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书写中国的“异域视野”逐渐开始转移了它的目光，聚焦于讲述“中国故事”，其中较为勤勉的如张翎、陈河等，几乎是以爆发的方式接连推出重磅长篇小说，并间隙夹杂着大量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这其中，张翎的写作尤为值得注意，因为在她的书写中，“异域视野的中国故事”味道更加浓重——她直接把笔触深入到中国的文化血脉中，去描摹日常生活中平凡、质朴的中国老百姓，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作为关注的对象和取材范围，在力图原汁原味还原他们的生活与心理的同时，因为“世界眼光”的加入而烛照出“中国故事”的独特性，也给她所思考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向。比起土生土长的、扎根中国的作家来，其作品的异质性特征更为明显。她不作批判，亦不作颂扬，以漂泊异乡后归家的游子身份和心态，去触摸“作为地方的中国”的人们心灵的褶皱、 纹路，从而去理解之、描摹之。《廊桥夜话》（《十月》2019年第6期）属于这一系列书写中较为典型地体现张翎“异域视野的中国故事”的最新作品。
　　一、廊桥这个地方
　　说起“廊桥”这个地方，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当是电影《廊桥遗梦》。但此廊桥非彼廊桥，就地方而言它们相隔千里;就角度而言，“桥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物事”——它沟通两个世界，把隔绝变成通途，桥的这一端与那一端象征着两个世界、两个地方。然而就桥本身来说，它既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端，也不属于那个世界的一端，它是它本身。在海德格尔的言说中，“桥与河岸一道，总是把一种又一种广阔的后方河岸风景带向河流。它使河流、河岸和陆地进入相互的临近关系之中。桥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它就这样伴送河流穿过河谷。……桥让河流自行其道，同时也为终有一死的人提供了道路，使他们得以来往于两岸。桥以多重方式伴送人们。……桥以其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于自身。” [1]对于“廊桥”而言，廊只是其外形的一种说明或规约，而桥则是它内在的一种本质或原始。张翎或许并不在意“桥”所包含着的海德格尔式的哲学命义，却以另外的方式通达了这一意义场域。
　　张翎也试图要表达廊桥的哲学含义，但她返归得更为古老，直接把中国的一个小地方勾连于古希腊的哲人赫拉克利特，因此小说一开始便是用了浙南和闽北交界处的一个叫做五进士村的土语表达的这位哲人的名言：“一个人哪能两次落到同一条河里呢？”这句话出自一个妇人之口，而故事也就围绕着她逐渐展开，其所展开的内在意蕴，便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现实反转版。但所有故事却都围绕着“廊桥这个地方”展开，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故事就会缺乏发展的逻辑，更没有了内在的叙事动力。“地方造就故事”，也在张翎的创作中，凸显为小说的地理质素，从而使得不断处于“归来-离去”的作家摆置出属于她的独特思考。
　　廊桥是五进士村通往山外的必经之路，横跨于五进士村与对面的山崖小路之间，而它所穿过的河流竟然连名字都没有，只被简单地称之为“河”：河的普通与平凡，连同其上的桥梁一道，命名了一种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廊桥是道光年间修建的，展示了匠人们巧夺天工的手艺，没用一根钉子，椽子和木板之间都是用榫头自然连接的。桥壁中间有个神龛，早些年贴着毛主席像，现在供着观音菩萨。两边的字画也没有任何准数，年节时是喜庆的春联年画，耕种时节就换了应时的农谚。遇到上面有任务交代下来，字画的内容也就跟着风潮走。因此，廊桥可谓是五进士村的一种“风习”，最起码是表征着村庄风习的“仪式”，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聚集”的另一层含义。深山里的小村庄中修建的廊桥并不算长，从这头走到那头也就几十步的路。桥走到尽头，就是几级石阶，顺着石阶走下去，落脚就到了福建地界。故事中的女人们常在桥两端的石阶上丈量着自己的命运——她们人生的起落与命运的沉浮，都端赖这座廊桥的赐予，因为村里人都知道：“走过廊桥，就是另一个地界，另一片天地了。”相反的，走进廊桥，也意味着进入到了另外的地界，另外的天地。
