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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我国优秀竞技体操人才流动的特征研究后认为：1)体操人才流动以垂直流动为主要方式；2)不同的发展阶段体操人才流动形式不同；3)国家队教练员国际流动不足；4)优秀体操人才职业转换的途径增加，自主性加强；5)“文化下移”现象有利于体操运动的普及推广。并针对性地提出发展对策。
关键词：优秀体操人才；人才流动；人力资源；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79-04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ocation of excellent gymnasts in China
GAO Yuan-yuan，ZHANG Ku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Having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relocation of excellent gymnasts in China,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1) the main way for gymnast relocation is vertical relocation; 2)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fferent forms of gymnast relocation; 3) there is a lack of international relocation of coaches for the national team; 4) excellent gymnasts have more ways and independency to make career switching; 5) the sign of “culturally lowered relo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gymnastics. The authors also put forward measures for development in an action specific way.
Key words: excellent gymnast；talent relocation；human resource；China
长期受地域性差异、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竞技体操人才流动始终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困难。如何理顺我国优秀体操人才与培养单位的关系，寻求有法可依、良性循环的人才流动方式，是我国竞技体操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第1～10届全运会体操比赛前3名运动员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优秀竞技体操人才的流动特征。
1计划经济时期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
1.1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状况
据第1~3届全运会各省市竞技体操比赛成绩显示，20世纪60~70年代我国优秀体操人才主要分布在解放军、上海、广东、云南、江苏、北京、广西、湖南、河北。由第4~6届全运会各省市竞技体操比赛成绩可知，70~80年代我国优秀体操人才主要分布在解放军、广西、湖南、上海、北京和浙江。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对体操优秀人才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下，使得一些体操开展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如内蒙古、新疆等地也拥有了较为优秀的体操人才，体操运动在我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
1.2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形式
1)自1953年在我国开展现代体操运动以来，各区、市相继成立业余体操班，各省市相继成立代表队，并于同年11月成立国家体操队，形成了业余体校体操班——市体操队——省体操队——国家体操队为特征的体操人才垂直流动形式。于烈峰、刘长胜、余淑勤等便是这一阶段涌现出的优秀体操人才[1]。因此，在我国竞技体操发展初期，这种竞技体操人才的垂直流动形式，既担当起了为各省市培养后备人才的重任，也为我国竞技体操的发展奠定基础，又为我国探索竞技体操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模式和途径。
2)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体操人才流动主要是与前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流，流动范围小。中国体操协会充分利用国家体操队出访和邀请外国队来华访问的机会，逐步加强交流，培养锻炼新手，积累比赛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使我国体操在起步时就向着竞技性方向发展。
3)在“计划分配”体制下，我国大部分优秀体操人才主要通过组织安排，跨行业流动到厂矿和企事业等基层单位。这种指令性安置制度化解了运动员因退役带来的社会风险，维护了竞技体操事业的良性发展[2]。但是，指令性安置制度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分配制度的强制性和国家对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包办性”，人才转型的主动性差、渠道狭窄，同时反映了这种职业转换的非社会化、制度模式单一、缺乏责任分担机制、易产生制度抵触等缺陷。
4)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形态、制度的僵化，我国体操人才几乎没有进行平行流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现象”。在第1~3届全运会期间，解放军队一直处于我国竞技体操领先水平。这一现象表明，由于解放军队享有特殊的人事政策，使得他们享有在全国范围内挑选运动员的权利，致使大量的优秀体操人才从全国各地流动到解放军队。
2改革开放初期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
