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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能够有效调控需求侧管理所无法改善的部分经济问题和矛盾，有助于保持供需两端平衡并提升供给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任务主要着眼于去产能、去库存等紧迫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着创新投入和产出数量性指标增长迅速，但是质量却相对滞后，尚未完全改变落后的局面。对此，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主要着眼于提升技术创新动力、完善技术创新环境。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技术创新；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3-0079-06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在2016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法进行阐述，他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要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要求，必须紧扣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与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反映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前阶段，必须尽快解决的燃眉之急，而从长期的发展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方向。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增强供需一致性，提升供给效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直接背景是长久以来对需求侧管理的单方面强调，造成供求两侧不平衡、不协调，影响了经济健康发展。我们过去施行的宏观调控措施，如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都是以需求侧为出发点，其理论基础源于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理念，暗含的一个假设便是需求扩大以后，供给将自动增加，从而达到供需均衡。这一侧重需求侧的宏观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时，有效地熨平了经济波动，阻止了经济增长过分下滑的趋势，为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在我国经济处于逐步转型、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前提下，长期实行过分强调需求侧的宏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供给与需求之间自动调整匹配的进程，造成当前阶段我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方面，强化需求的相关政策，短暂扩大了部分濒临过剩或者已经过剩的产能（或者库存）的市场需求空间，使得供给侧部分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并非所有产业都对需求政策敏感度相同，部分产业的投资更容易受到需求政策的引导，而这些产业往往产能（库存）接近或者超过过剩临界点。以我国当前库存比较严重的房地产为例，即使在房地产价格已经相当高且呈现出库存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旦需求政策有所放开，其价格依然呈现攀升趋势，而其供给量则会继续上升，导致房地产库存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以需求侧为出发点的相关政策，无力于改善供求侧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影响了供给质量与效率提升，由于消费需求层次不断上升所导致的供给与需求的错位性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就导致大量的产能闲置与大量的需求无法通过国内市场渠道得到满足，最近几年出国购物、海外代购等现象日益加剧就是这一矛盾的反映。另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高强度的需求刺激使得宏观调控体系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政策刺激的边际效用不断降低，而政策调控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有加大趋势。例如，过去形成的与我国偏重需求侧的政策导向相适应的投资主导型经济体系，特别倚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2009年以来应对金融危机应对政策措施中，基础设施投资达到空前规模。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基础设施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却很难允许经济体系在短期内继续以相同力度继续投资，否则其负面作用可能拖累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政策的增量空间是缩小的。
改革论坛曾宪奎：技术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主攻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保持供需两端平衡，提升企业供给效率。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的实质内容看，主要针对的是目前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到中高速的前提下，本已十分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显著。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体系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并非完全是市场经济自然运行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干预有关，因此必须要政策干预介入，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我国并非缺乏产能过剩政策，其实针对钢铁等行业，有一系列的淘汰落后产能及控制总产能政策，但是在以需求侧为着重点的政策体系内，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立足产业及企业角度，采取对供给方影响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产能过剩本身反映的就是供给能力超出需求且超出幅度达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化解产能过剩无疑将使得供需更加均衡，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并有效提升各行业的运营效率。再如，最引人关注的降成本问题，其背景便是近几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导致部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着极其困难的经营困境。而通过简政放权、降低税费、完善政府服务环境与效率等一系列供给侧改革相关措施，将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供给效率。
二、从中长期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技术创新为导向
应该说，“三去一降一补”还是着眼于短期而提出的供给侧管理措施。从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先解决迫在眉睫地突出问题，然后逐步深化改革的相关举措，不断提升改革的效果，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有望长期持续，与需求侧管理一并构成完善的调控体系，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供求侧结构性改革应遵循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比技术创新为导向，将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目标。 首先，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便是经济新常态的发展主题。因为无论经济结构的优化，还是动力的转变，其本质都是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而集约型方式的“集约”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在这种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的经济调控体系组成部分，必须在未来的政策实施中，逐步将政策重心向技术创新靠拢。
实际上，要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达到在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动力转换的目标难度很大。其实经济转型和动力转换的核心是培养以创新为主要支撑要素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层次，而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认识到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突破。而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发展所面临的要素变化与外部环境的变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时间迫切性很高。这就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尽快转变到以创新为导向，尽快构建出一套与经济新常态对政府调控的要求相符合的调控体系。
