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欧美债务危机的深度发展、阿拉伯地区的社会政治动荡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等事件，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以发达程度不同，危机衍进也呈现出不同的国别轨迹。
　　发达国家的危机基本肇始于经济领域，民主法制的积淀使得国家体系相对稳定，公民的关注点集中在经济上，诸如养老、社保、税收、就业，若处理得当，经济问题的传染性会被遏制，反之则激化为社会矛盾引发动荡甚至危机。这是美国的情况。
　　而英国呢，由于经济问题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特别是“迷惘一代”的年轻人，生活因失业而陷入泥沼，危机的轨迹由经济开始，蔓延到社会领域，演变成社会危机。
　　日本的情况比较典型，“失去的十年”使得经济危机在黑暗漫长的隧道中难觅曙光，所引发的却不是社会的动荡，而是政治危机。从泡沫经济破灭至今的30年间，日本更换了19位首相。政治体制的公信力丧失殆尽，而重拾政治信心又非一朝一夕，等待的时间不知要多久。
　　既然发达国家的危机相对而言较好地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呢？
　　阿根廷2000年前后的危机是由财政债务危机引发，汇率金融危机引爆，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缠绕的合成式危机，危机中“贝隆主义者”基什内尔上台打出“民生牌”才稳住乱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韩国国内的一系列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问题，经济金融危机蔓延至社会领域，罢工与示威活动成了韩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动荡也时有发生，与朝鲜关系的热热冷冷背离了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显示了政治上的不自信。
　　今年爆发的埃及和突尼斯等国的危机，根子是经济，导火索是社会问题，然后矛头指向政治，指向民主诉求与独裁统治，国家陷入动乱之中。
　　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与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判断谁是因，谁是果。但依稀可以观察到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衍进轨迹依市场化、民主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韩国的危机基本源于经济危机，进而向社会、政治领域溢出；阿根廷的危机难以区别经济、社会或政治的边界，多重因素杂糅其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埃及、突尼斯等国家的危机完全是倒置的，经济上的危机和存在，使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成了决堤之蚁穴，反而喧宾夺主，把政治、社会的改革甚至革命置于经济之前。
　　研读危机的衍进轨迹，对我国的危机管理启示颇多：
　　第一，不要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若经济转型未果，经济增长严重失速，外汇储备过度贬值或多元化无果，通胀控制失度，再叠加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问题，则会出现金融体系的运转失灵，经济危机出现的概率会显著增大。
　　第二，不要认为中国的危机一定会始于经济领域。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若社会保障、就业、公平问题处理不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城市化”没有跟进“土地城市化”，危机有可能从社会领域爆发。近期社会矛盾的激化，群体性事件的连续发生诠释了这一点担忧。危机管理的综合观和整体观必须重塑。
　　第三，危机管理应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管理既要向内看，以民生促稳定，以发展促和谐；也要向外看，防止“美元陷阱”，堵住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意识形态侵蚀。危机管理应该是一体化的，对内，经济、社会、政治三位一体，对外，军事、外交、经济“涵三为一”。
　　第四，千万不要忽视点滴的触发事件。现代媒体把世界变小了，把任何事件的影响放大了，危机管理一定要关注哪怕是特别小的事件，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民生的、政治的，危机也会有“蝴蝶效应”，危机也有“黑天鹅现象”，从小事到全局的贯通式危机管理意识要坚定地树立起来。
　　作者为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金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