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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们回信,信中提到,当年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畏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中,新安旅行团旅行修学行程五万里,宣传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历时17年,曾经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赞誉,在中国青少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小学的亲切回信,是对全国少先队员们的殷切期望,必将激励广大青少年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努力学习,增长本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什么原因让这支旅行团受到众多赞誉?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从1935年到1952年行走五万里?是什么力量让这支“少年革命团体”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要从新安小学的创办人说起。
192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江苏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并亲任校长。1930年,陶行知委派他的学生汪达之接任第二任校长。汪达之上任后,和老师们认真实践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制定了详细的“生活方法”,让学生读活书,活读书,学做事,学做人。这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锻炼了学生们的自立自强能力,为新安旅行团走出校门进行抗日宣传和旅行修学奠定了基础。1933年10月22日,汪达之将新安小学7名十几岁的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没有父母陪同,自谋生活费用,到镇江、上海等地做了为期54天的修学旅行和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陶行知为此赋诗《题儿童旅行团》:“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新安儿童旅行团实践的首次成功,给汪达之和孩子们增强了信心。他们决定再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旅行团到全国去宣传抗日救亡。1935年10月10日,由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在校长汪达之带领下,离开淮安开始抗日宣传和旅行修学。这趟远行,从苏北到塞外,从江浙到两广,途经全国22个省、市,行程50000多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解放史和青少年运动史上的传奇。出发时,他们仅有50元钱,经常连喝稀饭啃烧饼都难以维持,睡地铺、露宿街头更是常态。为解决生活工作经费,他们一方面通过代售书籍、撰写通讯稿等方式获取报酬,或者放映抗日影片收取一些费用,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捐助。面对困难,他们毫不畏惧,反而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他们不放弃学习,以地为席,以石为桌,以墙为板,以独特的“小先生制”和“民主生活会”的方式,采用启发式教学、实物教学、“做什么,学什么”等,你教我我教你,互助学习,增长才干。到苏北根据地后又在涟水恢复了新安小学,发挥“小先生”作用,经常开展扫盲帮助群众识字学文化。
新安旅行团为“民族生存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要把“中国来改造”的远大革命志向,“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的顽强战斗作风,好学上进、团结友爱、自主自立、勇于实践、关心集体的优秀品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价值。团员们敢于追求真理的热情、蓬勃向上的朝气、自觉的纪律观念、富于创造的实干精神,热爱党、热爱人民和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给家乡人民树立了先进典范。因此,当年盐阜地区军民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七旅、八旅、新安旅”。据不完全统计,17年中先后加入新安旅行团的600多名团员,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中比较杰出的就有200多名。
运用各类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是新安旅行团的最大特色。他们通过放映抗战电影、排演街头歌舞剧、教唱救亡歌曲、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等,为号召广大军民共赴国难,取得抗战最后胜利贡献力量。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战宣传。1938年2月,新安旅行团到达兰州,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批准,新安旅行团三名团员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从此,新安旅行团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5月,林伯渠同志在西安接见了他们,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并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求新安旅行团尽快到武汉去。新安旅行团一到武汉,就和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等一起参加了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宣传活动和为抗战一周年举行的献金活动。