其次，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是与不断升级的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档次的不断提升是一个普遍规律。具体来说，从注重消费的数量、满足基本功能式需要的需求向个性化、独特化、多样化的需求转变，而相应地要求企业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向柔性化生产转变。而这一转变需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一方面，产品品质的提升，需要以企业技术领域相关创新取得突破。當前阶段，我国很多产品的品质不高，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追求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战略，较低的利润迫使企业不断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结果往往降低了产品质量和相关服务水平，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独特化、个性化的需求满足，依赖于企业生产技术及组织方面的创新。要彻底实现个性化生产，并将其成本降低到合理限度，就依赖于企业广泛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德国工业40，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组工业生产体系，通过利用最新的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机器人技术，实现个性化生产。
三、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与不足
要研究供给侧改革的技术创新导向问题，必须首先了解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从整体上来看，随着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在技术创新的投入及创新产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一些指标上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从我国目前技术创新的能力来看，自主创新能力整体依然薄弱，在关键环节与重点领域方面，依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数量指标迅速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有所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技术创新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研发投入指标不断提高，已经逐步摆脱了以前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例如，R&D经费支出从2001年的10425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118466亿元，名义上提高了104倍，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225%，即使扣除物价因素，这一增长率也是非常高；R&D人员全时当量从2001年的957万人年，提高到2013年的3533万人年，12年的时间提高了2692%，年均增长率达到115%；从研发人员数量上看，我国已经远高于其他国家，2013年我国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高50182万人，而2012年的德国、日本、韩国和英国分别仅为5905万人、8511万人、396万人和358万人。其中，我国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为21989万人，而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仅为12529万人，仅为我国的570%。从反映一个国家整体创新投入的重要指标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比例看，从2001年的095%提高到2013年的208%，目前已经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2012年我国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198%，超过了欧盟的水平（197%），按照此发展速度，我国有望在1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
在研发投入快速增长的推动下，我国创新产出也呈现出迅猛提高的趋势。从专利授权量指标看，我国专利授权量从2001年的114251件提高到2013年的1313000件，12年的时间增长了10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6%。其中，发明专利从16296件提高到207688件，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36%；实用新型专利从54359件提高到692845件，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达236%，与发明专利的增长率持平；外观设计专利从43596件提高到412467件，增长了8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06%。目前，我国在创新产出的指标上已经高居世界前列，2011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之后便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表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有所提升，当然不能仅仅据此就认为我国在技术创新已经取得重大突破。
在创新投入与产出数量性指标取得快速进步的同时，我国在一些具体技术创新领域取得突破，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例如，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发现了Cips有道体细胞，这对再生医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研究，实现了距离达到16公里的量子隐形传递，创造了世界记录；清华大学的施一公团队在解析剪接体结构方面获得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三维分子结构，并阐释了其工作机理，在结构生理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专家称这是中国近30年来对基础生命科学最大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为在青蒿素的提取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于2015年10月5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展示了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长久以来，原创能力不足一直是中国技术创新领域的难题，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原创能力取得了一定突破，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在国家中的地位在逐步提升。
（二）创新投入和产出均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有待取得突破 创新投入与产出在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并未带动质量上的同步提高，“重数量轻质量”问题较为突出。从创新投入角度看，研发经费在三种研发活动中的分布结构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研发投入是否合理，既体现创新投入的质量。一般来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维持合理的比例结构，就意味着整个技术创新体系处于良性发展状态，技术创新水平处于较高水准且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从我国情况来看，研发结构具有明显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特别高的特点。2012年美国三大研发活动依次为165%、192%和643%，同期我国的比重则为48%、113%和839%，美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分别比我国同期高117、79个百分点，而试验发展比重比我国低196个百分点。由于美国是世界技术创新体系最为完善、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因而其研发活动比例可以代表三大研发活动的最合理水平，由此差距可以看出，我国技术创新投入明显更为重视创新链的后端环节，而对更能体现创新能力的前端环节投入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在创新产出方面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以反映基础研究的ESI论文发表的相关指标为例进行说明。ESI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研究的前沿水平，一般来说，论文累计数量越多，引用率越高，则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基础研究比较活跃，技术创新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1月至2011年8月31日，我国累计发表的ESI论文836255篇，超过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排名第2。然而，从论文被引用次数看，我国论文发表数量排名第2，但是被引用次数仅仅排名第6，为5191万次，仅为美国的106%。论文引用率仅为62次/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160次/篇，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就表明我国基础研究虽然表现出较强的数量优势，但是研发的水平依然较低，在创新的前沿领域和关键环节尚未取得突破，而这在一定程度与目前基础研究领域的相关单位存在较强的“重数量轻质量”倾向有关。
