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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初至今，外滩的建筑群一直是上海的标志，是上海的名片。这些建筑群虽不是出自同一位设计师的手笔，也不是建于同一时期，但建筑体态、色彩却是如此协调，整体轮廓线处理又是惊人的和谐，无疑是建筑艺术的精品，精美绝伦，气象万千。正因为外滩建筑群的“功炳欧西，名留华夏”，才有了文化名人的大声呼吁——“外滩申遗”。
申还是不申？利大还是弊大？对此，争议喧嚣不止，既有针锋相对，也有同中有异。对此，本刊记者走近相关人士，充分聆听他们的见解，撰成此文。
“外滩申遗”的争议
北起外白渡桥，南抵金陵东路，在1.5公里长的外滩西侧，鳞次栉比地矗立着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南楼北楼、原汇丰银行大楼等52幢风格迥异的大厦，在黄浦江西岸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天际线。美丽的外滩一直是上海的标志性景观，曾经一度被广泛印制在人造革旅行袋和搪瓷茶缸上，成为“大上海”的代表符号。
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市政府参事工作年会上，市政府参事、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建议，将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市政府参事、全国劳模包起帆在代表城建航运组发言时表示，今年，他们的重点课题是“北外滩地区规划和改造”,“我们将调研外滩老建筑、老城区发展，外滩的申遗不是不可能。”
不料，“外滩申遗”一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各方争议。
是自揭伤疤还是弘扬人类文化
赵丽宏告诉笔者，事实上，2003年，他曾在上海的政协会议上提交过“建议将外滩建筑群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此消息一出，很多人赞同，但也招来一片叫骂之声。
上海外滩西侧的建筑群，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该建筑群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期间建造，这个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者纷纷来上海“淘金”的时期。由此，有学者表示：“虽然我们尽可以一种欣赏的眼光评价这一长排万国建筑，一些人尽可以对那段殖民历史持有不同见解，甚至百般粉饰，但是外滩建筑群所代表的毕竟是一种殖民文化，将其拿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说轻点是自揭伤疤，说重点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某大报则“义正言辞”地指出：外滩建筑是殖民者盘剥中国留下的罪证，是中国人曾受屈辱的印迹，申遗的初衷是弘扬本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凭什么替洋人张目？偌大的中国没有更好的文化遗产了？外滩申遗，要想想历史，想想当年“华人与狗”的历史。
对这些观点，同济大学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严肃地反驳道:“翻翻现已成为‘世界遗产’的名录：金字塔、长城、始皇陵、故宫，还有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地……它们或是奴隶主欺榨奴隶、封建主压迫农民的产物，或是代表人类历史最残暴最惨烈的一幕。按上述观点，这些‘奴隶主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的东西怎么能够‘弘扬’？集中营和原子弹，又怎么能够算作‘辉煌’历史？推而广之，即便是敦煌莫高窟、‘三孔’、天坛之类，它们不也都是在‘宣传迷信’、‘为奴隶主张目’、‘弘扬皇权’？如此一来，人类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珍惜、需要保护？这是纯粹的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且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中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界定有三条标准：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按《公约》规定，三个标准中只要符合一条，就可以申报世界遗产。可见，《公约》中并没有要求，申遗只能“弘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展示辉煌历史”。
“我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该站在一个大的视角，即人类的文化角度。”赵丽宏倡议道，“上海外滩建筑群是一种人类文化，是中国人、外国人共同创造的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即便是西方人设计，也考虑、融合了独特的中国元素。其实，上海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不应把建筑和政治混为一谈。况且外国人在另外一个国度造的建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也有很多，比如印度孟买的火车站等。”
中国建筑勘测设计大师蔡镇钰介绍道，许多历史资料证明，外滩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劳动，呕心沥血、一笔一画，勾勒出这些优秀建筑的立、平、剖和结构图；在交付施工后，还得经常到现场督促施工，确保建筑顺利完成。再说，他们的合作者和助手中，也有大量中国的建筑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知名导演王国平也认为，要从文明的角度，大文化的角度看外滩，虽然是强制性的文化融合，但是西方殖民者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理念。
是欧洲建筑的山寨版还是罕见的文化宝库
在反对外滩申遗的阵营中，比较突出的还有一种不屑的表情：外滩建筑不算什么，肯定不如欧洲的，在欧洲这样的建筑多得很，肯定还要精美、雄伟，外滩没有必要去申报。还有人认为，外滩建筑不过是国外建筑的山寨版。
“出现这种观点是基于他们的无知，对建筑的不了解，只是主观想象国外的好。我去过欧洲很多国家，而像外滩这样，在几十年时间里面建造了那么多世界各国不同风格的建筑，凝聚了不同时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这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而且其中有几栋建筑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建筑。”赵丽宏指出。
如今浦东发展银行所在地，原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所在地，建于1923年，三扇青铜大门和两旁的铜狮子，由英国专门铸造，据说铸成后立刻将铜模毁掉，狮子成为绝版珍品。门厅的顶部有8幅彩色马赛克镶拼成的壁画，分别描绘了20世纪初上海、香港、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曼谷、加尔各答等8大城市的建筑风貌。画旁有文字“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楼耗资800万两白银，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考究的建筑”。建于1927年的上海海关大楼，结合了欧洲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优点，上段的钟楼为哥特式，有十层楼高，是仿英国伦敦国会大厦的大钟制造，在美国造好后运到上海组装，据说花了白银2千多两，是亚洲第一大钟，也是世界著名大钟之一。
