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国外旅游伦理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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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伴随着旅游业在各地的发展规划与实践中不断成为支柱产业,人们日益感受到盲目发展旅游业给生态环境和社会和谐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呼吁全人类认识和开展伦理旅游。本文对近10年旅游伦理的相关英语文献做了归类和分析,从理论研究(包括伦理主体、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和实践研究两方面进行总结,并重点评论了旅游伦理在可持续旅游范畴中的研究,从而对旅游伦理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希望以此为国内旅游伦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旅游伦理;伦理实践;英语文献;研究评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8-0088-09
  
  1 引 言
  
  旅游作为人类现代生活接触最为密切的活动之一,它不仅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助推的功用。然而,旅游业为地方经济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却也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代价,这样的负面效应已经逐渐在各个旅游集散地凸显出来。事实上,人们曾尝试通过制定旅游政策和旅游法规来促进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引导游客的旅游价值取向。虽然这样的做法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却未能在旅游从业人员以及游客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旅游学术界对旅游伦理的关注在逐步加深,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虽然多数情况下,当旅游业因其导致本地居民迁移、不公平劳动条例、文化腐蚀、滥用人权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而备受谴责时,旅游的伦理意识才会被更加关注。但“伦理”一词最早出现在旅游研究中则源于对酒店服务业宾主关系的伦理研究。回顾20世纪,尽管在90年代初,旅游研究学者在旅游伦理方面的研究并无多少建树,但却渐渐意识到旅游伦理的重要性。这一期间,有两次会议对旅游伦理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是1992年在巴黎举办的AIEST(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Expels in Tourism)大会,大会提出通过创立委员会来处理旅游中的伦理问题;二是同一年的里约地球峰会(RioEarth Summit),会议过程中,与会首脑承诺参与21世纪议程的决定。而到了90年代中期,旅游伦理的研究才逐渐涉及特殊的旅游形式,如生态旅游。然而,早期的这些研究仅仅是以描述性的方式来完成对旅游伦理的认识。
  富有意义的转折发生在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UNWTO)第十三届大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大会通过了影响至今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Global Code of Ethics for Tourism)。通过制定这样的规范来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并坚持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反贫困协调一致的基本原则。至此,旅游活动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开始变得有章可循。到21世纪初,关于旅游伦理的研究涉及了旅游伦理主体、原则、规范和实践等方面,初步具备了新学科的雏形,并在旅游生态问题、营销问题、教育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方面展开讨论,开始形成专业化的研究领域。本文拟对近10年英语文献中关于旅游伦理研究的新进展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对旅游伦理研究的趋势做出预测和展望,以便国内学者参考和借鉴。
  
  2 评述文献的来源及遴选
  
  本文对近10年英语文献中旅游伦理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与筛选,所参考的文献数据全部出自于Elsevier SD(Science Direct)。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为旅游伦理,然而,由于伦理本身的界定就十分模糊,并且旅游伦理学属于一门应用伦理学,其很多研究都是将旅游伦理作为框架来进行的,因而仅以“tourism ethics”或者“ethical tourism”为关键字来检索旅游伦理研究的文献会显得非常不充分。为了尽量将旅游伦理的研究范围放大,本文在“标题、摘要、关键词”中来检索“tourism”,并同时在全文中检索“ethical”和“ethics”,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至2010年5月,检索结果包括已发表和已录用的期刊论文115篇(含7篇书评)、 英文图书52册(含3册参考丛书)。
  
  
  通过对167份文献的归类,笔者发现旅游伦理研究成果的主要选登期刊仍然是Tourism Management以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两大国际期刊(见附表),这代表了旅游伦理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学术性。此外,有少量研究成果发表在如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Management等旅游业中细分行业的期刊。
  另外,根据Elsevier SD数据库对论文主题(topic)分类的功能发现,近10年英语文献中旅游伦理研究主要在可持续旅游研究方面,其中包括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等方面。其他研究还涉及人类学、管理学、医学、法学、以及新型的利基旅游①(nichetourism)等(如图1),这充分反映了旅游学的综合性,以及人们对旅游活动的更深层认识,这种认识已经超越了曾经仅对其经济价值的关注,而旅游伦理学则具有了广泛的应用性。
  最后,由于旅游伦理在可持续旅游研究中突出的地位,本文对该类文献按发表时间进行了归类。从结果看,10年间均有一定数量的文献发表,而2005年和2006年篇数居多(如图2)。需要补充的是,可持续旅游本身是符合旅游伦理的,因此,一切研究可持续旅游的文献都可以算作是对旅游伦理研究的触及,那么这类文献的数量将是十分庞大的,而这样的高度也是本文研究所不能够达到的。鉴于此,本文以Tourism Management和Annah of TourismResearch两大国际旅游类权威期刊中的相关文献为主,分别从旅游伦理理论以及旅游伦理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
  