与此同时，我国在影响产业发展大局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依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在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格局尚未改变。例如，我国在光学、运输、音像技术、医药技术、半导体方面依然处于弱势，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仍由发达国家掌握；在汽车领域，目前我国自主品牌企业在发动机高压共轨、涡轮增压等关键技术依然落后，多数企业没有掌握相关技术。整体而言，我国在多数领域依然还处于技术追随者角色，真正能够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产业不多，有些领域虽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是鉴于突破核心技术的难度远远高于一般技术，因此要真正实现追赶甚至反超，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
（三）在利用国外资源促进自身创新存在误区，影响了创新效率提升
我国在利用国外资源促进自身创新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例如，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是技术落后国家实现高效率创新的手段。但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重引进，轻吸收”的问题，只重视通过一次性引进技术提高短期的技术水平，如果技术落后，就再度引进技术，在技术上高度依赖于国外技术领先企业，而不是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仔细研究，掌握其中的技术诀窍，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二次创新。2000年到2013年，我国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从2454亿元提高到3939亿元，而消化吸收经费从182亿元提高到1506亿元，消化吸收经费占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的74%提高到2013年的382%。虽然比重有所提升，但是日韩等国家消化吸收经费几倍于引进经费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部分行业以合资为主体的现状，实质上阻碍了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进步。以表现最为突出的汽车行业为例，起初合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市场换技术”，但是之后汽车产业发展的历程表明，这一政策的确在推动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汽车第一产销大国起到重要作用，却唯独在促进自主技术能力提升方面效果不佳。反而是政策设计初期被排除在外的民营企业在积极从事技术创新，成为行业自主技术创新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合资企业具有资金技术等多方面优势，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技术创新方面很容易就陷入“技术创新落后——利润率下降——无力研发——技术创新落后”的困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技术创新环境构建
综合考虑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不足及未来发展趋势，未来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推进市场竞争提升技术创新动力
市场竞争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均有较大影响，过分竞争和过分垄断的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均不利。熊彼特认为，只有垄断企业才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承受创新活动的相关风险，而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当然，熊彼特论述这种理论时，是在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两个极端情况中选择，而未从更接近现实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进行分析。而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企业长期处于垄断地位，那么无需进行任何的创新活动，就能够获取足够的超额利润，企业没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因此，过于垄断的结构对创新也不利。综合考虑两种情况，适度的、不稳定的垄断可能对技术创新是最有利的。垄断地位将保证创新企业获得超额的利润，这成为过去创新行为的奖励，同时又可以为未来创新的投入提供保证；而不稳定的垄断地位将使垄断企业时时保持危机感，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动力，而竞争者也会因为有望打破对手垄断地位，而加强技术创新投入。这样，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将特别活跃，技术进步也会加速。
比对这一状态，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市场竞争结构需要改进。一方面，我国部分行业存在竞争过度状况，企业之间依靠成本来争夺市场的状况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激烈的竞争压低了企业利润，使企业无法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阻碍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已经过早形成了少数大企业寡头垄断的局面，过高的垄断性使这些企业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这就需要我们从政府—市场关系入手，通过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对垄断行业的改革问题，迟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状况的存在，不利于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
（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创新文化建设
我国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未来需要着重从如下几点加强：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比以前有明显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完善。我国技术创新尚处于追赶阶段，企业创新意识和动力还不强，在技术创新方面趋向于模仿的风气依然十分浓厚。在这种环境下，特别需要加强知识保护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否则企业宁愿选择去模仿，而非从事投入高、风险大的创新行为。近几年来，我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技术创新环境大有改善，但是与未来技术创新的发展需要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随着知识产权越来越复杂，专利案件的复杂程度不断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执行力度和行政保护力度在最近几年呈现下降的趋势。[3]
二是继续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创新需要一个适度的文化氛围去支持，如鼓励人们“敢为人先”的精神、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而我国属于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人们在创新方面相对保守，鼓励人们大胆尝试的文化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结果来衡量成败的偏颇财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宽容失败的舆论、社会心理氛围还没真正形成。另外，创新要成功，既需要人们敢于進行创业、将创新转化成商业利益的勇气和行动能力，也需要在高校和研究部门树立踏踏实实、不浮躁的研究文化，以便逐步形成知识和研究积累。事实上，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仅凭政府调控和政策鼓励也无法完全解决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N].人民日报，2015-11-10.
