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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信，195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师从国内第一代口腔科学大师陈华教授。1958年调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重点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
没有用完的丁香油被林彪吃了几滴
“文革”开始不久，我第一次给林彪看病，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副统帅”。林彪的医疗保健任务原来由北京医院负责，因为看牙，就请了我们301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和我。事前我们开了一个会，从各个医院请来一些内科专家、教授会诊，商讨医疗方案和细节问题。他们对于给林彪看病都有些发怵，因为林彪不愿意看医生是有名的。据说，在他精神状态不好时，生了病，医生无法接近他。
那次去给林彪看牙病，他出来时面无表情，也不和我们打招呼，洪主任给他先做了消毒、麻醉，没想到一切还颇顺利，只是一颗松动的牙需要拔除，十几分钟手术就完成了。可是，到晚上有了点情况，保健医生打电话来说：“首长拔牙创面出血了。”我们立刻上车去看了，原来只是林彪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吐了一口唾液，内有几丝血迹，不是血管出血。林彪这才放心。由于首次治疗顺利成功，取得了“信任”，我们就“揽”下了以后的工作。
另一次是林彪当“接班人”以后，他的一个牙套坏了，要重做。并请了上海华东医院的孔新民医生来，孔医生在制作义齿方面很有经验，由他操作。后来又请来了北京医院的朱希涛教授，由30l医院的曹根慧副院长陪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医疗组”。林彪的病牙是上颌第一前磨牙。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全套冠”，在颊面“开窗”加上一个白塑胶面，工艺精雕细刻，前后修治了一个月。林彪满意地说：“很好，很好，很好。”
林彪平时有“出汗”的毛病，经常自己看医书、找偏方。在这次看牙期间，我们因为经常去，带去的药品有时没有随手带回来，其中有一瓶丁香油。后来保健医生说：“首长知道丁香油能治出汗，就自己吃了几滴丁香油。”为了安全起见，叫我们以后每次将没有用完的药品都带回去。
在此期间，我们也给叶群及其子女看过牙。他们一家人好发龋齿。最初接触叶群时，她是某大学的副校长，还和我们闲谈，谈起家中一些琐事，如林彪和他们的孩子都不爱说话，有时她下班回来，客厅里是黑的，打开电灯一看，父、子、女三人默坐无言。
给林彪一家看牙，倒没有什么精神压力，只是疲劳一些，尤其是叶群和林立果担负“要职”以后，为了适合他们的时间，我们常常要工作到夜晚十一二点，第二天照常八点钟上班。
江青说，我们给她吃了毒药
给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以往我们给首长看病，即使是性情急躁、看来十分严厉的人，通过我们的认真治疗，最后也会让他们满意。可是，那次的经历却超出了我们的经验。
当时，江青左上第三磨牙发炎，疼痛。我们去时，急性炎症已消，是慢性牙周炎。我们给她局部冲洗上药时，她指定我们每人轮流给她治疗，看来是为试试我们各自的手法轻重。她的牙已松动，需拔除。
为慎重起见，我们先拍X线牙片。拍片时，我按常规用手指将X线片送入她的口中，碰到了上腭，她本能地恶心反射，我立即将片退出。她生气地说：“你不果断。”第二次，我便用止血钳夹住片子放入口中，以避免触及上腭。片子拍好后虽比实际只放大了一点，但尚可供参考。这是第一次碰到的矛盾，我也没太重视。
后来她说要洗牙，牙医所讲的“洗牙”，是清除牙结石，我将她下前牙侧结石清除了。谁知第二天她却说：“你犯错误啦，我的牙齿很薄，你把珐琅质刮去了，现在酸痛、过敏。”我也未加以解释，幸好后来她再未提起此事。
有一天晚上，汪东兴跑来，说江青“不太好”，让我们赶过去看看。原来是关于拔牙的问题。她同意拔牙，但是说我们“太紧张”，她不放心。过了几天，周总理来钓鱼台接见我们，同来的还有康生。那次是由我向周总理汇报治疗方案，周总理听后说：不要紧张嘛。于是决定拔牙。先由洪主任给她颊侧注射麻药，腭侧未注。一是腭侧进针痛，二是注射后可能有恶心。因为这是一颗松动牙，在腭侧龈沟内上碘酚，也有止痛作用。结果病牙拔除很顺利，她没有叫痛，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周总理再进来时，手术已结束。
在钓鱼台住了近两个月，江青请我们看了钢琴伴奏《红灯记》。工作人员预先告诉我们，看完一定要说“好”。当然我们不会如此之傻，说“不好”。
给江青治病，体力上倒很轻松，每天可以在钓鱼台优美的环境里散散步，看看书。当时虽未预见到可能发生什么严重后果，但是在与江青的接触过程中，逐渐看出她的反常性及毫不掩饰的无理行为，精神上总感到紧张不安。我们就这样不知深浅地完成了那一段“出诊”任务。
后来有一次给汪东兴看牙，从他的话语里，我才觉察到一些不寻常的“口风”。汪东兴待医生如客人，十分客气，总是先坐下陪我们喝茶，聊一会儿天。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医生犯错误是有的，但是不会害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刘院长调离301医院前，他才告诉洪主任：江青说，我和洪民给她吃了毒药，叫总后领导处理。总后将此事压下了，刘院长也将此事压下来了。据说是汪东兴保了我们。好在我们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过来了。
