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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在三尺舞台上表演悲欢离合的艺人们，这一次在现实的大舞台上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到头来，他们发现大舞台远比小舞台波澜壮阔，也生动复杂得多。
1949年，天津的艺人们翻身做主。命运转折的时刻从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这一天，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在河南陈官庄，解放军已把杜聿明集团的残部彻底包围。正值农历的腊月初三，风雪交加，被困的国民党军靠野菜和树皮充饥，甚至连骡马的皮肉都吃光了。广播里，蒋介石的《元旦公告》宣称，“建设起一个完整无比的三民主义的富强康乐的新国家”。而毛泽东的新年献辞却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甚至用了一个洋比喻，不做伊索寓言里的“农夫和蛇”。
也是在这一天，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就算是最不谙时事的人也明白，天就要变了。城内和城外的人连对天气的感受都是两番冰火。在“时调”艺人王毓宝回忆里，这一天“冷得异常”，茶馆和“撂地”的场子，都是清灰冷灶。而在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的日记里，天津城外却是“春意盎然”，军内一派热血沸腾。
围城半月
那一年，事事都让守城者头疼。
平津守将傅作义已经瞒着蒋介石和中共暗通款曲，但谈判桌上的筹码正在不断减少。到了1949年1月5日，解放军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退路已完全断绝”，向解放军投降，将“一律宽大处理”，明摆着让缴枪了。
军事明显不济，经济更是一团糟。天津这个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已经成为一座孤岛，只有海运可通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由于封锁，城市的生产已经停顿，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市面上物价飞涨，食品价格比1937年上涨了730倍。到了1949年，物价更是一天数涨。早上，玉米面每斤6万8，十点钟，7万，中午7万2。三天之后，则涨至9万。
报纸倒是不添乱，就是消息不那么确实。《大公报》天津版说，近郊情势趋紧，政府仍在做和平的努力，什么政府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准备请美苏各国调停、促成和谈云云。《中央日报》干脆报道：“津西战况空前惨烈，国军再获辉煌胜利……”，“天津城防，固若金汤”。
惟一让守城者放心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娱乐精神，和贫民百姓苦中作乐的韧劲。
这个城市开埠以来就是水路码头，南来北往、龙蛇混杂，南腔北调都可以在这里安身。“撂地”的艺人们用草灰画个圈就是舞台。能有一顿饱的人们，不顾下一顿饭，也要拿着闲钱来听听相声，唱唱大鼓。
到了1948年，国民党成立保安旅，几乎满20岁的男子一律拉去“轮训”。城里实行宵禁、戒严，看曲艺的男人们基本上绝了，但这点娱乐精神还是照样保存着。
娱乐场所都停业了，大腕们纷纷搬到街头“撂地”表演，台上台下都饿着肚子，但该叫好时，台下的不会因想着家里米面没着落而少喊一声，该抖包袱时，台上的也不会因收入无几而少了观众的一个笑料。报纸上说，他们“在零度以下的寒风里，依然竭尽嬉笑怒骂的能事。”
当兵的管打仗，老百姓管说唱，这就是天津。
但对守城者来说，日子却不能像老百姓那么傻乐呵。林彪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攻击的时间定在1月14日上午的10点，东北野战军最精锐的部队都在攻击部队之列。
当天是农历腊月十六，星期五。清晨，天津浓雾弥漫，惨淡一片。上午9点30分，解放军对天津的总攻就提前开始了。对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打的保票是，“战斗开始后，至多30个小时可全部解决”。15日下午15时，国民党军13万守军全部被歼，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被俘，整个战斗用了29个小时。
天津解放了，解放军进了城。第一项措施就是取消了宵禁，曲艺照旧。不过节目结束后，多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全体艺人上台扭秧歌。
文艺接管
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随着部队也一起进了城。入城之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棘手的事情。