[2]习近平.供给侧改革根本目的是提高生产力[N].劳动报，2016-01-27.
[3]孙赫.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度量及分析[J].科学研究，2015（9）.
责任编辑：李祖杰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技术创新；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3-0079-06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在2016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法进行阐述，他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要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要求，必须紧扣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与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反映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前阶段，必须尽快解决的燃眉之急，而从长期的发展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方向。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增强供需一致性，提升供给效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直接背景是长久以来对需求侧管理的单方面强调，造成供求两侧不平衡、不协调，影响了经济健康发展。我们过去施行的宏观调控措施，如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都是以需求侧为出发点，其理论基础源于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理念，暗含的一个假设便是需求扩大以后，供给将自动增加，从而达到供需均衡。这一侧重需求侧的宏观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时，有效地熨平了经济波动，阻止了经济增长过分下滑的趋势，为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在我国经济处于逐步转型、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前提下，长期实行过分强调需求侧的宏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供给与需求之间自动调整匹配的进程，造成当前阶段我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方面，强化需求的相关政策，短暂扩大了部分濒临过剩或者已经过剩的产能（或者库存）的市场需求空间，使得供给侧部分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并非所有产业都对需求政策敏感度相同，部分产业的投资更容易受到需求政策的引导，而这些产业往往产能（库存）接近或者超过过剩临界点。以我国当前库存比较严重的房地产为例，即使在房地产价格已经相当高且呈现出库存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旦需求政策有所放开，其价格依然呈现攀升趋势，而其供给量则会继续上升，导致房地产库存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以需求侧为出发点的相关政策，无力于改善供求侧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影响了供给质量与效率提升，由于消费需求层次不断上升所导致的供给与需求的错位性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就导致大量的产能闲置与大量的需求无法通过国内市场渠道得到满足，最近几年出国购物、海外代购等现象日益加剧就是这一矛盾的反映。另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高强度的需求刺激使得宏观调控体系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政策刺激的边际效用不断降低，而政策调控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有加大趋势。例如，过去形成的与我国偏重需求侧的政策导向相适应的投资主导型经济体系，特别倚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2009年以来应对金融危机应对政策措施中，基础设施投资达到空前规模。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基础设施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却很难允许经济体系在短期内继续以相同力度继续投资，否则其负面作用可能拖累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政策的增量空间是缩小的。
改革论坛曾宪奎：技术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主攻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保持供需两端平衡，提升企业供给效率。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的实质内容看，主要针对的是目前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到中高速的前提下，本已十分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显著。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体系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并非完全是市场经济自然运行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干预有关，因此必须要政策干预介入，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我国并非缺乏产能过剩政策，其实针对钢铁等行业，有一系列的淘汰落后产能及控制总产能政策，但是在以需求侧为着重点的政策体系内，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立足产业及企业角度，采取对供给方影响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产能过剩本身反映的就是供给能力超出需求且超出幅度达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化解产能过剩无疑将使得供需更加均衡，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并有效提升各行业的运营效率。再如，最引人关注的降成本问题，其背景便是近几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导致部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着极其困难的经营困境。而通过简政放权、降低税费、完善政府服务环境与效率等一系列供给侧改革相关措施，将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供给效率。
二、从中长期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技术创新为导向
应该说，“三去一降一补”还是着眼于短期而提出的供给侧管理措施。从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先解决迫在眉睫地突出问题，然后逐步深化改革的相关举措，不断提升改革的效果，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有望长期持续，与需求侧管理一并构成完善的调控体系，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供求侧结构性改革应遵循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比技术创新为导向，将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目标。 首先，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便是经济新常态的发展主题。因为无论经济结构的优化，还是动力的转变，其本质都是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而集约型方式的“集约”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在这种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的经济调控体系组成部分，必须在未来的政策实施中，逐步将政策重心向技术创新靠拢。
实际上，要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达到在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动力转换的目标难度很大。其实经济转型和动力转换的核心是培养以创新为主要支撑要素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层次，而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认识到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突破。而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发展所面临的要素变化与外部环境的变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时间迫切性很高。这就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尽快转变到以创新为导向，尽快构建出一套与经济新常态对政府调控的要求相符合的调控体系。
