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二九运动过去70年了。人们说，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而对于什么是国家，国家对每一个人有着什么意义，怎样爱国，仍然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
回头来看70年前，发现国家在那时，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是学生的课本，是学校的课桌，在华北，还能不能留下一本、摆下一张?青年人是要读书，还是要流血?到底会洒在哪里?国家与每个人的生命发生着紧密关系。但在那时，也有人声称他代表了国家，称对日本不得抵抗，说这才符合民族的利益。他自己也不一定相信这个话，而他身边和手下的许多人，可能心里也并不这么想，但为了升官，为了发财，也附和着这么一个人这样说，而对于爱国学生，他们则凶起面孔，派出军警镇压。因此，爱国，是在大是非面前，对一个人、一个党派的良知的考验。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现在，建设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了最大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代表13亿人民的利益，站在时代潮流，致力全面小康建设，而中国同样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欣欣向荣，而又矛盾重重；它飞速前进，而又荆棘在前。我们应当怎样脚踏实地、真心实意地去建设好国家，又成为了一个重大课题。
因此，我们怀念一二九运动，是因为看到，爱国，也是要求一个“真”字的。在一二九运动发生的那个时候，也曾流行着种种的谎言，比如“不抵抗”、“敦睦邦交”。在敌人的铁蹄疯狂地冲入中国的领土，在许多学校被迫得难以存在，在青年学生再也不能自己包住耳朵“埋头读书”时，平津各大报纸上竟然也载有大学校长们的蒙蔽事实欺骗民众的“告学生书”，并且在各学校里面，又发现同样的传单。那个时候，人们所要喊出的心声，无非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立即停止内战”等等。就是这样，还要冒着被逮捕、被毒打、被枪毙的危险。爱国是需要有勇气的。当时有人退缩了，愤怒的人们指控说，他若不是受日军和汉奸政府的威胁，不得已而出此的话，那就是为贪恋着他们自己无耻的享乐生活和身家性命。今天，爱国需要每个人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有些人，一方面在报纸上高呼民主正义，一方面却在网络上诋毁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乃至把国家机密也出卖给外国人，正是同样的一种卑鄙人格，必将为时代唾弃。
今天谈到一二九运动，还有人引用林则徐的例子一位封建官员，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话语。可见爱国，实在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有时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如今，情势已大不同，人们说出“爱国”二字，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情。无数的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为国家做出奉献，他们中间，产生了许正超、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他们是新时代的爱国英雄。但是，我们有时也看到，个别人打着爱国旗帜，却追逐一己之利；有的“爱国者”，则只说不做，看热闹。他们今天可以这样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明天也可以那样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今天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事业和工作，明天也可以那样对待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甚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总之是方便行事，只视“爱国”能否给个人带来实利。但有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重用这样的人。
因此领导的确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纪念一二九运动，还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爱国运动，这一点，已经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事实。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它响应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它大公无私，襟怀坦荡，这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因此，一项伟大事业，能不能有一个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核心，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人们，同样需要对此有着铭心而精准的认识。毛泽东曾说，一二九运动之后，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但即使这样的困难重重，他们也走到了延安。当今我们改革和发展中国，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全民参与与支持，需要这样的一种强大向心力，需要这样一种信服的领导力，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执政能力。
毛泽东这样评价一二九运动：“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因为同样的理由，那么，70年后，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中国今天的事情的确是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这样一种爱国基础，是尤要珍惜的。
回头来看70年前，发现国家在那时，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是学生的课本，是学校的课桌，在华北，还能不能留下一本、摆下一张?青年人是要读书，还是要流血?到底会洒在哪里?国家与每个人的生命发生着紧密关系。但在那时，也有人声称他代表了国家，称对日本不得抵抗，说这才符合民族的利益。他自己也不一定相信这个话，而他身边和手下的许多人，可能心里也并不这么想，但为了升官，为了发财，也附和着这么一个人这样说，而对于爱国学生，他们则凶起面孔，派出军警镇压。因此，爱国，是在大是非面前，对一个人、一个党派的良知的考验。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现在，建设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了最大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代表13亿人民的利益，站在时代潮流，致力全面小康建设，而中国同样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欣欣向荣，而又矛盾重重；它飞速前进，而又荆棘在前。我们应当怎样脚踏实地、真心实意地去建设好国家，又成为了一个重大课题。
因此，我们怀念一二九运动，是因为看到，爱国，也是要求一个“真”字的。在一二九运动发生的那个时候，也曾流行着种种的谎言，比如“不抵抗”、“敦睦邦交”。在敌人的铁蹄疯狂地冲入中国的领土，在许多学校被迫得难以存在，在青年学生再也不能自己包住耳朵“埋头读书”时，平津各大报纸上竟然也载有大学校长们的蒙蔽事实欺骗民众的“告学生书”，并且在各学校里面，又发现同样的传单。那个时候，人们所要喊出的心声，无非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立即停止内战”等等。就是这样，还要冒着被逮捕、被毒打、被枪毙的危险。爱国是需要有勇气的。当时有人退缩了，愤怒的人们指控说，他若不是受日军和汉奸政府的威胁，不得已而出此的话，那就是为贪恋着他们自己无耻的享乐生活和身家性命。今天，爱国需要每个人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有些人，一方面在报纸上高呼民主正义，一方面却在网络上诋毁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乃至把国家机密也出卖给外国人，正是同样的一种卑鄙人格，必将为时代唾弃。
今天谈到一二九运动，还有人引用林则徐的例子一位封建官员，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话语。可见爱国，实在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有时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如今，情势已大不同，人们说出“爱国”二字，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情。无数的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为国家做出奉献，他们中间，产生了许正超、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他们是新时代的爱国英雄。但是，我们有时也看到，个别人打着爱国旗帜，却追逐一己之利；有的“爱国者”，则只说不做，看热闹。他们今天可以这样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明天也可以那样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今天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事业和工作，明天也可以那样对待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甚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总之是方便行事，只视“爱国”能否给个人带来实利。但有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重用这样的人。
因此领导的确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纪念一二九运动，还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爱国运动，这一点，已经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事实。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它响应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它大公无私，襟怀坦荡，这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因此，一项伟大事业，能不能有一个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核心，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人们，同样需要对此有着铭心而精准的认识。毛泽东曾说，一二九运动之后，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但即使这样的困难重重，他们也走到了延安。当今我们改革和发展中国，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全民参与与支持，需要这样的一种强大向心力，需要这样一种信服的领导力，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执政能力。
毛泽东这样评价一二九运动：“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因为同样的理由，那么，70年后，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中国今天的事情的确是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这样一种爱国基础，是尤要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