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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么哈?么哈?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
曾几何时,一部小说《林海雪原》、一出京剧《智取威虎山》,使特级侦察英雄杨子荣家喻户晓。参军不到两年,却屡建奇功。杨子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牺牲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卷轴,去追溯那段难忘的故事。
一
以《林海雪原》为蓝本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曾唱遍祖国各地,《林海雪原》的作者是曲波。
曲波原名曲清涛,最初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聪颖好学,后从胶东公学抗大毕业。1938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调任部队团政治部主任、团副政委。1950年转业后,他历任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铁道部工业总局局长等领导职务。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每逢风刮雪落的日子,曲波的脑海里总要浮现出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身影。曲波激情难抑,拿起了笔,把剿匪斗争的故事和英雄事迹写进了他的小说《林海雪原》,借此寄托对战友的哀思,并告诉人们不要忘记:在共和国诞生前夜,发生在拂晓时分的那场浴血激战。
那是在他戎马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一段岁月。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指示东北局“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要在一年之内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以便在东北进行国共两党间内战和反内战、战争与和平的较量。为此,中央从关内各地抽调了大批干部率三五九旅等部队进入东北。党的“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派往东北。是年年底,中央又发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并不断充实力量。曲波的部队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了北满的合江地区。这里是东北民主政权的后方基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纠集土匪汉奸,频频向解放军和新生的民主政权发动袭击,残酷杀害土改干部,肆无忌惮地进行恐怖活动,妄图破坏和瓦解人民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这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与垂死挣扎的反动势力在拂晓时分展开的一场生死决斗。
合江地形复杂,高山密林、江河沼泽、丘陵平地都占全了。西南面的牡丹江有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草甸子,蒿草齐人深。这里,除冬季外,人畜概难进入,是土匪出没的地方。
日本投降以后,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张黑子等人称“四大旗杆”的股匪就出没在合江、牡丹江一带的深山老林之中,占山为王。仅合江一地的土匪,就多达两万之众。由于他们占据地利,能攻能守,使我军的剿匪任务变得十分艰巨。
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与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等党政军领导同志深入前线,和部队一起研究制定了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牡丹江二团的曲波等团首长分别率领小分队,向潜伏在林海雪原里的土匪汉奸残余势力发起进攻。这时候,从胶东半岛海军部队入伍、分配到牡丹江二团的战士杨子荣,成为曲波小分队的成员。曲波发现,在这些战士当中,杨子荣有许多超众的优点:他虽然曾是连队的炊事员,但却因精明、干练、阅历广,而被点名抽调到侦察排。无论是与土匪正面遭遇,还是乔装侦察,杨子荣都能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很快就由战士提拔为班长,并经常到团里的大会上去介绍剿匪经验,半年左右就被提拔为团直属侦察排的排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曲波为自己有杨子荣这样的战士而自豪,为自己有这样的战友而骄傲。他器重杨子荣,偏爱杨子荣,把他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在杨子荣光荣牺牲之后,曲波从未忘记过他。他在小说《林海雪原》的扉页上,深情地写道: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亲密的战友杨子荣、高波及所有在林海雪原战斗过的英雄们。
但非常遗憾的是,曲波没有详尽地了解、掌握杨子荣的真实姓名、身世和籍贯。在《林海雪原》一书中,只是大概地告诉读者:杨子荣的家乡在胶东半岛。