其次，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是与不断升级的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档次的不断提升是一个普遍规律。具体来说，从注重消费的数量、满足基本功能式需要的需求向个性化、独特化、多样化的需求转变，而相应地要求企业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向柔性化生产转变。而这一转变需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一方面，产品品质的提升，需要以企业技术领域相关创新取得突破。當前阶段，我国很多产品的品质不高，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追求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战略，较低的利润迫使企业不断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结果往往降低了产品质量和相关服务水平，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独特化、个性化的需求满足，依赖于企业生产技术及组织方面的创新。要彻底实现个性化生产，并将其成本降低到合理限度，就依赖于企业广泛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德国工业40，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组工业生产体系，通过利用最新的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机器人技术，实现个性化生产。
三、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与不足
要研究供给侧改革的技术创新导向问题，必须首先了解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从整体上来看，随着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在技术创新的投入及创新产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一些指标上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从我国目前技术创新的能力来看，自主创新能力整体依然薄弱，在关键环节与重点领域方面，依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数量指标迅速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有所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技术创新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研发投入指标不断提高，已经逐步摆脱了以前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例如，R&D经费支出从2001年的10425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118466亿元，名义上提高了104倍，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225%，即使扣除物价因素，这一增长率也是非常高；R&D人员全时当量从2001年的957万人年，提高到2013年的3533万人年，12年的时间提高了2692%，年均增长率达到115%；从研发人员数量上看，我国已经远高于其他国家，2013年我国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高50182万人，而2012年的德国、日本、韩国和英国分别仅为5905万人、8511万人、396万人和358万人。其中，我国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为21989万人，而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仅为12529万人，仅为我国的570%。从反映一个国家整体创新投入的重要指标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比例看，从2001年的095%提高到2013年的208%，目前已经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2012年我国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198%，超过了欧盟的水平（197%），按照此发展速度，我国有望在1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
在研发投入快速增长的推动下，我国创新产出也呈现出迅猛提高的趋势。从专利授权量指标看，我国专利授权量从2001年的114251件提高到2013年的1313000件，12年的时间增长了10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6%。其中，发明专利从16296件提高到207688件，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36%；实用新型专利从54359件提高到692845件，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达236%，与发明专利的增长率持平；外观设计专利从43596件提高到412467件，增长了8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06%。目前，我国在创新产出的指标上已经高居世界前列，2011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之后便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表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有所提升，当然不能仅仅据此就认为我国在技术创新已经取得重大突破。
在创新投入与产出数量性指标取得快速进步的同时，我国在一些具体技术创新领域取得突破，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例如，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发现了Cips有道体细胞，这对再生医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研究，实现了距离达到16公里的量子隐形传递，创造了世界记录；清华大学的施一公团队在解析剪接体结构方面获得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三维分子结构，并阐释了其工作机理，在结构生理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专家称这是中国近30年来对基础生命科学最大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为在青蒿素的提取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于2015年10月5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展示了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长久以来，原创能力不足一直是中国技术创新领域的难题，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原创能力取得了一定突破，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在国家中的地位在逐步提升。
（二）创新投入和产出均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有待取得突破 创新投入与产出在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并未带动质量上的同步提高，“重数量轻质量”问题较为突出。从创新投入角度看，研发经费在三种研发活动中的分布结构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研发投入是否合理，既体现创新投入的质量。一般来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维持合理的比例结构，就意味着整个技术创新体系处于良性发展状态，技术创新水平处于较高水准且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从我国情况来看，研发结构具有明显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特别高的特点。2012年美国三大研发活动依次为165%、192%和643%，同期我国的比重则为48%、113%和839%，美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分别比我国同期高117、79个百分点，而试验发展比重比我国低196个百分点。由于美国是世界技术创新体系最为完善、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因而其研发活动比例可以代表三大研发活动的最合理水平，由此差距可以看出，我国技术创新投入明显更为重视创新链的后端环节，而对更能体现创新能力的前端环节投入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在创新产出方面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以反映基础研究的ESI论文发表的相关指标为例进行说明。ESI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研究的前沿水平，一般来说，论文累计数量越多，引用率越高，则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基础研究比较活跃，技术创新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1月至2011年8月31日，我国累计发表的ESI论文836255篇，超过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排名第2。然而，从论文被引用次数看，我国论文发表数量排名第2，但是被引用次数仅仅排名第6，为5191万次，仅为美国的106%。论文引用率仅为62次/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160次/篇，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就表明我国基础研究虽然表现出较强的数量优势，但是研发的水平依然较低，在创新的前沿领域和关键环节尚未取得突破，而这在一定程度与目前基础研究领域的相关单位存在较强的“重数量轻质量”倾向有关。
