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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的转折时期。这是那种只有用大历史的尺度才可以度量的“变局”。从有近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以来，这种“变局”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东方的中心地位让位于西方；第二次是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20世纪成了美国支配和主导的世纪；第三次就是现在，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亚洲强势复兴，西方主宰和美国的中心地位不保，旧的国际体系处在深刻的动荡和变革之中。
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确证
引起这场国际大变局的基本动因是：
首先，国际力量对比的旧平衡被打破。发展中世界的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抓住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整体实力迅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序，到2007年底，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15名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已占了6个。据英国一家权威研究所的报告称，自2004年以来，美国、加拿大、欧盟这三大传统西方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已从60％降至2008年的52％，预计2009年会降至49.4％。也就是不足一半，这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一次。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50年，“金砖四国”将全部跻身于世界前6强。最近几年，四国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中国按国际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已与日本持平，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2001年已是世界第二。发展中世界与发达世界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与之相适应，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又处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交集地带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呈现出强劲的复兴势头，正在超越大西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新的中心地带。实力的消长表明，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其次，国家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战略格局是力量的结构，也是利益的组合。自有国际政治以来，国家行为都是在利益对立中显现的，一部分国家的同盟关系也是为了同利益相左的另一部分国家相抗衡的需要。“零和”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常态，对立和对抗始终是国家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交织，在各自对立的利益之外，大大增加了共同利益。一国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国利益的实现，损害别国的利益往往也会伤及自身。合作共赢成为国家间谋取利益新的行为模式。国家的合作与对抗并存，“非零和”成为国家关系的常态。国家利益关系这种高度两重化的属性，对建立在以利益争斗和实力对抗基础上的现存国际体系产生了极大的颠覆效应。
第三，国际政治重大议题变换。邓小平早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改变意味着世界潮流的转变。这已经预设了国际大变革的逻辑。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激荡，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凸显，全球治理的任务空前紧迫，开始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大议题。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不再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议程，而日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的议程、社会与生态的议程、人类和自然的议程、国家政治和地球政治的议程。讨论和解决这样的汉题，任何单一国家都无能为力，必须加强国际社会的整体合作。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必然要求合作的国家关系和世界潮流。摒弃旧观念，转换新思维；变革旧手段，谋求新方式，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昔日以强权、争夺、对抗、冲突、战争为基础，以两极分化、统治与被统治、不平等、单一性为特征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在解决人类巨大而紧迫的新课题面前，已显得十分无力和不合时宜了。
第四，触发和推动历史大变动的国际重大事变发生，以往引起国际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历史事变往往是世界范围的危机和大的战争，没有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和随后爆发的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老欧洲的主导地位被美国领导的“新世界”所取代，也不会催生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这一次大变局虽然也是由重大危机触动的，但危机并没有导致大的战争。变革主要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两个连续性的和平事变交替促成的。第一个事变是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两极体制瓦解，市场经济普及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由此大大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为新旧力量的消长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大变局的深层动因；第二个事变是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力量，暴露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制度矛盾和社会弊端，为新兴力量走上世界舞台和推动变革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上述四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国际重大关系的变化陆续发生。我们看到，在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国际管理方面，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G20组合无可挽回地取代了原来代表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G8集团的位置。