2.1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状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受到10年浩劫而处于瘫痪状态的体操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第6、7届全运会体操比赛成绩显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秀体操人才主要分布在湖南、解放军、广西、上海、江苏、黑龙江、浙江、北京和江西等省市。其中北京、广西、湖南、湖北、解放军队体操优秀人才最多。
2.2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形式
1)在20世纪80年代体操人才长期不足的情况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20余所体操运动学校，使人才培养规模增大。这一时期，优秀体操人才流动的方式仍以垂直流动为主，流动的渠道逐渐增多，流动规模逐步扩大。垂直流动渠道的拓宽既改变了业余体校体操人才培养不足的现状，又稳定了我国优秀体操人才的规模。
2)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管理体制的制约，体操人才的流动方式单一，带来我国各省市体操人才不平衡，有的人才过剩，有的人才严重不足。在全运战略的推动下，围绕六运会有些省市根据各自需要，与兄弟省市进行了一些人才交流，主要包括互补性交流和转队性交流[3]。这种人才流动主要表现为各自行政管理区域内的流动，流动范围小、人数少，基本属于非公开的个体行为和集体的“合作”行为。因此，体操人才平行流动改变了各区域之间体操人才不平衡的状况，结束了体操人才流动形式单一的历史，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
3)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秀体操人才国际流动以公派援外形式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1990年我国公派援外优秀体操人才132人，平均每年援外人数大约11人，为体操人才国际交流奠定了基础。到80年代后期，体操人才自主性流动现象开始出现。国际人才流动促进了国家、地区体操运动的普及，为体操竞技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中国国家体操队的著名教练田菊坪于1985年3月担任澳大利亚国家队女子体操总教练，她用短短6年时间，将澳大利亚体操队从1985年的世界排名第23位提升到第6位，又在2003年提升至第3位，创造了体操界的奇迹，被誉为“澳大利亚体操之母”。
4)在指令性安置受阻的情况下，1986年《运动员退役费实施办法》和1987年《关于著名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有关事宜的通知》政策出台，国家通过经济补偿、再教育安置使优秀体操人才的职业转换由“指令性安置”向“市场化安置”过渡，安置方式由单一的“计划分配”向“多渠道分流”的方式转化，体操人才的职业转换有了较大的自主性。例如，体操名将马燕红，1987年到英国密尔特郎大学进修英语，1989年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学，并任洛杉矶市体操俱乐部教练，1994年学成回国后，任国士体育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因此，优秀体操人才多渠道的职业转换方式，降低了体操人才的生活风险，解决了体操人才的后顾之忧，保障了优秀体操人才队伍的稳定。但《运动员退役费实施办法》对自主择业的限制，虽然对继续实施指令性安置制度起到了巩固作用，却造成退役运动员对指令性安置制度的路径依赖更加强烈，阻碍了体操人才职业转换的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发展。
3市场经济初期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
3.1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随之转变，致使我国体操后备人才不足，优秀体操人才分布范围缩小，地区间差距拉大。因此，这一时期我国优秀体操人才的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广东、解放军、江苏、北京等体操优势队以及辽宁、山东、江西、广西等竞技水平较弱的地区。
3.2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形式
由于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这一阶段人才流动市场从无到有，人才流动观念和人才管理政策逐步转变，而以八运会为契机的竞技体操人才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第7、8届全运会上体操人才流动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范围进一步扩大。流动方式主要有人才交流、共同培养和有偿转让，并呈现出优势项目向非优势项目、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根本原因在于《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代表资格注册制度》和《全国体育运动员交流暂行规定》等政策法规的相继推出、人才交流观念的改变、管理政策的改革等促使人才市场得到了有力的扶持和培育，所以，以经济为杠杆的体操人才平行流动从幕后走向前台，走出了体操人才多渠道流动的第一步，结束了我国体操人才封闭、人才培养各自为政的历史。
2)体操人才公派援外规模保持不变，自主性流动主要流向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体操人才国际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但提高了我国体操的国际地位，而且推动了非优势项目国家体操运动的发展。例如：乔良从1998年在依阿华州开办了“乔氏体操学校”，到2007年成为美国女队的主教练。他率领美国队在当年世锦赛团体、单项决赛中从中国队手中夺走了金牌，同时摘取了女子个人全能、自由体操两个单项的金牌，并于2008第29届奥运会上取得骄人的战绩，创造了美国体操奇迹，使美国女子体操又回到了世界体操强队行列。
3)随着《关于加强和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的意见》和《关于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体育院校免试招收退役优秀运动员学习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出台，优秀体操人才职业转换将向以再教育安置、自主择业、货币化安置为主的多元化形式发展。同时，个别省市已经出现了向“市场化安置”过渡的趋势。如山西省和长春市体育局提出的“提倡和鼓励退役运动员自谋职业”和“优秀运动员退役实行货币安置”的措施。可见，优秀体操人才的职业转换的多样化，既增强了他们在职业转换过程中的竞争力，又增强了职业转换的自主性。