入城后，天津军管会转发了一份文件，通知部队进城后不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是曹火星在1943年创作的，已经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而此时，天津城内硝烟未尽，军管会担心，破城不久，新解放区里群众们觉悟不高，唱这个歌，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如何接管天津这个此前没有群众基础的大都市，共产党经验不多，一切唯有谨慎从事。原来，此前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不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中国了。然而，不唱这首歌，军内干部们又觉得，与群众关系不好处。
过了几天，有接管干部提议：“干脆在歌词里的‘中国’两字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不就行了吗?”于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自此定名，才又传唱开了。
比唱新歌更为棘手的是唱旧词的艺人们的问题。起初，解放军进城，给那些丧失了工作能力，最底层的老艺人们发粮食、发棉衣，还设法照顾他们的生活。但很快就有人指出问题：“看到艺人没有饭吃，想法使他们吃饭，这是应该的，因而获得艺人的拥护。但是忘记叫他们做什么，变成了单纯的为艺人服务，忽视了使他们转变为工农兵服务的各种具体实践。这个糊涂思想在领导上延续了很久……”
意识到这一点，艺人的全面改造问题也就不容延误了。根据当时文艺接管的精神，要改造艺人，关键还在于团结和教育他们，通过道德“洗澡”和政治“洗礼”完成艺人们的改造工作。
所谓道德“洗澡”，首先是发动艺人诉苦，控诉旧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并在自愿前提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有效地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艺人们愿意通过“回忆”、“诉苦”、“反省”、“思想鉴定”等方式来袒露和清除自身的“污垢”，以此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决心。
至于政治“洗礼”，主要是利用艺人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后获得的翻身感来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特别是鼓励那种渴望洗刷耻辱、重新做人的念头，引导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投入到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中去。
不少名艺人通过“洗澡”和“洗礼”，意识到参加演出，已不再是简单的养家糊口，而是投身革命事业。他们主动提出，为了革命降低薪金。
然而，没过几天，在遭遇了一系列现实碰壁后，艺人们的情绪开始低落。
改戏
当时，陈荒煤担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负责文艺系统的接收。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城市是个抽象的词，秧歌真的适合大城市吗？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是乡巴佬，一身土气不适合大城市。”
起初，军管会规定，各演出剧场和单位，每天要把演出的节目报军管会文艺处。这一规定是根据毛泽东1948年对戏曲改革的指示做出的，他把中国传统戏曲大体分为有益的、无害的和有害的三类来加以处理和改革。
当时，被公开认为有益、放心的传统戏不多，只有《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和《闯王进京》这几出。那些迷信的、色情的，小尼姑思凡、摩登伽女之类的肯定属于有害糟粕戏。而其余的，多数属于立场模糊、难以把握的戏。
有争议的戏，自然暂时不能演。而当红艺人们回头看自己能演的戏，竟然寥寥无几。比如《四郎探母》，有人说是爱国戏，也有人说是汉奸戏，见仁见智，文艺接管干部和艺人之间，时常争议。
于是，最终的结果是，只有放心的那三部传统戏可以公开演，而私下里，各种戏还是偷着唱。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刘少奇那里。刘说，像《四郎探母》这样有争议的戏，可以一边演，一边批评。但不要禁了，禁演了，人们以后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汉奸戏”了。
对取缔舞厅这件事，刘少奇当时的意见也是不要去解散、禁止。可以考虑逐渐让舞女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经营，摆脱老板的剥削、克服舞厅的一些不良现象。
1949年5月27日，天津戏剧界举行接管座谈会。在会上老生演员李和曾主动反省，旧戏是封建社会产生出来的，新社会老百姓是前进的，他们不要看旧的一套了。
“前一阵，我在山东登台时，演《花田八错》、《马义救主》，当时正在闹土地改革，老百姓马上就提了意见，说是为地主服务。我当时还想不通，心说，这儿没人看，别处还有人看。但当我演《进长安》的时候，老百姓又喜欢得不行，这对我的影响很大，经过学习我认识到旧戏是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赞扬奴隶道德的。有一次，我唱《逍遥津》，台下越喊好，我心里越没谱。我已经认识到我在为汉献帝服务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心不再唱这一出了。”
