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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批批政府投建项目纷纷落户移民安置村，但尚未变更的土地权属、移民创业贷款融资难、政府投建项目效益不高等问题，依旧困扰着移民新村的经济发展。
2009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首批试点村，鱼关村189户人家从河南省南阳市丹江口边的淅川县搬到了150公里外的唐河县。
隔着一片“青纱帐”，从村口远远望去，整齐划一的白色安置房格外醒目，与邻村高低错落的普通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成了移民新村的显著标志。
南阳市是河南省丹江口库区移民的唯一迁出区和主要安置区，共搬迁移民16.5万人，安置移民10万人。为了让移民能够在迁入地“稳得住”，经济发展随后成为南阳市移民迁安工作的重点。
尽管一批批政府投建项目纷纷落户移民安置村，但尚未变更的土地权属、移民创业贷款融资难、政府投建项目效益不高等问题，依旧困扰着移民新村的经济发展。
“收入不比老家”
今年71岁的王松林分属于鱼关村四大队，从父亲那一辈算起，王家四代人因为丹江口水坝的加高，共搬过四次家。
1972年第一次搬家后靠（水位上涨后往高处或后面撤退），王松林随父亲成了丹江口库区的第四批移民，住上了国家盖的瓦房。谈起随后两次搬迁的具体时间，王松林已记不清楚，只记得大概间隔了四五年、两三年。直到良田被淹，没了生计，鱼关村才从淅川搬到了外县唐河。
谈起这四次移民经历，王松林说，每次后靠都不知道过两年又要面临搬迁，“而每次都不舍得搬，因为搬一回损失一回，最后这次给的安置房是最好的。”
王松林共有5个孩子，除小儿子一家随他和老伴搬到了唐河，另外4个女儿都留在了淅川。与大部分村民一样，王松林的安置房面积有18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喝的是自来水，用的是冲水马桶。
除四把柏木椅子，王松林还从老家搬来了几十根粗细不等的木头。新家用不着烧火做饭，这些木材便静静地躺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好似在向老人提醒着过往的一切。
来到门厅，扒开盖在上面的塑料薄膜，两口漆黑的棺材赫然出现。这是王松林搬到唐河后特意让女儿在淅川老家打的棺材，老人说：“这是柏木做的，材料好，只有老家有。”
尽管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鱼关村村民贾民强（化名）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消费大，收入少。以前养牛、养猪都可以，现在没地方。”
在淅川时，村民居住得较为分散，自家院子也较为宽敞，可以圈养一些牛羊。如今按照新农村社区规划，移民新村民房安置较为集中紧凑，每家只有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饲养家畜无从谈起。而按照政策规定，为保护环境，移民新村周围一公里范围内均不得建设养殖场，不少从前有过养殖经历的村民在搬迁后放弃了养殖。
“收入不比老家。”王松林说。在淅川，他和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靠山养殖，每年能卖十几只羊、两三头牛。牛羊靠山吃山，白天赶到山里就不用再管，不用买饲料，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偷走，年轻人则可以外出打工。
如今，除了一亩良田和每人每年600元的移民安置费，王松林再无其他收入，主要依靠儿女外出打工挣得家用。按照移民安置政策，鱼关村每人分得一亩三分地，比照老家的一亩薄地、几分良田，王松林对如今的田地较为满意，而鱼关村五队的村民却比搬迁前损失了近一半的农田面积。
在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清风岭移民安置点，移民生活与鱼关村大致相同。村民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除个别村民自行发展了蔬菜大棚、鸡鸭养殖外，大部分村民仍主要依靠种地或打工为生。