4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期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
4.1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状况
根据第9~11届全运会注册和交流名单来看，优秀体操人才主要分布在广东、山东、江苏、贵州、福建、河北、辽宁、福建、云南、江苏和湖南，由2002~2009年体操运动员交流情况统计分析，八一队(35人次)是体操人才交流最为充分的单位，其次是广东队(21人次)和江苏队(18人次)。表明这一时期体操人才主要流动到经济发达、人才紧缺或享有特殊人才政策的地区，致使这些地区逐渐成为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的主要区域。
4.2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形式
1)我国竞技体操实行国家以奥运会为最高战略，省、市、自治区以全国运动会为最高战略，地县以省、市、自治区运动会为最高战略的体制。在这种以金牌论英雄的形势下，垂直流动成为体操人才流动的主要方式，既保证了地方对于体操人才的需求，又确保了体操奥运战略的顺利实施。
2)围绕第8、9届全运会的优秀体操人才平行流动方式不断创新，流动人数进一步增加[4]。流动方式主要以协议交流、一次性买断、联合培养和两次计分为主。人才平行流动方式既解决了西部地区财力不足的现状，又解决了经济发达地区一些非优势项目人才缺乏的窘境，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体操人才的优化组合，突出了较佳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因此，随着平行流动方式逐步公平化、合理化，促使体操人才培养渠道向多样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而对于“协议计分”这种加剧流动双方利益分配不均的人才流动形式终将被淘汰。
3)由于近10年来中国体操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所以大量优秀体操人才走出国门寻求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人才流动仍然以援外形式为主，自主性流动数量也不断增加，并呈现出主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流动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外执教的中国体操人才超过200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优秀体操人才近年来开始出现回流现象。这种人才回流将中国训练方法和西方理念相结合，丰富了我国体操训练的手段和方法，促进了我国体操项目的竞技水平的提高。例如，李月久，最初援外到加拿大，后到美国开设了自己的体操俱乐部，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体操队失利后毅然于2005年回国执教，通过共同努力，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体操项目比赛中，我国体操女队首次夺得奥运会体操女子团体金牌。
4)在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再教育安置、政策扶持安置、就业培训制度、职业转换期制度等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市场化安置逐步确立，优秀体操人才职业开始向从商、从政、从教、从艺、求学等众多社会领域转换。例如：现任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玉斌、现任湖南省体操管理运动中心副主任李敬。李月久等从事体操训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刘璇顺利踏入影坛，参加了4部电影的拍摄；李小双等开办体操学校，为我国竞技体操的发展做出贡献；李小鹏、黄旭等则进入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习，以提升自我。因此，市场安置体现了制度规范化、安置渠道多样化和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特征，既满足了安置需求的多样化，又解除了体操人才的后顾之忧，确保了体操人才队伍的稳定。但是，市场化安置过程中还存在着货币化安置“治标不治本”、再教育安置覆盖面较窄和就业培训缺乏支持力度等问题。
5结论
1)体操人才流动以垂直流动为主要方式。
在“举国体制”下，从国家到地方的“奥运战略”、“金牌战略”，在机制和考核目标的双重作用下，垂直流动是实现两个战略的最佳方式。平行流动是垂直流动的基础，垂直流动促进了平行流动。
2)不同发展阶段体操人才平行流动的形式不同。
随着体操运动的发展，国家体育战略的调整，人才市场的需求，人才交流政策、法规的出台，形成了不同时期较为合理的流动形式，具有暂时性和特殊性。
3)国家队教练员国际流动不足。
我国优秀体操人才通过援外和自主流动形式参与国际流动的人数逐年增加，但国家队体操教练员参与国际流动的却屈指可数，容易造成体操训练方法、理念的局限性，中国体操军团兵败雅典就是例证。
4)优秀体操人才职业转换的途径增加，自主性加强。
我国优秀体操人才由于社会保障、各种基金的支持，他们开始进入到不同的社会领域中，从事不同的职业。如李宁、李小双、李敬、刘璇、黄旭等分别以从商、从政、从教、从艺、求学等不同途径成功进行了角色转换。
5)“文化下移”现象有利于体操运动的普及推广。
“计划分配”促使大量优秀体操人才流动到各级企事业单位，推动了基层群众体操技术、文化的普及、发展，为培养体操优秀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53年现代竞技体操正式引入我国以后，体操项目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项目之一，使我国体操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因此，“文化下移”现象对目前体操后备力量不足现状的改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宏飞. 现代体操教学理论与方法[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23-28.
[2] 刘峥. 我国退役运动员安置制度变迁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08：8-30.