另一位剧作家说，今天旧戏路子窄了，证明有毒素的已不为观众欢迎，目前应从小改到大改，再到重新创作，老伶人要培养新一代去教育人民。在天津卫唱了一辈子的老伶人们，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了。
北去南归
就在刘少奇在天津做接管工作的时候。在上海，陈毅拜访了梅兰芳，特别邀请这位伶界大王北上，参加文代会。
此时，离梅兰芳1931年南迁避祸，已经有十八个年头了。对于新政权，梅的认识不多。他只是听说，北京的梨园生意大不如前，围城刚去，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兰芳记得，抗战胜利后，他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面。当时，周恩来对梅兰芳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随后，尽管历经南北对峙，政权更迭，但在梅眼里，共产党员应该都还是像周恩来那么亲切。梅兰芳踟躇了一夜，最终决定北上。
一路上，梅唯一的感觉就是，新社会了，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但梅兰芳依旧是腕儿，在蚌埠，上万人聚集在他的旅馆门口，争睹他的风采。他是戏迷心中的领袖，难怪连毛泽东后来都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10月底，梅在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会议，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这家报纸的前身是《大公报》天津版，建国后刚刚改名。一辈子中正平和的梅当着记者的面，针对京剧改革，却说出了一番与大潮流不符的话。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当时，文艺界的大潮流已然在文代会上定论，戏剧改革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文艺界倡导的是翻身做主，与一切旧思想划清界限，艺人们都沉浸在批判旧文化的共同情绪中。而在文代会期间，梅一直在登台演戏，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方针，改革派们认为梅兰芳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在宣扬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的精神不相容”，应该展开批判，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终，这一消息显然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传递给梅兰芳。面对这一他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反省、思考。
记者张颂甲和梅的秘书许姬传都分别表示愿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但都被梅拒绝了。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那一年，梅兰芳55岁，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所有社会地位，都被他获得了。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重新修正了他的意见。他以变相检讨的方式说道：“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此后，他也不得不承认，以后讲任何话，还得找个党员帮忙先看看。
文代会时，唱京韵大鼓的骆玉笙在上海。她眼看着孟小冬和杜月笙南下香港，心里却不是滋味。她9岁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女人配戏，火起来的。后来，她找人把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诗词《人民解放军渡长江》，改成了京韵大鼓的调子。新词唱出来后，她的名声更火了。
另一位名旦程砚秋的际遇则稍差了些。1948年，北京围城时，程砚秋一处宅子被国民党占用着，另一处西郊的宅子却住着共产党。到了1949年春，周恩来曾主动拜访程砚秋，但未能相遇。
程是个戏剧改良派，但他的那一套跟当时的戏剧革新的大方向格格不入，他自己却一直没有觉察到。他能演的上百个剧目，很多被停演了。在当时的文艺政策面前，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得以幸免。但凝结了程砚秋一身艺术成就的《锁麟囊》，因为“宣扬阶级调和论，向地主们报恩”，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演过。
相声界倒是更新很快，马三立很快就排演了新段子《买猴儿》，这个段子由何迟编写，开创了新社会讽刺相声的先河。这么快的速度让侯宝林都羡慕不已，然而，马三立后来也正是因为这段相声吃尽了苦头，但这已是后话了。
1948年12月25日 天津《大公报》报道
冷落度耶诞——瑰丽的耶诞树绝迹了人心像天象那样阴沉
