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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郫县波罗村遗址发现的积石坑属商周时期，源自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其性质属于祭祀类遗存。
关键词：波罗村;积石坑;功能
2010年10月—2011年1月，四川大学2008级考古实习队在郫县波罗村遗址“奥威尔”地点发现两座特殊形制的积石坑，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本文拟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就这两座积石坑的功能及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1 波罗村遗址积石坑的年代
首先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来确定积石坑的年代：
1.1 波罗村遗址积石坑的出土环境
波罗村遗址共分为三个发掘区，仅在“奥威尔”地点发现两座积石坑。“奥威尔”地点分为南北两个发掘区，本文所讨论的K278、K309都位于“奥威尔”地点南区，开口于第5层下。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南区的第5层为商周层。叠压打破关系在考古学研究中向来是判断相对年代的主要依据。下面就K278、K309与有关遗存的叠压打破关系做一分析，以探明K278、K309的相对年代。
K278位于CPBATN1W2的东南角，开口于第5层下，打破生土层。K278被开口于第5层下的H87打破，K278打破H31，H31被开口于第5层下的H67打破。叠压打破关系见下：⑤→H87→K278→H31⑤→H67→H31。
1.2 波罗村遗址积石坑的年代
K278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口距地表深105厘米，残长200厘米，宽55厘米，深22厘米。坑四壁有一层红烧土，红烧土厚约4毫米。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坑内填土可分三层：第一层填土为灰褐色黏土，厚12厘米，包含少量陶片。其中有一可辨陶片为十二桥文化典型的小平底罐。第一层的灰褐色黏土与H87的填土基本相同;第二层为一层密集平铺的砾石，砾石堆厚约8厘米。砾石以椭圆形鹅卵石为主，砾石堆缝隙间填满炭屑;第三层为厚约2厘米的炭屑，从残留物来看，包括竹类植物。
H31出土器物与该发掘区第5层下出土的器物迥异。H31出土的陶器，其陶质以泥质陶为主，少量夹砂陶。陶色以黄褐为主，少量黑陶。从器形看，以尊形器、花边口沿罐、敛口罐、窄沿罐为主。这些特征都与鱼凫村三期相同（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四期的陶器相同），H31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与商周遗存共出同一地层下的这种情况在金沙遗址至都江堰这一区域较为多见。此情况猜测是当时商周人群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种破坏。
开口于第5层下的H67打破H31。H67的出土物以小平底罐、大口杯、豆为主，是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十二桥文化早期典型的陶器。从以上分析来看，K278当早于新石器时期，处于商周时期。
K309位CPBATS1W1的西北角，距K278西北约2米处，其情况基本同于K278。K309开口于5层下，打破6层直至生土层。H291打破K309，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口距地表深90厘米，长220厘米，宽76厘米，深26～43厘米。坑壁经过火烘烤，四壁有红烧土一圈。灰坑可分三层。第一层填土为黑土夹杂大量红烧土，厚14厘米。第二层为密集的平铺一层砾石，厚约13厘米，鹅卵石以椭圆形为主，有大量切割加工的痕迹，砾石多呈灰白色，且看不出砾石有被烧灼的痕迹。砾石缝隙间填满炭屑。第三层为厚约8厘米的炭屑。
从地层关系来看，K309也处于商周时期。故K278、K309都处于商周时期。
2 波罗村遗址积石坑的性质
成都平原所见积石坑已公开报道数例。据笔者了解，非公开报道的十余座。此类遗存的性质，目前尚有争议，笔者试图对比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渡河中游與此有关的遗存，试图辨明此类遗存的性质。
2.1 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发现的积石坑