在总结移民安置区经济发展情况时，南阳市政府在《后移民时代移民区经济发展初探》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丹江口库区移民后续发展稳定工作刚刚起步，移民区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存量少的基础性矛盾突出；部分移民搬迁后收入临时减少，生活水平出现暂时下降……”
“整个移民安置区内生发展后劲不足。”南阳市移民局纪检组长吴家宝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搬迁后，移民年人均收入从搬迁前的4000余元已提高至如今的7000多元，主要收入来源依靠的是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收入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
“不是传统的乡镇企业”
按照“一村一品”的构想，针对各个移民新村成熟的集体项目，经村集体、县移民局或其他形式申报，南阳市政府将拨付一定的专项移民资金用以扶持特色产业发展。
唐河黄牛在全国闻名，养牛自然成为鱼关村的集体示范项目。2013年2月，一座占地4亩，投入近50万元的养牛场在鱼关村村西建成。通过公开招标，村民王合国以每年2万元的承包费用中标，成为这座“公办”养牛场的首位主人。
据吴家宝介绍，受移民专项资金扶持的这些项目，立项人可以是本村集体，也可以是县移民局、市移民局等多种主体，通过公开招标建成后，可以以项目承包的方式，承包给本村村民或村外人员，但无论谁来承包，都要依据合同向村集体支付费用，用以发放村集体福利或其他公共开支。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镇企业，而是最大程度上降低移民资金的使用风险，确保农民收益。”吴家宝说。
然而，自从承包了政府投建的养牛场，王合国就没高兴过。
王合国说，承包牛场前他进去看了一眼，可因为没有养殖经验，“没看懂。”正是因为“没看懂”，原本可以成为政策受惠人的他反而因为牛舍设计的不合理蒙受了损失。
《民生周刊》记者在王合国承包的牛场看到，四排牛舍粉刷着白色外墙并配有彩钢房顶，然而走进牛舍可以发现，从水槽边缘到牛舍后墙，每一个活动区域只有2米宽，个头大的成年黄牛只能斜着身子站立，一些粪便甚至直接排到了后窗上。
“牛站起来趴不下，趴下了站不起来。”王合国说。因为场地过于狭窄，一些公牛在起身站立时容易发生刮碰，进而受伤感染，而母牛则因拥挤发生了早产现象。承包至今，王合國已有11头公牛因受伤感染死亡，7头母牛发生早产。以每头公牛4000元、每头牛犊5000元的保守价格估算，王合国已有近8万元损失。 为了减少损失，王合国将每个牛舍的养牛数量从原来的8头调减到4头，总数变成了30余头，是原来的一半。他始终认为，正是因为牛舍设计不合理，才导致自己的牛白白死去。
为了讨个说法，去年7月，王合国找到村委会，9月找到唐河县移民局，今年2月又找到南阳市移民局，得到的答复是“正在商量解决”，可至今没有下文。为此，王合国曾找到设计该牛场的工程师，工程师说：“你这个牛场，设计肯定是不合格的，因为是按照过去的老规格设计的。”
损失一直未能得到赔偿，王合国也拒绝向村委会支付余下的承包款。因为牛场在村集体用地上建成，所得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因此按照当初设想，每个村民都能从牛场收益中分红。如今收益中断，鱼关村村支书王文华坦言，村里至今还没有就牛场收益发放过福利。
“5年合同期过后，我肯定不包了，估计别人也不会来包。”王合国说。如今，在距离公办养牛场几百米的自家田地上，王合国正在搭建自己的牛场。“我这个牛场占地3亩地，15万就能建成，还是个半自动化的，养50头牛没问题。”
除“公办”养牛场外，受鱼关村村民“指责”的“政府工程”还包括刚刚搭好的8个塑料大棚及援建单位打的7口灌溉机井。
2012年，某援建单位为鱼关村打了7口机井，按照计划，每口机井将负责浇灌50亩旱地。可据多位村民反映，因为机井打得太浅，建好4年来，从没使用过，“即使开闸，估计水量还不够浇一亩地。”为什么不打深些？王文华说，当时上面规定，机井只能打80米深，“村里也没有办法。”
今年刚入头伏，鱼关村集体生产养殖用地上就盖起了塑料大棚。“这是县里的项目”，王文华曾亲眼目睹过整个过程，凭借多年的大棚经验，他认为这8个大棚构架不合理，“钢架埋得太浅，估计懂行的人不会过来承包。”
