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的《走向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是其多年研究晚清史的文章结集。尽管该书并非专著，书中内容涉及广泛，但大体上也可从中窥见辛亥革命发生的轨迹。在《走向革命》的序言中，雷颐提出，“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处于“主导”的地位，革命往往是上层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清朝统治者根本没有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更没有不断的妥协精神。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极端”；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放弃极端”、主动改革。
　　雷颐的历史总结，不可谓不精辟；雷颐的历史警告，不可谓不沉痛。纵观雷颐在该书所研究的史实背后，都有着封闭所导致的妄自尊大和不思进取。从明代以降，中国开始在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等方面渐渐落后于欧洲，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以求偏安于一隅的结果。自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国耻，更是统治者只顾抓牢自身权力，企图维护专制统治所造成。这种封闭，最终使得国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统治者最终也丧失了政权。因此，如何保持开放的政治心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造就一个开放的国家，在观念和施政上顺应人民的要求，或许是统治者权力，以及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开放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权力并非是维系社会秩序和人们社会生活的唯一纽带。而封闭的专制社会显然并非如此。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新换代，历来都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恶性循环和简单复制。清代的统治者也不例外。自入关获得政权以后，在“家天下”的意识下，维持统治，永保江山自然就成了统治者考虑的头等大事。在这种狭隘、封闭的思想，以及控制权力的单一性思维之下，必然会导致一个封闭的国家，以及封闭的社会。
　　经济史家侯家驹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除了元代以外，凡是大一统王朝，对于国际贸易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分裂下的政治实体。这是由于，统一有独占性，而国际贸易在本质上是竞争的，二者颇难协调。明代的倭寇，实际上是从事走私的人，因为统治者的禁海政策，与日本浪人勾结而形成的。郑晓在《皇明四夷志》中说，倭寇中大部分是中国人，日本人仅有十之一二。明代后期，统治者禁海政策，后来也被清代统治者所延续。
　　早在1661年，清廷就发布迁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经山东、江南(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将六省沿海居民内迁到离海岸线距离30里以上的区域，这一做法延续了22年，到清政府1683年平定台湾后，才开辟了少量对外贸易港口，对外打开了一条门缝。1711年之后，康熙重申海禁政策。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只准在广州进行，闭关制定了许多禁令。越往后，禁令越严密和繁琐。这些禁令，对外的部分包括大量苛刻专横的规定限制外商，对内的部分，对于货物的出口等方面做了许多严格的限制。(侯家驹《中国经济史》P749)
　　从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以及相关的研究来看，英国人发动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首先是为了通商，而并非纯粹是为了贩卖鸦片。时至今日，仍有人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清政府有权拒绝与英国通商，侵略者不能诉诸武力。然而，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统治者所制定的政策，是代表其自己的私愿，还是代表人民的意愿。就当时的情形而论，中国的商人都希望开放口岸，与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外商通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民间，出于获取利益的考虑，存在着通商的自然需求。清朝的专制者关闭口岸，对内挟制人民通商的行为，对外拒绝通商。正是这种以一己之私，行政策阻隔的做法，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最后导致了更大的损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羞辱。
　　而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僚系统对外界的认识，在今人看来极其可笑。令人匪夷所思的思想封闭，或许是一个专制帝国的“特产”。林则徐委托魏源编译《海国图志》，其用意仅仅只是为了“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被认为大逆不道，以夷变夏，用今天的话说，叫“破坏文化安全”。而这本书传到日本之后，短短几年内再版二十几次，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徐继畲介绍欧美诸国的《瀛环志略》，引来了清朝的“爱国贼”们“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一类的指责。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将自已的所见所闻所写成日记，让总理衙门刊行，不料立即引起守旧派们强烈的反对和群情汹涌的口诛笔伐。清廷于是下令将此书毁版，禁止流传。
　　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封锁，以及严密的社会控制，外儒内法的专制文化，使得统治者及其官僚系统变得顽固且固步自封。当西方列强挟船坚炮利之优强行轰开帝国国门的时候，统治者们张皇无措，只是出于本能和惯性思维，企图牢牢抓紧权力，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清末的名臣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对中华帝国之外的世界，认知非常有限，对于新观念的接受则更为困难。当最高的统治者对于世界版图和天下大势极其陌生，作为官僚系统的士大夫阶层尚且如此，帝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无论是曾国藩、张之洞还是李鸿章，在其官场生涯中，都深陷于封闭社会的特产——即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之中。他们相当一部分精力，不得不用来“揣摩上意”，殚精竭虑地站队，以维护自身官职或谋求升迁，避免被排挤出局。作为官僚系统的一员，他们的施政策略，首要是与专制者保持高度一致并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为底层百姓谋福祉则被置于维系权力之后。柏杨先生说，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即便是这些“名臣”、“贤臣”、“能臣”，身处“酱缸文化”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部分“酱缸文化”的特点和封闭性。而专制体制下从上到下的权力关系，必然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引发保路运动的盛宣怀，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
　　1911年，在将铁路收归国有伊始，邮传大臣盛宣怀挟官员之威，行商人之举，不肯在政策实施上照顾到四川民众，导致反对声浪强烈。到保路运动后期，盛宣怀在利益上有所退让之时，被激发起来的民愤已经进发，他的“怀柔”政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正是因为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调湖北守军前往镇压，这才引起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显然，盛宣怀作为商人的惯性思维和利益计算，使他做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决定，最终以革命的诞生而宣告其丢官去职的结局。
　　盛宣怀的一味用强，同样是专制统治下的惯性使然。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国家与人民为契约关系。当两者遭遇利益之争时，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政府无疑应当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取得人民的同意。当政府需要人民作出某些牺牲之时，更必须给予人民公平甚至是优厚的补偿。如果以强制力量对人民予取予夺，只会埋下仇恨的种子，并导致深刻的社会矛盾。一旦这种社会矛盾被激发为社会行动，必然会剧烈地爆发。
　　显然，晚清变革失败，走向革命的过程，正是封闭社会被打破之后，统治者不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顺应民意，导致社会危机爆发为“革命”的过程。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宣称，“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显然可以被描述为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最深刻的革命。”清朝的灭亡，是其画地为牢，以此为夜郎国奴役人民的失败，更是其长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封闭，拒绝开放的结果。《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称，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党人和袁世凯一心想以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来要求清政府实施君主立宪。但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强硬派(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痛失良机，最后导致了清廷的退位。或许，这些既得利益者，在失却统治权力，成为平民之后，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才明白人民被奴役的困苦。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