“上海的近代建筑就像一部世界建筑的史书，可以找到各种风格的建筑，那么外滩是最典型的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感慨道，“外滩建筑的设计除了中国银行外，绝大部分是外国人设计的，一些还是很有名的设计师。有人说外滩建筑属于过渡阶段，从古典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所以外滩有守旧的设计，也有新潮的设计。像和平饭店北楼，被称为是‘远东第一楼’，代表了当时最新的装饰艺术派的思潮，上海大厦则是现代主义风格。同时，外滩整个轮廓线也比较完美，有起伏、变化，在跟黄浦江的关系上，也从最早的滩涂变成了后来的林荫道，其发展过程代表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西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折衷主义、装饰艺术派、哥特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式、中西合璧式……52幢风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耸立在浦江沿岸，成为一道让世人瞩目的风景线。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东西方许多精美的历史建筑，或在炮火中灰飞烟灭或在战后重建中毁于一旦，而外滩的许多近代历史建筑因多种因素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和改变，为上海，也为全人类留存了这个罕见的文化宝库。她不仅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
郑时龄表示：“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工业、文化、建筑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在国家历史上，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外滩实际上代表了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它也代表了一段被英国、法国等抢占作为租界的历史。”
“上海也是一座文化名城。一般而言，看远古文化去西安、河南，看宋元明清的文化去北京，而要看近现代文化，则到上海。在中西文化交融上，上海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外滩是这方面的结晶。而且建筑是一种综合艺术，所以上海外滩建筑群是近代世界文明的缩影，也是100多年间中国近代经济、文化、艺术、审美的纪念碑。同时，因为它们是石头建筑，生命力很强，一两百年甚至千百年都会耸立在那里。”赵丽宏说道。
外滩是否需要申遗
近些年，国内出现了一阵“申遗热”，很多地方在争申遗的名额，甚至是“负债”申遗，他们将申遗看成是提高城市知名度、带动城市经济发展、推动旅游业的手段，却日渐与申遗的本质——保护历史文化相背离。
外滩无论是在建筑艺术上、历史文化上，还是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众多学者也纷纷认为外滩符合申遗的条件。如此看来，外滩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但上海人比较冷静，在是否需要申遗，申遗是否能成功等方面，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很坦率地表示自己并不是非常积极地支持外滩申遗。“对于外滩的保护目的不是为了进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外滩对于上海来说，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不管它是不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不是文物保护单位，都不会影响它在上海人心目中的价值，也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它的保护。最重要是，对于外滩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进行保护，如何让它的价值有很好的显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外滩是否进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是最重要的，换个角度看，也许进入了名录还会增加保护难度——来的人多了，反而不利于保护。所以说，如果能够对外滩进行很好的保护，就不必在乎它是否进世界遗产名录。”
阮仪三感叹：“申遗这个事情很难说，不一定能做成。比如，外滩有些建筑的使用情况，就不符合申遗的要求。外滩的这些老建筑都还在被使用，开咖啡馆、开画廊、开高级品牌专卖店等等，我认为只要不破坏建筑，可以允许不同的使用功能。但是一旦申遗，按照相关规定，它的原有功能是不可以变化的，而且，申遗成功后，就意味着这些建筑需要按照文物的要求来保护。这对于外滩及其周边的发展未必是最合适的。”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很多濒危的文化遗产，列入名单会有利于世界的关注并推动对它的保护。现在，申遗的名额，每年一个国家只能报一个，中国的名单已经排了八十多个了，所以伍江认为可以优先考虑那些濒危的。“外滩当然是上海最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之一，如果能申报上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个人认为，与其报外滩，不如报石库门。石库门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居住形式。在那个时代，上海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住在石库门房子里，这是非常罕见的，也是石库门的特殊性。石库门也具备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质。外滩至少在五十年、一百年里，没有这方面的危险。石库门真的是非常危险了。”
对此，赵丽宏则有不同看法，“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主要还是肯定其文化价值，很多也并不是濒危的。中国书法申遗也是我提出的，书法一点也没有变味，是中国最有群众性的艺术，当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书法的价值，因为书法虽然很普及，但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对书法不重视，认为书法是艺术中最小儿科的，其实书法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艺术。提案上交的第二年就申遗成功了。”赵丽宏认为现在大部分人对外滩价值认识不够，申遗可以让人们知道其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同时，倘若涉及外滩的后排建筑，有些倒是濒危了，“后排很多建筑也是很好的，甚至年代更长，但有些经年失修了，而且很多人挤在里面，甚至成为外地民工的集聚地，非常乱，确实有个保护的问题，管理部门觉得挺难处理，市政府参事室也为此做过调研，这是一个复杂的大工程，若搬迁代价也很昂贵，如果申遗的话，就可以通盘考虑，整个一带可以重新规划。”
郑时龄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外滩申遗仅仅是中山东一路沿线是不够的，“其实我们外滩历史风貌区面积蛮大的，范围应该是西到河南路，北至苏州河北侧天潼路，包括邮政局、上海大厦、俄罗斯领事馆等，南边一直到金陵路。而且外滩还要跟滨江结合起来。”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指出，外滩是符合申遗条件的，同时，申遗比较复杂，需要全盘考虑。“这涉及市里和区里对这块地方发展方向的定位。要真正保护好外滩，不仅是保护建筑，还要保护它的功能，问题是拿什么标准来保护，到底是利用为主还是保护为主，如果定位为文化遗产，就要尽可能地保护原貌，有些建筑就不能造，也不应该变成奢侈品店，高级酒店。”葛剑雄认为，“每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申遗名额，现在排队申遗的很多，从实际操作上来讲，不易拖得太长，所以，要看看现在申遗是不是最适合的时机。同时，还要考虑申遗是不是花费太多，申报对外滩的发展是利大还是弊大。申遗成功后也承担了义务，不能过度开发，有很多限制，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大量的客流，这些方面都要考虑到。我认为，说到底申遗是为了保护，如果我们的保护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不一定通过申遗的方式。在国外，并不是优秀的文化遗产都申遗的。不过，不一定要申遗，并不等于不要保护。个人认为，街面的主要建筑要绝对保护，内部和外观都不要动，次要的部分可以从实际出发。”
“外滩建筑群在历史、艺术、文物等多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完全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上海市文物局地面历史文物处副处长李孔三表示，文物保护部门赞同外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申遗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申报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情，需要政府、市民及文物保护部门等多方共同努力，取得共识。”李孔三说，如果外滩申遗成功，也就意味着上海市政府必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严格的保护承诺。