　　因此，廊桥这地方，与其说是一条河流与一座桥的故事，不如说是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以及常在廊桥上走过，穿行于两个世界的五进士村的人们的故事。五进士村地处两省交界，又都是深山老林，交通不便，物产也不丰富，守在这里的人们自然只能过着极度贫乏的日子，贫穷也就成了他们的身份。经由这一身份延宕而去，则是他们不近人情、荒唐无稽的人生。但这些荒谬、令人愤慨的故事，一经揭露了被掩藏于其后的此一重身份的真实属性，它所包裹着的道德力量与生存真相，就会产生令人震撼的效果，顿悟起生命之苍凉与人性之悲哀。为了彰显贫穷这一身份，张翎用了大量的篇幅铺排此地的贫穷：交通不便，无法进行商业活动;地理条件不佳，再加上气候寒冷，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且能播种的农作物也极其有限;村中有河，却不产鱼虾，外界不通，商品难以进入村庄，人老几辈只能守着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中百岁老人所经见的则是村人百年之内没有新建房屋，其赤贫程度可想而知。张翎正是凭借着廊桥这个地方的贫穷，促成了她小说的诞生。
　　二、一家三代四女性
　　初读上去，《廊桥夜话》仿若是当代文坛的《潇潇》，似乎沈从文的笔墨再次复活于文字中，且无论背景——两省交界，偏远山区;还是人物——三代女性，陈陈相因;或者故事——婚姻不幸，亦成帮凶，都几乎是一样的韵致。小说中，阿贵妈便是潇潇的化身，她自身所经受的命运是小说的主体，而她所牵连着的上一辈的婆婆的命运与下一辈儿女的命运，又如同潇潇的婆婆与喇叭声中女儿的哭泣声一样。人们或许会疑惑，“沈从文的旧梦”如何“借尸还魂”重现于当下文坛？如若果真，张翎的写作会否会失去它固有的意义？
　　小说从一开始就用乡人土语转述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箴言，意味着张翎的写作有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而恰是这一勇气，保证了她的创作绝非是“无意义的重复”，相反则是要“沿着沈从文的河流，走出别样的文学”。阿贵妈就成了她重要的把手，并以此来形成提纲挈领的“渔网式结构”。阿贵妈原名李月娇，是缙云县城富裕人家的女儿，机缘巧合之下碰到了五进士村出门揽工、打制桌椅的杨广全。初次见面，她就少女心萌动，情窦初开的她稀里糊涂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长相也不错的杨广全俘获了内心。杨广全在物资匮乏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出门揽活，经见了不少场面，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连哄带骗终于成功地把她带到五进士村，从此开始了对她心性、情感的折磨。见到真相的李月娇痛不欲生，却还要忍受瘫痪在床的婆婆的各种言语力量的剜心刺骨，既要讓她明白生存的真相与命运的不可变更，又要迫使她恪守妇人道德、温顺勤劳的美德。无法忍受贫穷、欺骗与木讷的丈夫的她，准备偷偷逃跑，一路上经过了各种艰辛、痛苦，还差一点淹死在河中，因为肚腹中的孩子，她不得不再次回到五进士村，过着一贫如洗又劳累如牛马的日子。 　　她本想努力改变命运，但五进士村亘古不变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她无法更改的人生，于是便试图再次逃离廊桥这个地方。无独有偶，她后半辈子所唠叨的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就应验在她的身上，无奈地再次因为怀孕而返回五进士村。与上次不同的是，因为贴身小棉袄的降临，她忽然发现了五进士村作为一个地方，所能够给予她的不仅仅是赤贫，还有快乐天真的女儿。为了不至于女儿也落成自己这样的命运，她忍辱负重，将女儿从小就寄托在缙云县城父母家里，使之接受良好的教育，最后考上大学，终于跨出廊桥，走向另一个新世界。赫拉克利特的话对女儿阿意所包裹着的人生意义，已经迥然不同于阿贵妈所领悟到的土语中的人生意义。