（本报讯）二十四日是耶诞除夕，大多外侨在空前冷落里度过他们本应狂欢的节日。中街一带的大橱窗里今年已看不到瑰丽的耶诞树，由于宵禁限制，许多俱乐部在下午六点以前便纷纷停业了。义顺和、起士林这些洋点心铺往年总要卖出上千的大蛋糕，今年不过做五、六十个而已。炮火喧天之下，谁也没有心情顾到这些事情。整日阴沉的天空，傍晚开始飘雪，气温也降到零下三度，多少瑟缩街头的难民，在感受无家可归的惨痛，一般人心也正和天象一样，沉重而寒冷。
（本报北平电话）北平穿上戎装，昔日风光绮丽的古城今日已变为森严的堡垒，而晴空白鸽翱翔，散布着宁静的声响，围城内的耶诞节外国人仍然很有兴趣，耶诞树以一块鸡蛋糕的价钱一扫而空，中国人陷在生活的苦井内，天气不太冷，但一天的奔波已不足糊口了。
（本报上海二十四日专电）耶诞前夕，此间一般物价都呈涨势，但也有例外，即耶诞树销路极坏，不但没有加价，树商希望减价脱手，仍无人过问。一个树商诉苦说：树自绍兴运来，每根只卖二三百块钱，已经算是公道了，居然没有顾客登门，明天只好当柴烧了。
1949年1月6日 天津《国民晚报》报道
炮火声中怎样安排你的晚上
平津周边的炮声一直在断续着，吃过晚饭后，没有其他的工作来烦扰你，你将有一个很悠长的晚上，你又不会出去找朋友，朋友也不会到你这里来，学校在停课，办公室里也不会有太多的事情，“睡觉”吗？恐怕谁都会感觉腻烦了的事，看小说也总会有看完了的时候——老实说，谁的晚上不长呢？
朋友！你该找些事情做了，假若你喜好写作，那么你的材料将俯拾即是——被炮火赶出来的难胞，忙着防御工作以及应变措施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南逃西飞的另一圈子的人物，被生活鞭子鞭挞着的痛苦的大众，你只要肯写，就只管写好了，设若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要真实的写下你一天的生活记录，也许过一个相当时期，你再翻阅的时候，你将会诧异你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矛盾和纷乱。
你喜欢画画吗？这该是一个多么适合于你练习的时间啊！
收音机是一件奥妙机巧的玩意儿，假若你有兴趣，多参考些关于无线电画报杂志，你可以知道怎样的用细铜丝缠绕线圈，怎样地装置分音器便不会杂音太多等等。
溜冰是一种很好的户外运动，可惜今年本市溜冰的地方太少了，倘若你家里有一个宽敞的庭院或平台，你可以利用一下，用砖砌成池子，泼上水，有两天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过，你要记住，一定要圈上池子，这样冰面可以平，否则东泼一点，西泼一点，一点没有用处，而且晚上老太太出来滑到了的时候，她们一定会骂你的。
打乒乓球也是一种很好的游戏和运动，它不会像羽毛球似的有时在屋里玩耍要碎了家具。
聚集些人讲故事，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看他们大人、孩子们多少的眼珠都随着你的嘴在翻转上下。
安排晚间生活的方法还很多，朋友们，你们一定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不可以写出来我们交换一下意见呢！
1949年1月16日《北平日报》报道
炮声震碎了戏饭碗——梨园子弟纷纷改行，卖晚报登三轮副业变成正业
（本报讯）北平不是旧剧的发祥地，却是旧剧的制造场，因此，产生了不少吃戏饭为生的人们，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古城的炮声一响，梨园行的朋友们首先感到威胁，因为他们多是离开舞台就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像孟小冬那样能跑单帮的真是微乎其微。
据国剧公会调查，北平梨园行的人数，前些年最多到过四千五百多人，后来下级工作者的收入与生活费用日见悬殊，机警者另就他业，或远走外埠，年来不足两千人了。时至今日，不过剩三几百人而已。炮声一响，龙套者流只好变过去副业为正业，去卖晚报，蹬三轮……，以演《邓九公》出名的孙盛文摆一个花生烟卷摊。近年教老生戏颇有口碑的刘盛通，也在西单卖起胰子来。善演《蝴蝶梦》里“二百五”的骆宏年一帮人，在天桥赁了一个“云里飞式”的场子，每日所得平均四五十元，至于一些成了名的伶人呢？现在也惨了。记者日前见到了谭小培，这个号称福人的梨园之父，也被生活压迫得肺气特别急躁起来：“唱戏的人，随挣随花，只盼着出外能剩笔整钱，富英已两年未出外，家里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要吃饭，收入却完全靠一个人，人家帮角儿的可去蹬三轮，我们还要撑空场面……”谭富英和梁小鸾本来有唱日场的动议，但因为场面要调整钱份，卖座也无把握，只好罢论了。
现在只有尚长春尚长麟弟兄每天在长安日场演戏，营业还算不错。生活的重担已为尚小云增加了几许白发，“两个孩子每天再拼命，还不是为挣三几袋面吗！”他盼望和平：“和平来到的那天，我一定好好的连唱三天戏，也算是出了这几年没奈何的闷气。”和平的远景在望，隐居在青龙桥畔的程砚秋，在烽火隆隆之下，已抛下了他躬亲设计的“今嘉园”回到城内，重理丝竹，预备再披上几年不穿的歌衫，和观众们相见。（伟）
大事记：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包围北平。
●1948年12月15日，胡适等人南下。