外滩申遗”背后的深意
外滩是否能申遗成功，是否需要申遗，何时申遗……在这些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与思考，然而，若深谈下来，则是殊途同归。
“其实，申遗是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呼吁告诉世人，第一，上海有那么好的建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罕见的美妙的建筑，让大家意识到外滩是非常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第二，也让大家更加重视、保护外滩，避免不适当地使用。”作为申遗波澜的“掀起者”，赵丽宏坦率地告诉了笔者他的“醉翁之意”。
事实上，北京有着举世公认的中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遗产，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然而上海虽然有中国最大、东亚保存最完整的近代建筑遗产，但远未被国人普遍认可。同时，不管申报不申报、申报成功与否，我们都必须花大气力对外滩建筑群进行保护：从外到里，从整体到细部。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无止境的。
外滩的保护永无止境
因为其特殊的价值，外滩建筑群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国家文物局的保护名单，属于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有着严格的管理。
“近年来，外滩大大小小的改造一直在进行，比较大的是1993年配合上海市三纵三横交通干线网建设，外滩变成了主干道。2007年至2010年的改造则把过境交通引入地下，把滨水空间作为公共空间。外滩建筑经历了置换、整修、亮化等等‘手术’，并伴随着对面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成形，应该说外滩建筑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建筑艺术的一个响亮符号。”郑时龄介绍道。同时他也有些遗憾地指出，在改造过程中，一些很漂亮的大楼被拆掉了，绿化少了很多，整个滨江带的设计水平还是有些粗糙，原来黄浦江的亲水性没有了。
阮仪三认为，外滩沿黄浦江的二十五幢老建筑都已经被列入上海市保护建筑，每一幢都整修得不错，基本都能做到原样修复，只是有的建筑内部格局更动过大。不过，他又特别指出，外滩的保护不应该仅仅保护“一层皮”，而应该要整体发展，“当年这里就是十里洋场，是非常繁华的。现在，除了临江的那一条边，后面还有很多房子没有好好整修呢。我认为外滩保护的区域应该一直要延伸到河南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以前，我们对这个区域里的老建筑都做过详细的评估、规划，其中有很多近代优秀建筑，哪些是应该要保护的，哪些是要保留的，我们都有过详细的调研。圆明园路上的老建筑就进行了很好的整理，通过置换等方式，将里面原有的住户迁出，对那些具有保护、保留价值的老建筑进行了修缮。可是，在我所说的外滩的这个区域里，更多的是没有得到保护的老建筑。比如江西路，很多房子都被居民或者单位所占用，里面的设施老旧，环境脏乱差，走进去都是乱糟糟的，居民住在里面并不舒适也不方便，而对于这些老建筑来说，也没有得到必需的修缮和保护。”
伍江认为，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不能一味强调延续原始设计功能，而应根据建筑的特点允许进行功能转换，只要新的用途不会对建筑产生破坏就应该鼓励。只有积极地使用才能真正有利于历史建筑的保护。现在，那些老建筑不符合银行的需求了，换成其他功能，比如画廊、奢侈品店等等都无可厚非，只要使用者按照老建筑保护的相关规定，不破坏它就可以。而也只有那些热爱历史建筑并具备较强经济实力的用户的进入，才会带来更多的保护性投入。目前外滩的置换与保护就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市场机制，过去老建筑保护缺钱的问题在外滩已不存在。
“这几年上海在对外滩的保护上做得不错，像科学会堂，现在也在整个修缮，以恢复原来的面貌，上海也成立了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郑时龄微笑着说道。然而他话锋一转，又郑重指出，“但是保护是没有止境的。上海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保护的推动力还不够，要建立、完善管理体制。上海列过四批优秀历史建筑，还想列第五、第六批，但阻力比较大，缺少推动力，其实列第四批的时候，本来想能保的都列进去，但正当你想把这些列入保护名单时，开发商已经‘捷足先登’把它拆了，这也是蛮普遍的。此外，还要提高全民对文化、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不仅保护外滩，还要保护上海市区的十二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以及郊区的三十二片历史文化风貌区。”
外滩的建筑波澜起伏，如同一首雄浑的交响诗，然而一旦插建不协调的建筑，就会如同加入一个杂音，破坏整体的和谐。幸而，这种意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去年7月，SOHO中国在微博上公布了外滩204地块的立体效果图，被众多网友指作“口琴”、“门板”、“云片糕”。大家认为这座将要耸立在外滩南端的建筑，风格迥异，难以融入外滩景观，单从建筑高度来讲，也严重破坏了整个外滩建筑群的重心。对此，SOHO中国表示，该设计方案尚未获得审批和认可。
每年的6月9号是世界文化遗产日，这天国内的电视会播放一些相关的节目，纸媒也会做相关的介绍，以增强民众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意识，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且看西班牙，拥有42项世界遗产，是名副其实的“世遗大国”，该国中小学校都开设了世界遗产的保护课程，这样能保证民众从小就形成尊重、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此外，西班牙有很多遗产保护与古迹修复学校，培养专门的古迹修复人员。
在外滩的老明信片上，曾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标性要素——建立于1924年的和平女神像。该像原本建立在外滩右侧，在高大石碑上矗立着铜制的带翼女神，碑座背面刻有“功炳欧西，名留华夏”八个汉字，当时的上海租界成立了一个战事纪念委员会，希望在外滩树碑，纪念那些曾在沪工作生活，后又在欧洲阵亡的西方人士。竖像的运作资金由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及上海本土士绅共同筹资。在当时的外滩，和平女神像的惹眼程度几乎和今日的东方明珠相比。可惜后被日军彻底破坏。
赵丽宏表示，像和平女神像、德国领事馆前的伊尔底斯纪念碑、海关大楼前海关总督赫德的雕像等雕塑也可以尽量恢复，它们不仅有艺术性，还有一种历史感。至于被人调侃为三枪牌内衣logo的放大版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跟外滩建筑并不协调，赵丽宏曾提案建议拆掉请最好的艺术家来重新设计。同时，赵丽宏建议外滩建筑的功能还可以再考虑，现在一些大楼是否适合进驻名牌商店、饭店，还要请专家来考证。
如何走近外滩细品艺术之魅
外滩是上海的文化地标，也寄托了很多老上海人的一段生活的记忆、情感，其中在外滩“情人墙”谈恋爱，是一代上海青年的甜蜜的往事。所谓的情人墙，实际上就是一道用水泥砌的防洪墙，但却是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上海最浪漫的地方。当时，上海的住房条件普遍较差，“轧马路”是年轻恋人最普遍的约会方式，而外滩这边的防洪墙既隐蔽又安全，于是每当夜幕降临，成百上千对青年男女，就会悄然出现在外滩，开始上演如今人们无法想象的、有时两对中间只隔一人距离的“集体恋爱”剧。现在，水泥做的防洪墙，已经被花岗岩、大理石与铸铁雕花栏杆所取代，青年男女也转移了恋爱的阵地。不过，那份青春的浪漫记忆总是会不时浮现在上海人的心底，上海市政府参事卢汉龙就是其中一位，他提议，重塑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外滩“情人墙”。“情人墙是美好的城市记忆，重新建造的情人墙要能留下永久性形象，成为一道风景线。当年，人们在此谈恋爱，这就是‘历史记忆’。还可以向市民征集照片，在情人墙上留下当时的照片。”同时他认为，虽然外滩改造很好，可游客坐不下来，可以考虑建造咖啡厅、酒吧等，满足游客的需求，要让游客坐下来。