曲波参加了杨子荣生前的最后一场战斗,目睹了杨子荣不幸牺牲的全过程。为了让这位传奇英雄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他笔下的杨子荣,最终也和战友们胜利地随同部队南下,参加了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
二
当年,解放军进山剿匪时,虽然牡丹江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弥漫着内战的硝烟。杨子荣牺牲时,是和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其他烈士一起安葬的。当时条件所限,他的墓前只立了一方普通的木碑。碑上只记载了杨子荣的生卒时间是1917年至1947年,其个人简历和业绩均未作记载。甚至在他牺牲多年后,人们连烈士的遗像都无从获得。
据此,海林县委作出决定:把破解杨子荣身世之谜,当成全县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于是,由海林县民政局烈士陵园管理站站长关会元为首的四人调查小组成立了。
1966年9月,关会元带队南下,在保定驻军112师和通化、千山、沈阳、大连、鞍山等地的部队和地方单位,寻找杨子荣的生前战友。虽然找到了几位,但是,和杨子荣直接接触过的、了解情况的不多。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一个都没有。经过两个多月的寻访,调查组无功而返。回来后,综合了寻访经验体会,于当年年底再度登程,直奔北京,去找曲波。
在北京,关会元没太费事,就找到了曲波。岂料此时的曲波已经因为那本《林海雪原》,从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沦落”成伙夫。因为“造反派”认为:他写的《林海雪原》是在“为自己树碑立传”,是“利用小说反党”!在被“造反派”监督改造的伙房里,曲波只能简单地告诉关会元:“去找孙大德吧,他在北京。”
孙大德在一家医院里当总务科长。这位健在的杨子荣侦察排的英雄,当时的日子也有点不好过了。政治斗争的阴云也正在悄悄地向他袭来,一些人费尽了心机,正在背后给他罗织一个“政治骗子”的莫须有罪名。调查组找到孙大德后,孙大德也只是模糊地记得杨子荣的老家好象在胶东。至于在什么县、什么乡、什么村他也说不清楚。关会元知道,胶东有荣成、牟平、文登、乳山四个县,有几百近千个乡镇村屯,哪一个是杨子荣的故乡,必须准确无误地查找清楚。这是人民热爱英雄的愿望,也是民政干部对历史、对先烈应尽的政治责任。调查组志在必得,一行四人直奔胶东。通过民政部门,他们查找了一千多位东北籍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资料,但是没有一个与杨子荣情况相近或相符的。调查组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海林。
关会元没有气馁。他为杨子荣曾在海林战斗过而自豪,这是黑龙江人的殊荣和骄傲。杨子荣在黑龙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为了使其大放异彩,自己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向县委提出了新的寻查方案。县委下了死命令:不受时间、条件限制,不惜代价,一定要把英雄杨子荣的籍贯、身世、生前身后的相关情况调查清楚,向全国人民作出圆满的交代。
1968年5月,调查组再度赴京。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程。当时的北京,是大串连的中心,也是内查外调人员落脚的地方,外地进京人数居高不下,住宿十分紧张。当时需要持介绍信,到指定的地方,由指定的部门统一分配住宿。关会元他们一下车,立即跑去登记住宿。这天,外地进京办事的求宿人员已经排到了3000号,开放的旅店基本满员。如果天黑之前没有空位,不少人就得蹲站台。为了不影响调查工作的尽快进行,关会元留下一名同志排号,自己和另一位同志赶紧去找孙大德。
通过孙大德找到了时任驻京某部副政委的姜国政。姜曾是牡丹江二团一营的干事,在林海雪原参加过战斗,是杨子荣的战友之一。听到海林来人查询杨子荣生平情况,他激动地说:“杨子荣为建立新中国献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如果连他的身世都说不清楚,就太对不起烈士了!”
姜国政得知关会元一行还没落实住宿问题,就利用部队的便利条件,给调查组联系落实了条件舒适、方便工作的西郊宾馆下榻。
接着,姜国政亲自出面,找来了曲波等十多位在京的杨子荣战友,召开了“老战友追忆杨子荣座谈会”。进入明亮整洁的会议室后,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们喜极而泣,长时间地紧紧拥抱。关会元从他们的脸上仿佛看到了杨子荣的影子。
姜国政代表部队和杨子荣生前战友,感谢地方政府和人民对烈士的关怀、厚爱,要求战友们积极协助调查组开展工作。热烈而认真的回忆开始了。因为谁也找不出杨子荣的照片,战友们就着重以语言回忆。大家的共同描述是:杨子荣身高在一米七左右,长条脸,颧骨略高,浓眉大眼,有少许络腮胡子,性格开朗健谈……这使调查组对杨子荣的形象、性格、特征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座谈会从周二开到周五。对于杨子荣的故乡,还是没有人能准确地认定下来。最后,大家决定以曲波的意见为基础,把大致范围划定在胶东,从有较大可能性的荣成入手,进行第二步寻访。为了支持调查组深入开展工作,姜国政亲自安排,抽调了两名部队人员充实到调查工作中去,和关会元他们一起,前往胶东,展开进一步的寻访调查。
关会元一行取道水路,从海上前往山东。姜国政驱车从北京将他们送到天津塘沽港。汽笛长鸣,巨轮起锚,挥手之间,姜国政、关会元互相深情地凝视着。关会元从姜国政的眼神里,看出了亲人解放军对自己、对民政干部的无限信任和重托。天水一色,烟波浩渺,轮船向着胶东半岛驶去。关会元心中暗自发誓: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家!