清风岭村民马国珍自2011年搬入移民新村后，就特意去山东寿光学习了大棚蔬菜种植技术，连搭建大棚用的塑料薄膜、石材都是从山东运过来的。记者在他的塑料大棚看到，每个大棚底部都有一圈一人高的石柱作为基础，石柱向上连接的是弧形塑料管材，用以支撑棚顶。
对比马国珍的大棚，鱼关村这8个仅用钢管作为框架的大棚显得单薄许多。马国珍说，用石柱打基础，能够保证大棚的稳定性，“每个石柱中间还挂有用以植物攀藤的铁丝，如果不打石柱，仅用钢管，不仅占地方，而且承受不了挂果的重量。”用塑料管材，则是为了防止材料经太阳暴晒过热烫坏塑料。
公办项目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一问题在鱼关村得到了集中体现，但在一些移民安置区，一些集体项目已经发挥了作用。在社旗县，目前已有3个移民新村村民从集体收入中拿到了福利“分红”。
清风岭村民也是集体项目的受益者。据清风岭村支书马国祥介绍，按照南阳市移民政策，每个移民除耕地外，还额外分有0.6亩生产养殖用地。为了发挥土地价值，清风岭将全村共计42.7亩的生产养殖用地集中起来，以集体项目名义盖起了一座养鸡场。
受禽流感影响，养鸡场效益下滑，后被来自社旗县的承包人改作养猪场。依据承包合同，初期承包费用为每年20万元，承包期限为30年，每五年费用上浮5%。
“钱一到账村里就进行了分红，而且是按照最新的人口情况分的，每人分到150块钱。”马国祥说。2011年搬迁初期，清风岭登记在册的人口数为873人，三年后，随着人口出生死亡的结构调整，参与分红的村民人数已经增加至900人。
“哪怕只给政策也好”
王合国认为，分布在鱼关村的集体项目都已“报废”，而村里的个人养殖户却正在为缺少资金发愁，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也往往受阻。
“一言难尽。”提到自己的养猪场，鱼关村村民王金有满脸愁容。由于今年猪价行情走低，他的生意一直不好，而最为让他关心的，则是像他这样的散养户能否得到一定的政府奖补，“哪怕只给政策也好。”
2009年刚搬迁到移民安置点时，王金友就搞起了养殖，并一度成为鱼关村发展养殖业的“招牌项目”，“光接待县市领导、记者考察就接待了好几回。”他认为，当初建设养猪场，自己投入了20多万元，养猪场搞得好，为当地争了光，可他自己却什么支持都没得到。相比之下，政府投资40多万元建的养猪场如今已改为养兔场，并没有发挥出项目优势。
鱼关村另一位养猪户赵国华也有同样的感受。相比奖励资金，赵国华更希望政府能够予以政策支持，能够在村民发展遇到困难时，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多了不说，如果政府能给我10万元启动资金，哪怕借给我10万块钱，我现在的产值就能翻三倍。”
赵国华希望在现有猪舍旁扩建两个“育婴室”，以增加养殖规模，延长育猪期，卖出更高的价格。如今，因为无法从银行拿到贷款，无力扩建场房，赵国华只能早早卖掉乳猪，价格也自然上不去。
针对移民种植、养殖贷款难的问题，南阳市政府已经出台了贴息政策，贴息率达50%，然而因为前期贷款无法顺利申请下来，这一优惠政策几乎形同虚设。
“我们出台了政策，但金融部门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他们也是企业，也要考虑利润和风险。”吴家宝说。他同时明确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移民扶持政策只针对集体项目，对个人项目没有奖补措施。
吴家宝认为，移民资金理应属于全体移民所有，这笔钱如果拿来奖补个人，对其他移民来说有失公平。而据南阳市移民局另一位官员透露，扶持政策曾经也涵盖到过个人，但往往成了一项“撒胡椒面式”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最困扰马国祥的还是村里发展项目无法抵押贷款。由于移民搬迁占用的是迁入地的基本农田，因此尽管已经落户三年，清风岭所有住宅土地的性质依然是耕地，并没有及时变更为宅基地。“房产部门不认可，没有房产证，就不能用来抵押贷款。”
即使办下了房产证，马国祥认为，银行也会因为移民村的身份而不敢借款。“我们是政策性移民，银行害怕即使出现违约，也不敢把移民财产怎么样。”
据南阳市移民局规划计划科科长张君伟介绍，南阳市移民安置村的大部分土地权证已经变更完毕，整个协调过程非常复杂，需要与国土部门反复沟通。“土地性质变更不仅涉及到南阳，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地區都面临这一问题。”