如今，“万国建筑博览会”虽近在咫尺，却又让人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外国建筑群外表的宏伟、壮丽只是这座艺术宝库的“冰山一角”，更多让人称奇的精美、瑰丽都在建筑内部。然而这份艺术的饕餮盛宴却只为产权所有者独享，即便是有着“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或是建筑领域的专家都一律被拒之门外，更何况是普通大众。
“一次为了搞研究，我想进去拍点照，保安很强硬地说，这是私有财产。我说：不对，这明明挂牌的是优秀历史建筑，是社会的公共财富。可是保安就不给你拍，可见管理上还是有一定问题的。”郑时龄有些气愤地说道。
伍江指出，经过改造后，外滩的老建筑高端消费让普通老百姓有点望而却步。其实，经过改造的外滩建筑为了维持较高的改造、保护与维护成本，引入高端消费是必需的，也没有必要引导普通民众去敌视高端消费，但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特别是要告诉那些建筑的用户，没有能力在那里消费并不等于没有权利去欣赏历史文化财富，外滩的所有建筑不论是否在内消费，都应对公众完全开放，因为那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属于公共的。
事实上，在国外，有一些优秀历史建筑是专门设有基金会的，像一些名人故居，游客可以免费登记预约参观。由此，郑时龄建议，外滩的一些建筑，包括很多餐饮场所，可以在未营业的时候，允许旅客预约来参观，或者设立一些限流限时间的开放日，印一些材料介绍建筑的历史，这对它本身是种宣传，也可以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西班牙式的阳台、外滩十八号楼里谜一般地来自二百年前意大利教堂的四根原装古希腊式的大理石柱……关于外滩的介绍很多，但或是纸上谈兵式的抽象，或是隔靴搔痒式的图片欣赏。郑时龄记得，前年在上海博物馆做过一次关于外滩历史发展演变的讲座，闻讯来的听众很多，而且老中青都有，可见人们对外滩是很感兴趣的，只是缺乏了解的渠道。
试想，若外滩能有一个固定的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有多媒体的外滩展示，触屏就能看到历史建筑的内部图案以及介绍，或许能稍稍弥补一下无法走进建筑、身临其境地欣赏艺术的遗憾。建筑界、史学界、文艺界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可在此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做一些关于外滩的讲座。
“介绍建筑的来历、发展，它的风格，相信很多人会感兴趣，可以借此对市民做一些文化的熏陶，这也是一种教育。”郑时龄表示，“在外汇交易中心与总工会中间有一幢新楼，是我们设计的，从2004年动工到现在，还没完成，当初就想做成外滩的公共服务中心，起到介绍外滩的作用，现在说要给金融博物馆，不过服务中心应该也还可以做。”
通过外滩重识上海
“申遗成不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外滩的艺术、历史价值，并通过外滩重新认识一下上海这座城市，打破过去那种上海就是殖民地文化、洋场文化的片面性。”“外滩申遗”的第二提案人、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说，“如果对上海这座城市重新定义的话，它实际上是国内最早的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只有有了这两个前提，才可能产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种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在中国从农耕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上海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海的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是一百多年来的一种超前的意识，因为有这种超前的先进的思维方式，才能使整个上海成为红色革命的圣地，而这种革命性也一直推动着上海前进。”
施大畏认为，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我们不能只留恋上海三、四十年代的一种表面的辉煌，百老汇、弄堂文化，张爱玲的东西等当然好，但不是主流，主流是顾正红、五卅运动等，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革命性，这在当前大家比较迷茫的、缺乏一种信仰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年轻人有好处，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好处。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非常理性地思考、重新梳理、比较完整全面认识这个城市的时候。外滩这个世界建筑博览群正告诉我们：尽管因为鸦片战争失败，上海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先进文化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现今上海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情况下，应该更加清醒地思考她的文化国际性，以及今后在国际上我们能做出的贡献。同时，外滩也记载了一段被侵略的民族的耻辱，是给中国人的一种警示。这也不能忘记。”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英美德法俄等各国银行纷纷踏上外滩，肆意干预和控制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但是除了这段屈辱的民族记忆，饱经沧桑的外滩也真真切切地记载着中国民族金融的奋斗史：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民族银行——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保险公司——招商保险局；这里还记载着1949年之后中国维护国家金融主权的光荣史，记载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可见，外滩无疑是一本无比美丽的“历史教科书”，不仅记载了当年的民族屈辱史，也记载了民族奋起的历史，不但具有珍贵的金融集聚价值，更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价值。对于外滩的重识，也可以让人更加走近历史，了解历史并由此思考未来。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太浮躁了，理想的东西太少了，实际的东西太多了。如今还有多少人站在海关大楼里面，想象当时这座建筑是怎么建造的，当时产生什么影响，现在我们有怎样的感受，面对开放的世界，我们有怎样的责任。”施大畏叹息道，“我提倡杜拉斯讲的，应该有一种不死的欲望和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个人不能缺理想。当大家有了一定经济条件以后，应该冷静地坐下来想一想，在过去现在未来，GDP高不一定是国家强大的标志，强大的标志最重要的是软实力。这有三个标准，第一，是有吸引力的价值观，第二，有严格的科学观点，第三，有魅力的文化艺术。我们就是要从这三个角度考虑，从申遗的出发点去考虑。如果现在我们第三产业发展仅仅是为了钱，第三产业做不大。”
“建筑也是一种文化，只是现今的人们更多地以实用性、功能性来看待它。”郑时龄表示，其实，建筑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上海近代文化那么丰富，更需要弘扬。“事实上，上海的文化地标从硬件上看不少，据统计，有97个剧场、音乐厅等，但每年平均演出不到20场，可见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利用，去充实内容。”
“现在上海缺少怎么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城市，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的旅游。旅游是一种文化，但是我们现在的旅游缺少文化。‘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就是提出文化的重要性，但重要不重要并不是演几台戏、画几张画或者写几本书那么简单，而是要了解到你生活的这个城市里边，你脚下、天上、周边，是怎样的文化孕育了上海人，促成了上海的一种特定的人文特性。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思考的，也是我们做媒体的、做文化的有义务去宣传的。当我们对这个城市有充分的认识，就会对这个城市有一种自信，有这种自信就变成一种自觉。面对外滩建筑、城隍庙以及种种上海特色的区域，我们应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思考他们的文化价值、今后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些文化遗产带给我们的启示。”施大畏如是说。