三
7月,调查组顾不上避暑纳凉,一下车立即找到当地政府说明来意,请求协助。烟台地委听说海林要在本地区做这样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立即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县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由武装部、公安、民政、妇联通力配合,务必查个一清二楚。荣成县为此印发了相关文件,并张贴了寻查广告,许多村屯还利用大喇叭,一天广播三次,要求居民行动起来,支持海林的调查工作。
老区人民对此报以极大的热情。仅仅一个星期,就搜集了近千条线索。调查组同志昼夜值班,轮流接待,四处走访,对所有的线索进行拉网式核查。对重点情况反复面谈、比对,并一一记录。但均无确切证据可以认定。关会元决定将调查重点向周边县城转移。在文登、海阳经过了又一轮的拉网式排查寻访,对所掌握的上千个线索经逐一核实后,又再次否定。调查组决定移师牟平。
漫长而又紧张的四个多月过去了,关会元和同志们在这一百多天里,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关会元几乎在睡梦中都在思索着寻查方案。他将手中过于宽泛的25个重点,归纳为10个。着重从杨子荣的形象、性格特征、参军时间、路线、可能活着的亲友等方面深入查找。短短几天,又有127人向调查组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风风火火地闯进了调查组办公室,对关会元说:“你们不用再费劲了,你们要找的杨子荣就是俺家老汤。他参军时,没报自己真名,而是把自己的‘汤’字去了三点水,换上了‘木’字旁,顺了娘的姓。”尽管经过深入比对最终否定了这个线索,但是,这引发了关会元的新思路。
当年的山东老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地区。有的村今天是“武工队”管,明天又可能是“中央军”管。当地一些青年参加解放军时,怕给家中亲人留下麻烦,改名换姓的做法并不罕见。那么,杨子荣是不是也这样做了呢?
又一天早晨,牟平一位民政干部告诉关会元:在圩峡河有个叫宋学芝的老太太。她儿子杨宗贵“光复”时去东北当兵,一去没回来。当时乡里有人在东北看见他一身土匪打扮,乡里人传开了她儿子在东北当了土匪的消息。解放后,一有运动,乡里就把老太太家当“阶级对立面”看待。老太太不服,上访多年。后来,县里认为“传言证据不足”,给她定了“失踪军人家属”,1958年给她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确认了她家的烈属资格。
就在《林海雪原》的电影、戏剧全国播放家喻户晓的时候,宋老太太念叨过:“电匣子里说的杨子荣,是不是俺儿子呢?”尽管乡里人都知道中国有个英雄叫杨子荣,但是质朴的农民们谁敢把杨子荣与本乡本土的杨宗贵联系在一起呢?包括杨宗贵的哥哥杨宗福也劝慰老娘说:“娘啊,天下重名重姓的多着呢,要是的话,部队上早有信来了。”晚年重病在床的宋老太太只能把这种感觉深埋心底,直到逝世。
四
为了核实圩峡河的传说,调查组请来了周边乡里从东北复员的六七个老兵,请他们回忆当年参军时的情况。为了唤起老兵们尘封的记忆,关会元给出了一个名字——“杨宗贵”。这在老兵韩克利的脑海里激起一束火花,眼前浮现出与一个叫“杨宗贵”的人与自己前后脚报名参军的情景。
听了老兵韩克利关于杨宗贵详细回忆,关会元隐约地感到:目标已经近在咫尺!