●1949年1月14日-17日，傅作义派全权代表最后一次与解放军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谈判。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声明引退，隐居奉化溪口。同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1949年，天津的艺人们翻身做主。命运转折的时刻从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这一天，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在河南陈官庄，解放军已把杜聿明集团的残部彻底包围。正值农历的腊月初三，风雪交加，被困的国民党军靠野菜和树皮充饥，甚至连骡马的皮肉都吃光了。广播里，蒋介石的《元旦公告》宣称，“建设起一个完整无比的三民主义的富强康乐的新国家”。而毛泽东的新年献辞却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甚至用了一个洋比喻，不做伊索寓言里的“农夫和蛇”。
也是在这一天，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就算是最不谙时事的人也明白，天就要变了。城内和城外的人连对天气的感受都是两番冰火。在“时调”艺人王毓宝回忆里，这一天“冷得异常”，茶馆和“撂地”的场子，都是清灰冷灶。而在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的日记里，天津城外却是“春意盎然”，军内一派热血沸腾。
围城半月
那一年，事事都让守城者头疼。
平津守将傅作义已经瞒着蒋介石和中共暗通款曲，但谈判桌上的筹码正在不断减少。到了1949年1月5日，解放军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退路已完全断绝”，向解放军投降，将“一律宽大处理”，明摆着让缴枪了。
军事明显不济，经济更是一团糟。天津这个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已经成为一座孤岛，只有海运可通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由于封锁，城市的生产已经停顿，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市面上物价飞涨，食品价格比1937年上涨了730倍。到了1949年，物价更是一天数涨。早上，玉米面每斤6万8，十点钟，7万，中午7万2。三天之后，则涨至9万。
报纸倒是不添乱，就是消息不那么确实。《大公报》天津版说，近郊情势趋紧，政府仍在做和平的努力，什么政府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准备请美苏各国调停、促成和谈云云。《中央日报》干脆报道：“津西战况空前惨烈，国军再获辉煌胜利……”，“天津城防，固若金汤”。
惟一让守城者放心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娱乐精神，和贫民百姓苦中作乐的韧劲。
这个城市开埠以来就是水路码头，南来北往、龙蛇混杂，南腔北调都可以在这里安身。“撂地”的艺人们用草灰画个圈就是舞台。能有一顿饱的人们，不顾下一顿饭，也要拿着闲钱来听听相声，唱唱大鼓。
到了1948年，国民党成立保安旅，几乎满20岁的男子一律拉去“轮训”。城里实行宵禁、戒严，看曲艺的男人们基本上绝了，但这点娱乐精神还是照样保存着。
娱乐场所都停业了，大腕们纷纷搬到街头“撂地”表演，台上台下都饿着肚子，但该叫好时，台下的不会因想着家里米面没着落而少喊一声，该抖包袱时，台上的也不会因收入无几而少了观众的一个笑料。报纸上说，他们“在零度以下的寒风里，依然竭尽嬉笑怒骂的能事。”
当兵的管打仗，老百姓管说唱，这就是天津。
但对守城者来说，日子却不能像老百姓那么傻乐呵。林彪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攻击的时间定在1月14日上午的10点，东北野战军最精锐的部队都在攻击部队之列。
当天是农历腊月十六，星期五。清晨，天津浓雾弥漫，惨淡一片。上午9点30分，解放军对天津的总攻就提前开始了。对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打的保票是，“战斗开始后，至多30个小时可全部解决”。15日下午15时，国民党军13万守军全部被歼，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被俘，整个战斗用了29个小时。
天津解放了，解放军进了城。第一项措施就是取消了宵禁，曲艺照旧。不过节目结束后，多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全体艺人上台扭秧歌。
文艺接管
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随着部队也一起进了城。入城之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棘手的事情。
入城后，天津军管会转发了一份文件，通知部队进城后不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是曹火星在1943年创作的，已经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而此时，天津城内硝烟未尽，军管会担心，破城不久，新解放区里群众们觉悟不高，唱这个歌，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如何接管天津这个此前没有群众基础的大都市，共产党经验不多，一切唯有谨慎从事。原来，此前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不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中国了。然而，不唱这首歌，军内干部们又觉得，与群众关系不好处。