[3] 潘慧文，隗金水，邹亮畴，等. 竞技体育人才交流与本土人才培养的关系探讨[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20(4)：16-18.
[4] 俞继英，宋全征.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和人才市场[J]. 体育科学，2004，24(1)：1-5.
关键词：优秀体操人才；人才流动；人力资源；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79-04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ocation of excellent gymnasts in China
GAO Yuan-yuan，ZHANG Ku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Having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relocation of excellent gymnasts in China,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1) the main way for gymnast relocation is vertical relocation; 2)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fferent forms of gymnast relocation; 3) there is a lack of international relocation of coaches for the national team; 4) excellent gymnasts have more ways and independency to make career switching; 5) the sign of “culturally lowered relo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gymnastics. The authors also put forward measures for development in an action specific way.
Key words: excellent gymnast；talent relocation；human resource；China
长期受地域性差异、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竞技体操人才流动始终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困难。如何理顺我国优秀体操人才与培养单位的关系，寻求有法可依、良性循环的人才流动方式，是我国竞技体操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第1～10届全运会体操比赛前3名运动员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优秀竞技体操人才的流动特征。
1计划经济时期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
1.1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状况
据第1~3届全运会各省市竞技体操比赛成绩显示，20世纪60~70年代我国优秀体操人才主要分布在解放军、上海、广东、云南、江苏、北京、广西、湖南、河北。由第4~6届全运会各省市竞技体操比赛成绩可知，70~80年代我国优秀体操人才主要分布在解放军、广西、湖南、上海、北京和浙江。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对体操优秀人才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下，使得一些体操开展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如内蒙古、新疆等地也拥有了较为优秀的体操人才，体操运动在我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
1.2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形式
1)自1953年在我国开展现代体操运动以来，各区、市相继成立业余体操班，各省市相继成立代表队，并于同年11月成立国家体操队，形成了业余体校体操班——市体操队——省体操队——国家体操队为特征的体操人才垂直流动形式。于烈峰、刘长胜、余淑勤等便是这一阶段涌现出的优秀体操人才[1]。因此，在我国竞技体操发展初期，这种竞技体操人才的垂直流动形式，既担当起了为各省市培养后备人才的重任，也为我国竞技体操的发展奠定基础，又为我国探索竞技体操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模式和途径。
2)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体操人才流动主要是与前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流，流动范围小。中国体操协会充分利用国家体操队出访和邀请外国队来华访问的机会，逐步加强交流，培养锻炼新手，积累比赛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使我国体操在起步时就向着竞技性方向发展。
3)在“计划分配”体制下，我国大部分优秀体操人才主要通过组织安排，跨行业流动到厂矿和企事业等基层单位。这种指令性安置制度化解了运动员因退役带来的社会风险，维护了竞技体操事业的良性发展[2]。但是，指令性安置制度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分配制度的强制性和国家对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包办性”，人才转型的主动性差、渠道狭窄，同时反映了这种职业转换的非社会化、制度模式单一、缺乏责任分担机制、易产生制度抵触等缺陷。
4)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形态、制度的僵化，我国体操人才几乎没有进行平行流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现象”。在第1~3届全运会期间，解放军队一直处于我国竞技体操领先水平。这一现象表明，由于解放军队享有特殊的人事政策，使得他们享有在全国范围内挑选运动员的权利，致使大量的优秀体操人才从全国各地流动到解放军队。
2改革开放初期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