这时,关会元发现一个姓姜的老兵闷不作声地抽烟,便追问他为啥不吭声。姜老兵说:“我在想杨宗贵出发前和我拉家常时,说过他家是在什么河。”
“什么河”这三个字使关会元心里划过一道闪电,他想起圩峡河宋老太太为儿子鸣冤上访的事。他感到,时近半年的调查,已经逼近突破口了。关会元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把姜老兵请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回想,接着马上请人找来了几个当地上点年纪的老头,让他们把本地周边的村屯按照正规和传统的叫法,把凡是带“河”字的都说上一遍。老头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四五个,其中一个老头说:“城南有个村叫圩峡河。”姜老兵听了一拍大腿,连声说道:“对!对!就是圩峡河!”
调查组的同志们会心地一笑:杨子荣身世的谜底快要破解了!
圩峡河是位于牟平县宁海镇正南五六公里处的一个偏远村庄,这儿沿着连绵起伏的丘陵,居住着百余户人家。谁也未曾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很不显眼、又不富裕的小村庄里,出了一位名扬天下的英雄。
关会元找到了杨宗福老人,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杨宗福对杨子荣的长相、性格、参军时间的述说,与曲波、孙大德、魏成友等诸多战友的回忆吻合。再加上多个线索反映:杨子荣有个媳妇叫许万亮,1952年病逝了。杨宗福老人也肯定了这一点。
综合以上情况,调查组认为:杨宗贵和杨子荣同为一人。但直到此时,还未能搜集到杨子荣的生前照片。
6年之后的1974年春天,一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辗转寄到了关会元手中。这是当年一位战友保存的、杨子荣在庆功会上披红戴花的生前照片。关会元激动万分,当即请人将这张唯一存世、弥足珍贵的老照片翻拍放大,然后专程到北京找了曲波和姜国政等人。老战友们一看照片,惊呼道:“是从哪儿找出来的呀?这就是杨排长呀!”
照片又被关会元送到圩峡河。杨宗福老人见到照片时,老泪纵横,泣而无语。村上的老人们异口同声地指着照片说:“这是宗贵呀!”
1983年,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了“杨子荣事迹展”,并且派人拿着杨子荣的照片来到圩峡河村。此时杨宗福已经是70高龄了,接过照片,看到自己的弟弟杨宗贵,老人忍不住再次泪水滂沱而下。
其实,杨宗贵在东北时,已经把名字改为“杨子荣”,但在老家,却没人知道他这个名字。1966年,正当《智取威虎山》唱得如火如荼时,宋学芝老人离开了人世。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老人也不知道,她亲手贴在炕头上的宣传画里的传奇英雄,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牵肠挂肚的亲生儿子杨宗贵!