申还是不申？利大还是弊大？对此，争议喧嚣不止，既有针锋相对，也有同中有异。对此，本刊记者走近相关人士，充分聆听他们的见解，撰成此文。
“外滩申遗”的争议
北起外白渡桥，南抵金陵东路，在1.5公里长的外滩西侧，鳞次栉比地矗立着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南楼北楼、原汇丰银行大楼等52幢风格迥异的大厦，在黄浦江西岸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天际线。美丽的外滩一直是上海的标志性景观，曾经一度被广泛印制在人造革旅行袋和搪瓷茶缸上，成为“大上海”的代表符号。
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市政府参事工作年会上，市政府参事、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建议，将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市政府参事、全国劳模包起帆在代表城建航运组发言时表示，今年，他们的重点课题是“北外滩地区规划和改造”,“我们将调研外滩老建筑、老城区发展，外滩的申遗不是不可能。”
不料，“外滩申遗”一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各方争议。
是自揭伤疤还是弘扬人类文化
赵丽宏告诉笔者，事实上，2003年，他曾在上海的政协会议上提交过“建议将外滩建筑群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此消息一出，很多人赞同，但也招来一片叫骂之声。
上海外滩西侧的建筑群，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该建筑群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期间建造，这个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者纷纷来上海“淘金”的时期。由此，有学者表示：“虽然我们尽可以一种欣赏的眼光评价这一长排万国建筑，一些人尽可以对那段殖民历史持有不同见解，甚至百般粉饰，但是外滩建筑群所代表的毕竟是一种殖民文化，将其拿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说轻点是自揭伤疤，说重点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某大报则“义正言辞”地指出：外滩建筑是殖民者盘剥中国留下的罪证，是中国人曾受屈辱的印迹，申遗的初衷是弘扬本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凭什么替洋人张目？偌大的中国没有更好的文化遗产了？外滩申遗，要想想历史，想想当年“华人与狗”的历史。
对这些观点，同济大学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严肃地反驳道:“翻翻现已成为‘世界遗产’的名录：金字塔、长城、始皇陵、故宫，还有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地……它们或是奴隶主欺榨奴隶、封建主压迫农民的产物，或是代表人类历史最残暴最惨烈的一幕。按上述观点，这些‘奴隶主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的东西怎么能够‘弘扬’？集中营和原子弹，又怎么能够算作‘辉煌’历史？推而广之，即便是敦煌莫高窟、‘三孔’、天坛之类，它们不也都是在‘宣传迷信’、‘为奴隶主张目’、‘弘扬皇权’？如此一来，人类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珍惜、需要保护？这是纯粹的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且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中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界定有三条标准：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按《公约》规定，三个标准中只要符合一条，就可以申报世界遗产。可见，《公约》中并没有要求，申遗只能“弘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展示辉煌历史”。
“我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该站在一个大的视角，即人类的文化角度。”赵丽宏倡议道，“上海外滩建筑群是一种人类文化，是中国人、外国人共同创造的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即便是西方人设计，也考虑、融合了独特的中国元素。其实，上海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不应把建筑和政治混为一谈。况且外国人在另外一个国度造的建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也有很多，比如印度孟买的火车站等。”
中国建筑勘测设计大师蔡镇钰介绍道，许多历史资料证明，外滩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劳动，呕心沥血、一笔一画，勾勒出这些优秀建筑的立、平、剖和结构图；在交付施工后，还得经常到现场督促施工，确保建筑顺利完成。再说，他们的合作者和助手中，也有大量中国的建筑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知名导演王国平也认为，要从文明的角度，大文化的角度看外滩，虽然是强制性的文化融合，但是西方殖民者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理念。
是欧洲建筑的山寨版还是罕见的文化宝库
在反对外滩申遗的阵营中，比较突出的还有一种不屑的表情：外滩建筑不算什么，肯定不如欧洲的，在欧洲这样的建筑多得很，肯定还要精美、雄伟，外滩没有必要去申报。还有人认为，外滩建筑不过是国外建筑的山寨版。
“出现这种观点是基于他们的无知，对建筑的不了解，只是主观想象国外的好。我去过欧洲很多国家，而像外滩这样，在几十年时间里面建造了那么多世界各国不同风格的建筑，凝聚了不同时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这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而且其中有几栋建筑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建筑。”赵丽宏指出。
如今浦东发展银行所在地，原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所在地，建于1923年，三扇青铜大门和两旁的铜狮子，由英国专门铸造，据说铸成后立刻将铜模毁掉，狮子成为绝版珍品。门厅的顶部有8幅彩色马赛克镶拼成的壁画，分别描绘了20世纪初上海、香港、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曼谷、加尔各答等8大城市的建筑风貌。画旁有文字“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楼耗资800万两白银，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考究的建筑”。建于1927年的上海海关大楼，结合了欧洲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优点，上段的钟楼为哥特式，有十层楼高，是仿英国伦敦国会大厦的大钟制造，在美国造好后运到上海组装，据说花了白银2千多两，是亚洲第一大钟，也是世界著名大钟之一。
“上海的近代建筑就像一部世界建筑的史书，可以找到各种风格的建筑，那么外滩是最典型的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感慨道，“外滩建筑的设计除了中国银行外，绝大部分是外国人设计的，一些还是很有名的设计师。有人说外滩建筑属于过渡阶段，从古典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所以外滩有守旧的设计，也有新潮的设计。像和平饭店北楼，被称为是‘远东第一楼’，代表了当时最新的装饰艺术派的思潮，上海大厦则是现代主义风格。同时，外滩整个轮廓线也比较完美，有起伏、变化，在跟黄浦江的关系上，也从最早的滩涂变成了后来的林荫道，其发展过程代表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西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折衷主义、装饰艺术派、哥特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式、中西合璧式……52幢风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耸立在浦江沿岸，成为一道让世人瞩目的风景线。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东西方许多精美的历史建筑，或在炮火中灰飞烟灭或在战后重建中毁于一旦，而外滩的许多近代历史建筑因多种因素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和改变，为上海，也为全人类留存了这个罕见的文化宝库。她不仅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