  3 旅游伦理的理论研究进展
  
  如果说,旅游伦理研究在经过20世纪最后10年的发展后,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那么21世纪的前10年将是旅游伦理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有关其理论方面的研究,从21世纪初到目前为止,虽然相关文献的数量不及在旅游伦理实践方面研究的文献数量,但也取得了颇丰的成果。这些研究对旅游伦理主体、旅游伦理原则和旅游伦理规范进行了再认识以及内容的深化。
  3.1 关于旅游伦理主体的研究
  旅游伦理问题伴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而产生,而旅游活动的执行者,即包括一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利益相关者,都应是旅游伦理问题产生的动力因素,继而,不同群体的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将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旅游伦理问题;加之,现代旅游形式的多 样性,使得旅游伦理问题更加细化,同时也变得更为复杂。正如唐纳森(Donaldson)和邓菲(Dunfee)所言,“没有弄清楚谁可以作为利益相关者这个问题,要为利益相关者做‘正确的事’就很难了”。
  由此,许多学者根据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在旅游学中的特殊意义,对旅游利益相关者做出了新的界定和归类。例如,索特(sautter)和雷森(Leisen)曾根据弗里曼(Freeman)的利益相关图谱,以旅游规划者(tourism planners)为中心,将旅游利益相关者归类为员工、居民、积极团体、游客、国家商务链、竞争者、政府、本地商户等8类;赖恩(Ryan)则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并增加了压力团体(pressuregroups)和媒体机构(media organizations)等因素,共列举了12类旅游利益相关者;希恩(sheehan)和里奇(Ritehie)将利益相关者原理分析应用到了对旅游目的地管理机构(DMOs)的首席执行官(CEO)的实证研究中,并以DMOs为中心划分了13类旅游利益相关者,还绘制了一幅螺旋形状的图谱。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还涉及了对野生动物的研究。例如,彭斯(Burns)和霍华德(Howard)针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费沙岛(Fraser)旅游风景区的野生动物旅游,以澳洲野狗为中心列举了10种利益相关者。可以看出,随着旅游市场的逐步细分,学者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也在逐渐细化;虽然大体上包含了旅游者、旅游企业、员工、当地居民、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6大类,但是都无法将全部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包含进去。因此,研究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伦理问题也将变得异常复杂。
  然而,有趣的是,研究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近期文献表明,学者们对旅游利益相关者怎样划分才更为合理的研究在逐渐减少,研究内容开始转向对其中一部分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实证研究。例如,伯德(Byrd)、博斯利(Bosley)和卓恩伯格(Dronberger)在居民、企业、政府、旅游者之间展开调查,研究这4类旅游利益相关者对乡村旅游影响的看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笔者认为一是由于旅游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很难找出一个十分完美的旅游利益关系模型来对此进行描述;二是通过对主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实证研究,可以使十分复杂的旅游伦理关系研究简单化,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在研究伦理主体的过程中,也同样要注意其对客体的影响所产生的伦理关系,例如:旅游环境伦理、旅游文化伦理等等。这样才能使得旅游伦理的框架更加完整,内容更加完善。
  3.2 关于旅游伦理原则的研究
  “公平、公正、平等”原则一直都是伦理学研究的范畴。早在1990年,瑞伯恩(Raiborn)和佩恩(Payne)就强调一个伦理价值系统应包括“公正、诚信、竞争、有效”4个因素,并且可以将其应用于理论基础、实践指导以及目前可实现性等方面的研究。虽然,赫兹曼(Hultsman)曾提出“公正旅游(just tourism)”这一概念,但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然而“公正”(justice)一词仍然被认为是旅游伦理所涉及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桑切斯(sanchez)和亚当斯(Adams)分析了古巴旅游的两面性,认为旅游本身不利于民族建设(national—building),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旅游活动中的民族平等和社会公正等问题;约翰斯(Johns)在分析旅游与犯罪的关系时,认为那些因旅游业而繁荣的国家常常赋予旅游者至高无上的特权,这样往往会产生不平等的关系,并降低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安全系数;罗斯(Ross)就餐饮行业中出现的对残疾员工歧视这一普遍现象,强调了公平与信任(trust)作为伦理原则的重要性。可见,伦理学中的公平、公正问题在旅游伦理学中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虽然学者对此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却已使其成为旅游活动中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然而,现代旅游更加强调的是旅游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或者说是“可持续旅游”这样一个概念。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提出,是由于总有一些“坏消息”发生,例如环境、气候变化,文化破坏以及在新世纪中发生的一些其他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情。因此,旅游学的研究也正是基于可持续性这一伦理原则而得到了发展,并且在近年的文献研究中尤为突出。学者们分别在国家公园、气候变化、乡村旅游、保护区以及海岛的相关研究中,就其所应遵循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原则,强调既要坚持“代内公平”,也要坚持“代际公平”,并在人类、旅游以及生态环境之间建立起一个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循环系统。另外,也有学者针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障碍做了相关的研究。例如,托森(Tosun)以土耳其(Turkey)为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旅游所面对的挑战,认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尽管有用,但是受限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条件的影响,这一原则执行起来将会变得异常困难。
