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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折期，他是党的总负责人，为成功召开遵义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制王明右倾错误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张闻天 遵义会议 统一战线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只知道其犯过“左”倾错误之过，而对其纠正“左”倾错误，帮助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重要历史转折期，也是张闻天政治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张闻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中，张闻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对此，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很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1]P231
（一）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开始与毛泽东合作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受“左”倾错误推行者排斥，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而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党内核心领导之一。自到中央苏区之后，虽然一度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但他接触苏区实际后，对于苏区执行极左政策方面暴露出的某些问题，同中央“左”倾领导人博古之间产生了分歧，开始公开反驳博古的观点，并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博古等人。他在同博古逐渐疏远的同时，却与毛泽东逐渐走近，两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开始沟通。其中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大期间，博古使用“一箭双雕”的计谋，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架空了毛泽东，又排挤了张闻天。可这件事却为毛、张在工作中的接触与交往，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其间合编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开始合作的最初标志。
（二）在遵义会议中针对“左”倾路线作反报告，促使会议成功
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作用，但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结果是由无数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贡献。”[2]P697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就是这种合力的结果，张闻天就是在这个重要时刻同毛泽东进行了很好的合作。黎平会议后，在部队来到黎平与遵义的中间地带黄平时，张闻天在“桔林密谈”中提出“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的主张，并和王稼祥形成一致意见，并在各大将领中传开，最后一致赞成开个会拥戴“毛泽东出来指挥”，酿成遵义会议的一个前奏。[3]P167-168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在听取了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后，张闻天站出来作批判“左”倾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集体创作而成，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的。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常委，如果在中央领导中没有一个常委出来领衔代表正确的观点来作这样的报告，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圆满成功。
（三）遵义会议后，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并传达决议精神
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记载了遵义会议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由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4]P43这个记载说明，遵义会议实际上只是在原则上通过了决议的精神，而决议形成文字是由张闻天在会后完成的。张闻天不仅起草了会议决议，而且在红军离开遵义之后迂回转战的重要时刻向中央军委纵队的干部传达了决议。遵义会议后不久，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头人，从此接替博古开始了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任职。
二、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长征胜利后，红军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在从红军到达陕北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年多的时间内，作为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及时把握军事发展方向，调整军事机制，对确立大规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0月，张闻天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中日矛盾更加尖锐的新形势，对中央红军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进入陕北苏区后，张闻天在吴起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中明确提出长征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新的任务是“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5]P1从此揭开了红军战略转变的序幕。11月13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陕北处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此，必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5]P4由于当时蒋介石对日军还是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因此，中央红军仍将“抗日”与“反蒋”这两个口号并提，但是已经把“抗日”摆在第一位了。
（二）联合白军战略
白区，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区域，白军即国民党军。红军长征途中，中共曾经三次派人同白区党组织取得联系。这三次都是由张闻天具体安排实施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功。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出每个苏区的党都要进行白区工作，并主张党的领导机关应设有白区工作部。1935年12月29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具体讨论了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问题。随后，张闻天在起草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就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5]P46。在此前后，中央派刘少奇前往北方局，1936年4月又指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去上海开展工作，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争取大规模的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张闻天把联合和推动白军参加抗战作为中共和红军的重要策略，显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战略家的清醒明智的高远目光。[6] （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转变过程，因为当时在党内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西安事变突发后第二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明确提出要“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5]P199。这句话提纲挈领，抓住了解决西安事变的要害问题所在。1936年12月19日、27日，1937年1月2日，2月1日，张闻天先后组织多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谈顺利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并多次以“洛甫、泽东”为署名发电报致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宣传党的方针。1937年1月25日，张闻天亲自奔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等共商大计。在中共努力下，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开始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国民党逐步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至此，“逼蒋抗日”的方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取得了初步胜利。
张闻天站在战略的高度分析西安事变的实质及当时的形势发展的走向，从大局出发，提出了比较适当的策略思想和处置方针，力主和平调解，紧要关头又亲临第一线，同周恩来一起作出了重大决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张闻天与抵制王明右倾错误
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提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因为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又在共产国际担任重要职务，因此王明的言论一时迷惑了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抗战路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又一次面临挑战。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张闻天是支持毛泽东的。正如李维汉回忆的：从王明12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约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又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7]P443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张闻天时曾经说过：“王明回国后他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8]