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在国际金融论坛上遭到了强烈质疑，取代美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被提了出来。欧元和人民币的区域货币地位得到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布局开始发生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上升。根据IMF最新批准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投票权重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则从40.5％上升为42.1％。
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放低霸权姿态，在短短几年之内，将美中关系的战略定位，从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调整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再发展为“利益攸关方”，直到“战略再保证”，连续跳跃了四个台阶。联系到美国先前接连放出的“G2”、“中美国”和“中美共管”世界事务的口风，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正朝着同中国加强合作而不是加深对抗的方向发展。
欧盟国家断然中止了持续多年的内部扯皮，一致批准了加强政治联合的《里斯本条约》，27个国家选出了共同的总统和外长，向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一切，都是在亚洲崛起对欧洲的地位构成挑战的形势下加快的。
日本在10年前还在带头抵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东亚共同体”倡议，站在亚洲联合的消极立场上。而今天，新上台的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重拾“东亚共同体”话题，将其作为日本偏离“脱亚入欧”和过分“依附美国”的传统政策，改行“重返亚洲”政策的重要宣示。
上述种种事实所释放的强烈信号显现出同一个指向，即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和中国在崛起，它们迅速增长的地位和力量开始为西方世界和霸权国家所正视，它们在当今世界事务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得不被承认，它们正在进入到世界政治舞台的突出位置，开始参与对世界事务的掌控和真正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旧的世界体系和力量格局被迫适应这种变化而发生深刻改变。
这场大变动，说它是西方统治世界500年以来、美国支配世界100年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毫不夸张的， 这场大变局的到来不是突发的，也不会一蹴而就。就单个国家来说，都经历了一个经验和能量长期积聚的过程。例如中国，就为此整整准备了60年，特别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的埋头发展，就没有中国今天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和地位。而就整个世界来说，目前的这个大变局，往远里看，是对20世纪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半个世纪冷战对抗历史的总清算，就近来说，它也是冷战结束20年来全球化在世界上迅猛扩张的必然结果。而这个变局所蕴含的深刻变革，所引起的深广矛盾，所造成的深层震荡和发挥的深远影响，可能需要持续几十年的时间。
大国战略关系的多重构建
国际社会的大变局和世界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国际舞台上的几乎所有重要演员都在调整自己的角色，一切有关国家都在重新定位。西方世界的新领导者纷纷打着“变革”的旗号上台，美国、欧盟、日本的国家政治战略和集团政治路线相继发生着重大调整，以求跟上和适应形势的巨大转变。新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从国家政策到民族心理实施转型，学习扮演新的角色。出于对变动中的国家利益的考量，各个大国都在重新构建与他者的战略关系，世界政治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改组。在这中间，有几组战略关系的走向最令世人瞩目。
首先是美中战略关系。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堪过度扩张的消耗和全球治理的重负，继续推行“一超独霸”的路线已深感力不从心，美国的力量优势仍然是明显的，但力量跌落的趋势同样明显。保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不丢失是美国今后最大的国家利益，但行为方式不得不有所改变。其中最重要的着力点是如何对待在力量增长上已紧随其后的新兴大国——中国。美国的选择有三：把中国当成新的敌人；把中国当成新的盟友；把中国当成具有强烈竞争关系但又最具潜力的全球战略合作者。奥巴马政府现在正按照第三种设想来构建未来的美中关系。
其次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大国关系。亚洲的崛起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环太平洋地区正在迅速成长为国际经济政治的中心舞台。与大西洋地区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关系相比较，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关系整合明显滞后，而首当其冲的是东亚区域合作。发展东亚区域合作有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机制化问题；二是区域的开放问题；三是日本的角色定位问题。其中日本的角色定位尤显重要。日本是回归亚洲，还是继续与西方为伍、一切以日美安保为基轴?是谋求日中地区合作，还是日中地区抗衡?日中是发展战略互补关系，还是堕入恶性竞争乃至权力争斗关系?这是东亚区域合作未来的核心问题。中日关系不和，意味着本地区的东西对抗、陆海对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鸿沟持续存在，东亚分裂的根子就没有拔除，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就没有奠定。日中关系是今后东亚区域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东亚区域合作的外围打造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相当的规模，那么今后就要看区域合作的内核是否能够形成。这要取决于日本的道路选择。此次日本政权出现55年体制以来的大翻盘，长期在野的民主党上台执政，打出了政治改革的旗号，提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新理念，表示了日本向着融入亚洲和谋求加强对华合作方向调整转变的意向。但能否保持、巩固和扩大这一积极趋向，将是对东亚区域合作的重大考验。