面对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尤其是生产建设用地，吴家宝希望干渠北端的受惠省市能够给予移民安置地区更多援助。
2009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首批试点村，鱼关村189户人家从河南省南阳市丹江口边的淅川县搬到了150公里外的唐河县。
隔着一片“青纱帐”，从村口远远望去，整齐划一的白色安置房格外醒目，与邻村高低错落的普通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成了移民新村的显著标志。
南阳市是河南省丹江口库区移民的唯一迁出区和主要安置区，共搬迁移民16.5万人，安置移民10万人。为了让移民能够在迁入地“稳得住”，经济发展随后成为南阳市移民迁安工作的重点。
尽管一批批政府投建项目纷纷落户移民安置村，但尚未变更的土地权属、移民创业贷款融资难、政府投建项目效益不高等问题，依旧困扰着移民新村的经济发展。
“收入不比老家”
今年71岁的王松林分属于鱼关村四大队，从父亲那一辈算起，王家四代人因为丹江口水坝的加高，共搬过四次家。
1972年第一次搬家后靠（水位上涨后往高处或后面撤退），王松林随父亲成了丹江口库区的第四批移民，住上了国家盖的瓦房。谈起随后两次搬迁的具体时间，王松林已记不清楚，只记得大概间隔了四五年、两三年。直到良田被淹，没了生计，鱼关村才从淅川搬到了外县唐河。
谈起这四次移民经历，王松林说，每次后靠都不知道过两年又要面临搬迁，“而每次都不舍得搬，因为搬一回损失一回，最后这次给的安置房是最好的。”
王松林共有5个孩子，除小儿子一家随他和老伴搬到了唐河，另外4个女儿都留在了淅川。与大部分村民一样，王松林的安置房面积有18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喝的是自来水，用的是冲水马桶。
除四把柏木椅子，王松林还从老家搬来了几十根粗细不等的木头。新家用不着烧火做饭，这些木材便静静地躺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好似在向老人提醒着过往的一切。
来到门厅，扒开盖在上面的塑料薄膜，两口漆黑的棺材赫然出现。这是王松林搬到唐河后特意让女儿在淅川老家打的棺材，老人说：“这是柏木做的，材料好，只有老家有。”
尽管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鱼关村村民贾民强（化名）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消费大，收入少。以前养牛、养猪都可以，现在没地方。”
在淅川时，村民居住得较为分散，自家院子也较为宽敞，可以圈养一些牛羊。如今按照新农村社区规划，移民新村民房安置较为集中紧凑，每家只有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饲养家畜无从谈起。而按照政策规定，为保护环境，移民新村周围一公里范围内均不得建设养殖场，不少从前有过养殖经历的村民在搬迁后放弃了养殖。
“收入不比老家。”王松林说。在淅川，他和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靠山养殖，每年能卖十几只羊、两三头牛。牛羊靠山吃山，白天赶到山里就不用再管，不用买饲料，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偷走，年轻人则可以外出打工。
如今，除了一亩良田和每人每年600元的移民安置费，王松林再无其他收入，主要依靠儿女外出打工挣得家用。按照移民安置政策，鱼关村每人分得一亩三分地，比照老家的一亩薄地、几分良田，王松林对如今的田地较为满意，而鱼关村五队的村民却比搬迁前损失了近一半的农田面积。
在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清风岭移民安置点，移民生活与鱼关村大致相同。村民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除个别村民自行发展了蔬菜大棚、鸡鸭养殖外，大部分村民仍主要依靠种地或打工为生。
在总结移民安置区经济发展情况时，南阳市政府在《后移民时代移民区经济发展初探》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丹江口库区移民后续发展稳定工作刚刚起步，移民区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存量少的基础性矛盾突出；部分移民搬迁后收入临时减少，生活水平出现暂时下降……”