  此外,虽然旅游伦理最早提出于酒店服务中。但作为高档服务行业的代表——酒店业——在近些年来发展迅速,那么,对于酒店的管理者,除采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外,还要面临对整个酒店行业重新定位,做出伦理的决策。通常,好的伦理氛围往往可以使酒店的管理更加顺畅,经营更为成功,并且可以影响员工的行为。然而,事实上,对于很多管理者,尤其是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因年龄等问题往往跟不上行业的变化速度,导致缺乏做出伦理决策的能力。所以,有必要完善酒店的行业规范,并制定出一套新的伦理原则。对此,杰士哲(Jaszay)和邓克(Dunk)在其著作《酒店业伦理决策》(Ethic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HospitalityIndustry)一书中,为酒店的管理人员列出了10条伦理原则,包括:诚实、正直、可信赖、忠诚、公平、关心和尊重他人、追求卓越、领导才能、荣誉感和斗志、责任感,基于这lO条原则,可以制定许多伦理规范。
  不难看出,以上谈到的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可以认为是从宏观层面上对旅游伦理原则的研究,是从整个旅游业的角度来阐述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然而,更微观层次的研究来源于对某一旅游伦理主体的具体分析,这涉及近年来多次被提到的“负责任的旅游”(responsible tourism),是从旅游伦理主体本身的伦理意识出发,去实现伦理旅游的一种原则。有学者认为,负责任的旅游就是按照他人希望得到的方式去对待他人,并得到同样的回报。而针对这一问题,通常是从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管理人员两个最直接的相关者去研究。
  3.3 关于旅游伦理规范的研究
  不可否认,丰富的旅游活动给人们日常生活平添一份愉悦的同时,也逐渐给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带来了隐患。时常会见到旅游目的地人满为患的场 景,这不仅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旅游生态系统,也常常伴随着对旅游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以什么方式出行?选择节假日旅行还是平时出行?管理者怎样控制游客数量,减轻环境压力?怎样才能使旅游活动的总效益最大?这些都涉及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拿什么去做,按照什么去做。而对于与这些问题关系最大的旅游者及其他旅游利益相关者而言,有必要按照旅游伦理原则去制定一套适当的旅游伦理规范来限制其行为,或者说从教育大众的角度去尽量减轻旅游活动对整个旅游系统的破坏。
  伦理差别揭示了人类的一切行为与决策,而伦理规范可以作为评判政策、计划、发展、管理是否道德的新平台。那么,怎样才能算上好的伦理道德规范?有学者认为,在制定规范时,应考虑到:(1)旅游业受到资源、经济发展的限制;(2)旅游业本身要基于社区,特别要考虑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成本;(3)定位于服务行业的旅游业应平等对待游客和员工。基于上述3点原则所制定的旅游伦理规范才更具有指导意义。那么,关于“规范、守则、准则或指南”的文献,可以追溯到世界旅游组织(UNWTO)于1985年制定的《旅游权利法案和旅游者守则》(Tourism Bill of Rights and Tourist Code)一文,该守则针对旅游目的地的政治、社会、宗教、法规以及道德等方面对旅游者做出了具体的要求。可以认为,这部守则的出现为以后旅游伦理规范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分析近些年的文献,可以发现,学者在旅游管理者、旅游机构、特殊活动参与者、主办机构以及旅游者的伦理道德规范上都做了相关的研究。然而,当旅游者处于另一种文化环境中时,往往缺乏信息以及对旅游地影响的意识,尽管旅游者在不断地学习,却仍然不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合的,也没人指导他们怎样去做。因此,对旅游者的行为规范化将变得十分重要。马森(Mason)认为,行为规范是对游客管理的一种“软”工具,目的是能够教育旅游者并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而减轻旅游的消极影响。利用这种“工具”,威廉姆森(Williamson)针对近年来兴起的太空旅游(space tourism),对诸如旅游者是否可以参观月球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提问,并以一种实用的观点为太空旅游者以及太空探索与开发介绍了一套伦理规范;滨海旅游压力给墨西哥天使湾(Bahia de Los Angeles)的鲸鲨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此,卡德纳斯一托雷斯等人(Cdrdenas-Torres,et al.)为旅游者,尤其是下海游泳者列出了9条伦理行为规范,同时也为旅游管理者、游艇所有者和管理者提出了6点意见;芬内尔(Fennell)和马洛伊(Malloy)在其著作《旅游伦理规范:实践、理论、综合》(Codes of Ethics in Tourism:Practice,Theory,Synthesis)中,针对旅游业以及那些具有公民责任感和期望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机构所遇到的棘手的伦理问题制定了一套实用的规范;而马恩伯格(Marnburg)针对旅游管理中的伦理困境所阐述的伦理分析流程框架(如图3),则十分鲜明地勾勒了伦理问题的解决过程,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尽管还有很多学者针对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相对来讲,在短时期内,这些伦理行为规范容易被人接受,并且通常被视为行之有效;然而,却很少有文献对这种有效性的程度进行研究。对此,科尔(Cole)在强调这项研究的复杂性之后,对旅游者行为规范的有效程度做了评价;而奎洛斯(Quiros)的研究更加具体,并且应用到了量化模型,以此来评估人类的旅游活动对鲸鲨的影响,为伦理行为规范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 旅游伦理的实践研究进展
  