五
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一天,29岁的杨宗贵瞒着老娘和妻子,以自己的字“子荣”去报名参军。此前,他曾闯关东在东北漂泊了十几年。关外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他了如指掌;在城镇里帮工学徒时,他对行会帮派、三教九流,甚至土匪、地痞的黑话都略知一二。这种广泛接触社会、熟悉社会的生活履历,为杨子荣日后成为侦察英雄做了极为重要的铺垫和生活积累。尽管他参军时因为年龄偏大,起初被分配当了炊事员,但是他超常的智力和敏捷的思维,还是被首长发现了。他被挑到侦察排不久,就出色地完成了首长交办的侦察任务,很快就被提拔为班长,转年就升任为侦察排长。
1947年的除夕夜,杨子荣带孙大德、魏成友等五名战友到夹皮沟侦察座山雕的行踪,半路上遇到了下山的土匪,杨子荣用黑话表示:“是奶头山的人,想投靠三爷。”这样,他们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进了匪巢,把座山雕骗下山来,一网打尽。
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在头版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报道说:“牡丹江军分区某团战斗英雄杨子荣等六名同志本月二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以机智巧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于二月七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25名全部活捉。创造了以少胜多歼灭股敌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6枝、子弹640发、粮食千余斤。”
在智擒座山雕16天之后,杨子荣随曲波带领小分队20余人追击土匪郑三炮。早春2月的牡丹江寒夜,还是异常的寒冷。战士们走了一夜,半夜烤火取暖时,枪管出了霜,再走时,枪栓就冻住了。没曾想,疲惫造成的这百密一疏,酿成了英雄的悲剧。
天亮之后,小分队发现了土匪的窝棚,郑三炮就隐藏在里面。杨子荣抢先一步,堵住了棚口。郑三炮是个枪法很准的惯匪,他发现被包围了之后,躲在窝棚里的死角处不动弹。杨子荣举枪一勾,没有打响,孙大德接着开火,也没打响。这时,郑三炮等人朝外开枪,杨子荣不幸中弹牺牲。曲波立即指挥战士们扔手榴弹,炸开了窝棚,消灭了郑三炮。
杨子荣的遗体被小火车运回了海林县,停放在县中学里,前来焚香烧纸的民众络绎不绝。几天之后,团部为杨子荣举行了葬礼,首长和战友们无不为杨子荣的死而扼腕痛惜。
为表彰杨子荣的英雄事迹,杨子荣所在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2009年9月14日,杨子荣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曾几何时,一部小说《林海雪原》、一出京剧《智取威虎山》,使特级侦察英雄杨子荣家喻户晓。参军不到两年,却屡建奇功。杨子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牺牲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卷轴,去追溯那段难忘的故事。
一
以《林海雪原》为蓝本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曾唱遍祖国各地,《林海雪原》的作者是曲波。
曲波原名曲清涛,最初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聪颖好学,后从胶东公学抗大毕业。1938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调任部队团政治部主任、团副政委。1950年转业后,他历任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铁道部工业总局局长等领导职务。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每逢风刮雪落的日子,曲波的脑海里总要浮现出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身影。曲波激情难抑,拿起了笔,把剿匪斗争的故事和英雄事迹写进了他的小说《林海雪原》,借此寄托对战友的哀思,并告诉人们不要忘记:在共和国诞生前夜,发生在拂晓时分的那场浴血激战。
那是在他戎马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一段岁月。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指示东北局“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要在一年之内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以便在东北进行国共两党间内战和反内战、战争与和平的较量。为此,中央从关内各地抽调了大批干部率三五九旅等部队进入东北。党的“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派往东北。是年年底,中央又发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并不断充实力量。曲波的部队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了北满的合江地区。这里是东北民主政权的后方基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纠集土匪汉奸,频频向解放军和新生的民主政权发动袭击,残酷杀害土改干部,肆无忌惮地进行恐怖活动,妄图破坏和瓦解人民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这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与垂死挣扎的反动势力在拂晓时分展开的一场生死决斗。
合江地形复杂,高山密林、江河沼泽、丘陵平地都占全了。西南面的牡丹江有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草甸子,蒿草齐人深。这里,除冬季外,人畜概难进入,是土匪出没的地方。