无独有偶，在郫县古城遗址也发现此类特殊的灰坑两座，分别为为H3、H11。基本情况如下：“H3位于T1东北部，开口于第8a层下，打破9层。平面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壁经过火烘烤，灰烬之上有大量的砾石块。出土少量碎陶片，能辨器形的有喇叭口高领罐、宽沿盆、浅盘豆、敞口圈足尊等。此坑用途尚无法确定。”“H11位于T4西部，被H10叠压，且直接打破生土。平面近方形，直壁，平底……坑壁亦经火烘烤，底有厚约0.06～0.08米炭屑及灰烬土。坑内堆积大量砾石块，出土有少量碎陶片，器形有喇叭口高领罐、窄沿罐、窄沿盆、器盖等。此坑用途不明。[1]”其中H11与F1均开口于T4第12层下，两者相距当不远。鱼凫村遗址也发现了此类灰坑，1996年度发掘报告中提到“H10包含大量的石核，应是一石料坑”[2]。H10内出土戳印纹、凹弦纹陶片，A型Ⅳ式喇叭口形器，Ba型Ⅲ式折沿尊形器，Ⅰ式折沿罐，尊形器底，器圈足;B型Ⅱ式花边大口罐，B型侈口罐。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地在城址的东南、近城墙处，该区域以F9、F13为中心。同一层下的周围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灰坑及性质为窑址和祭祀用的土坑等。如“H174平面为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内填土呈黑褐色，板结，质精密，包含物极少，有夹砂陶片等”[3]。发掘者认为此类灰坑的主要用途为祭祀。
郫县古城遗址H11出土窄沿罐、窄沿盆、器盖这几类器物，基本可以判断这类灰坑的年代当与鱼凫村三期遗存相当。在郫县古城、波罗村和温江鱼凫村遗址，发现如此相似的遗迹现象，当不只是巧合。且该类坑多与房址、城墙相距较近，更是值得人们深思。
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也发现有大量积石坑，简报中介绍如下：有积石坑10个，多为规整的圆形，坑壁烧结为红烧土。坑内多堆积较多卵石，用途不明。其中K7年代最早，为新石器时代晚期。K7开口于TN14W07第④层下。平面近两个圆形，下部有土埂连接，西部坑较大。剖面呈筒形，坑壁有烧土结痂，底部较平，堆积有卵石。长2.02米，宽0.8～1米，深0.42～0.48米[4]。
汉源商周遗址也发现一批积石坑，如麻家山H1[5]、2001年麦坪村遗址H5、2004年桃坪遗址H2和H5[6]、2009年市荣遗址A地点H2—H7[7]，姜家屋基遗址也有类似积石坑。不过汉源诸积石坑的坑壁多不甚规整。此类积石坑，在《城固宝山》[8]和《酉阳清源》[9]也有发现。 2.2 “祭祀”说
积石坑的性质和功能，郫县古城和桃坪遗址发掘报告称为“祭祀坑”，属于比较明确的提法。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商周时期。
以石为社的祭祀现象，在稍晚的商代是比较常见的，且与《淮南子·齐俗训》“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的记载是相符的[10]。如在郑州商城东北隅发现的社祭遗迹，场地中部有6块大石块，中心1块最高，四周又放置5块。以石为社主与社石周围的8个祭祀坑，似分三行排列，方向大体都是东北——西南向，略与北城墙东段垂直。这些祭祀坑均为近长方形竖穴，坑内埋狗[11]。郝本性先生认为这里可能是亳社所在地[12]。在偃师商城第五号宫殿正殿的南侧，发现有8个埋有小狗的土坑。土坑为方形，每坑内各埋狗1具，头皆南向。这些坑都在门前台阶两侧，应是在正殿的建造过程中埋入的，具有守卫之意，很可能是安门仪式的遗留[13]。在垣曲商城西城门的主干道上，发现一处距西城门约4米的门祭遗迹。是一椭圆形坑，坑内埋有1具人骨架、一堆鹅卵石和6块陶片。人骨架上叠压的砾石大者长径约20厘米，小者长径约4厘米，系人工摆放而成。董琦先生推测应是“城门磔人”的遗迹[14]。此类现象在殷墟也是多见的。在江苏铜山丘湾的晚商村落遗址也有类似现象。该遗址中发现一处祭祀遗迹：在约75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20具人骨架和12具狗骨架堆放在遗址偏南部的4块大石周围，所有人头、狗头都是朝向大石堆的[15]。俞伟超先生认为：“丘湾遗址中商末社祭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地母崇拜已被打上深深的奴隶制烙印。[16]”王宇信、陈绍棣先生认为这是属于商代方国之一——大彭奴隶主阶级的一个祭社遗址[17]。
鱼凫村、古城、波罗村遗址发现的此类遗迹和商代这类“以石为社”的遗迹虽有细微差异，但性质应是相同的。特别是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的发掘报告特别指出此类遗迹现象多在近城墙处或房址周围，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垣曲商城等地的情况相似，故认为鱼凫村等遗址的此类遗迹的用途应是祭祀。
2.3 “石煮法”说
于春首先分析了汉源麻家山遗址、麦坪村遗址、姜家屋基遗址、桃坪墓地、市荣墓地等商周时期遗址内的卵石堆积遗迹。认为这些卵石多数破裂，伴随有大量炭屑，有的卵石坑壁被高温烧结。进一步介绍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两地的民族学志材料，及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石煮法”的类似做法[18]。最后认为“四川汉源县大渡河商周遗址发现的卵石堆积遗迹，并非祭祀坑，而是当时人们利用石煮法对食物进行烹饪时留下的遗迹”[19]。
2.4 波罗村积石坑的性质与功能