第三是同步崛起的发展中“金砖四国”的相互关系。“金砖四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名词，是以这四个国家为代表，但绝不止于这四个国家。在当前国际格局大变动的进程中，“金砖四国”代表着上升和革新的力量。基于共同的处境、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和相似的命运，决定了它们有较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有更大的战略合作空间。因此，在国际政治的基本面和重大问题上，“金砖四国”的立场是接近的，利益诉求是相互支持的，合作是可持续的。这在近年来中俄、中印、中巴(西)，以及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拉美、中国和非洲关系的不断深化和提升上得到了有力体现。但“金砖四国”又代表着新兴国家群的同步崛起，这是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现象。由于它们同是所在地区的文明古国和核心大国，有着辉煌的过去，现在又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所以，它们各自的大国雄心和对同一类利益的各自诉求，也会形成新兴大国之间的水平竞争和矛盾冲突。它们在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又对中国的突出进步和实力增长保持疑虑和警惕，在合作中夹杂摩擦，在竞争中时有翻脸，不忘借助西方和地区内的其他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有些还与中国存在着一些棘手的历史和现实的利益纷争。这种以战略合作为主，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保留、防范甚至损害，以获取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企求，给“金砖四国”相互间战略关系的构建打上了两重性的印记，它们之间战略合作的基础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相互之间已建立起来的初步战略互信还需不断培育巩固和小心呵护。
第四是欧盟的内外战略关系。欧洲联盟的进程迄今已有50年的历史，从最初的法德煤钢联营开始走到今天，已成长为包括欧洲大多数国家的27国共同体。建立欧洲的持久和平和推进欧洲的联合自强是欧盟发展的原始动力，而欧洲走向联合又开创了区域一体化的先河，一度引领了全球化潮流。冷战结束后，欧盟几经扩大，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合作集团。然而，近年来，欧盟内部的纷争加剧，统一的进程一波三折，几乎陷入停滞；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欧盟成为重灾区，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下降；面对强势崛起的亚洲、中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欧洲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产生了强烈的“西方世界”的失落感。于是，欧盟国家的政治普遍趋向右倾保守，对华态度由热转冷，欧中关系摩擦增多。在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大调整的历史关头，欧盟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欧盟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是要创建雄心勃勃的政治欧洲，还是仅仅蜷缩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联合层面，事关欧洲的前途命运。只有加强内部关系的整合，把欧洲一体化坚定地推向政治联合的层面，同时正视国际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变动的客观现实，革新政治理念和对外政策，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借重新兴力量的崛起，欧洲才可能避免涣散、停滞和衰落，摆脱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未来世界事务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欧盟的内外战略关系正处于适应大变革的重要转型阶段。
中国趋利避害的政策选择
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和大国战略关系重新构建的形势下，中国的政策选择要做到趋利避害，需要把握好几个重要的关节点：
第一，准确把握世界大变局中的利益关系变动。对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及其结构走向做出新的定位判断。处在大变动中的旧有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的格局，是美国谋求单级独霸和多元力量推动多极化的格局，也是西方世界在其中居于统治和支配地位的格局。维护或挑战这个格局，是确定敌我友的主要界限。由此规定了主要国家之间的相互定位及各方力量的基本组成。中国 和俄罗斯等国的政策不管多么克制，长时期以来都是被视作美国和西方事实上的对手。“中国威胁论”就是这一战略定位最具代表性的话语。反过来，中俄等国也把美国和西方世界看作是对它们各自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今，奥巴马到中国访问，提出要“重新定位”新形势下的美中关系，这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开拓之举。应当说这一举动反映了大变动时期大国利益关系变化的客观现实。它表明，形势比人强，美国从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同时正视中国的成长出发，开始认识到发展美中之间共有战略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正在修正把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挑战对手的定位判断。未来的中美关系，如真能不再重蹈一战时期的英德关系、二战时期的美日关系和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覆辙，避免新兴国家崛起导致霸权争夺战争的老路，这无疑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福音 美中关系发生如此深刻变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关系同样也面临这样的再选择。这是因为在国际大变动时期，不仅大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大国的利益关系也出现了重新组合。由此引起环境因素、利益权衡、实力估量、威胁判断、目标选定这些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所有要素的连锁反应。国家战略分析继续固守在旧的格局框架里，囿于老眼光套用老观念不求革新，将会丧失其指导和引领国家行动的功能。