新安旅行团在街头和剧院演出秧歌、舞蹈、民间小调和相声等等,到部队、农村去宣传演出,教他们秧歌、舞蹈和歌曲,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到保育院教唱歌。为了扩大影响,坚持斗争,新安旅行团举行了成立三周年茶话会。许多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了茶话会。新安旅行团在武汉做了大量宣传工作,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才撤离武汉。1938年7月3日的《新华日报》配图对新安旅行团在武汉的活动进行了详细报道。陶行知为他们的英勇行为写了一首诗《小好汉》:“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唤起民众抗战。抗战初期,他们演出传播了红军时代流传的《儿童舞》《海军舞》《抗日升平舞》和革命秧歌。1936年12月,新安旅行团团员作为上海儿童代表和其他团体组成“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问团”,到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慰问团冒着零下20℃的严寒向抗日将士致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演唱了抗日歌曲。随后,全团深入绥远西部汉、蒙、回各族杂居之地,至蒙古包、王府、喇嘛庙等处放映电影,教唱救亡歌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讲抗战形势,组织当地中小学生演唱抗战歌曲,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唤起少数民族特别是牧民们的抗日救亡意识。《新华日报》曾在社论中高度赞扬新安旅行团的宣传工作“推进了西北救亡工作,加强了蒙汉各民族间的团结”。1940年,他们排演了《春的消息》《爱在人间》等舞蹈和舞剧《虎爷》。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创作演出了《儿童解放舞》《花棍舞》《少年进行曲》《参军记》等。到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教唱抗日歌曲、放电影和演出舞剧、表演秧歌和皮影戏等,特别是推广秧歌舞运动,盐阜地区先后成立了823个秧歌队。按照刘少奇、陈毅组织10万儿童团员参加抗战的指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组织了18万名兒童团员参与抗战,显示了新安旅行团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协调能力。
始终奋战在战斗一线。新安旅行团团员到达苏北后加入了新四军,先后参加了苏北反“扫荡”斗争、两淮解放和上海解放战役,经过战火的熏陶,一群小好汉更加坚强。在1941年夏反“扫荡”中,该团总干事张平和苏北分团团长张杰英勇牺牲。在1943年春第二次反“扫荡”中,新安旅行团成员近90人,与敌人周旋,克服重重困难,经历许多危险,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1945年9月在解放淮阴淮安战役中,新安旅行团团员到火线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和战士们一起登云梯爬上城墙,一起冲到城内街上。为冲锋杀敌的战士鼓劲助威,向垂死挣扎的敌人喊话劝降,新安旅行团在城内大街小巷贴标语,画壁画,在高大的建筑物上刷写标语,进行街头演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进攻淮安,新安旅行团随华东野战军转战苏、鲁、冀、豫,成了一支深受部队欢迎的文艺宣传队。他们把标语贴进了济南城,把秧歌舞扭到了南京,把胜利的腰鼓打进了大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作者单位: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陈伟龄
是什么原因让这支旅行团受到众多赞誉?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从1935年到1952年行走五万里?是什么力量让这支“少年革命团体”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要从新安小学的创办人说起。
192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江苏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并亲任校长。1930年,陶行知委派他的学生汪达之接任第二任校长。汪达之上任后,和老师们认真实践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制定了详细的“生活方法”,让学生读活书,活读书,学做事,学做人。这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锻炼了学生们的自立自强能力,为新安旅行团走出校门进行抗日宣传和旅行修学奠定了基础。1933年10月22日,汪达之将新安小学7名十几岁的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没有父母陪同,自谋生活费用,到镇江、上海等地做了为期54天的修学旅行和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陶行知为此赋诗《题儿童旅行团》:“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新安儿童旅行团实践的首次成功,给汪达之和孩子们增强了信心。他们决定再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旅行团到全国去宣传抗日救亡。1935年10月10日,由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在校长汪达之带领下,离开淮安开始抗日宣传和旅行修学。这趟远行,从苏北到塞外,从江浙到两广,途经全国22个省、市,行程50000多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解放史和青少年运动史上的传奇。出发时,他们仅有50元钱,经常连喝稀饭啃烧饼都难以维持,睡地铺、露宿街头更是常态。为解决生活工作经费,他们一方面通过代售书籍、撰写通讯稿等方式获取报酬,或者放映抗日影片收取一些费用,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捐助。面对困难,他们毫不畏惧,反而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他们不放弃学习,以地为席,以石为桌,以墙为板,以独特的“小先生制”和“民主生活会”的方式,采用启发式教学、实物教学、“做什么,学什么”等,你教我我教你,互助学习,增长才干。到苏北根据地后又在涟水恢复了新安小学,发挥“小先生”作用,经常开展扫盲帮助群众识字学文化。