（一）洛川会议提出克服右倾投降主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在民族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思想开始有所增长。为制定党在抗战时期的行动方针和具体政策，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县冯家村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在会议上，张闻天对这种右的倾向进行了批评、纠正和必要的预防。8月22日，他在发言中明确指出：“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争取领导权”，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5]P340洛川会议后不久，即8月27日，张闻天又主持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的讨论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会，并先后两次在会上发言，专门谈了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危险问题，以提醒全党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二）“十二月会议”上抵制王明右倾错误观点
正当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为贯彻洛川会议决定，着手纠正和预防正在发展起来的右倾错误的时候，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到延安。随后，王明表示对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极为不满，公开反对毛泽东11月12日的讲话。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充分肯定了洛川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明确指出了前一段时期党内有右倾投降主义倾向。[9]P460接下来的几天张闻天的发言中虽然承认了王明所谓的某些“错误”，但在根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并没有动摇，并且还同王明进行了斗争，肯定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坚持了正确路线，在当时王明右倾错误严重干扰毛泽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对抵制王明错误，能够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实在难能可贵。
（三）“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否定王明观点
1937年12月18日，王明从延安来到武汉，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右倾主张。接着，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向国民党妥协的六大纲领，又陆续以中共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与美国记者白德恩的谈话》《挽救时局的关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在武汉大学讲演词》，宣传他的右倾观点。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继续坚持十二月会议上的右倾错误，而且抱怨十二月会议对统一战线问题没有写成一个决议，明显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张闻天等抵制他那一套的不满情绪。这时张闻天对王明的右倾错误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争取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巩固与发展党和人民的力量，对王明的错误观点，表示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之后张闻天一直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定地排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的干扰和影响。由于领导正确，虽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正面战场节节失利，但在敌后战场，形成了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蓬勃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4]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6]徐波，王开珍.持久抗战与联合白军：张闻天对后期红军策略发展的两大贡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8]张培森.论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J].中共党史研究，1993（6）.
[9]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吴自锋
[关键词] 张闻天 遵义会议 统一战线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只知道其犯过“左”倾错误之过，而对其纠正“左”倾错误，帮助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重要历史转折期，也是张闻天政治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张闻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中，张闻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对此，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很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1]P231
（一）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开始与毛泽东合作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受“左”倾错误推行者排斥，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而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党内核心领导之一。自到中央苏区之后，虽然一度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但他接触苏区实际后，对于苏区执行极左政策方面暴露出的某些问题，同中央“左”倾领导人博古之间产生了分歧，开始公开反驳博古的观点，并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博古等人。他在同博古逐渐疏远的同时，却与毛泽东逐渐走近，两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开始沟通。其中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大期间，博古使用“一箭双雕”的计谋，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架空了毛泽东，又排挤了张闻天。可这件事却为毛、张在工作中的接触与交往，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其间合编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开始合作的最初标志。
（二）在遵义会议中针对“左”倾路线作反报告，促使会议成功
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作用，但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结果是由无数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贡献。”[2]P697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就是这种合力的结果，张闻天就是在这个重要时刻同毛泽东进行了很好的合作。黎平会议后，在部队来到黎平与遵义的中间地带黄平时，张闻天在“桔林密谈”中提出“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的主张，并和王稼祥形成一致意见，并在各大将领中传开，最后一致赞成开个会拥戴“毛泽东出来指挥”，酿成遵义会议的一个前奏。[3]P167-168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在听取了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后，张闻天站出来作批判“左”倾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集体创作而成，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的。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常委，如果在中央领导中没有一个常委出来领衔代表正确的观点来作这样的报告，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圆满成功。
（三）遵义会议后，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并传达决议精神
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记载了遵义会议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由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4]P43这个记载说明，遵义会议实际上只是在原则上通过了决议的精神，而决议形成文字是由张闻天在会后完成的。张闻天不仅起草了会议决议，而且在红军离开遵义之后迂回转战的重要时刻向中央军委纵队的干部传达了决议。遵义会议后不久，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头人，从此接替博古开始了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任职。