第二，深刻认识中国在国际战略关系变动中的焦点位置，以新的姿态和方式主动加以应对在当前各大战略力量关系的调整中，中国都是一个核心变量，各国的战略调整都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力量崛起的政策指向。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和安全关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合作与冲突的两重性。这是由国家间利益格局对立和交织的两重性所规定的。因而，国际社会越是聚焦中国，就意味着中国将要承受的正面和负面的压力越大，对中国的期待和与中国的竞争同步增长，围绕中国的国际合作与国际摩擦都将增多。这是一个复兴和崛起的世界大国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资格考试，想避是避不开的。要应付日趋复杂的国际对华局面，中国仅以自己刚刚富裕起来的身躯做抵挡、以经济力量为主要手段是远远不够了，必须拿出比富更强的新姿态和行为方式才能有效应对。这就要求国家战略在两手上都要硬起来：一手是争取话语权，一手是打造威慑力。前一个属于增强软实力，后一个属于增强硬实力。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既要崛起，又要和平。说白了，就是既要实现中国自身的复兴目标，又不妨碍别的国家实现各自的利益。这是不可能没有利益的重新分割和相互让渡的，必然是一个反复讨价还价的过程。还要防止出现一种情况，即中国可以保证不打别人，但决定不了别人不打中国，当有人对中国动粗之时，你要有制止它的能力。总之，除了中国真诚坚守和平崛起的承诺外，还必须有保驾护航的强大手段。话语权就是说服，威慑力就是镇服。道义引领、利害权衡、实力较量缺一不可。在当今世界上，崛起与和平都是需要力量来保障的。
第三，坚持量力而行，坚定而审慎地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带来了国际角色的变化，给中国的国家行为提出了全新的课题。随着国家利益在全球的拓展和延伸，相应的就是全球责任的加重。免费搭乘全球化列车的好事不会再有了。尽管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但国际社会已经把中国视为世界强国。不管你是否愿意，我们已被过早地视为一个站立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中国事实上要应对的问题，已是国家成长第三个阶段才碰到的问题，即在“站起来”和“富起来”之后，面临“强起来”该怎么办?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然会受到世界关注，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中国也会备受关联。
当前，“中国威胁论”远未消散，“中国责任论”沸沸扬扬，要求中国在全球所有重大问题上担当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的呼声日甚一日，甚至要中国出台救世界于水火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出兵阿富汗配合美军和北约反恐的建议也都摆在了我们面前。西方阵营希望中国承担起一部分原来由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奉行一种和西方不同的关系模式，并为他们提供另外一种发展道路的选择。
基于有效履行大国国际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必须加大国际作为，敢于承担责任，而这种敢于担当的举动又是要冒风险的。国内在减持美国国债问题上的激辩，要求在全球气候谈判中谨慎承诺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呼吁，就映射出中国当下战略抉择的这种风险性。
一方面，中国内部的发展早已具有了很大的外部性，中国的任何一项国际贡献都不纯粹是利他的。中国的各种力量和手段如不积极跟进，拓展在外的国家利益就是裸露在危险中的羊群。中国要争得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地位，就必须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当的作用。没有国际贡献哪有国家话语权。当年，罗斯福总统若不突破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改行国际主义政策，就不可能有后来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和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始终应当是解决好13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问题，这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伟大功业，是十分艰巨的巨系统工程。把中国自己的事情理顺了，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有限战略资源的落脚点应立足在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上。
另外，国际责任的承担是一个利益反复权衡的过程。也是对力量精确估量的结果。对中国现时的国力所能支撑的作为，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掂量。
因此，在该出手的地方要敢于出手，在建设性的项目上要多做在合作共赢的事业上要加大投入，中国的国际贡献与国际形象的树立，要本着循序渐进、水到渠成、逐渐成熟的原则。总之，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始终是中国崛起战略选择的一对辨证命题，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制胜法宝。
第四，把巩固周边、立足亚太、经略海洋作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战略方向。中国反对民族分裂，实现完全统一的核心国家利益，只有在周边稳定的大局下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和顺利实现。而近年来，中国周边局势出现新的不稳定，从西北部中亚地区经南亚、东南亚、南中国海再到朝鲜半岛，呈现出一个u形环状动荡带。威胁着中国西藏新疆的稳定，阻滞着中印边界和南海纷争的解决，干扰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同时使中国周边的核安全态势日益恶化。中国实现长期睦邻安邻的目标任重道远，稳定周边仍应是中国安全的优先选择。
亚洲的崛起是中国复兴的区域环境，也是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前进基地。中国应积极适应国际力量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新趋势，应对大国的关注点向亚洲的聚集，首先把亚洲的事情办好，在亚洲的地区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
世界正从陆地文明进入海洋文明，从海洋商业时代进入海洋工业时代。深度开发海洋已成为大势所趋。世界主要国家都把向海洋进军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海洋是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主攻方向，也是中国安全利益守护的重点领域。
周边、亚太和海洋是中国崛起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三大战略方向，在这三个方向上，中国同西方大国、同发展中大国、同周边大国既有着广阔的战略合作空间，也存在着不少利益矛盾和战略竞争。围绕经略这三个方向的各方博弈，大国始终是背后的真正推手，激烈的交锋一直没有停息，着力处理好与这三个领域相关的大国关系，就能更好地达成为国家利益拓展和国家安全服务的目的。