要判断波罗村积石坑的性质与功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制作积石坑的流程。从波罗村K278、K309的情况来看，坑内第一层的填土应为晚期填埋进去。接下来谈谈此类灰坑的制作流程。从其规整的平面来看，该坑事先应是有规划的。然后根据规划向下挖掘，并修整好四壁及坑底。接着烘烤四壁，使其坚硬。最后将灰白色的砾石置于坑内，完成整个活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意识的规划灰坑平面形状，烧烤坑壁，然后在坑内放置灰白色的美石，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时的人们通过此种方式在举行一项重大活动。
3 结语
波罗村遗址发现的两座积石坑，从层位关系来看，属于商周时期，是十二桥文化的一种特殊遗存，其源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的同类遗存。对比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渡河流域十二桥文化诸考古遗存，我们认为此类积石坑属于祭祀遗存，而非“石煮法”遗存。
參考文献
[1]蒋成，颜劲松.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J].文物，1999（1）.
[2]蒋成，李明斌，黄伟.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J].文物，1998（12）.
[3]李明斌，陈云洪.温江县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J].成都考古发现，1999（00）.
[4]焦中义，罗泽云，曾令玲，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3（9）.
[5]曹桂梅，卢引科，代堂才，等.四川汉源县麦坪村、麻家山遗址试掘简报[J].四川文物，2006（2）.
[6]雷雨.四川汉源桃坪遗址及墓地发掘报告[J].四川文物，2006（5）.
[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四川汉源县市荣遗址2009年度发掘报告[J].四川文物，2011（5）.
[8]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9]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酉阳清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1]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12]郝本性.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3]赵芝荃，刘忠伏.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8（2）.
[14]董琦.城门磔人——垣曲商城遗址研究之二[J].文物季刊，1997（1）.
[15]南京博物院.江苏銅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J].考古，1973（2）.
[16]俞伟超.銅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J].考古，1973（5）.
[17]王宇信，陈绍棣.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J].文物，1973（12）.
[18]刘莉.植物质陶器、石煮法及陶器的起源：跨文化的比较[J].西部考古，2006（00）.
[19]于春.四川汉源县商周遗址卵石堆积与石煮法[J].四川文物，2012（4）.
关键词：波罗村;积石坑;功能
2010年10月—2011年1月，四川大学2008级考古实习队在郫县波罗村遗址“奥威尔”地点发现两座特殊形制的积石坑，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本文拟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就这两座积石坑的功能及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1 波罗村遗址积石坑的年代
首先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来确定积石坑的年代：
1.1 波罗村遗址积石坑的出土环境
波罗村遗址共分为三个发掘区，仅在“奥威尔”地点发现两座积石坑。“奥威尔”地点分为南北两个发掘区，本文所讨论的K278、K309都位于“奥威尔”地点南区，开口于第5层下。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南区的第5层为商周层。叠压打破关系在考古学研究中向来是判断相对年代的主要依据。下面就K278、K309与有关遗存的叠压打破关系做一分析，以探明K278、K309的相对年代。
K278位于CPBATN1W2的东南角，开口于第5层下，打破生土层。K278被开口于第5层下的H87打破，K278打破H31，H31被开口于第5层下的H67打破。叠压打破关系见下：⑤→H87→K278→H31⑤→H67→H31。
1.2 波罗村遗址积石坑的年代