2.1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状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受到10年浩劫而处于瘫痪状态的体操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第6、7届全运会体操比赛成绩显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秀体操人才主要分布在湖南、解放军、广西、上海、江苏、黑龙江、浙江、北京和江西等省市。其中北京、广西、湖南、湖北、解放军队体操优秀人才最多。
2.2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形式
1)在20世纪80年代体操人才长期不足的情况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20余所体操运动学校，使人才培养规模增大。这一时期，优秀体操人才流动的方式仍以垂直流动为主，流动的渠道逐渐增多，流动规模逐步扩大。垂直流动渠道的拓宽既改变了业余体校体操人才培养不足的现状，又稳定了我国优秀体操人才的规模。
2)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管理体制的制约，体操人才的流动方式单一，带来我国各省市体操人才不平衡，有的人才过剩，有的人才严重不足。在全运战略的推动下，围绕六运会有些省市根据各自需要，与兄弟省市进行了一些人才交流，主要包括互补性交流和转队性交流[3]。这种人才流动主要表现为各自行政管理区域内的流动，流动范围小、人数少，基本属于非公开的个体行为和集体的“合作”行为。因此，体操人才平行流动改变了各区域之间体操人才不平衡的状况，结束了体操人才流动形式单一的历史，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
3)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秀体操人才国际流动以公派援外形式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1990年我国公派援外优秀体操人才132人，平均每年援外人数大约11人，为体操人才国际交流奠定了基础。到80年代后期，体操人才自主性流动现象开始出现。国际人才流动促进了国家、地区体操运动的普及，为体操竞技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中国国家体操队的著名教练田菊坪于1985年3月担任澳大利亚国家队女子体操总教练，她用短短6年时间，将澳大利亚体操队从1985年的世界排名第23位提升到第6位，又在2003年提升至第3位，创造了体操界的奇迹，被誉为“澳大利亚体操之母”。
4)在指令性安置受阻的情况下，1986年《运动员退役费实施办法》和1987年《关于著名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有关事宜的通知》政策出台，国家通过经济补偿、再教育安置使优秀体操人才的职业转换由“指令性安置”向“市场化安置”过渡，安置方式由单一的“计划分配”向“多渠道分流”的方式转化，体操人才的职业转换有了较大的自主性。例如，体操名将马燕红，1987年到英国密尔特郎大学进修英语，1989年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学，并任洛杉矶市体操俱乐部教练，1994年学成回国后，任国士体育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因此，优秀体操人才多渠道的职业转换方式，降低了体操人才的生活风险，解决了体操人才的后顾之忧，保障了优秀体操人才队伍的稳定。但《运动员退役费实施办法》对自主择业的限制，虽然对继续实施指令性安置制度起到了巩固作用，却造成退役运动员对指令性安置制度的路径依赖更加强烈，阻碍了体操人才职业转换的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发展。
3市场经济初期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
3.1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随之转变，致使我国体操后备人才不足，优秀体操人才分布范围缩小，地区间差距拉大。因此，这一时期我国优秀体操人才的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广东、解放军、江苏、北京等体操优势队以及辽宁、山东、江西、广西等竞技水平较弱的地区。
3.2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形式
由于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这一阶段人才流动市场从无到有，人才流动观念和人才管理政策逐步转变，而以八运会为契机的竞技体操人才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第7、8届全运会上体操人才流动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范围进一步扩大。流动方式主要有人才交流、共同培养和有偿转让，并呈现出优势项目向非优势项目、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根本原因在于《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代表资格注册制度》和《全国体育运动员交流暂行规定》等政策法规的相继推出、人才交流观念的改变、管理政策的改革等促使人才市场得到了有力的扶持和培育，所以，以经济为杠杆的体操人才平行流动从幕后走向前台，走出了体操人才多渠道流动的第一步，结束了我国体操人才封闭、人才培养各自为政的历史。
2)体操人才公派援外规模保持不变，自主性流动主要流向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体操人才国际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但提高了我国体操的国际地位，而且推动了非优势项目国家体操运动的发展。例如：乔良从1998年在依阿华州开办了“乔氏体操学校”，到2007年成为美国女队的主教练。他率领美国队在当年世锦赛团体、单项决赛中从中国队手中夺走了金牌，同时摘取了女子个人全能、自由体操两个单项的金牌，并于2008第29届奥运会上取得骄人的战绩，创造了美国体操奇迹，使美国女子体操又回到了世界体操强队行列。
3)随着《关于加强和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的意见》和《关于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体育院校免试招收退役优秀运动员学习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出台，优秀体操人才职业转换将向以再教育安置、自主择业、货币化安置为主的多元化形式发展。同时，个别省市已经出现了向“市场化安置”过渡的趋势。如山西省和长春市体育局提出的“提倡和鼓励退役运动员自谋职业”和“优秀运动员退役实行货币安置”的措施。可见，优秀体操人才的职业转换的多样化，既增强了他们在职业转换过程中的竞争力，又增强了职业转换的自主性。