  可以认为,旅游伦理实践是基于旅游伦理理论,并针对一切旅游活动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而做出的发现、判断、认识、探索以及解决等一系列过程。因此,旅游伦理实践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又全面的过程。本节将对旅游伦理实践的案例进行总结,并简述学者研究所涉及的方法。
  正如《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序言部分所讲,提倡伦理旅游的目的是为了最小化旅游对环境和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同时使得旅游在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减轻贫困和促进国家之间理解方面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旅游伦理实践也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难题,即在我们已有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上,怎样去掌握和控制伦理实践的程度,使得旅游活动给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利益是最大的。
  从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学者们依旧对生态旅游或可持续旅游情有独钟。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是由于旅行活动和旅游开发都直接对旅游目的地环境造成影响,而这些问题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仅参考近年召开的会议(如表1),足以说明旅游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特别是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United Nations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的举办,使得这种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般认为,制定相关政策是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最直接方式,且有利于鼓励新商业形式、提高就业率以及加强景区的环境保护。然而,制定符合伦理的政策并非易事。亚萨尔等人(Yasarata,et al.)认为,理解可持续旅游政策的发展、计划和执行的关键在于对复杂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的认识,因此,旅游伦理实践的开展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为此,当英国生态管理署提出利用制定伦理假日(ethicMholidays)的方式来限制大众旅游给环境所带来的危害时,威登(Weeden)认为这将充满挑战,并猜想,伦理旅游的未来是否仍只是一种生态产物,还是会引导大众旅游采取新的指导原则?
  如果说,制定政策可以为可持续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环境,那么通过伦理教育来提升整个社会的旅游伦理意识则是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一种问接方法。为了对未来酒店和旅游行业的管理者进行伦理教育,马恩伯格(Marnburg)研究了学生们对于他们在未来管理岗位将要面对的伦理困境的认识,虽然结果发现学生普遍对这些伦理困境充满了恐惧,但却为以后的旅游伦理教育模式和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而扎戈纳拉(Zagonari)则认为应该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通过包含进行亲身尝试伦理旅游等方式来平衡对学生的教育和实践,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另外,对于可持续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其他实证研究,哈德森(Hudson)和米勒(Miller)以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ionalPark)为例,表达了更强烈的看法,他们认为环境保护者和旅游业发展难免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伦理与可持续旅游之间的关系,以用于管理者对旅游业的未来管理。
  虽然伦理旅游可以作为促进 生态环境改善的一种手段,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任的旅游或是伦理旅游。同样,霍尔登(Holden)在旅游环境伦理的框架下,评价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并认为大多数人所奉行的是一种伦理上的保护,而对于希望转移到以非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来说,这样的努力远远不够。
  此外,学者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旅游伦理实践研究。例如,对于旅游市场的研究,霍尔登(Holden)认为旅游市场是旅游业与环境之间的纽带,因此,旅游市场中的环境伦理将直接影响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并且对于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绝对性的作用;亚曼(Yaman)和居雷尔(Gurel)研究了旅游市场营销人员的伦理意识体系,认为伦理决策制定的差异受其文化影响,但无论从社会、文化、经济、法律的角度讲,做伦理的决策对于这些营销人员来说,都将是一劳永逸。而对于旅游业中的女权问题,也是旅游伦理实践研究的一个范畴。一直以来,受传统观念影响,如性别歧视、低教育、低收入等,女性很难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能,然而,出于对社会影响、妇女自治权利提高、家庭经济决策等的考虑,传统观念将面临不断的挑战。另外,旅游中儿童保护问题,以及通过旅游来消除贫困也成为目前最为关注的伦理问题,世界旅游组织(UNWTO)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进行了大力宣传。此外,英语文献中的旅游伦理实践研究还涉及诸如冒险旅游(adventure tourism)的伦理规范[641、医疗旅游(medical tourism)的伦理困境、真实体验者(authentic tourist)的伦理消费以及公益旅游(voluntourism)。
  通过文献的整理发现,学者们仍主要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形式来对旅游伦理进行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并逐渐拓展到微观层面是近年旅游伦理研究的主要特点。例如,在研究农场旅游(Farm tourism)时,罗兹曼(Rozman)等人利用问卷的方式对7家农场管理者以及游客进行调查,并进行量化分析,从而评价其服务等级。然而,即便是定量分析的文章,多数文献也只是将旅游伦理作为研究整体的一个大环境,从而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研究,而旅游伦理似乎仅是一个限制条件。相比之下,定性类的文章对旅游伦理问题的研究更加透彻,这与伦理学本身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有很大关系。
  