二、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长征胜利后，红军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在从红军到达陕北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年多的时间内，作为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及时把握军事发展方向，调整军事机制，对确立大规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0月，张闻天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中日矛盾更加尖锐的新形势，对中央红军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进入陕北苏区后，张闻天在吴起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中明确提出长征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新的任务是“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5]P1从此揭开了红军战略转变的序幕。11月13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陕北处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此，必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5]P4由于当时蒋介石对日军还是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因此，中央红军仍将“抗日”与“反蒋”这两个口号并提，但是已经把“抗日”摆在第一位了。
（二）联合白军战略
白区，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区域，白军即国民党军。红军长征途中，中共曾经三次派人同白区党组织取得联系。这三次都是由张闻天具体安排实施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功。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出每个苏区的党都要进行白区工作，并主张党的领导机关应设有白区工作部。1935年12月29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具体讨论了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问题。随后，张闻天在起草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就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5]P46。在此前后，中央派刘少奇前往北方局，1936年4月又指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去上海开展工作，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争取大规模的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张闻天把联合和推动白军参加抗战作为中共和红军的重要策略，显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战略家的清醒明智的高远目光。[6] （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转变过程，因为当时在党内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西安事变突发后第二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明确提出要“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5]P199。这句话提纲挈领，抓住了解决西安事变的要害问题所在。1936年12月19日、27日，1937年1月2日，2月1日，张闻天先后组织多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谈顺利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并多次以“洛甫、泽东”为署名发电报致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宣传党的方针。1937年1月25日，张闻天亲自奔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等共商大计。在中共努力下，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开始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国民党逐步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至此，“逼蒋抗日”的方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取得了初步胜利。
张闻天站在战略的高度分析西安事变的实质及当时的形势发展的走向，从大局出发，提出了比较适当的策略思想和处置方针，力主和平调解，紧要关头又亲临第一线，同周恩来一起作出了重大决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张闻天与抵制王明右倾错误
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提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因为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又在共产国际担任重要职务，因此王明的言论一时迷惑了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抗战路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又一次面临挑战。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张闻天是支持毛泽东的。正如李维汉回忆的：从王明12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约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又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7]P443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张闻天时曾经说过：“王明回国后他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8]
（一）洛川会议提出克服右倾投降主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在民族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思想开始有所增长。为制定党在抗战时期的行动方针和具体政策，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县冯家村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在会议上，张闻天对这种右的倾向进行了批评、纠正和必要的预防。8月22日，他在发言中明确指出：“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争取领导权”，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5]P340洛川会议后不久，即8月27日，张闻天又主持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的讨论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会，并先后两次在会上发言，专门谈了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危险问题，以提醒全党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二）“十二月会议”上抵制王明右倾错误观点
正当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为贯彻洛川会议决定，着手纠正和预防正在发展起来的右倾错误的时候，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到延安。随后，王明表示对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极为不满，公开反对毛泽东11月12日的讲话。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充分肯定了洛川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明确指出了前一段时期党内有右倾投降主义倾向。[9]P460接下来的几天张闻天的发言中虽然承认了王明所谓的某些“错误”，但在根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并没有动摇，并且还同王明进行了斗争，肯定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坚持了正确路线，在当时王明右倾错误严重干扰毛泽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对抵制王明错误，能够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实在难能可贵。
（三）“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否定王明观点
1937年12月18日，王明从延安来到武汉，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右倾主张。接着，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向国民党妥协的六大纲领，又陆续以中共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与美国记者白德恩的谈话》《挽救时局的关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在武汉大学讲演词》，宣传他的右倾观点。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继续坚持十二月会议上的右倾错误，而且抱怨十二月会议对统一战线问题没有写成一个决议，明显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张闻天等抵制他那一套的不满情绪。这时张闻天对王明的右倾错误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争取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巩固与发展党和人民的力量，对王明的错误观点，表示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之后张闻天一直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定地排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的干扰和影响。由于领导正确，虽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正面战场节节失利，但在敌后战场，形成了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蓬勃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4]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6]徐波，王开珍.持久抗战与联合白军：张闻天对后期红军策略发展的两大贡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8]张培森.论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J].中共党史研究，1993（6）.
[9]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吴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