郑时龄表示：“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工业、文化、建筑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在国家历史上，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外滩实际上代表了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它也代表了一段被英国、法国等抢占作为租界的历史。”
“上海也是一座文化名城。一般而言，看远古文化去西安、河南，看宋元明清的文化去北京，而要看近现代文化，则到上海。在中西文化交融上，上海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外滩是这方面的结晶。而且建筑是一种综合艺术，所以上海外滩建筑群是近代世界文明的缩影，也是100多年间中国近代经济、文化、艺术、审美的纪念碑。同时，因为它们是石头建筑，生命力很强，一两百年甚至千百年都会耸立在那里。”赵丽宏说道。
外滩是否需要申遗
近些年，国内出现了一阵“申遗热”，很多地方在争申遗的名额，甚至是“负债”申遗，他们将申遗看成是提高城市知名度、带动城市经济发展、推动旅游业的手段，却日渐与申遗的本质——保护历史文化相背离。
外滩无论是在建筑艺术上、历史文化上，还是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众多学者也纷纷认为外滩符合申遗的条件。如此看来，外滩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但上海人比较冷静，在是否需要申遗，申遗是否能成功等方面，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很坦率地表示自己并不是非常积极地支持外滩申遗。“对于外滩的保护目的不是为了进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外滩对于上海来说，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不管它是不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不是文物保护单位，都不会影响它在上海人心目中的价值，也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它的保护。最重要是，对于外滩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进行保护，如何让它的价值有很好的显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外滩是否进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是最重要的，换个角度看，也许进入了名录还会增加保护难度——来的人多了，反而不利于保护。所以说，如果能够对外滩进行很好的保护，就不必在乎它是否进世界遗产名录。”
阮仪三感叹：“申遗这个事情很难说，不一定能做成。比如，外滩有些建筑的使用情况，就不符合申遗的要求。外滩的这些老建筑都还在被使用，开咖啡馆、开画廊、开高级品牌专卖店等等，我认为只要不破坏建筑，可以允许不同的使用功能。但是一旦申遗，按照相关规定，它的原有功能是不可以变化的，而且，申遗成功后，就意味着这些建筑需要按照文物的要求来保护。这对于外滩及其周边的发展未必是最合适的。”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很多濒危的文化遗产，列入名单会有利于世界的关注并推动对它的保护。现在，申遗的名额，每年一个国家只能报一个，中国的名单已经排了八十多个了，所以伍江认为可以优先考虑那些濒危的。“外滩当然是上海最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之一，如果能申报上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个人认为，与其报外滩，不如报石库门。石库门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居住形式。在那个时代，上海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住在石库门房子里，这是非常罕见的，也是石库门的特殊性。石库门也具备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质。外滩至少在五十年、一百年里，没有这方面的危险。石库门真的是非常危险了。”
对此，赵丽宏则有不同看法，“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主要还是肯定其文化价值，很多也并不是濒危的。中国书法申遗也是我提出的，书法一点也没有变味，是中国最有群众性的艺术，当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书法的价值，因为书法虽然很普及，但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对书法不重视，认为书法是艺术中最小儿科的，其实书法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艺术。提案上交的第二年就申遗成功了。”赵丽宏认为现在大部分人对外滩价值认识不够，申遗可以让人们知道其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同时，倘若涉及外滩的后排建筑，有些倒是濒危了，“后排很多建筑也是很好的，甚至年代更长，但有些经年失修了，而且很多人挤在里面，甚至成为外地民工的集聚地，非常乱，确实有个保护的问题，管理部门觉得挺难处理，市政府参事室也为此做过调研，这是一个复杂的大工程，若搬迁代价也很昂贵，如果申遗的话，就可以通盘考虑，整个一带可以重新规划。”
郑时龄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外滩申遗仅仅是中山东一路沿线是不够的，“其实我们外滩历史风貌区面积蛮大的，范围应该是西到河南路，北至苏州河北侧天潼路，包括邮政局、上海大厦、俄罗斯领事馆等，南边一直到金陵路。而且外滩还要跟滨江结合起来。”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指出，外滩是符合申遗条件的，同时，申遗比较复杂，需要全盘考虑。“这涉及市里和区里对这块地方发展方向的定位。要真正保护好外滩，不仅是保护建筑，还要保护它的功能，问题是拿什么标准来保护，到底是利用为主还是保护为主，如果定位为文化遗产，就要尽可能地保护原貌，有些建筑就不能造，也不应该变成奢侈品店，高级酒店。”葛剑雄认为，“每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申遗名额，现在排队申遗的很多，从实际操作上来讲，不易拖得太长，所以，要看看现在申遗是不是最适合的时机。同时，还要考虑申遗是不是花费太多，申报对外滩的发展是利大还是弊大。申遗成功后也承担了义务，不能过度开发，有很多限制，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大量的客流，这些方面都要考虑到。我认为，说到底申遗是为了保护，如果我们的保护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不一定通过申遗的方式。在国外，并不是优秀的文化遗产都申遗的。不过，不一定要申遗，并不等于不要保护。个人认为，街面的主要建筑要绝对保护，内部和外观都不要动，次要的部分可以从实际出发。”
“外滩建筑群在历史、艺术、文物等多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完全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上海市文物局地面历史文物处副处长李孔三表示，文物保护部门赞同外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申遗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申报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情，需要政府、市民及文物保护部门等多方共同努力，取得共识。”李孔三说，如果外滩申遗成功，也就意味着上海市政府必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严格的保护承诺。