日本投降以后,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张黑子等人称“四大旗杆”的股匪就出没在合江、牡丹江一带的深山老林之中,占山为王。仅合江一地的土匪,就多达两万之众。由于他们占据地利,能攻能守,使我军的剿匪任务变得十分艰巨。
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与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等党政军领导同志深入前线,和部队一起研究制定了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牡丹江二团的曲波等团首长分别率领小分队,向潜伏在林海雪原里的土匪汉奸残余势力发起进攻。这时候,从胶东半岛海军部队入伍、分配到牡丹江二团的战士杨子荣,成为曲波小分队的成员。曲波发现,在这些战士当中,杨子荣有许多超众的优点:他虽然曾是连队的炊事员,但却因精明、干练、阅历广,而被点名抽调到侦察排。无论是与土匪正面遭遇,还是乔装侦察,杨子荣都能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很快就由战士提拔为班长,并经常到团里的大会上去介绍剿匪经验,半年左右就被提拔为团直属侦察排的排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曲波为自己有杨子荣这样的战士而自豪,为自己有这样的战友而骄傲。他器重杨子荣,偏爱杨子荣,把他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在杨子荣光荣牺牲之后,曲波从未忘记过他。他在小说《林海雪原》的扉页上,深情地写道: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亲密的战友杨子荣、高波及所有在林海雪原战斗过的英雄们。
但非常遗憾的是,曲波没有详尽地了解、掌握杨子荣的真实姓名、身世和籍贯。在《林海雪原》一书中,只是大概地告诉读者:杨子荣的家乡在胶东半岛。
曲波参加了杨子荣生前的最后一场战斗,目睹了杨子荣不幸牺牲的全过程。为了让这位传奇英雄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他笔下的杨子荣,最终也和战友们胜利地随同部队南下,参加了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
二
当年,解放军进山剿匪时,虽然牡丹江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弥漫着内战的硝烟。杨子荣牺牲时,是和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其他烈士一起安葬的。当时条件所限,他的墓前只立了一方普通的木碑。碑上只记载了杨子荣的生卒时间是1917年至1947年,其个人简历和业绩均未作记载。甚至在他牺牲多年后,人们连烈士的遗像都无从获得。
据此,海林县委作出决定:把破解杨子荣身世之谜,当成全县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于是,由海林县民政局烈士陵园管理站站长关会元为首的四人调查小组成立了。
1966年9月,关会元带队南下,在保定驻军112师和通化、千山、沈阳、大连、鞍山等地的部队和地方单位,寻找杨子荣的生前战友。虽然找到了几位,但是,和杨子荣直接接触过的、了解情况的不多。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一个都没有。经过两个多月的寻访,调查组无功而返。回来后,综合了寻访经验体会,于当年年底再度登程,直奔北京,去找曲波。
在北京,关会元没太费事,就找到了曲波。岂料此时的曲波已经因为那本《林海雪原》,从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沦落”成伙夫。因为“造反派”认为:他写的《林海雪原》是在“为自己树碑立传”,是“利用小说反党”!在被“造反派”监督改造的伙房里,曲波只能简单地告诉关会元:“去找孙大德吧,他在北京。”
孙大德在一家医院里当总务科长。这位健在的杨子荣侦察排的英雄,当时的日子也有点不好过了。政治斗争的阴云也正在悄悄地向他袭来,一些人费尽了心机,正在背后给他罗织一个“政治骗子”的莫须有罪名。调查组找到孙大德后,孙大德也只是模糊地记得杨子荣的老家好象在胶东。至于在什么县、什么乡、什么村他也说不清楚。关会元知道,胶东有荣成、牟平、文登、乳山四个县,有几百近千个乡镇村屯,哪一个是杨子荣的故乡,必须准确无误地查找清楚。这是人民热爱英雄的愿望,也是民政干部对历史、对先烈应尽的政治责任。调查组志在必得,一行四人直奔胶东。通过民政部门,他们查找了一千多位东北籍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资料,但是没有一个与杨子荣情况相近或相符的。调查组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海林。
关会元没有气馁。他为杨子荣曾在海林战斗过而自豪,这是黑龙江人的殊荣和骄傲。杨子荣在黑龙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为了使其大放异彩,自己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向县委提出了新的寻查方案。县委下了死命令:不受时间、条件限制,不惜代价,一定要把英雄杨子荣的籍贯、身世、生前身后的相关情况调查清楚,向全国人民作出圆满的交代。
1968年5月,调查组再度赴京。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程。当时的北京,是大串连的中心,也是内查外调人员落脚的地方,外地进京人数居高不下,住宿十分紧张。当时需要持介绍信,到指定的地方,由指定的部门统一分配住宿。关会元他们一下车,立即跑去登记住宿。这天,外地进京办事的求宿人员已经排到了3000号,开放的旅店基本满员。如果天黑之前没有空位,不少人就得蹲站台。为了不影响调查工作的尽快进行,关会元留下一名同志排号,自己和另一位同志赶紧去找孙大德。
通过孙大德找到了时任驻京某部副政委的姜国政。姜曾是牡丹江二团一营的干事,在林海雪原参加过战斗,是杨子荣的战友之一。听到海林来人查询杨子荣生平情况,他激动地说:“杨子荣为建立新中国献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如果连他的身世都说不清楚,就太对不起烈士了!”