  5 结论
  
  可以看出,通过近10年的发展,旅游伦理的研究在内容和层次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旅游对环境影响方面的伦理研究有了较大突破,并深入到很多细节层面。另外,旅游伦理的研究基本上渗透到了已有的各种形式的旅游活动,并对一些新形式的旅游活动,如太空旅游的伦理难题进行了评述。从文章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有关旅游伦理理论方面的研究有所减少,而关于旅游伦理实践的研究在逐渐增加,并且多数以理论分析后附上具体案例的形式进行研究,这也说明了旅游伦理的研究从理论分析逐渐转向了实践应用。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旅游伦理研究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和不足。首先,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使得旅游伦理的研究也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旅游问题。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存在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以西方学者的伦理道德观念去评判发展中国家的伦理问题,显然会存在偏见,并且这种问题目前仍旧存在;其次,可持续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旅游,然而,对于可持续旅游概念的模糊不清则会导致过分地将可持续旅游和旅游活动中生态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等同;最后,很少发现在大众中展开旅游伦理教育的研究,往往都是针对于未来的旅游管理者——学生,以及在职的旅游管理者。但事实上,由于大众对于旅游伦理知识的普遍匮乏,才导致了旅游活动中的很多伦理难题。
  基于上述分析,旅游伦理学的发展对于整个旅游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它将成为进行一切旅游活动以及开展旅游研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未来的旅游伦理研究将会更加细化和规范,而旅游伦理在环境问题方面的实践也会因我们周围环境的急剧变化而继续成为研究的主流。此外,旅游伦理教育将会在大众中普遍展开,提升整个社会的旅游伦理意识水平将成为当前最要紧的工作之一。最后,对于旅游伦理本身是否可以量化以及怎样量化等问题也有待讨论和研究。而旅游伦理学的研究也将会因为未来的这些变化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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