　　经过两次逃跑又两次跌倒后，阿贵妈终于不再想着逃离“廊桥这个地方”，这其中的因由还在于，她惊讶于那个对她进行言语上剜心剔骨的婆婆，所遭受的命运同她一模一样——更为悲惨的是，被骗到五进士村的婆婆，尝试逃跑过程中，落下山崖，摔成了瘫痪，在无法行走中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悲苦地过着余日。而她所有剜心剔骨的恶毒言语，实际上是一个过来人对新人的各种招安与冰冷的提醒。两代人所经历的“贫穷故事”，已经令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箴言变为一语成谶的巫语，而这样的故事搁置在五进士村这个地方，却还要再反复地上演。家族第三代人中，杨广全的儿子阿贵，也因为贫穷耽误了婚配，只得从越南买来一个女人做老婆。这个女人同样经历着上两辈人所经历的痛苦人生，还要额外加上阿贵时有时无的家庭暴力，只得吞咽了所有的悲惨，可怜地活下去。因为类似的逃跑事件太多，五进士村的男人们都学会了一整套防范逃跑的措施，而且相互帮助，沆瀣一气，使进入村中的女人们窒息，最终被驯服。她们要么逃跑失败，让自己变得更加悲惨，如婆婆一样;要么被驯服，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如阿贵妈一样;要么像阿贵的越南媳妇阿珠一样，变得沉默不语，心事重重。一家三代三个女性，这如同《潇潇》一样的文學梦魇，在当下中国偏远的山村里，仍旧在日日上演着。
　　倘若故事到此为止，张翎的写作会显示出贫乏的感觉，一如她笔下的五进士村一样。但家族第三代的第四个女性，却成功地改写了这一现状，让小说有了翻转的效果。阿意去缙云县城读书，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也正是她在小说的下半部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留学国外，与一个法国人自由恋爱，再也不用经受五进士村女人们被欺骗、被买卖的命运。小说结尾部分，阿意带着外国丈夫回家，村中为了欢迎百年才出了一个人才的她而大摆宴席，结果人们惊奇的却是她的法国丈夫，以及他与前妻的金发碧眼的孩子。张翎无意于在五进士村的流水席风景上多做停留，而是铺排着阿意的外国丈夫与阿贵的外国妻子的对比：被买卖的女人，也是因为各种缘故被自愿买卖;自由恋爱的男人，却同样因为各自的理由而跨过廊桥。他们带着“世界的背景”聚集于“廊桥这个地方”，演绎了五进士村别具一格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箴言及其中所包含着的命运深意。的确，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无法踏进同一条河流，两个外国人跨过廊桥是如此;阿意与阿贵妈跨过廊桥亦如是。这仿佛是在宣称，属于“沈从文的旧日魅影”已经消逝，属于张翎的“异域视野的中国故事”宣告诞生。而它也提醒我们，追问“从廊桥到世界有多远”这一问题，时机已经成熟。
　　重新回到海德格尔的言说：“桥是一个独具方式的物;因为它以那种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场所的方式聚集着四重整体。但只有那种本身是一个位置的东西，才能为一个场所设置空间。” [2]廊桥是如此，五进士村亦是如此，它们都因为自身是一个位置，因此才能够为一个场所设置空间，而它们本身就提供着一个场所。不管是“位置”，还是“场所”，它们都被归入到“地方”：唯有地方才有地方的故事;唯有地方才有地方的风习。人及其命运与生活，也是这地方故事与风习的一部分。
　　三、小说与地方志