姜国政得知关会元一行还没落实住宿问题,就利用部队的便利条件,给调查组联系落实了条件舒适、方便工作的西郊宾馆下榻。
接着,姜国政亲自出面,找来了曲波等十多位在京的杨子荣战友,召开了“老战友追忆杨子荣座谈会”。进入明亮整洁的会议室后,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们喜极而泣,长时间地紧紧拥抱。关会元从他们的脸上仿佛看到了杨子荣的影子。
姜国政代表部队和杨子荣生前战友,感谢地方政府和人民对烈士的关怀、厚爱,要求战友们积极协助调查组开展工作。热烈而认真的回忆开始了。因为谁也找不出杨子荣的照片,战友们就着重以语言回忆。大家的共同描述是:杨子荣身高在一米七左右,长条脸,颧骨略高,浓眉大眼,有少许络腮胡子,性格开朗健谈……这使调查组对杨子荣的形象、性格、特征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座谈会从周二开到周五。对于杨子荣的故乡,还是没有人能准确地认定下来。最后,大家决定以曲波的意见为基础,把大致范围划定在胶东,从有较大可能性的荣成入手,进行第二步寻访。为了支持调查组深入开展工作,姜国政亲自安排,抽调了两名部队人员充实到调查工作中去,和关会元他们一起,前往胶东,展开进一步的寻访调查。
关会元一行取道水路,从海上前往山东。姜国政驱车从北京将他们送到天津塘沽港。汽笛长鸣,巨轮起锚,挥手之间,姜国政、关会元互相深情地凝视着。关会元从姜国政的眼神里,看出了亲人解放军对自己、对民政干部的无限信任和重托。天水一色,烟波浩渺,轮船向着胶东半岛驶去。关会元心中暗自发誓: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家!
三
7月,调查组顾不上避暑纳凉,一下车立即找到当地政府说明来意,请求协助。烟台地委听说海林要在本地区做这样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立即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县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由武装部、公安、民政、妇联通力配合,务必查个一清二楚。荣成县为此印发了相关文件,并张贴了寻查广告,许多村屯还利用大喇叭,一天广播三次,要求居民行动起来,支持海林的调查工作。
老区人民对此报以极大的热情。仅仅一个星期,就搜集了近千条线索。调查组同志昼夜值班,轮流接待,四处走访,对所有的线索进行拉网式核查。对重点情况反复面谈、比对,并一一记录。但均无确切证据可以认定。关会元决定将调查重点向周边县城转移。在文登、海阳经过了又一轮的拉网式排查寻访,对所掌握的上千个线索经逐一核实后,又再次否定。调查组决定移师牟平。
漫长而又紧张的四个多月过去了,关会元和同志们在这一百多天里,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关会元几乎在睡梦中都在思索着寻查方案。他将手中过于宽泛的25个重点,归纳为10个。着重从杨子荣的形象、性格特征、参军时间、路线、可能活着的亲友等方面深入查找。短短几天,又有127人向调查组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风风火火地闯进了调查组办公室,对关会元说:“你们不用再费劲了,你们要找的杨子荣就是俺家老汤。他参军时,没报自己真名,而是把自己的‘汤’字去了三点水,换上了‘木’字旁,顺了娘的姓。”尽管经过深入比对最终否定了这个线索,但是,这引发了关会元的新思路。
当年的山东老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地区。有的村今天是“武工队”管,明天又可能是“中央军”管。当地一些青年参加解放军时,怕给家中亲人留下麻烦,改名换姓的做法并不罕见。那么,杨子荣是不是也这样做了呢?