新安旅行团为“民族生存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要把“中国来改造”的远大革命志向,“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的顽强战斗作风,好学上进、团结友爱、自主自立、勇于实践、关心集体的优秀品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价值。团员们敢于追求真理的热情、蓬勃向上的朝气、自觉的纪律观念、富于创造的实干精神,热爱党、热爱人民和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给家乡人民树立了先进典范。因此,当年盐阜地区军民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七旅、八旅、新安旅”。据不完全统计,17年中先后加入新安旅行团的600多名团员,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中比较杰出的就有200多名。
运用各类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是新安旅行团的最大特色。他们通过放映抗战电影、排演街头歌舞剧、教唱救亡歌曲、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等,为号召广大军民共赴国难,取得抗战最后胜利贡献力量。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战宣传。1938年2月,新安旅行团到达兰州,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批准,新安旅行团三名团员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从此,新安旅行团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5月,林伯渠同志在西安接见了他们,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并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求新安旅行团尽快到武汉去。新安旅行团一到武汉,就和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等一起参加了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宣传活动和为抗战一周年举行的献金活动。新安旅行团在街头和剧院演出秧歌、舞蹈、民间小调和相声等等,到部队、农村去宣传演出,教他们秧歌、舞蹈和歌曲,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到保育院教唱歌。为了扩大影响,坚持斗争,新安旅行团举行了成立三周年茶话会。许多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了茶话会。新安旅行团在武汉做了大量宣传工作,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才撤离武汉。1938年7月3日的《新华日报》配图对新安旅行团在武汉的活动进行了详细报道。陶行知为他们的英勇行为写了一首诗《小好汉》:“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唤起民众抗战。抗战初期,他们演出传播了红军时代流传的《儿童舞》《海军舞》《抗日升平舞》和革命秧歌。1936年12月,新安旅行团团员作为上海儿童代表和其他团体组成“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问团”,到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慰问团冒着零下20℃的严寒向抗日将士致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演唱了抗日歌曲。随后,全团深入绥远西部汉、蒙、回各族杂居之地,至蒙古包、王府、喇嘛庙等处放映电影,教唱救亡歌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讲抗战形势,组织当地中小学生演唱抗战歌曲,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唤起少数民族特别是牧民们的抗日救亡意识。《新华日报》曾在社论中高度赞扬新安旅行团的宣传工作“推进了西北救亡工作,加强了蒙汉各民族间的团结”。1940年,他们排演了《春的消息》《爱在人间》等舞蹈和舞剧《虎爷》。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创作演出了《儿童解放舞》《花棍舞》《少年进行曲》《参军记》等。到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教唱抗日歌曲、放电影和演出舞剧、表演秧歌和皮影戏等,特别是推广秧歌舞运动,盐阜地区先后成立了823个秧歌队。按照刘少奇、陈毅组织10万儿童团员参加抗战的指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组织了18万名兒童团员参与抗战,显示了新安旅行团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协调能力。
始终奋战在战斗一线。新安旅行团团员到达苏北后加入了新四军,先后参加了苏北反“扫荡”斗争、两淮解放和上海解放战役,经过战火的熏陶,一群小好汉更加坚强。在1941年夏反“扫荡”中,该团总干事张平和苏北分团团长张杰英勇牺牲。在1943年春第二次反“扫荡”中,新安旅行团成员近90人,与敌人周旋,克服重重困难,经历许多危险,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1945年9月在解放淮阴淮安战役中,新安旅行团团员到火线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和战士们一起登云梯爬上城墙,一起冲到城内街上。为冲锋杀敌的战士鼓劲助威,向垂死挣扎的敌人喊话劝降,新安旅行团在城内大街小巷贴标语,画壁画,在高大的建筑物上刷写标语,进行街头演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进攻淮安,新安旅行团随华东野战军转战苏、鲁、冀、豫,成了一支深受部队欢迎的文艺宣传队。他们把标语贴进了济南城,把秧歌舞扭到了南京,把胜利的腰鼓打进了大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作者单位: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陈伟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