外滩申遗”背后的深意
外滩是否能申遗成功，是否需要申遗，何时申遗……在这些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与思考，然而，若深谈下来，则是殊途同归。
“其实，申遗是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呼吁告诉世人，第一，上海有那么好的建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罕见的美妙的建筑，让大家意识到外滩是非常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第二，也让大家更加重视、保护外滩，避免不适当地使用。”作为申遗波澜的“掀起者”，赵丽宏坦率地告诉了笔者他的“醉翁之意”。
事实上，北京有着举世公认的中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遗产，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然而上海虽然有中国最大、东亚保存最完整的近代建筑遗产，但远未被国人普遍认可。同时，不管申报不申报、申报成功与否，我们都必须花大气力对外滩建筑群进行保护：从外到里，从整体到细部。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无止境的。
外滩的保护永无止境
因为其特殊的价值，外滩建筑群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国家文物局的保护名单，属于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有着严格的管理。
“近年来，外滩大大小小的改造一直在进行，比较大的是1993年配合上海市三纵三横交通干线网建设，外滩变成了主干道。2007年至2010年的改造则把过境交通引入地下，把滨水空间作为公共空间。外滩建筑经历了置换、整修、亮化等等‘手术’，并伴随着对面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成形，应该说外滩建筑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建筑艺术的一个响亮符号。”郑时龄介绍道。同时他也有些遗憾地指出，在改造过程中，一些很漂亮的大楼被拆掉了，绿化少了很多，整个滨江带的设计水平还是有些粗糙，原来黄浦江的亲水性没有了。
阮仪三认为，外滩沿黄浦江的二十五幢老建筑都已经被列入上海市保护建筑，每一幢都整修得不错，基本都能做到原样修复，只是有的建筑内部格局更动过大。不过，他又特别指出，外滩的保护不应该仅仅保护“一层皮”，而应该要整体发展，“当年这里就是十里洋场，是非常繁华的。现在，除了临江的那一条边，后面还有很多房子没有好好整修呢。我认为外滩保护的区域应该一直要延伸到河南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以前，我们对这个区域里的老建筑都做过详细的评估、规划，其中有很多近代优秀建筑，哪些是应该要保护的，哪些是要保留的，我们都有过详细的调研。圆明园路上的老建筑就进行了很好的整理，通过置换等方式，将里面原有的住户迁出，对那些具有保护、保留价值的老建筑进行了修缮。可是，在我所说的外滩的这个区域里，更多的是没有得到保护的老建筑。比如江西路，很多房子都被居民或者单位所占用，里面的设施老旧，环境脏乱差，走进去都是乱糟糟的，居民住在里面并不舒适也不方便，而对于这些老建筑来说，也没有得到必需的修缮和保护。”
伍江认为，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不能一味强调延续原始设计功能，而应根据建筑的特点允许进行功能转换，只要新的用途不会对建筑产生破坏就应该鼓励。只有积极地使用才能真正有利于历史建筑的保护。现在，那些老建筑不符合银行的需求了，换成其他功能，比如画廊、奢侈品店等等都无可厚非，只要使用者按照老建筑保护的相关规定，不破坏它就可以。而也只有那些热爱历史建筑并具备较强经济实力的用户的进入，才会带来更多的保护性投入。目前外滩的置换与保护就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市场机制，过去老建筑保护缺钱的问题在外滩已不存在。
“这几年上海在对外滩的保护上做得不错，像科学会堂，现在也在整个修缮，以恢复原来的面貌，上海也成立了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郑时龄微笑着说道。然而他话锋一转，又郑重指出，“但是保护是没有止境的。上海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保护的推动力还不够，要建立、完善管理体制。上海列过四批优秀历史建筑，还想列第五、第六批，但阻力比较大，缺少推动力，其实列第四批的时候，本来想能保的都列进去，但正当你想把这些列入保护名单时，开发商已经‘捷足先登’把它拆了，这也是蛮普遍的。此外，还要提高全民对文化、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不仅保护外滩，还要保护上海市区的十二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以及郊区的三十二片历史文化风貌区。”
外滩的建筑波澜起伏，如同一首雄浑的交响诗，然而一旦插建不协调的建筑，就会如同加入一个杂音，破坏整体的和谐。幸而，这种意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去年7月，SOHO中国在微博上公布了外滩204地块的立体效果图，被众多网友指作“口琴”、“门板”、“云片糕”。大家认为这座将要耸立在外滩南端的建筑，风格迥异，难以融入外滩景观，单从建筑高度来讲，也严重破坏了整个外滩建筑群的重心。对此，SOHO中国表示，该设计方案尚未获得审批和认可。
每年的6月9号是世界文化遗产日，这天国内的电视会播放一些相关的节目，纸媒也会做相关的介绍，以增强民众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意识，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且看西班牙，拥有42项世界遗产，是名副其实的“世遗大国”，该国中小学校都开设了世界遗产的保护课程，这样能保证民众从小就形成尊重、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此外，西班牙有很多遗产保护与古迹修复学校，培养专门的古迹修复人员。
在外滩的老明信片上，曾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标性要素——建立于1924年的和平女神像。该像原本建立在外滩右侧，在高大石碑上矗立着铜制的带翼女神，碑座背面刻有“功炳欧西，名留华夏”八个汉字，当时的上海租界成立了一个战事纪念委员会，希望在外滩树碑，纪念那些曾在沪工作生活，后又在欧洲阵亡的西方人士。竖像的运作资金由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及上海本土士绅共同筹资。在当时的外滩，和平女神像的惹眼程度几乎和今日的东方明珠相比。可惜后被日军彻底破坏。
赵丽宏表示，像和平女神像、德国领事馆前的伊尔底斯纪念碑、海关大楼前海关总督赫德的雕像等雕塑也可以尽量恢复，它们不仅有艺术性，还有一种历史感。至于被人调侃为三枪牌内衣logo的放大版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跟外滩建筑并不协调，赵丽宏曾提案建议拆掉请最好的艺术家来重新设计。同时，赵丽宏建议外滩建筑的功能还可以再考虑，现在一些大楼是否适合进驻名牌商店、饭店，还要请专家来考证。
如何走近外滩细品艺术之魅
外滩是上海的文化地标，也寄托了很多老上海人的一段生活的记忆、情感，其中在外滩“情人墙”谈恋爱，是一代上海青年的甜蜜的往事。所谓的情人墙，实际上就是一道用水泥砌的防洪墙，但却是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上海最浪漫的地方。当时，上海的住房条件普遍较差，“轧马路”是年轻恋人最普遍的约会方式，而外滩这边的防洪墙既隐蔽又安全，于是每当夜幕降临，成百上千对青年男女，就会悄然出现在外滩，开始上演如今人们无法想象的、有时两对中间只隔一人距离的“集体恋爱”剧。现在，水泥做的防洪墙，已经被花岗岩、大理石与铸铁雕花栏杆所取代，青年男女也转移了恋爱的阵地。不过，那份青春的浪漫记忆总是会不时浮现在上海人的心底，上海市政府参事卢汉龙就是其中一位，他提议，重塑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外滩“情人墙”。“情人墙是美好的城市记忆，重新建造的情人墙要能留下永久性形象，成为一道风景线。当年，人们在此谈恋爱，这就是‘历史记忆’。还可以向市民征集照片，在情人墙上留下当时的照片。”同时他认为，虽然外滩改造很好，可游客坐不下来，可以考虑建造咖啡厅、酒吧等，满足游客的需求，要让游客坐下来。
如今，“万国建筑博览会”虽近在咫尺，却又让人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外国建筑群外表的宏伟、壮丽只是这座艺术宝库的“冰山一角”，更多让人称奇的精美、瑰丽都在建筑内部。然而这份艺术的饕餮盛宴却只为产权所有者独享，即便是有着“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或是建筑领域的专家都一律被拒之门外，更何况是普通大众。