过了几天，有接管干部提议：“干脆在歌词里的‘中国’两字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不就行了吗?”于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自此定名，才又传唱开了。
比唱新歌更为棘手的是唱旧词的艺人们的问题。起初，解放军进城，给那些丧失了工作能力，最底层的老艺人们发粮食、发棉衣，还设法照顾他们的生活。但很快就有人指出问题：“看到艺人没有饭吃，想法使他们吃饭，这是应该的，因而获得艺人的拥护。但是忘记叫他们做什么，变成了单纯的为艺人服务，忽视了使他们转变为工农兵服务的各种具体实践。这个糊涂思想在领导上延续了很久……”
意识到这一点，艺人的全面改造问题也就不容延误了。根据当时文艺接管的精神，要改造艺人，关键还在于团结和教育他们，通过道德“洗澡”和政治“洗礼”完成艺人们的改造工作。
所谓道德“洗澡”，首先是发动艺人诉苦，控诉旧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并在自愿前提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有效地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艺人们愿意通过“回忆”、“诉苦”、“反省”、“思想鉴定”等方式来袒露和清除自身的“污垢”，以此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决心。
至于政治“洗礼”，主要是利用艺人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后获得的翻身感来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特别是鼓励那种渴望洗刷耻辱、重新做人的念头，引导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投入到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中去。
不少名艺人通过“洗澡”和“洗礼”，意识到参加演出，已不再是简单的养家糊口，而是投身革命事业。他们主动提出，为了革命降低薪金。
然而，没过几天，在遭遇了一系列现实碰壁后，艺人们的情绪开始低落。
改戏
当时，陈荒煤担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负责文艺系统的接收。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城市是个抽象的词，秧歌真的适合大城市吗？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是乡巴佬，一身土气不适合大城市。”
起初，军管会规定，各演出剧场和单位，每天要把演出的节目报军管会文艺处。这一规定是根据毛泽东1948年对戏曲改革的指示做出的，他把中国传统戏曲大体分为有益的、无害的和有害的三类来加以处理和改革。
当时，被公开认为有益、放心的传统戏不多，只有《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和《闯王进京》这几出。那些迷信的、色情的，小尼姑思凡、摩登伽女之类的肯定属于有害糟粕戏。而其余的，多数属于立场模糊、难以把握的戏。
有争议的戏，自然暂时不能演。而当红艺人们回头看自己能演的戏，竟然寥寥无几。比如《四郎探母》，有人说是爱国戏，也有人说是汉奸戏，见仁见智，文艺接管干部和艺人之间，时常争议。
于是，最终的结果是，只有放心的那三部传统戏可以公开演，而私下里，各种戏还是偷着唱。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刘少奇那里。刘说，像《四郎探母》这样有争议的戏，可以一边演，一边批评。但不要禁了，禁演了，人们以后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汉奸戏”了。
对取缔舞厅这件事，刘少奇当时的意见也是不要去解散、禁止。可以考虑逐渐让舞女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经营，摆脱老板的剥削、克服舞厅的一些不良现象。
1949年5月27日，天津戏剧界举行接管座谈会。在会上老生演员李和曾主动反省，旧戏是封建社会产生出来的，新社会老百姓是前进的，他们不要看旧的一套了。
“前一阵，我在山东登台时，演《花田八错》、《马义救主》，当时正在闹土地改革，老百姓马上就提了意见，说是为地主服务。我当时还想不通，心说，这儿没人看，别处还有人看。但当我演《进长安》的时候，老百姓又喜欢得不行，这对我的影响很大，经过学习我认识到旧戏是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赞扬奴隶道德的。有一次，我唱《逍遥津》，台下越喊好，我心里越没谱。我已经认识到我在为汉献帝服务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心不再唱这一出了。”
另一位剧作家说，今天旧戏路子窄了，证明有毒素的已不为观众欢迎，目前应从小改到大改，再到重新创作，老伶人要培养新一代去教育人民。在天津卫唱了一辈子的老伶人们，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了。
