的基础。”
朱明远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中这样写到：“在没有空调的年月，电风扇也不普及的时候，夏天全家人吃饭，围坐一桌，只要父亲在家，他都会亲自为大家摆好家中的台式电风扇。当电风扇转起来的时，他还要观察一下它摆头时是否能吹到大家，因为这样全桌人才会都感受到清凉。要是电风扇只往一个方向吹，他就会放下碗筷去调整角度，而且是不厌其烦。而亲情，也许就是体现在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小事情中。”
“这就是父亲，多年来，一直是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以行动来影响与感召他周围的人。他以思想的深邃与智慧、做事的求真与务实、胸怀的博大与仁厚、待人的真诚与坦然、去对待他的事业和善待他周围的人。”朱明远夫人顾小英说。
多年来，世人一直看不到报道朱光亚个人事迹的文章，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朱光亚那里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他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以后再说”。因此，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行列中，他是最晚被解密的。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逝世，享年87岁。
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法国传入中国，自始至今，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
“文革”结束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作为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有关“两弹一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时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應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此说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
“两弹一星”精神长存
2014年，88岁的“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获当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颁奖。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他当年取得的氢弹理论突破至今是全球两大氢弹构型之一，被称为于敏构型。于敏所从事的工作曾长期保密，他的存在直到1988年才被外界得知。
环球时报就此发表文章称（节选）：
从今天市场环境下年轻人的视角望去，邓稼先、钱三强、于敏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几乎是神一般的人物。他们什么个人利益都不图一头扎进分布在沙漠及深山中的研究机构和试验场里，几近“常年失踪”。他们有的人没能等到国家公开授勋，有的人等到了，已经白发苍苍。他们都是这个国家頂尖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做了构建共和国实力的基石。
每次依然健在的“两弹一星”元勋走进人们的视野，都会带来心灵的震撼。他们从共和国的前三十年走来，风尘仆仆，那是有过错误和曲折、被一些舆论称为不堪回首的年代。当我们批评那个年代的时候，总会发现一些最神圣的东西，或许每个时代都不是简单的，都有它自己的骄傲。历史的确是承前启后的。
时代已变，于敏已难复制，但“两弹一星”元勋的精神应当在这个国家长存，不断照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和知识界。
市场经济自有它的力量，它能在个人私心与国家需求之间搭建形形色色的有效桥梁。但“两弹一星”精神绝没有过时。市场经济可以是血脉、肌肉，但它被证明成为不了支撑国家战力的骨头。
于敏和他的时代同伴们都很爱国。客观说，他们当时为之奋斗的中国要比今天的中国差多了，但他们没有嫌弃它，与那个中国共命运，也共荣辱。今天的经济繁荣与和平为自由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长土壤，国家被一些人认为不重要了，更有一些人宣扬个人主义的至高无上，反对爱国主义，这非常幼稚，与中国所处的真实大环境格格不入。
大家都想一想于敏吧，想一想在1986年就去世，连改革开放的很多成果都没有看到的邓稼先，我们或许都摆脱不了对利益的考虑，但以他们做精神榜样，的确能帮助我们不沉迷于名利场，永远记得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那份责任。
（参考资料：《钱三强与中国原子弹》《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10月16日、《“三钱”的1956：最是春风得意时》《解放军报》2013年10月18日、《初征路》国防工业出版社、《恋上“蘑菇云”核事业先驱赵忠尧》《科学家》2015年8期、《中国科学的晨曦》东方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彭桓武：从“海归”到“两弹”元勋》《人民日报》2007年3月6日、《“两弹”元勋被问为何回国大怒：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同舟共进》2014年12期、《最晚被解密的“两弹元勋”朱光亚》《中外书摘》2010年第6期、《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历次“两弹”试验》《长江日报》2011年2月27日、《朱光亚：星与心的交响》《党史文苑》2011年第5期等；作者：黄庆桥、李健、王雅静、吴跃农、施宝华、武卫政、韦庆媛、刘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