“一次为了搞研究，我想进去拍点照，保安很强硬地说，这是私有财产。我说：不对，这明明挂牌的是优秀历史建筑，是社会的公共财富。可是保安就不给你拍，可见管理上还是有一定问题的。”郑时龄有些气愤地说道。
伍江指出，经过改造后，外滩的老建筑高端消费让普通老百姓有点望而却步。其实，经过改造的外滩建筑为了维持较高的改造、保护与维护成本，引入高端消费是必需的，也没有必要引导普通民众去敌视高端消费，但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特别是要告诉那些建筑的用户，没有能力在那里消费并不等于没有权利去欣赏历史文化财富，外滩的所有建筑不论是否在内消费，都应对公众完全开放，因为那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属于公共的。
事实上，在国外，有一些优秀历史建筑是专门设有基金会的，像一些名人故居，游客可以免费登记预约参观。由此，郑时龄建议，外滩的一些建筑，包括很多餐饮场所，可以在未营业的时候，允许旅客预约来参观，或者设立一些限流限时间的开放日，印一些材料介绍建筑的历史，这对它本身是种宣传，也可以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西班牙式的阳台、外滩十八号楼里谜一般地来自二百年前意大利教堂的四根原装古希腊式的大理石柱……关于外滩的介绍很多，但或是纸上谈兵式的抽象，或是隔靴搔痒式的图片欣赏。郑时龄记得，前年在上海博物馆做过一次关于外滩历史发展演变的讲座，闻讯来的听众很多，而且老中青都有，可见人们对外滩是很感兴趣的，只是缺乏了解的渠道。
试想，若外滩能有一个固定的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有多媒体的外滩展示，触屏就能看到历史建筑的内部图案以及介绍，或许能稍稍弥补一下无法走进建筑、身临其境地欣赏艺术的遗憾。建筑界、史学界、文艺界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可在此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做一些关于外滩的讲座。
“介绍建筑的来历、发展，它的风格，相信很多人会感兴趣，可以借此对市民做一些文化的熏陶，这也是一种教育。”郑时龄表示，“在外汇交易中心与总工会中间有一幢新楼，是我们设计的，从2004年动工到现在，还没完成，当初就想做成外滩的公共服务中心，起到介绍外滩的作用，现在说要给金融博物馆，不过服务中心应该也还可以做。”
通过外滩重识上海
“申遗成不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外滩的艺术、历史价值，并通过外滩重新认识一下上海这座城市，打破过去那种上海就是殖民地文化、洋场文化的片面性。”“外滩申遗”的第二提案人、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说，“如果对上海这座城市重新定义的话，它实际上是国内最早的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只有有了这两个前提，才可能产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种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在中国从农耕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上海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海的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是一百多年来的一种超前的意识，因为有这种超前的先进的思维方式，才能使整个上海成为红色革命的圣地，而这种革命性也一直推动着上海前进。”
施大畏认为，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我们不能只留恋上海三、四十年代的一种表面的辉煌，百老汇、弄堂文化，张爱玲的东西等当然好，但不是主流，主流是顾正红、五卅运动等，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革命性，这在当前大家比较迷茫的、缺乏一种信仰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年轻人有好处，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好处。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非常理性地思考、重新梳理、比较完整全面认识这个城市的时候。外滩这个世界建筑博览群正告诉我们：尽管因为鸦片战争失败，上海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先进文化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现今上海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情况下，应该更加清醒地思考她的文化国际性，以及今后在国际上我们能做出的贡献。同时，外滩也记载了一段被侵略的民族的耻辱，是给中国人的一种警示。这也不能忘记。”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英美德法俄等各国银行纷纷踏上外滩，肆意干预和控制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但是除了这段屈辱的民族记忆，饱经沧桑的外滩也真真切切地记载着中国民族金融的奋斗史：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民族银行——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保险公司——招商保险局；这里还记载着1949年之后中国维护国家金融主权的光荣史，记载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可见，外滩无疑是一本无比美丽的“历史教科书”，不仅记载了当年的民族屈辱史，也记载了民族奋起的历史，不但具有珍贵的金融集聚价值，更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价值。对于外滩的重识，也可以让人更加走近历史，了解历史并由此思考未来。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太浮躁了，理想的东西太少了，实际的东西太多了。如今还有多少人站在海关大楼里面，想象当时这座建筑是怎么建造的，当时产生什么影响，现在我们有怎样的感受，面对开放的世界，我们有怎样的责任。”施大畏叹息道，“我提倡杜拉斯讲的，应该有一种不死的欲望和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个人不能缺理想。当大家有了一定经济条件以后，应该冷静地坐下来想一想，在过去现在未来，GDP高不一定是国家强大的标志，强大的标志最重要的是软实力。这有三个标准，第一，是有吸引力的价值观，第二，有严格的科学观点，第三，有魅力的文化艺术。我们就是要从这三个角度考虑，从申遗的出发点去考虑。如果现在我们第三产业发展仅仅是为了钱，第三产业做不大。”
“建筑也是一种文化，只是现今的人们更多地以实用性、功能性来看待它。”郑时龄表示，其实，建筑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上海近代文化那么丰富，更需要弘扬。“事实上，上海的文化地标从硬件上看不少，据统计，有97个剧场、音乐厅等，但每年平均演出不到20场，可见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利用，去充实内容。”
“现在上海缺少怎么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城市，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的旅游。旅游是一种文化，但是我们现在的旅游缺少文化。‘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就是提出文化的重要性，但重要不重要并不是演几台戏、画几张画或者写几本书那么简单，而是要了解到你生活的这个城市里边，你脚下、天上、周边，是怎样的文化孕育了上海人，促成了上海的一种特定的人文特性。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思考的，也是我们做媒体的、做文化的有义务去宣传的。当我们对这个城市有充分的认识，就会对这个城市有一种自信，有这种自信就变成一种自觉。面对外滩建筑、城隍庙以及种种上海特色的区域，我们应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思考他们的文化价值、今后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些文化遗产带给我们的启示。”施大畏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