北去南归
就在刘少奇在天津做接管工作的时候。在上海，陈毅拜访了梅兰芳，特别邀请这位伶界大王北上，参加文代会。
此时，离梅兰芳1931年南迁避祸，已经有十八个年头了。对于新政权，梅的认识不多。他只是听说，北京的梨园生意大不如前，围城刚去，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兰芳记得，抗战胜利后，他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面。当时，周恩来对梅兰芳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随后，尽管历经南北对峙，政权更迭，但在梅眼里，共产党员应该都还是像周恩来那么亲切。梅兰芳踟躇了一夜，最终决定北上。
一路上，梅唯一的感觉就是，新社会了，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但梅兰芳依旧是腕儿，在蚌埠，上万人聚集在他的旅馆门口，争睹他的风采。他是戏迷心中的领袖，难怪连毛泽东后来都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10月底，梅在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会议，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这家报纸的前身是《大公报》天津版，建国后刚刚改名。一辈子中正平和的梅当着记者的面，针对京剧改革，却说出了一番与大潮流不符的话。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当时，文艺界的大潮流已然在文代会上定论，戏剧改革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文艺界倡导的是翻身做主，与一切旧思想划清界限，艺人们都沉浸在批判旧文化的共同情绪中。而在文代会期间，梅一直在登台演戏，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方针，改革派们认为梅兰芳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在宣扬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的精神不相容”，应该展开批判，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终，这一消息显然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传递给梅兰芳。面对这一他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反省、思考。
记者张颂甲和梅的秘书许姬传都分别表示愿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但都被梅拒绝了。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那一年，梅兰芳55岁，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所有社会地位，都被他获得了。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重新修正了他的意见。他以变相检讨的方式说道：“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此后，他也不得不承认，以后讲任何话，还得找个党员帮忙先看看。
文代会时，唱京韵大鼓的骆玉笙在上海。她眼看着孟小冬和杜月笙南下香港，心里却不是滋味。她9岁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女人配戏，火起来的。后来，她找人把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诗词《人民解放军渡长江》，改成了京韵大鼓的调子。新词唱出来后，她的名声更火了。
另一位名旦程砚秋的际遇则稍差了些。1948年，北京围城时，程砚秋一处宅子被国民党占用着，另一处西郊的宅子却住着共产党。到了1949年春，周恩来曾主动拜访程砚秋，但未能相遇。
程是个戏剧改良派，但他的那一套跟当时的戏剧革新的大方向格格不入，他自己却一直没有觉察到。他能演的上百个剧目，很多被停演了。在当时的文艺政策面前，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得以幸免。但凝结了程砚秋一身艺术成就的《锁麟囊》，因为“宣扬阶级调和论，向地主们报恩”，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演过。
相声界倒是更新很快，马三立很快就排演了新段子《买猴儿》，这个段子由何迟编写，开创了新社会讽刺相声的先河。这么快的速度让侯宝林都羡慕不已，然而，马三立后来也正是因为这段相声吃尽了苦头，但这已是后话了。
1948年12月25日 天津《大公报》报道
冷落度耶诞——瑰丽的耶诞树绝迹了人心像天象那样阴沉
（本报讯）二十四日是耶诞除夕，大多外侨在空前冷落里度过他们本应狂欢的节日。中街一带的大橱窗里今年已看不到瑰丽的耶诞树，由于宵禁限制，许多俱乐部在下午六点以前便纷纷停业了。义顺和、起士林这些洋点心铺往年总要卖出上千的大蛋糕，今年不过做五、六十个而已。炮火喧天之下，谁也没有心情顾到这些事情。整日阴沉的天空，傍晚开始飘雪，气温也降到零下三度，多少瑟缩街头的难民，在感受无家可归的惨痛，一般人心也正和天象一样，沉重而寒冷。