K278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口距地表深105厘米，残长200厘米，宽55厘米，深22厘米。坑四壁有一层红烧土，红烧土厚约4毫米。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坑内填土可分三层：第一层填土为灰褐色黏土，厚12厘米，包含少量陶片。其中有一可辨陶片为十二桥文化典型的小平底罐。第一层的灰褐色黏土与H87的填土基本相同;第二层为一层密集平铺的砾石，砾石堆厚约8厘米。砾石以椭圆形鹅卵石为主，砾石堆缝隙间填满炭屑;第三层为厚约2厘米的炭屑，从残留物来看，包括竹类植物。
H31出土器物与该发掘区第5层下出土的器物迥异。H31出土的陶器，其陶质以泥质陶为主，少量夹砂陶。陶色以黄褐为主，少量黑陶。从器形看，以尊形器、花边口沿罐、敛口罐、窄沿罐为主。这些特征都与鱼凫村三期相同（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四期的陶器相同），H31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与商周遗存共出同一地层下的这种情况在金沙遗址至都江堰这一区域较为多见。此情况猜测是当时商周人群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种破坏。
开口于第5层下的H67打破H31。H67的出土物以小平底罐、大口杯、豆为主，是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十二桥文化早期典型的陶器。从以上分析来看，K278当早于新石器时期，处于商周时期。
K309位CPBATS1W1的西北角，距K278西北约2米处，其情况基本同于K278。K309开口于5层下，打破6层直至生土层。H291打破K309，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口距地表深90厘米，长220厘米，宽76厘米，深26～43厘米。坑壁经过火烘烤，四壁有红烧土一圈。灰坑可分三层。第一层填土为黑土夹杂大量红烧土，厚14厘米。第二层为密集的平铺一层砾石，厚约13厘米，鹅卵石以椭圆形为主，有大量切割加工的痕迹，砾石多呈灰白色，且看不出砾石有被烧灼的痕迹。砾石缝隙间填满炭屑。第三层为厚约8厘米的炭屑。
从地层关系来看，K309也处于商周时期。故K278、K309都处于商周时期。
2 波罗村遗址积石坑的性质
成都平原所见积石坑已公开报道数例。据笔者了解，非公开报道的十余座。此类遗存的性质，目前尚有争议，笔者试图对比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渡河中游與此有关的遗存，试图辨明此类遗存的性质。
2.1 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发现的积石坑
无独有偶，在郫县古城遗址也发现此类特殊的灰坑两座，分别为为H3、H11。基本情况如下：“H3位于T1东北部，开口于第8a层下，打破9层。平面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壁经过火烘烤，灰烬之上有大量的砾石块。出土少量碎陶片，能辨器形的有喇叭口高领罐、宽沿盆、浅盘豆、敞口圈足尊等。此坑用途尚无法确定。”“H11位于T4西部，被H10叠压，且直接打破生土。平面近方形，直壁，平底……坑壁亦经火烘烤，底有厚约0.06～0.08米炭屑及灰烬土。坑内堆积大量砾石块，出土有少量碎陶片，器形有喇叭口高领罐、窄沿罐、窄沿盆、器盖等。此坑用途不明。[1]”其中H11与F1均开口于T4第12层下，两者相距当不远。鱼凫村遗址也发现了此类灰坑，1996年度发掘报告中提到“H10包含大量的石核，应是一石料坑”[2]。H10内出土戳印纹、凹弦纹陶片，A型Ⅳ式喇叭口形器，Ba型Ⅲ式折沿尊形器，Ⅰ式折沿罐，尊形器底，器圈足;B型Ⅱ式花边大口罐，B型侈口罐。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地在城址的东南、近城墙处，该区域以F9、F13为中心。同一层下的周围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灰坑及性质为窑址和祭祀用的土坑等。如“H174平面为长方形，直壁，平底。坑内填土呈黑褐色，板结，质精密，包含物极少，有夹砂陶片等”[3]。发掘者认为此类灰坑的主要用途为祭祀。
郫县古城遗址H11出土窄沿罐、窄沿盆、器盖这几类器物，基本可以判断这类灰坑的年代当与鱼凫村三期遗存相当。在郫县古城、波罗村和温江鱼凫村遗址，发现如此相似的遗迹现象，当不只是巧合。且该类坑多与房址、城墙相距较近，更是值得人们深思。
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也发现有大量积石坑，简报中介绍如下：有积石坑10个，多为规整的圆形，坑壁烧结为红烧土。坑内多堆积较多卵石，用途不明。其中K7年代最早，为新石器时代晚期。K7开口于TN14W07第④层下。平面近两个圆形，下部有土埂连接，西部坑较大。剖面呈筒形，坑壁有烧土结痂，底部较平，堆积有卵石。长2.02米，宽0.8～1米，深0.42～0.48米[4]。
汉源商周遗址也发现一批积石坑，如麻家山H1[5]、2001年麦坪村遗址H5、2004年桃坪遗址H2和H5[6]、2009年市荣遗址A地点H2—H7[7]，姜家屋基遗址也有类似积石坑。不过汉源诸积石坑的坑壁多不甚规整。此类积石坑，在《城固宝山》[8]和《酉阳清源》[9]也有发现。 2.2 “祭祀”说
积石坑的性质和功能，郫县古城和桃坪遗址发掘报告称为“祭祀坑”，属于比较明确的提法。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商周时期。
