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晗是响应号召而突出宣传海瑞和海瑞精神。据有关文章记述，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找到吴晗，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就是这样问世的。
　　《论海瑞》后面那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字，同样与胡乔木有关。文章写出后，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忙于去参加庐山会议，回京后，才看文章。他向吴晗提出一些意见，并告诉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吴晗所写的那些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加上的。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
　　是出于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政治表态的习惯？是一种潜在的忧虑，不愿意人们把自己宣扬海瑞与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
　　两种因素或许都存在。熟悉吴晗的人，都曾回忆到他如何满腔热忱投身于革命，如何在不同场合感激和钦佩毛泽东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的修改意见，并由此而直接感受到一个伟人的伟大。这样一个早就与老师胡适分道扬镳的学者，一个担任政府要职的领导人，一个以崇拜心情仰望毛泽东的人，说他有意识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用几百年前的往事影射现实，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一个和吴晗共事过的文人，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他说在反右运动中，正是由于吴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的坚决性，使他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从而经受了20年的磨难。他的回忆，他的评说，使我不得不相信，创作《海瑞罢官》时的吴晗，不可能像批判者所说的那样有影射现实的意图。
　　是的，不可能。吴晗已经习惯了在研究历史、解说历史时，贯穿领袖的思想，他已经被公认为是富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习惯于以领导者的身份发表着指导性的报告。读他文革前的一些文章，我常有一种感觉，仿佛他端坐在主席台上，穿着标准的制服，领扣扣得紧紧的，拿着秘书早就起草好的报告在不厌其烦地念着。这样的文章里，没有了早年的激情，也没有了早年细致的考证，他的这种类型的文章，在我看来，几乎都在重复着别人的声音。他和郭沫若一样，也参加了为武则天、为曹操平反的论说，但那更多的也许是诠释，而非作为历史学家自己的理性寻找。
　　他的身份，他的倾向和态度，都决定了他不会超越他的时代。
　　二
　　秋天的庐山会议和春天的号召学习海瑞，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那时文人的敏感，远远跟不上政治的变幻莫测。
　　吴晗正是这样。他的第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虽然写于庐山会议之前，但《海瑞罢官》的创作和上演，却是在这之后。身为北京副市长的他，绝对不是一个幽坐在书斋里的学究，他是明史专家，却又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更是社会活动家，他在每日的交往、会议中度过，从而也就有了将自己的思想融入一种潮流之中的可能。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海瑞罢官》整个创作和上演过程，已经不是吴晗个人的事情，它成为知识界、文艺界一个群体共同参与的活动。
　　是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先生和一些朋友，建议吴晗为他们写一个关于海瑞的戏。是文化界的不少人，参与了整个创作过程，他们中间有老舍、王昆仑、齐燕铭、阿甲等，他们建议剧本应该叫作《海瑞罢官》。是吴晗的挚友、在云南的植物学家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时，也认为剧本只是写海瑞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不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旁边又添上了“罢官”两字。是廖沫沙在《海瑞罢官》问世后，第一个撰文公开发表为之喝彩。
　　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剧本由此而产生。吴晗，乃至他的许多朋友，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后来人，也由此而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历史境地。
　　姚文元式的批判和“文革”中吴晗的遭遇，使吴晗本人和人们都难以承认吴晗有丝毫影射现实的企图，“文革”刚刚结束后那些为吴晗辩诬的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便是一再强调《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罢官没有丝毫联系，纯粹是一出为历史而历史的剧本。
　　可是，我不由产生疑惑，也不断地询问自己：如果没有了现实的影子，没有了影射的意味，《海瑞罢官》的价值，或者说吴晗悲剧的价值又如何体观？
　　不止他一人，所有那些和吴晗一起被批判为搞历史影射和文学影射的文人，都面对着与他同样的两难境地。
　　承认“影射”，并不意味着赞同加在他们身上的批判，而是对他们的文化价值的肯定。说实话，从感情上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人，只是在做遵命文章，没有丝毫自己的见识和思想，麻木的神经对现实也没有感应。如果真是那样，悲剧对于他简直就是一场喜剧，而他所承受的所有苦难，便不会为他的整个人生投射耀眼的光彩。这对他岂不太冷酷无情？
　　不妨设想一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仅仅是在照本宣科地介绍着历史知识，他仅仅满足于大会小会的忙碌，眼睛看不到现实种种曲折与沉重，心灵感受不到生活的复杂，那他又如何能够拥有历史学家应有的见识与深刻？
　　史学是什么？不只是在于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的考证，不只是在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的描述。我的理解，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人格、良知与学识的结合，应该是跋涉在人生旅途中对现实与历史的热情拥抱，应该是借现实洗刷而变得无比深邃的目光对历史的扫描。没有现实的影子，无所谓史学的全部价值，没有现实的感受，无所谓历史学家的深刻。
　　史学与文学相互拥抱时，种种连作者都意想不到的作用便会以更为强烈的方式产生。
　　三
　　历史学家罗尔纲永远不会忘记吴晗与自己的友谊。他们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們是同行也是挚友。
　　罗尔纲1964年参加当时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受到了批判。批判开始后，亲朋绝迹。可是，吴晗却不。当罗尔纲被批判最高潮的时候，吴晗和夫人袁震一齐到他家来安慰他，帮助他。吴晗对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并拿自己为例，说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文章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
　　世态炎凉，使罗尔纲对吴晗的来访久久不能忘怀。他说：“前几年，我读过许多追悼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画得全面些。”
　　吴晗死在1969年10月11日，距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正好整整四年。听说他死之前，头发已经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时，他不知道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无从知道，他所喜爱的女儿，七年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也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而自杀。待他得到平反时，为他守灵的家人，只有儿子一人。而在他被捕入狱离家的时候，儿子只有八岁，对爸爸朦胧的记忆，只是与批斗、抄家、生死离别紧紧连在一起。
　　吴晗走了。无人知道，也无从知道的情形下，他以自己未曾想到的方式，在未曾想到的场所告别人间。
　　没有看到他在狱中为人们留下什么文字，我们无法得知，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他是如何回望人生，是如何向往着窗外的世界。
　　一切都无法得知。
　　（摘自《书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