4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期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
4.1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状况
根据第9~11届全运会注册和交流名单来看，优秀体操人才主要分布在广东、山东、江苏、贵州、福建、河北、辽宁、福建、云南、江苏和湖南，由2002~2009年体操运动员交流情况统计分析，八一队(35人次)是体操人才交流最为充分的单位，其次是广东队(21人次)和江苏队(18人次)。表明这一时期体操人才主要流动到经济发达、人才紧缺或享有特殊人才政策的地区，致使这些地区逐渐成为优秀体操人才分布的主要区域。
4.2优秀体操人才的流动形式
1)我国竞技体操实行国家以奥运会为最高战略，省、市、自治区以全国运动会为最高战略，地县以省、市、自治区运动会为最高战略的体制。在这种以金牌论英雄的形势下，垂直流动成为体操人才流动的主要方式，既保证了地方对于体操人才的需求，又确保了体操奥运战略的顺利实施。
2)围绕第8、9届全运会的优秀体操人才平行流动方式不断创新，流动人数进一步增加[4]。流动方式主要以协议交流、一次性买断、联合培养和两次计分为主。人才平行流动方式既解决了西部地区财力不足的现状，又解决了经济发达地区一些非优势项目人才缺乏的窘境，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体操人才的优化组合，突出了较佳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因此，随着平行流动方式逐步公平化、合理化，促使体操人才培养渠道向多样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而对于“协议计分”这种加剧流动双方利益分配不均的人才流动形式终将被淘汰。
3)由于近10年来中国体操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所以大量优秀体操人才走出国门寻求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人才流动仍然以援外形式为主，自主性流动数量也不断增加，并呈现出主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流动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外执教的中国体操人才超过200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优秀体操人才近年来开始出现回流现象。这种人才回流将中国训练方法和西方理念相结合，丰富了我国体操训练的手段和方法，促进了我国体操项目的竞技水平的提高。例如，李月久，最初援外到加拿大，后到美国开设了自己的体操俱乐部，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体操队失利后毅然于2005年回国执教，通过共同努力，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体操项目比赛中，我国体操女队首次夺得奥运会体操女子团体金牌。
4)在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再教育安置、政策扶持安置、就业培训制度、职业转换期制度等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市场化安置逐步确立，优秀体操人才职业开始向从商、从政、从教、从艺、求学等众多社会领域转换。例如：现任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玉斌、现任湖南省体操管理运动中心副主任李敬。李月久等从事体操训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刘璇顺利踏入影坛，参加了4部电影的拍摄；李小双等开办体操学校，为我国竞技体操的发展做出贡献；李小鹏、黄旭等则进入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习，以提升自我。因此，市场安置体现了制度规范化、安置渠道多样化和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特征，既满足了安置需求的多样化，又解除了体操人才的后顾之忧，确保了体操人才队伍的稳定。但是，市场化安置过程中还存在着货币化安置“治标不治本”、再教育安置覆盖面较窄和就业培训缺乏支持力度等问题。
5结论
1)体操人才流动以垂直流动为主要方式。
在“举国体制”下，从国家到地方的“奥运战略”、“金牌战略”，在机制和考核目标的双重作用下，垂直流动是实现两个战略的最佳方式。平行流动是垂直流动的基础，垂直流动促进了平行流动。
2)不同发展阶段体操人才平行流动的形式不同。
随着体操运动的发展，国家体育战略的调整，人才市场的需求，人才交流政策、法规的出台，形成了不同时期较为合理的流动形式，具有暂时性和特殊性。
3)国家队教练员国际流动不足。
我国优秀体操人才通过援外和自主流动形式参与国际流动的人数逐年增加，但国家队体操教练员参与国际流动的却屈指可数，容易造成体操训练方法、理念的局限性，中国体操军团兵败雅典就是例证。
4)优秀体操人才职业转换的途径增加，自主性加强。
我国优秀体操人才由于社会保障、各种基金的支持，他们开始进入到不同的社会领域中，从事不同的职业。如李宁、李小双、李敬、刘璇、黄旭等分别以从商、从政、从教、从艺、求学等不同途径成功进行了角色转换。
5)“文化下移”现象有利于体操运动的普及推广。
“计划分配”促使大量优秀体操人才流动到各级企事业单位，推动了基层群众体操技术、文化的普及、发展，为培养体操优秀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53年现代竞技体操正式引入我国以后，体操项目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项目之一，使我国体操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因此，“文化下移”现象对目前体操后备力量不足现状的改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宏飞. 现代体操教学理论与方法[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23-28.
[2] 刘峥. 我国退役运动员安置制度变迁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0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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