以石为社的祭祀现象，在稍晚的商代是比较常见的，且与《淮南子·齐俗训》“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的记载是相符的[10]。如在郑州商城东北隅发现的社祭遗迹，场地中部有6块大石块，中心1块最高，四周又放置5块。以石为社主与社石周围的8个祭祀坑，似分三行排列，方向大体都是东北——西南向，略与北城墙东段垂直。这些祭祀坑均为近长方形竖穴，坑内埋狗[11]。郝本性先生认为这里可能是亳社所在地[12]。在偃师商城第五号宫殿正殿的南侧，发现有8个埋有小狗的土坑。土坑为方形，每坑内各埋狗1具，头皆南向。这些坑都在门前台阶两侧，应是在正殿的建造过程中埋入的，具有守卫之意，很可能是安门仪式的遗留[13]。在垣曲商城西城门的主干道上，发现一处距西城门约4米的门祭遗迹。是一椭圆形坑，坑内埋有1具人骨架、一堆鹅卵石和6块陶片。人骨架上叠压的砾石大者长径约20厘米，小者长径约4厘米，系人工摆放而成。董琦先生推测应是“城门磔人”的遗迹[14]。此类现象在殷墟也是多见的。在江苏铜山丘湾的晚商村落遗址也有类似现象。该遗址中发现一处祭祀遗迹：在约75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20具人骨架和12具狗骨架堆放在遗址偏南部的4块大石周围，所有人头、狗头都是朝向大石堆的[15]。俞伟超先生认为：“丘湾遗址中商末社祭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地母崇拜已被打上深深的奴隶制烙印。[16]”王宇信、陈绍棣先生认为这是属于商代方国之一——大彭奴隶主阶级的一个祭社遗址[17]。
鱼凫村、古城、波罗村遗址发现的此类遗迹和商代这类“以石为社”的遗迹虽有细微差异，但性质应是相同的。特别是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的发掘报告特别指出此类遗迹现象多在近城墙处或房址周围，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垣曲商城等地的情况相似，故认为鱼凫村等遗址的此类遗迹的用途应是祭祀。
2.3 “石煮法”说
于春首先分析了汉源麻家山遗址、麦坪村遗址、姜家屋基遗址、桃坪墓地、市荣墓地等商周时期遗址内的卵石堆积遗迹。认为这些卵石多数破裂，伴随有大量炭屑，有的卵石坑壁被高温烧结。进一步介绍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两地的民族学志材料，及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石煮法”的类似做法[18]。最后认为“四川汉源县大渡河商周遗址发现的卵石堆积遗迹，并非祭祀坑，而是当时人们利用石煮法对食物进行烹饪时留下的遗迹”[19]。
2.4 波罗村积石坑的性质与功能
要判断波罗村积石坑的性质与功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制作积石坑的流程。从波罗村K278、K309的情况来看，坑内第一层的填土应为晚期填埋进去。接下来谈谈此类灰坑的制作流程。从其规整的平面来看，该坑事先应是有规划的。然后根据规划向下挖掘，并修整好四壁及坑底。接着烘烤四壁，使其坚硬。最后将灰白色的砾石置于坑内，完成整个活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意识的规划灰坑平面形状，烧烤坑壁，然后在坑内放置灰白色的美石，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时的人们通过此种方式在举行一项重大活动。
3 结语
波罗村遗址发现的两座积石坑，从层位关系来看，属于商周时期，是十二桥文化的一种特殊遗存，其源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的同类遗存。对比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渡河流域十二桥文化诸考古遗存，我们认为此类积石坑属于祭祀遗存，而非“石煮法”遗存。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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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郝本性.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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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南京博物院.江苏銅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J].考古，1973（2）.
[16]俞伟超.銅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J].考古，1973（5）.
[17]王宇信，陈绍棣.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J].文物，1973（12）.
[18]刘莉.植物质陶器、石煮法及陶器的起源：跨文化的比较[J].西部考古，2006（00）.
[19]于春.四川汉源县商周遗址卵石堆积与石煮法[J].四川文物，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