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时令推移，触发了辛弃疾满腔的忧国之情。就在写此词的前两个月，偷安的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应该是抗金复国的一个转机。若宋孝宗此时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却无心光复大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的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个只享清福的太上皇。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一直以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可是无所作为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失望。以至于他“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长把新春恨”，用杜甫的诗来说就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不自禁，辛弃疾就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也借机提醒一下那些“争上春风鬓”的苦中作乐的人儿不要“乐不思蜀”。
　　“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长把新春恨”——可见辛弃疾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在正月初一这样欢天喜地过大年的节日里，人们大都喜气洋洋的，而被弹劾的辛弃疾却壮志难酬，他当然就乐不起来。忆往昔，作者也是一样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如今，春天虽来了，“花”的开放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词中的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与其说他是恨春天，倒不如说他是在恨没有把握住春天这个好时机的人，在辛弃疾看来，这个人就是宋孝宗。
　　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對“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对理想中的事物的盼望、怀疑与担忧，其中热切的盼望最为强烈。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执着复杂的心理，就是因为他心中始终牢记着抗金复国这件大事，所谓“花期”，即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解读此词，要联系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政治抱负，透彻理解“春”“花”“风雨”等寓意，认真研讨“恨“和“愁”的原因，从而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切不可只看见“风、雨、恨、愁”，就误读成一般的失恋诗词。还要学习通过以节日之“韶华”反衬心情之“恨、愁”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