（本报北平电话）北平穿上戎装，昔日风光绮丽的古城今日已变为森严的堡垒，而晴空白鸽翱翔，散布着宁静的声响，围城内的耶诞节外国人仍然很有兴趣，耶诞树以一块鸡蛋糕的价钱一扫而空，中国人陷在生活的苦井内，天气不太冷，但一天的奔波已不足糊口了。
（本报上海二十四日专电）耶诞前夕，此间一般物价都呈涨势，但也有例外，即耶诞树销路极坏，不但没有加价，树商希望减价脱手，仍无人过问。一个树商诉苦说：树自绍兴运来，每根只卖二三百块钱，已经算是公道了，居然没有顾客登门，明天只好当柴烧了。
1949年1月6日 天津《国民晚报》报道
炮火声中怎样安排你的晚上
平津周边的炮声一直在断续着，吃过晚饭后，没有其他的工作来烦扰你，你将有一个很悠长的晚上，你又不会出去找朋友，朋友也不会到你这里来，学校在停课，办公室里也不会有太多的事情，“睡觉”吗？恐怕谁都会感觉腻烦了的事，看小说也总会有看完了的时候——老实说，谁的晚上不长呢？
朋友！你该找些事情做了，假若你喜好写作，那么你的材料将俯拾即是——被炮火赶出来的难胞，忙着防御工作以及应变措施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南逃西飞的另一圈子的人物，被生活鞭子鞭挞着的痛苦的大众，你只要肯写，就只管写好了，设若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要真实的写下你一天的生活记录，也许过一个相当时期，你再翻阅的时候，你将会诧异你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矛盾和纷乱。
你喜欢画画吗？这该是一个多么适合于你练习的时间啊！
收音机是一件奥妙机巧的玩意儿，假若你有兴趣，多参考些关于无线电画报杂志，你可以知道怎样的用细铜丝缠绕线圈，怎样地装置分音器便不会杂音太多等等。
溜冰是一种很好的户外运动，可惜今年本市溜冰的地方太少了，倘若你家里有一个宽敞的庭院或平台，你可以利用一下，用砖砌成池子，泼上水，有两天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过，你要记住，一定要圈上池子，这样冰面可以平，否则东泼一点，西泼一点，一点没有用处，而且晚上老太太出来滑到了的时候，她们一定会骂你的。
打乒乓球也是一种很好的游戏和运动，它不会像羽毛球似的有时在屋里玩耍要碎了家具。
聚集些人讲故事，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看他们大人、孩子们多少的眼珠都随着你的嘴在翻转上下。
安排晚间生活的方法还很多，朋友们，你们一定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不可以写出来我们交换一下意见呢！
1949年1月16日《北平日报》报道
炮声震碎了戏饭碗——梨园子弟纷纷改行，卖晚报登三轮副业变成正业
（本报讯）北平不是旧剧的发祥地，却是旧剧的制造场，因此，产生了不少吃戏饭为生的人们，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古城的炮声一响，梨园行的朋友们首先感到威胁，因为他们多是离开舞台就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像孟小冬那样能跑单帮的真是微乎其微。
据国剧公会调查，北平梨园行的人数，前些年最多到过四千五百多人，后来下级工作者的收入与生活费用日见悬殊，机警者另就他业，或远走外埠，年来不足两千人了。时至今日，不过剩三几百人而已。炮声一响，龙套者流只好变过去副业为正业，去卖晚报，蹬三轮……，以演《邓九公》出名的孙盛文摆一个花生烟卷摊。近年教老生戏颇有口碑的刘盛通，也在西单卖起胰子来。善演《蝴蝶梦》里“二百五”的骆宏年一帮人，在天桥赁了一个“云里飞式”的场子，每日所得平均四五十元，至于一些成了名的伶人呢？现在也惨了。记者日前见到了谭小培，这个号称福人的梨园之父，也被生活压迫得肺气特别急躁起来：“唱戏的人，随挣随花，只盼着出外能剩笔整钱，富英已两年未出外，家里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要吃饭，收入却完全靠一个人，人家帮角儿的可去蹬三轮，我们还要撑空场面……”谭富英和梁小鸾本来有唱日场的动议，但因为场面要调整钱份，卖座也无把握，只好罢论了。
现在只有尚长春尚长麟弟兄每天在长安日场演戏，营业还算不错。生活的重担已为尚小云增加了几许白发，“两个孩子每天再拼命，还不是为挣三几袋面吗！”他盼望和平：“和平来到的那天，我一定好好的连唱三天戏，也算是出了这几年没奈何的闷气。”和平的远景在望，隐居在青龙桥畔的程砚秋，在烽火隆隆之下，已抛下了他躬亲设计的“今嘉园”回到城内，重理丝竹，预备再披上几年不穿的歌衫，和观众们相见。（伟）
大事记：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包围北平。
●1948年12月15日，胡适等人南下。
●1949年1月14日-17日，傅作义派全权代表最后一次与解放军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谈判。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声明引退，隐居奉化溪口。同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举行入城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