与此同时，我国在影响产业发展大局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依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在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格局尚未改变。例如，我国在光学、运输、音像技术、医药技术、半导体方面依然处于弱势，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仍由发达国家掌握；在汽车领域，目前我国自主品牌企业在发动机高压共轨、涡轮增压等关键技术依然落后，多数企业没有掌握相关技术。整体而言，我国在多数领域依然还处于技术追随者角色，真正能够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产业不多，有些领域虽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是鉴于突破核心技术的难度远远高于一般技术，因此要真正实现追赶甚至反超，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
（三）在利用国外资源促进自身创新存在误区，影响了创新效率提升
我国在利用国外资源促进自身创新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例如，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是技术落后国家实现高效率创新的手段。但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重引进，轻吸收”的问题，只重视通过一次性引进技术提高短期的技术水平，如果技术落后，就再度引进技术，在技术上高度依赖于国外技术领先企业，而不是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仔细研究，掌握其中的技术诀窍，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二次创新。2000年到2013年，我国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从2454亿元提高到3939亿元，而消化吸收经费从182亿元提高到1506亿元，消化吸收经费占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的74%提高到2013年的382%。虽然比重有所提升，但是日韩等国家消化吸收经费几倍于引进经费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部分行业以合资为主体的现状，实质上阻碍了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进步。以表现最为突出的汽车行业为例，起初合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市场换技术”，但是之后汽车产业发展的历程表明，这一政策的确在推动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汽车第一产销大国起到重要作用，却唯独在促进自主技术能力提升方面效果不佳。反而是政策设计初期被排除在外的民营企业在积极从事技术创新，成为行业自主技术创新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合资企业具有资金技术等多方面优势，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技术创新方面很容易就陷入“技术创新落后——利润率下降——无力研发——技术创新落后”的困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技术创新环境构建
综合考虑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不足及未来发展趋势，未来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推进市场竞争提升技术创新动力
市场竞争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均有较大影响，过分竞争和过分垄断的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均不利。熊彼特认为，只有垄断企业才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承受创新活动的相关风险，而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当然，熊彼特论述这种理论时，是在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两个极端情况中选择，而未从更接近现实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进行分析。而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企业长期处于垄断地位，那么无需进行任何的创新活动，就能够获取足够的超额利润，企业没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因此，过于垄断的结构对创新也不利。综合考虑两种情况，适度的、不稳定的垄断可能对技术创新是最有利的。垄断地位将保证创新企业获得超额的利润，这成为过去创新行为的奖励，同时又可以为未来创新的投入提供保证；而不稳定的垄断地位将使垄断企业时时保持危机感，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动力，而竞争者也会因为有望打破对手垄断地位，而加强技术创新投入。这样，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将特别活跃，技术进步也会加速。
比对这一状态，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市场竞争结构需要改进。一方面，我国部分行业存在竞争过度状况，企业之间依靠成本来争夺市场的状况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激烈的竞争压低了企业利润，使企业无法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阻碍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已经过早形成了少数大企业寡头垄断的局面，过高的垄断性使这些企业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这就需要我们从政府—市场关系入手，通过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对垄断行业的改革问题，迟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状况的存在，不利于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
（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创新文化建设
我国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未来需要着重从如下几点加强：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比以前有明显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完善。我国技术创新尚处于追赶阶段，企业创新意识和动力还不强，在技术创新方面趋向于模仿的风气依然十分浓厚。在这种环境下，特别需要加强知识保护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否则企业宁愿选择去模仿，而非从事投入高、风险大的创新行为。近几年来，我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技术创新环境大有改善，但是与未来技术创新的发展需要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随着知识产权越来越复杂，专利案件的复杂程度不断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执行力度和行政保护力度在最近几年呈现下降的趋势。[3]
二是继续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创新需要一个适度的文化氛围去支持，如鼓励人们“敢为人先”的精神、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而我国属于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人们在创新方面相对保守，鼓励人们大胆尝试的文化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结果来衡量成败的偏颇财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宽容失败的舆论、社会心理氛围还没真正形成。另外，创新要成功，既需要人们敢于進行创业、将创新转化成商业利益的勇气和行动能力，也需要在高校和研究部门树立踏踏实实、不浮躁的研究文化，以便逐步形成知识和研究积累。事实上，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仅凭政府调控和政策鼓励也无法完全解决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N].人民日报，2015-11-10.
[2]习近平.供给侧改革根本目的是提高生产力[N].劳动报，2016-01-27.
[3]孙赫.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度量及分析[J].科学研究，2015（9）.
责任编辑：李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