第五，成功崛起需要有健全的大国心态，民族心理要从激进极端向理性化健康转型。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强盛反过来又会激发民族情绪的高涨。但历史证明，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精神资源，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助推器。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下的崛起，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消极力量。因而，民族心理从激进极端向理性化的健康转型，也是构建良性互动的国际新格局不容忽视的社会心理基础。
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确证
引起这场国际大变局的基本动因是：
首先，国际力量对比的旧平衡被打破。发展中世界的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抓住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整体实力迅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序，到2007年底，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15名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已占了6个。据英国一家权威研究所的报告称，自2004年以来，美国、加拿大、欧盟这三大传统西方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已从60％降至2008年的52％，预计2009年会降至49.4％。也就是不足一半，这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一次。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50年，“金砖四国”将全部跻身于世界前6强。最近几年，四国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中国按国际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已与日本持平，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2001年已是世界第二。发展中世界与发达世界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与之相适应，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又处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交集地带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呈现出强劲的复兴势头，正在超越大西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新的中心地带。实力的消长表明，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其次，国家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战略格局是力量的结构，也是利益的组合。自有国际政治以来，国家行为都是在利益对立中显现的，一部分国家的同盟关系也是为了同利益相左的另一部分国家相抗衡的需要。“零和”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常态，对立和对抗始终是国家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交织，在各自对立的利益之外，大大增加了共同利益。一国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国利益的实现，损害别国的利益往往也会伤及自身。合作共赢成为国家间谋取利益新的行为模式。国家的合作与对抗并存，“非零和”成为国家关系的常态。国家利益关系这种高度两重化的属性，对建立在以利益争斗和实力对抗基础上的现存国际体系产生了极大的颠覆效应。
第三，国际政治重大议题变换。邓小平早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改变意味着世界潮流的转变。这已经预设了国际大变革的逻辑。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激荡，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凸显，全球治理的任务空前紧迫，开始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大议题。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不再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议程，而日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的议程、社会与生态的议程、人类和自然的议程、国家政治和地球政治的议程。讨论和解决这样的汉题，任何单一国家都无能为力，必须加强国际社会的整体合作。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必然要求合作的国家关系和世界潮流。摒弃旧观念，转换新思维；变革旧手段，谋求新方式，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昔日以强权、争夺、对抗、冲突、战争为基础，以两极分化、统治与被统治、不平等、单一性为特征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在解决人类巨大而紧迫的新课题面前，已显得十分无力和不合时宜了。
第四，触发和推动历史大变动的国际重大事变发生，以往引起国际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历史事变往往是世界范围的危机和大的战争，没有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和随后爆发的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老欧洲的主导地位被美国领导的“新世界”所取代，也不会催生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这一次大变局虽然也是由重大危机触动的，但危机并没有导致大的战争。变革主要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两个连续性的和平事变交替促成的。第一个事变是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两极体制瓦解，市场经济普及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由此大大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为新旧力量的消长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大变局的深层动因；第二个事变是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力量，暴露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制度矛盾和社会弊端，为新兴力量走上世界舞台和推动变革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上述四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国际重大关系的变化陆续发生。我们看到，在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国际管理方面，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G20组合无可挽回地取代了原来代表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G8集团的位置。