“整个移民安置区内生发展后劲不足。”南阳市移民局纪检组长吴家宝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搬迁后，移民年人均收入从搬迁前的4000余元已提高至如今的7000多元，主要收入来源依靠的是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收入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
“不是传统的乡镇企业”
按照“一村一品”的构想，针对各个移民新村成熟的集体项目，经村集体、县移民局或其他形式申报，南阳市政府将拨付一定的专项移民资金用以扶持特色产业发展。
唐河黄牛在全国闻名，养牛自然成为鱼关村的集体示范项目。2013年2月，一座占地4亩，投入近50万元的养牛场在鱼关村村西建成。通过公开招标，村民王合国以每年2万元的承包费用中标，成为这座“公办”养牛场的首位主人。
据吴家宝介绍，受移民专项资金扶持的这些项目，立项人可以是本村集体，也可以是县移民局、市移民局等多种主体，通过公开招标建成后，可以以项目承包的方式，承包给本村村民或村外人员，但无论谁来承包，都要依据合同向村集体支付费用，用以发放村集体福利或其他公共开支。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镇企业，而是最大程度上降低移民资金的使用风险，确保农民收益。”吴家宝说。
然而，自从承包了政府投建的养牛场，王合国就没高兴过。
王合国说，承包牛场前他进去看了一眼，可因为没有养殖经验，“没看懂。”正是因为“没看懂”，原本可以成为政策受惠人的他反而因为牛舍设计的不合理蒙受了损失。
《民生周刊》记者在王合国承包的牛场看到，四排牛舍粉刷着白色外墙并配有彩钢房顶，然而走进牛舍可以发现，从水槽边缘到牛舍后墙，每一个活动区域只有2米宽，个头大的成年黄牛只能斜着身子站立，一些粪便甚至直接排到了后窗上。
“牛站起来趴不下，趴下了站不起来。”王合国说。因为场地过于狭窄，一些公牛在起身站立时容易发生刮碰，进而受伤感染，而母牛则因拥挤发生了早产现象。承包至今，王合國已有11头公牛因受伤感染死亡，7头母牛发生早产。以每头公牛4000元、每头牛犊5000元的保守价格估算，王合国已有近8万元损失。 为了减少损失，王合国将每个牛舍的养牛数量从原来的8头调减到4头，总数变成了30余头，是原来的一半。他始终认为，正是因为牛舍设计不合理，才导致自己的牛白白死去。
为了讨个说法，去年7月，王合国找到村委会，9月找到唐河县移民局，今年2月又找到南阳市移民局，得到的答复是“正在商量解决”，可至今没有下文。为此，王合国曾找到设计该牛场的工程师，工程师说：“你这个牛场，设计肯定是不合格的，因为是按照过去的老规格设计的。”
损失一直未能得到赔偿，王合国也拒绝向村委会支付余下的承包款。因为牛场在村集体用地上建成，所得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因此按照当初设想，每个村民都能从牛场收益中分红。如今收益中断，鱼关村村支书王文华坦言，村里至今还没有就牛场收益发放过福利。
“5年合同期过后，我肯定不包了，估计别人也不会来包。”王合国说。如今，在距离公办养牛场几百米的自家田地上，王合国正在搭建自己的牛场。“我这个牛场占地3亩地，15万就能建成，还是个半自动化的，养50头牛没问题。”
除“公办”养牛场外，受鱼关村村民“指责”的“政府工程”还包括刚刚搭好的8个塑料大棚及援建单位打的7口灌溉机井。
2012年，某援建单位为鱼关村打了7口机井，按照计划，每口机井将负责浇灌50亩旱地。可据多位村民反映，因为机井打得太浅，建好4年来，从没使用过，“即使开闸，估计水量还不够浇一亩地。”为什么不打深些？王文华说，当时上面规定，机井只能打80米深，“村里也没有办法。”
今年刚入头伏，鱼关村集体生产养殖用地上就盖起了塑料大棚。“这是县里的项目”，王文华曾亲眼目睹过整个过程，凭借多年的大棚经验，他认为这8个大棚构架不合理，“钢架埋得太浅，估计懂行的人不会过来承包。”
清风岭村民马国珍自2011年搬入移民新村后，就特意去山东寿光学习了大棚蔬菜种植技术，连搭建大棚用的塑料薄膜、石材都是从山东运过来的。记者在他的塑料大棚看到，每个大棚底部都有一圈一人高的石柱作为基础，石柱向上连接的是弧形塑料管材，用以支撑棚顶。
