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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已在我脑海里酝酿多年：一个在海外、或在国内面对外国媒体时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来谈论他的国家呢？
近日在法国电视台看到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接受外媒对最近发生的动车追尾事故的采访。如其仅对自己的政府提出批评，还是情有可原的；但事实上面对外国话筒，这位教授抨击的是高铁本身，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构成。这令我想起今年初法国发生的一件事。
说起此事，先要谈及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句“名言”：“滚开，可怜的傻瓜！”这是萨科齐当选总统后不久，前往参观农业展览时所说的一句话。根据惯例，总统与农民们一一握手问候。不料，一位反对派农民却拒绝与总统握手，个性倔强的萨科齐脱口而出：“滚开，可怜的傻瓜！”这一对话被法国电视台摄录下来，一下子成了萨科齐的“标志性”话语。说句公道话，总统确实应该克制，但这位农民的无礼也是缺乏修养的表现。
这句“名言”居然出现在今年初发生剧烈动荡的埃及街头。一名在埃及任教的法国老师，为了支持示威者，举着写上这句“名言”的标语牌上了街。法国在派驻外交官的主要国家都设置法语学校，目的是让其侨民子弟全盘接受法国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以避免外交官或侨民的下一代受到驻在国思想的“侵蚀”。所以派往这些国家的法国老师，都是法国国家公务员。这个在埃及举着萨科齐“名言”的老师被使馆人员拍了照（使馆称是从电视报道上看到的），立即被大使召见，并于数日内遣送回国，并准备对其加以严惩。官方理由是“一个派驻外國的公务员应该有所保留”，但谁都知道，这句话涉及法国国家元首。在国外侮辱本国国家元首，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法国1881年7月29日通过的《新闻自由法》明确规定，不得侮辱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和总理）。这位公务员无意之中踏了红线。但他依然要承担责任。这一例子非常说明问题。
当涉及对外事务时，公务员确实应该有保留的义务。以直接或间接手段或言论羞辱自己的国家领袖或体制，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会遭到制裁或惩罚的。事实上我在法国结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私底下有时会严厉批评萨科齐、批评法国政府，但当涉及公开采访时，他们都相当谨慎和保留。他们还不仅仅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在外国人面前批评自己的国家是不合适的”。这里所说的“批评自己的国家”，指的是本国的“政体”。法国人在国外或外国人面前批评本国某项政策或做法是可以的，比如一位法国战略问题专家完全可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反对法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但一旦涉及对本国根本制度的批评，则几乎没有任何法国知识分子会接受外国人的采访，因为这涉及到立国之根本。我刚刚读完一本法国政论书《寡头政治够矣，民主万岁！》，作者埃尔维·康普弗批评法国已“不再是民主国家”，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不会接受我就这个题目来采访他的。我已经多次遇到类似的事件。
2003年挪威议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其用意当然是很明确的。伊朗是西方阵营的“头号敌人”，伊巴迪亦不是伊朗当局的宠儿。她的和平奖证书和奖牌据说还曾被政府没收过。然而就在伊朗受到西方国家武力威胁时，伊巴迪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西方应该向伊朗施加压力，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和尊重人权。但如果我的国家遭到攻击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绝对支持我的国家！”显然，无论是核计划还是人权问题，都是“政策”问题，但当涉及国家安全时，伊巴迪阵线分明。
回到法国电视二台对中国教授的采访。显然，这位中国教授所言，在面对国内媒体时可以理解。但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恰恰不理解内外有别，不懂高铁在国际上处于动辄数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激烈商业竞争（所以法国报道时从来不区分D字母为首的动车与G字母为首的高铁的绝对不同）状态之中，不懂今天世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话语权之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拱手将之免费送出……这实在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近日在法国电视台看到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接受外媒对最近发生的动车追尾事故的采访。如其仅对自己的政府提出批评，还是情有可原的；但事实上面对外国话筒，这位教授抨击的是高铁本身，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构成。这令我想起今年初法国发生的一件事。
说起此事，先要谈及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句“名言”：“滚开，可怜的傻瓜！”这是萨科齐当选总统后不久，前往参观农业展览时所说的一句话。根据惯例，总统与农民们一一握手问候。不料，一位反对派农民却拒绝与总统握手，个性倔强的萨科齐脱口而出：“滚开，可怜的傻瓜！”这一对话被法国电视台摄录下来，一下子成了萨科齐的“标志性”话语。说句公道话，总统确实应该克制，但这位农民的无礼也是缺乏修养的表现。
这句“名言”居然出现在今年初发生剧烈动荡的埃及街头。一名在埃及任教的法国老师，为了支持示威者，举着写上这句“名言”的标语牌上了街。法国在派驻外交官的主要国家都设置法语学校，目的是让其侨民子弟全盘接受法国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以避免外交官或侨民的下一代受到驻在国思想的“侵蚀”。所以派往这些国家的法国老师，都是法国国家公务员。这个在埃及举着萨科齐“名言”的老师被使馆人员拍了照（使馆称是从电视报道上看到的），立即被大使召见，并于数日内遣送回国，并准备对其加以严惩。官方理由是“一个派驻外國的公务员应该有所保留”，但谁都知道，这句话涉及法国国家元首。在国外侮辱本国国家元首，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法国1881年7月29日通过的《新闻自由法》明确规定，不得侮辱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和总理）。这位公务员无意之中踏了红线。但他依然要承担责任。这一例子非常说明问题。
当涉及对外事务时，公务员确实应该有保留的义务。以直接或间接手段或言论羞辱自己的国家领袖或体制，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会遭到制裁或惩罚的。事实上我在法国结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私底下有时会严厉批评萨科齐、批评法国政府，但当涉及公开采访时，他们都相当谨慎和保留。他们还不仅仅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在外国人面前批评自己的国家是不合适的”。这里所说的“批评自己的国家”，指的是本国的“政体”。法国人在国外或外国人面前批评本国某项政策或做法是可以的，比如一位法国战略问题专家完全可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反对法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但一旦涉及对本国根本制度的批评，则几乎没有任何法国知识分子会接受外国人的采访，因为这涉及到立国之根本。我刚刚读完一本法国政论书《寡头政治够矣，民主万岁！》，作者埃尔维·康普弗批评法国已“不再是民主国家”，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不会接受我就这个题目来采访他的。我已经多次遇到类似的事件。
2003年挪威议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其用意当然是很明确的。伊朗是西方阵营的“头号敌人”，伊巴迪亦不是伊朗当局的宠儿。她的和平奖证书和奖牌据说还曾被政府没收过。然而就在伊朗受到西方国家武力威胁时，伊巴迪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西方应该向伊朗施加压力，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和尊重人权。但如果我的国家遭到攻击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绝对支持我的国家！”显然，无论是核计划还是人权问题，都是“政策”问题，但当涉及国家安全时，伊巴迪阵线分明。
回到法国电视二台对中国教授的采访。显然，这位中国教授所言，在面对国内媒体时可以理解。但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恰恰不理解内外有别，不懂高铁在国际上处于动辄数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激烈商业竞争（所以法国报道时从来不区分D字母为首的动车与G字母为首的高铁的绝对不同）状态之中，不懂今天世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话语权之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拱手将之免费送出……这实在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