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在国际金融论坛上遭到了强烈质疑，取代美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被提了出来。欧元和人民币的区域货币地位得到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布局开始发生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上升。根据IMF最新批准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投票权重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则从40.5％上升为42.1％。
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放低霸权姿态，在短短几年之内，将美中关系的战略定位，从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调整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再发展为“利益攸关方”，直到“战略再保证”，连续跳跃了四个台阶。联系到美国先前接连放出的“G2”、“中美国”和“中美共管”世界事务的口风，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正朝着同中国加强合作而不是加深对抗的方向发展。
欧盟国家断然中止了持续多年的内部扯皮，一致批准了加强政治联合的《里斯本条约》，27个国家选出了共同的总统和外长，向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一切，都是在亚洲崛起对欧洲的地位构成挑战的形势下加快的。
日本在10年前还在带头抵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东亚共同体”倡议，站在亚洲联合的消极立场上。而今天，新上台的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重拾“东亚共同体”话题，将其作为日本偏离“脱亚入欧”和过分“依附美国”的传统政策，改行“重返亚洲”政策的重要宣示。
上述种种事实所释放的强烈信号显现出同一个指向，即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和中国在崛起，它们迅速增长的地位和力量开始为西方世界和霸权国家所正视，它们在当今世界事务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得不被承认，它们正在进入到世界政治舞台的突出位置，开始参与对世界事务的掌控和真正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旧的世界体系和力量格局被迫适应这种变化而发生深刻改变。
这场大变动，说它是西方统治世界500年以来、美国支配世界100年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毫不夸张的， 这场大变局的到来不是突发的，也不会一蹴而就。就单个国家来说，都经历了一个经验和能量长期积聚的过程。例如中国，就为此整整准备了60年，特别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的埋头发展，就没有中国今天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和地位。而就整个世界来说，目前的这个大变局，往远里看，是对20世纪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半个世纪冷战对抗历史的总清算，就近来说，它也是冷战结束20年来全球化在世界上迅猛扩张的必然结果。而这个变局所蕴含的深刻变革，所引起的深广矛盾，所造成的深层震荡和发挥的深远影响，可能需要持续几十年的时间。
大国战略关系的多重构建
国际社会的大变局和世界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国际舞台上的几乎所有重要演员都在调整自己的角色，一切有关国家都在重新定位。西方世界的新领导者纷纷打着“变革”的旗号上台，美国、欧盟、日本的国家政治战略和集团政治路线相继发生着重大调整，以求跟上和适应形势的巨大转变。新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从国家政策到民族心理实施转型，学习扮演新的角色。出于对变动中的国家利益的考量，各个大国都在重新构建与他者的战略关系，世界政治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改组。在这中间，有几组战略关系的走向最令世人瞩目。
首先是美中战略关系。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堪过度扩张的消耗和全球治理的重负，继续推行“一超独霸”的路线已深感力不从心，美国的力量优势仍然是明显的，但力量跌落的趋势同样明显。保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不丢失是美国今后最大的国家利益，但行为方式不得不有所改变。其中最重要的着力点是如何对待在力量增长上已紧随其后的新兴大国——中国。美国的选择有三：把中国当成新的敌人；把中国当成新的盟友；把中国当成具有强烈竞争关系但又最具潜力的全球战略合作者。奥巴马政府现在正按照第三种设想来构建未来的美中关系。
其次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大国关系。亚洲的崛起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环太平洋地区正在迅速成长为国际经济政治的中心舞台。与大西洋地区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关系相比较，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关系整合明显滞后，而首当其冲的是东亚区域合作。发展东亚区域合作有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机制化问题；二是区域的开放问题；三是日本的角色定位问题。其中日本的角色定位尤显重要。日本是回归亚洲，还是继续与西方为伍、一切以日美安保为基轴?是谋求日中地区合作，还是日中地区抗衡?日中是发展战略互补关系，还是堕入恶性竞争乃至权力争斗关系?这是东亚区域合作未来的核心问题。中日关系不和，意味着本地区的东西对抗、陆海对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鸿沟持续存在，东亚分裂的根子就没有拔除，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就没有奠定。日中关系是今后东亚区域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东亚区域合作的外围打造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相当的规模，那么今后就要看区域合作的内核是否能够形成。这要取决于日本的道路选择。此次日本政权出现55年体制以来的大翻盘，长期在野的民主党上台执政，打出了政治改革的旗号，提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新理念，表示了日本向着融入亚洲和谋求加强对华合作方向调整转变的意向。但能否保持、巩固和扩大这一积极趋向，将是对东亚区域合作的重大考验。