对比马国珍的大棚，鱼关村这8个仅用钢管作为框架的大棚显得单薄许多。马国珍说，用石柱打基础，能够保证大棚的稳定性，“每个石柱中间还挂有用以植物攀藤的铁丝，如果不打石柱，仅用钢管，不仅占地方，而且承受不了挂果的重量。”用塑料管材，则是为了防止材料经太阳暴晒过热烫坏塑料。
公办项目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一问题在鱼关村得到了集中体现，但在一些移民安置区，一些集体项目已经发挥了作用。在社旗县，目前已有3个移民新村村民从集体收入中拿到了福利“分红”。
清风岭村民也是集体项目的受益者。据清风岭村支书马国祥介绍，按照南阳市移民政策，每个移民除耕地外，还额外分有0.6亩生产养殖用地。为了发挥土地价值，清风岭将全村共计42.7亩的生产养殖用地集中起来，以集体项目名义盖起了一座养鸡场。
受禽流感影响，养鸡场效益下滑，后被来自社旗县的承包人改作养猪场。依据承包合同，初期承包费用为每年20万元，承包期限为30年，每五年费用上浮5%。
“钱一到账村里就进行了分红，而且是按照最新的人口情况分的，每人分到150块钱。”马国祥说。2011年搬迁初期，清风岭登记在册的人口数为873人，三年后，随着人口出生死亡的结构调整，参与分红的村民人数已经增加至900人。
“哪怕只给政策也好”
王合国认为，分布在鱼关村的集体项目都已“报废”，而村里的个人养殖户却正在为缺少资金发愁，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也往往受阻。
“一言难尽。”提到自己的养猪场，鱼关村村民王金有满脸愁容。由于今年猪价行情走低，他的生意一直不好，而最为让他关心的，则是像他这样的散养户能否得到一定的政府奖补，“哪怕只给政策也好。”
2009年刚搬迁到移民安置点时，王金友就搞起了养殖，并一度成为鱼关村发展养殖业的“招牌项目”，“光接待县市领导、记者考察就接待了好几回。”他认为，当初建设养猪场，自己投入了20多万元，养猪场搞得好，为当地争了光，可他自己却什么支持都没得到。相比之下，政府投资40多万元建的养猪场如今已改为养兔场，并没有发挥出项目优势。
鱼关村另一位养猪户赵国华也有同样的感受。相比奖励资金，赵国华更希望政府能够予以政策支持，能够在村民发展遇到困难时，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多了不说，如果政府能给我10万元启动资金，哪怕借给我10万块钱，我现在的产值就能翻三倍。”
赵国华希望在现有猪舍旁扩建两个“育婴室”，以增加养殖规模，延长育猪期，卖出更高的价格。如今，因为无法从银行拿到贷款，无力扩建场房，赵国华只能早早卖掉乳猪，价格也自然上不去。
针对移民种植、养殖贷款难的问题，南阳市政府已经出台了贴息政策，贴息率达50%，然而因为前期贷款无法顺利申请下来，这一优惠政策几乎形同虚设。
“我们出台了政策，但金融部门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他们也是企业，也要考虑利润和风险。”吴家宝说。他同时明确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移民扶持政策只针对集体项目，对个人项目没有奖补措施。
吴家宝认为，移民资金理应属于全体移民所有，这笔钱如果拿来奖补个人，对其他移民来说有失公平。而据南阳市移民局另一位官员透露，扶持政策曾经也涵盖到过个人，但往往成了一项“撒胡椒面式”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最困扰马国祥的还是村里发展项目无法抵押贷款。由于移民搬迁占用的是迁入地的基本农田，因此尽管已经落户三年，清风岭所有住宅土地的性质依然是耕地，并没有及时变更为宅基地。“房产部门不认可，没有房产证，就不能用来抵押贷款。”
即使办下了房产证，马国祥认为，银行也会因为移民村的身份而不敢借款。“我们是政策性移民，银行害怕即使出现违约，也不敢把移民财产怎么样。”
据南阳市移民局规划计划科科长张君伟介绍，南阳市移民安置村的大部分土地权证已经变更完毕，整个协调过程非常复杂，需要与国土部门反复沟通。“土地性质变更不仅涉及到南阳，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地區都面临这一问题。”
面对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尤其是生产建设用地，吴家宝希望干渠北端的受惠省市能够给予移民安置地区更多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