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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9年4月，北京京西宾馆春意浓浓。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三个多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在会议上向党中央“要权”，郑重地提出，希望党中央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的优势，赋予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个向中央“要权”的“广东第一”，是顺应世界潮流、合乎党心人心的正当要求，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979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1979〕50号文件，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从此，广东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发挥了先驱和排头兵的作用。
二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以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随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书记王全国到北京开会，见证了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历程。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大幸事。这一向中央“要权”的历史创举的发生，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同时也是广东省委审时度势的果断之举。广东省委郑重提出向中央“要权”，得到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而使“先走一步”这个历史性决策豁然诞生，由期盼变为现实，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征途上的壮丽篇章，展示了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在一个历史性决策中不谋而合，上下同心。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五千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在讨论李先念在开幕会上的报告时，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4月8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时，华国锋插话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五千万人口，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当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这番石破天惊的话，内容实在，分量重，反映了广东要求中央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强烈愿望。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和谷牧等参加。习仲勋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并且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再次讲到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并说“广东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的汇报时，有重要的插话。他说，新加坡吸引外资开厂，利润收入可以拿到50%，还有劳务收入、税收。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杆杆，不几年就可以上去。
会议期间，邓小平在怀仁堂听取了习仲勋的专题汇报，他非常赞同广东关于请求下放若干权力和搞“贸易合作区”等富有新意的设想。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立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和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会上代表广东省委提出的尖锐、直率同时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与会同志的广泛关注。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如安徽的万里、河南的段君毅、广西的乔晓光等，都很支持。记得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随着习书记外出参加活动，刚好万里书记也在同一台汽车上。万里一看到习仲勋，就说：“仲勋同志，你讲得好啊，你们广东先走一步，我们跟着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习仲勋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我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接电话的是省革委会办公厅的李美清同志。中央对广东（还有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出口特区原则上定下来后，5月11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委准备报中央的文件。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关于出口特区，可先行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三
广东之所以果断地向中央“要权”，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连续思考探索定下决心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广东面临着结束十年动乱，医治“文化大革命”创伤的繁重任务，百废待兴，百乱待理。比如农业落后、粮食紧缺问题，“四季长青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的群众生活问题，偷渡外逃问题，大量冤假错案问题，等等。习仲勋于1978年4月5日奉命南下广东，当时他已65岁，刚刚结束含冤十六年的关押流放生活，恢复组织生活不久。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和繁重艰巨的任务，习仲勋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概和高度责任感，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解放思想，大刀阔斧，日以继夜地工作。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省委还联系广东的实际揭批“四人帮”，首先从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开展整风，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奠定思想基础。省委一班人带头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思考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地处祖国南大门、四季长青的广东，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海上丝绸之路”时就与国外建立了频繁的交往。在香港、澳门生活的同胞绝大多数也是广东人。这种与港澳和海外交往、互补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给砍断了，人缘、地缘的优势变成了“危险”，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要求改变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恢复过去对外的交往，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蕴藏于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力量。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其中就讲到广东所处地位的重要和有利条件，希望中央能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在靠近香港处搞拆船业取得钢材等。还希望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些在当时都属于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积极探索如何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学习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经济发展。王全国参加了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考察法国、西德、比利时、瑞士、丹麦5国，对这些国家近20年快速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返京后由谷牧领头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王全国回到广东后，向省委作了汇报，随后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省、市处以上干部大会，听取王全国传达。中央的积极意向和国外先进经验，对正在探索前进之路的广东，增加了强大的推动力量。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广东省委有习仲勋和分管工业的王全国、分管农业的薛光军参加，我作为工作人员随行。这次会议开始时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习仲勋在会上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在中南组作联合发言时，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紧接着在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拂南粤大地。会后，省委常委除留少数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去帮助指导传达贯彻中央精神。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下到各地区和县、市帮助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省委八个工作组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共同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所宣布的要实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进一步激励了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省委常委经过认真调查和充分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根本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吴南生在讨论中说，广东应当先走一步，向中央汇报，题目就是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后来，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视察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四
1979年4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习仲勋很快赶回广东，立即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他还多次讲，他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探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随后，省委于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批准广东先走一步的决策，动员全党认真贯彻。会议期间，正在广州的叶帅接见了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省委决定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巨的历程。
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回顾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这段历史，理清其来龙去脉，我深深感到，当年以习仲勋为第一书记的广东省委集体，以国家和全省人民的利益为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在拨乱反正中探索改革开放的途径，彰显出大无畏精神和集体智慧，广东的“先走一步”这个权，确实来之不易。同时，我又深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选定广东、福建作为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试验田和突破口，以便吸取经验，解决全国的问题，实在是英明之举。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50号文件下达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东方巨龙中国发生了巨变，广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历史证明，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中央下发50号文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非常深远。改革总是在攻艰克难和敢冒风险中前进的。历史总是由敢闯奋进、勇于坚持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的故事，它所体现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将会在广东人民中传承下去。党的十八大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广东人民将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振奋精神，扎实进取，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本文选自广东省政协《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大型文史丛书，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1979年4月，北京京西宾馆春意浓浓。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三个多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在会议上向党中央“要权”，郑重地提出，希望党中央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的优势，赋予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个向中央“要权”的“广东第一”，是顺应世界潮流、合乎党心人心的正当要求，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979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1979〕50号文件，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从此，广东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发挥了先驱和排头兵的作用。