第三是同步崛起的发展中“金砖四国”的相互关系。“金砖四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名词，是以这四个国家为代表，但绝不止于这四个国家。在当前国际格局大变动的进程中，“金砖四国”代表着上升和革新的力量。基于共同的处境、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和相似的命运，决定了它们有较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有更大的战略合作空间。因此，在国际政治的基本面和重大问题上，“金砖四国”的立场是接近的，利益诉求是相互支持的，合作是可持续的。这在近年来中俄、中印、中巴(西)，以及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拉美、中国和非洲关系的不断深化和提升上得到了有力体现。但“金砖四国”又代表着新兴国家群的同步崛起，这是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现象。由于它们同是所在地区的文明古国和核心大国，有着辉煌的过去，现在又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所以，它们各自的大国雄心和对同一类利益的各自诉求，也会形成新兴大国之间的水平竞争和矛盾冲突。它们在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又对中国的突出进步和实力增长保持疑虑和警惕，在合作中夹杂摩擦，在竞争中时有翻脸，不忘借助西方和地区内的其他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有些还与中国存在着一些棘手的历史和现实的利益纷争。这种以战略合作为主，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保留、防范甚至损害，以获取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企求，给“金砖四国”相互间战略关系的构建打上了两重性的印记，它们之间战略合作的基础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相互之间已建立起来的初步战略互信还需不断培育巩固和小心呵护。
第四是欧盟的内外战略关系。欧洲联盟的进程迄今已有50年的历史，从最初的法德煤钢联营开始走到今天，已成长为包括欧洲大多数国家的27国共同体。建立欧洲的持久和平和推进欧洲的联合自强是欧盟发展的原始动力，而欧洲走向联合又开创了区域一体化的先河，一度引领了全球化潮流。冷战结束后，欧盟几经扩大，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合作集团。然而，近年来，欧盟内部的纷争加剧，统一的进程一波三折，几乎陷入停滞；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欧盟成为重灾区，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下降；面对强势崛起的亚洲、中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欧洲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产生了强烈的“西方世界”的失落感。于是，欧盟国家的政治普遍趋向右倾保守，对华态度由热转冷，欧中关系摩擦增多。在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大调整的历史关头，欧盟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欧盟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是要创建雄心勃勃的政治欧洲，还是仅仅蜷缩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联合层面，事关欧洲的前途命运。只有加强内部关系的整合，把欧洲一体化坚定地推向政治联合的层面，同时正视国际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变动的客观现实，革新政治理念和对外政策，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借重新兴力量的崛起，欧洲才可能避免涣散、停滞和衰落，摆脱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未来世界事务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欧盟的内外战略关系正处于适应大变革的重要转型阶段。
中国趋利避害的政策选择
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和大国战略关系重新构建的形势下，中国的政策选择要做到趋利避害，需要把握好几个重要的关节点：
第一，准确把握世界大变局中的利益关系变动。对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及其结构走向做出新的定位判断。处在大变动中的旧有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的格局，是美国谋求单级独霸和多元力量推动多极化的格局，也是西方世界在其中居于统治和支配地位的格局。维护或挑战这个格局，是确定敌我友的主要界限。由此规定了主要国家之间的相互定位及各方力量的基本组成。中国 和俄罗斯等国的政策不管多么克制，长时期以来都是被视作美国和西方事实上的对手。“中国威胁论”就是这一战略定位最具代表性的话语。反过来，中俄等国也把美国和西方世界看作是对它们各自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今，奥巴马到中国访问，提出要“重新定位”新形势下的美中关系，这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开拓之举。应当说这一举动反映了大变动时期大国利益关系变化的客观现实。它表明，形势比人强，美国从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同时正视中国的成长出发，开始认识到发展美中之间共有战略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正在修正把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挑战对手的定位判断。未来的中美关系，如真能不再重蹈一战时期的英德关系、二战时期的美日关系和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覆辙，避免新兴国家崛起导致霸权争夺战争的老路，这无疑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福音 美中关系发生如此深刻变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关系同样也面临这样的再选择。这是因为在国际大变动时期，不仅大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大国的利益关系也出现了重新组合。由此引起环境因素、利益权衡、实力估量、威胁判断、目标选定这些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所有要素的连锁反应。国家战略分析继续固守在旧的格局框架里，囿于老眼光套用老观念不求革新，将会丧失其指导和引领国家行动的功能。
第二，深刻认识中国在国际战略关系变动中的焦点位置，以新的姿态和方式主动加以应对在当前各大战略力量关系的调整中，中国都是一个核心变量，各国的战略调整都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力量崛起的政策指向。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和安全关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合作与冲突的两重性。这是由国家间利益格局对立和交织的两重性所规定的。因而，国际社会越是聚焦中国，就意味着中国将要承受的正面和负面的压力越大，对中国的期待和与中国的竞争同步增长，围绕中国的国际合作与国际摩擦都将增多。这是一个复兴和崛起的世界大国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资格考试，想避是避不开的。要应付日趋复杂的国际对华局面，中国仅以自己刚刚富裕起来的身躯做抵挡、以经济力量为主要手段是远远不够了，必须拿出比富更强的新姿态和行为方式才能有效应对。这就要求国家战略在两手上都要硬起来：一手是争取话语权，一手是打造威慑力。前一个属于增强软实力，后一个属于增强硬实力。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既要崛起，又要和平。说白了，就是既要实现中国自身的复兴目标，又不妨碍别的国家实现各自的利益。这是不可能没有利益的重新分割和相互让渡的，必然是一个反复讨价还价的过程。还要防止出现一种情况，即中国可以保证不打别人，但决定不了别人不打中国，当有人对中国动粗之时，你要有制止它的能力。总之，除了中国真诚坚守和平崛起的承诺外，还必须有保驾护航的强大手段。话语权就是说服，威慑力就是镇服。道义引领、利害权衡、实力较量缺一不可。在当今世界上，崛起与和平都是需要力量来保障的。
