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州垃圾处理那些事，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但新闻也还有另外一种读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在垃圾堆里翻拣的原因。
　　表面上看起来，广州的垃圾处理，突现的是官民关系。但在2011年底陈建华担任广州市长之前，广州垃圾处置的官民对话已经闭塞。对话的终结，源于地方舆论对垃圾处置中利益输送的揭露与谴责。
　　此间，还有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蓄须明志，要求广州市政府公开涉及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的“39号文”， 但经年未果，更是间接说明城建利益中的盘根错节。按照地方政治的运作逻辑，这当然是个无解的过程。因此，当垃圾焚烧厂附近的村民及居民产生围聚，争议被强行冷却。
　　陈建华自嘲为“垃圾市长”，他的功用是激活了垃圾分类这个有限度的官民对话。尽管对话的议题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官方主导了分类议题的展开，但在一定程度上，垃圾分类在社区的影响大于从前。当然，分类作为垃圾议题的单兵突进，其局限性非常明显。
　　2012年岁末，广州发生部分城区环卫工人停工事件。这让垃圾处理问题的规模更加清晰。何止焚烧、分类，当环卫工人、大学生还有其它一些民间组织都参与到这样的事件中来，预示着垃圾所引发的新局面开始形成。那就是，社会力量开始重新激发广州垃圾处理的全面讨论，甚至要求开启一个更广泛的公共平台。
　　事情的另一面，经过近四年的低调运行，广州垃圾处理的利益链条已然稳固。这表现在垃圾分类的特许经营成功地得到政策授权，成为获取数亿元年预算的垄断实体。为了保持垄断，垃圾处理的上下游都被有意固化。社会资本若要参与垃圾处理，“投名状”高昂，必须臣服才行。
　　但利益的特点是流变不居。谴责国企垄断垃圾处理权之外，也有更多的利益主体站出来。环卫工人怯生生地走上停工路，“邻避运动”激活了社区参与，也暴露了巨大弱点，大学生基于底层关怀而开始行动，巴索风云从一个反对焚烧意见领袖，变身为推动垃圾问题持续解决的NGO负责人。
　　这些因垃圾生发的社会场景和生态系统，提示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公共问题之下，人们如何在单个的利益诉求中编织出公共利益。广州，正从垃圾问题中看到公民社会的有机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