　　需要提及的还有一点，即这些年来，张翎的写作越发显得笨拙、勤劳，《廊桥夜话》尤其明显。但恰是这种笨拙与勤劳，使得她的创作更显质朴气，这一质朴气不是使之停留在一种刻板的印象上，反而激发出了“漂泊者的灵魂之根”的意味，更显隽永。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张翎不但要跨国（这也同样是一次跨过廊桥的行为）回到故乡，还要千里迢迢去到缙云县，寻找藏身于莽莽群山中的五进士村。翻过廊桥，张翎深入到当地居民的家中，采访那里的老阿妈，与她们亲切相处——小说之所以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端赖于这种近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工作。而对于张翎来说，田野调查带来的与其说是人物和故事，不如说是写作的至理名言之彰示：“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带着足和目，带着纸和笔，同样带着心与魂，才能真正地知晓地方，知晓地方的人情世故。五进士村杨广全家的“三代四女性”的故事，与其说是“奇谈”（夜话的意思正包含着天方夜谭的寓意），不如说是“人情练达”后的文章之学。倘若张翎有什么创作的秘诀，这一份笨拙、勤劳所带来的质朴、淳厚，也一如老酒一样散发着岁月的清香，历久弥新。
　　进入新时期之后，作家们受到拉美文学与本土乡土文学潮流的影响，纷纷开始转变目光，投射进乡土中国的角角落落，从而诞生了不少“文学地方”。贾平凹的“商州世界”就是最典型的。但对他来说，“小说与地方志”的题目包含的意思更多是倾向于从地方志获得小说的素材与源泉，比如《晚雨》径直从地方志中抄录了《诫子书》作为小说中人物的书信。尽管他的写作也彰显了小说本身作为地方志的可能性，但比之于张翎的《廊桥夜话》 ， 似乎还显得薄弱一些。在这篇小说中，张翎以她的写作，为五进士村做了一篇道地的《五进士村志》，举凡地理山水、历代沿革、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过去未来……无不麇集于方寸之间。其中的几代女性，无异于是五进士村的“烈女志”一类的名目，而阿意的成功，又是地方人物的浓墨重彩。
　　或许关键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张翎的“无心插柳”：她本是要写作一个“异乡漂泊者的归返故事”，尤其是小说末尾，阿意与丈夫在经历了白天的折腾之后，无法入眠，起身在月光的伴随下去审视五进士村，触目所见的景观竟然燃起了浓浓的乡愁，并从此延伸而去，寄予的不再是作为地方的各种骇人听闻的传奇故事，而是返乡者的心声。因此，阿意才感叹道：“一个没有离开过家的人，是没有故土的。故土在她不在的时候，悄悄地蜕过了皮。蜕过了皮的故土，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纹理和质地，剩下的只是轮廓。她只能站得远远的，才认得出它的样子。”但张翎又借助阿贵妈的所见所言，来宣称那一只飞出去的燕子，到底还是“知道回来”的温情。因此，说张翎有意于“作为小说的地方志”的构筑，或许于她的内心全然是南辕北辙，尽管它在文本的效果上呈现出了这一层意思。但要说张翎的意思尽在“漂泊与归家”“异国与乡愁”“故土与心怀”上去纠缠，又显然是理解上的偏狭。我们必须知晓的是，唯独有了小说末尾的“乡愁的温情”，才更能彰显出“廊桥这个地方”的迥异，连同五进士村的赤贫与带血泪的故事，甚至那些被岁月磨碎了心的女人们，都被这一种“乡愁的温情”所消融，从而显示出“作为小说的地方志”的别一种趣味。毕竟，这些故事并不遥远，它就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不在缙云，也会是在其它的什么“地方”。
　　从廊桥到世界到底有多远？这可能并非是张翎故意埋下的小说内置问题，却反而以廊桥的身影，隐喻了这样一个话题：在全球化的当下，“从地方到世界”到底有多远？中国文学走了近百年的历史，会否因为“异乡的漂泊者及他们的返归书写”而越来越近呢？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箴言，究竟是命运的暗示，还是未来的预言？属于“沈从文们的旧日梦想”会否在“张翎们的全新书写”中获得生命的原动力？这自然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的事情。
　　2019年12月5日上大钱图·知?斋
　　注释：
　　[1] [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0-161页。
　　[2][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2页。
　　【作者简介】谢尚发，1985年生，安徽临泉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著有小说集《南园村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