二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以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随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书记王全国到北京开会，见证了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历程。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大幸事。这一向中央“要权”的历史创举的发生，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同时也是广东省委审时度势的果断之举。广东省委郑重提出向中央“要权”，得到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而使“先走一步”这个历史性决策豁然诞生，由期盼变为现实，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征途上的壮丽篇章，展示了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在一个历史性决策中不谋而合，上下同心。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五千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在讨论李先念在开幕会上的报告时，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4月8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时，华国锋插话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五千万人口，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当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这番石破天惊的话，内容实在，分量重，反映了广东要求中央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强烈愿望。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和谷牧等参加。习仲勋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并且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再次讲到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并说“广东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的汇报时，有重要的插话。他说，新加坡吸引外资开厂，利润收入可以拿到50%，还有劳务收入、税收。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杆杆，不几年就可以上去。
会议期间，邓小平在怀仁堂听取了习仲勋的专题汇报，他非常赞同广东关于请求下放若干权力和搞“贸易合作区”等富有新意的设想。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立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和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会上代表广东省委提出的尖锐、直率同时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与会同志的广泛关注。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如安徽的万里、河南的段君毅、广西的乔晓光等，都很支持。记得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随着习书记外出参加活动，刚好万里书记也在同一台汽车上。万里一看到习仲勋，就说：“仲勋同志，你讲得好啊，你们广东先走一步，我们跟着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习仲勋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我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接电话的是省革委会办公厅的李美清同志。中央对广东（还有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出口特区原则上定下来后，5月11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委准备报中央的文件。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关于出口特区，可先行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三
广东之所以果断地向中央“要权”，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连续思考探索定下决心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广东面临着结束十年动乱，医治“文化大革命”创伤的繁重任务，百废待兴，百乱待理。比如农业落后、粮食紧缺问题，“四季长青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的群众生活问题，偷渡外逃问题，大量冤假错案问题，等等。习仲勋于1978年4月5日奉命南下广东，当时他已65岁，刚刚结束含冤十六年的关押流放生活，恢复组织生活不久。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和繁重艰巨的任务，习仲勋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概和高度责任感，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解放思想，大刀阔斧，日以继夜地工作。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省委还联系广东的实际揭批“四人帮”，首先从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开展整风，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奠定思想基础。省委一班人带头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思考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地处祖国南大门、四季长青的广东，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海上丝绸之路”时就与国外建立了频繁的交往。在香港、澳门生活的同胞绝大多数也是广东人。这种与港澳和海外交往、互补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给砍断了，人缘、地缘的优势变成了“危险”，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要求改变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恢复过去对外的交往，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蕴藏于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力量。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其中就讲到广东所处地位的重要和有利条件，希望中央能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在靠近香港处搞拆船业取得钢材等。还希望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些在当时都属于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积极探索如何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学习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经济发展。王全国参加了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考察法国、西德、比利时、瑞士、丹麦5国，对这些国家近20年快速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返京后由谷牧领头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王全国回到广东后，向省委作了汇报，随后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省、市处以上干部大会，听取王全国传达。中央的积极意向和国外先进经验，对正在探索前进之路的广东，增加了强大的推动力量。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广东省委有习仲勋和分管工业的王全国、分管农业的薛光军参加，我作为工作人员随行。这次会议开始时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习仲勋在会上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在中南组作联合发言时，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紧接着在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拂南粤大地。会后，省委常委除留少数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去帮助指导传达贯彻中央精神。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下到各地区和县、市帮助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省委八个工作组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共同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所宣布的要实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进一步激励了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省委常委经过认真调查和充分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根本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吴南生在讨论中说，广东应当先走一步，向中央汇报，题目就是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后来，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视察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四
1979年4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习仲勋很快赶回广东，立即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他还多次讲，他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探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随后，省委于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批准广东先走一步的决策，动员全党认真贯彻。会议期间，正在广州的叶帅接见了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省委决定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巨的历程。
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回顾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这段历史，理清其来龙去脉，我深深感到，当年以习仲勋为第一书记的广东省委集体，以国家和全省人民的利益为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在拨乱反正中探索改革开放的途径，彰显出大无畏精神和集体智慧，广东的“先走一步”这个权，确实来之不易。同时，我又深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选定广东、福建作为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试验田和突破口，以便吸取经验，解决全国的问题，实在是英明之举。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50号文件下达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东方巨龙中国发生了巨变，广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历史证明，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中央下发50号文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非常深远。改革总是在攻艰克难和敢冒风险中前进的。历史总是由敢闯奋进、勇于坚持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的故事，它所体现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将会在广东人民中传承下去。党的十八大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广东人民将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振奋精神，扎实进取，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本文选自广东省政协《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大型文史丛书，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