第三，坚持量力而行，坚定而审慎地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带来了国际角色的变化，给中国的国家行为提出了全新的课题。随着国家利益在全球的拓展和延伸，相应的就是全球责任的加重。免费搭乘全球化列车的好事不会再有了。尽管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但国际社会已经把中国视为世界强国。不管你是否愿意，我们已被过早地视为一个站立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中国事实上要应对的问题，已是国家成长第三个阶段才碰到的问题，即在“站起来”和“富起来”之后，面临“强起来”该怎么办?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然会受到世界关注，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中国也会备受关联。
当前，“中国威胁论”远未消散，“中国责任论”沸沸扬扬，要求中国在全球所有重大问题上担当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的呼声日甚一日，甚至要中国出台救世界于水火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出兵阿富汗配合美军和北约反恐的建议也都摆在了我们面前。西方阵营希望中国承担起一部分原来由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奉行一种和西方不同的关系模式，并为他们提供另外一种发展道路的选择。
基于有效履行大国国际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必须加大国际作为，敢于承担责任，而这种敢于担当的举动又是要冒风险的。国内在减持美国国债问题上的激辩，要求在全球气候谈判中谨慎承诺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呼吁，就映射出中国当下战略抉择的这种风险性。
一方面，中国内部的发展早已具有了很大的外部性，中国的任何一项国际贡献都不纯粹是利他的。中国的各种力量和手段如不积极跟进，拓展在外的国家利益就是裸露在危险中的羊群。中国要争得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地位，就必须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当的作用。没有国际贡献哪有国家话语权。当年，罗斯福总统若不突破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改行国际主义政策，就不可能有后来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和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始终应当是解决好13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问题，这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伟大功业，是十分艰巨的巨系统工程。把中国自己的事情理顺了，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有限战略资源的落脚点应立足在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上。
另外，国际责任的承担是一个利益反复权衡的过程。也是对力量精确估量的结果。对中国现时的国力所能支撑的作为，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掂量。
因此，在该出手的地方要敢于出手，在建设性的项目上要多做在合作共赢的事业上要加大投入，中国的国际贡献与国际形象的树立，要本着循序渐进、水到渠成、逐渐成熟的原则。总之，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始终是中国崛起战略选择的一对辨证命题，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制胜法宝。
第四，把巩固周边、立足亚太、经略海洋作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战略方向。中国反对民族分裂，实现完全统一的核心国家利益，只有在周边稳定的大局下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和顺利实现。而近年来，中国周边局势出现新的不稳定，从西北部中亚地区经南亚、东南亚、南中国海再到朝鲜半岛，呈现出一个u形环状动荡带。威胁着中国西藏新疆的稳定，阻滞着中印边界和南海纷争的解决，干扰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同时使中国周边的核安全态势日益恶化。中国实现长期睦邻安邻的目标任重道远，稳定周边仍应是中国安全的优先选择。
亚洲的崛起是中国复兴的区域环境，也是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前进基地。中国应积极适应国际力量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新趋势，应对大国的关注点向亚洲的聚集，首先把亚洲的事情办好，在亚洲的地区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
世界正从陆地文明进入海洋文明，从海洋商业时代进入海洋工业时代。深度开发海洋已成为大势所趋。世界主要国家都把向海洋进军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海洋是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主攻方向，也是中国安全利益守护的重点领域。
周边、亚太和海洋是中国崛起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三大战略方向，在这三个方向上，中国同西方大国、同发展中大国、同周边大国既有着广阔的战略合作空间，也存在着不少利益矛盾和战略竞争。围绕经略这三个方向的各方博弈，大国始终是背后的真正推手，激烈的交锋一直没有停息，着力处理好与这三个领域相关的大国关系，就能更好地达成为国家利益拓展和国家安全服务的目的。
第五，成功崛起需要有健全的大国心态，民族心理要从激进极端向理性化健康转型。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强盛反过来又会激发民族情绪的高涨。但历史证明，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精神资源，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助推器。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下的崛起，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消极力量。因而，民族心理从激进极端向理性化的健康转型，也是构建良性互动的国际新格局不容忽视的社会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