没有用完的丁香油被林彪吃了几滴
“文革”开始不久，我第一次给林彪看病，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副统帅”。林彪的医疗保健任务原来由北京医院负责，因为看牙，就请了我们301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和我。事前我们开了一个会，从各个医院请来一些内科专家、教授会诊，商讨医疗方案和细节问题。他们对于给林彪看病都有些发怵，因为林彪不愿意看医生是有名的。据说，在他精神状态不好时，生了病，医生无法接近他。
那次去给林彪看牙病，他出来时面无表情，也不和我们打招呼，洪主任给他先做了消毒、麻醉，没想到一切还颇顺利，只是一颗松动的牙需要拔除，十几分钟手术就完成了。可是，到晚上有了点情况，保健医生打电话来说：“首长拔牙创面出血了。”我们立刻上车去看了，原来只是林彪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吐了一口唾液，内有几丝血迹，不是血管出血。林彪这才放心。由于首次治疗顺利成功，取得了“信任”，我们就“揽”下了以后的工作。
另一次是林彪当“接班人”以后，他的一个牙套坏了，要重做。并请了上海华东医院的孔新民医生来，孔医生在制作义齿方面很有经验，由他操作。后来又请来了北京医院的朱希涛教授，由30l医院的曹根慧副院长陪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医疗组”。林彪的病牙是上颌第一前磨牙。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全套冠”，在颊面“开窗”加上一个白塑胶面，工艺精雕细刻，前后修治了一个月。林彪满意地说：“很好，很好，很好。”
林彪平时有“出汗”的毛病，经常自己看医书、找偏方。在这次看牙期间，我们因为经常去，带去的药品有时没有随手带回来，其中有一瓶丁香油。后来保健医生说：“首长知道丁香油能治出汗，就自己吃了几滴丁香油。”为了安全起见，叫我们以后每次将没有用完的药品都带回去。
在此期间，我们也给叶群及其子女看过牙。他们一家人好发龋齿。最初接触叶群时，她是某大学的副校长，还和我们闲谈，谈起家中一些琐事，如林彪和他们的孩子都不爱说话，有时她下班回来，客厅里是黑的，打开电灯一看，父、子、女三人默坐无言。
给林彪一家看牙，倒没有什么精神压力，只是疲劳一些，尤其是叶群和林立果担负“要职”以后，为了适合他们的时间，我们常常要工作到夜晚十一二点，第二天照常八点钟上班。
江青说，我们给她吃了毒药
给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以往我们给首长看病，即使是性情急躁、看来十分严厉的人，通过我们的认真治疗，最后也会让他们满意。可是，那次的经历却超出了我们的经验。
当时，江青左上第三磨牙发炎，疼痛。我们去时，急性炎症已消，是慢性牙周炎。我们给她局部冲洗上药时，她指定我们每人轮流给她治疗，看来是为试试我们各自的手法轻重。她的牙已松动，需拔除。
为慎重起见，我们先拍X线牙片。拍片时，我按常规用手指将X线片送入她的口中，碰到了上腭，她本能地恶心反射，我立即将片退出。她生气地说：“你不果断。”第二次，我便用止血钳夹住片子放入口中，以避免触及上腭。片子拍好后虽比实际只放大了一点，但尚可供参考。这是第一次碰到的矛盾，我也没太重视。
后来她说要洗牙，牙医所讲的“洗牙”，是清除牙结石，我将她下前牙侧结石清除了。谁知第二天她却说：“你犯错误啦，我的牙齿很薄，你把珐琅质刮去了，现在酸痛、过敏。”我也未加以解释，幸好后来她再未提起此事。
有一天晚上，汪东兴跑来，说江青“不太好”，让我们赶过去看看。原来是关于拔牙的问题。她同意拔牙，但是说我们“太紧张”，她不放心。过了几天，周总理来钓鱼台接见我们，同来的还有康生。那次是由我向周总理汇报治疗方案，周总理听后说：不要紧张嘛。于是决定拔牙。先由洪主任给她颊侧注射麻药，腭侧未注。一是腭侧进针痛，二是注射后可能有恶心。因为这是一颗松动牙，在腭侧龈沟内上碘酚，也有止痛作用。结果病牙拔除很顺利，她没有叫痛，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周总理再进来时，手术已结束。
在钓鱼台住了近两个月，江青请我们看了钢琴伴奏《红灯记》。工作人员预先告诉我们，看完一定要说“好”。当然我们不会如此之傻，说“不好”。
给江青治病，体力上倒很轻松，每天可以在钓鱼台优美的环境里散散步，看看书。当时虽未预见到可能发生什么严重后果，但是在与江青的接触过程中，逐渐看出她的反常性及毫不掩饰的无理行为，精神上总感到紧张不安。我们就这样不知深浅地完成了那一段“出诊”任务。
后来有一次给汪东兴看牙，从他的话语里，我才觉察到一些不寻常的“口风”。汪东兴待医生如客人，十分客气，总是先坐下陪我们喝茶，聊一会儿天。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医生犯错误是有的，但是不会害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刘院长调离301医院前，他才告诉洪主任：江青说，我和洪民给她吃了毒药，叫总后领导处理。总后将此事压下了，刘院长也将此事压下来了。据说是汪东兴保了我们。好在我们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