又一天早晨,牟平一位民政干部告诉关会元:在圩峡河有个叫宋学芝的老太太。她儿子杨宗贵“光复”时去东北当兵,一去没回来。当时乡里有人在东北看见他一身土匪打扮,乡里人传开了她儿子在东北当了土匪的消息。解放后,一有运动,乡里就把老太太家当“阶级对立面”看待。老太太不服,上访多年。后来,县里认为“传言证据不足”,给她定了“失踪军人家属”,1958年给她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确认了她家的烈属资格。
就在《林海雪原》的电影、戏剧全国播放家喻户晓的时候,宋老太太念叨过:“电匣子里说的杨子荣,是不是俺儿子呢?”尽管乡里人都知道中国有个英雄叫杨子荣,但是质朴的农民们谁敢把杨子荣与本乡本土的杨宗贵联系在一起呢?包括杨宗贵的哥哥杨宗福也劝慰老娘说:“娘啊,天下重名重姓的多着呢,要是的话,部队上早有信来了。”晚年重病在床的宋老太太只能把这种感觉深埋心底,直到逝世。
四
为了核实圩峡河的传说,调查组请来了周边乡里从东北复员的六七个老兵,请他们回忆当年参军时的情况。为了唤起老兵们尘封的记忆,关会元给出了一个名字——“杨宗贵”。这在老兵韩克利的脑海里激起一束火花,眼前浮现出与一个叫“杨宗贵”的人与自己前后脚报名参军的情景。
听了老兵韩克利关于杨宗贵详细回忆,关会元隐约地感到:目标已经近在咫尺!
这时,关会元发现一个姓姜的老兵闷不作声地抽烟,便追问他为啥不吭声。姜老兵说:“我在想杨宗贵出发前和我拉家常时,说过他家是在什么河。”
“什么河”这三个字使关会元心里划过一道闪电,他想起圩峡河宋老太太为儿子鸣冤上访的事。他感到,时近半年的调查,已经逼近突破口了。关会元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把姜老兵请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回想,接着马上请人找来了几个当地上点年纪的老头,让他们把本地周边的村屯按照正规和传统的叫法,把凡是带“河”字的都说上一遍。老头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四五个,其中一个老头说:“城南有个村叫圩峡河。”姜老兵听了一拍大腿,连声说道:“对!对!就是圩峡河!”
调查组的同志们会心地一笑:杨子荣身世的谜底快要破解了!
圩峡河是位于牟平县宁海镇正南五六公里处的一个偏远村庄,这儿沿着连绵起伏的丘陵,居住着百余户人家。谁也未曾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很不显眼、又不富裕的小村庄里,出了一位名扬天下的英雄。
关会元找到了杨宗福老人,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杨宗福对杨子荣的长相、性格、参军时间的述说,与曲波、孙大德、魏成友等诸多战友的回忆吻合。再加上多个线索反映:杨子荣有个媳妇叫许万亮,1952年病逝了。杨宗福老人也肯定了这一点。
综合以上情况,调查组认为:杨宗贵和杨子荣同为一人。但直到此时,还未能搜集到杨子荣的生前照片。
6年之后的1974年春天,一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辗转寄到了关会元手中。这是当年一位战友保存的、杨子荣在庆功会上披红戴花的生前照片。关会元激动万分,当即请人将这张唯一存世、弥足珍贵的老照片翻拍放大,然后专程到北京找了曲波和姜国政等人。老战友们一看照片,惊呼道:“是从哪儿找出来的呀?这就是杨排长呀!”
照片又被关会元送到圩峡河。杨宗福老人见到照片时,老泪纵横,泣而无语。村上的老人们异口同声地指着照片说:“这是宗贵呀!”
1983年,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了“杨子荣事迹展”,并且派人拿着杨子荣的照片来到圩峡河村。此时杨宗福已经是70高龄了,接过照片,看到自己的弟弟杨宗贵,老人忍不住再次泪水滂沱而下。
其实,杨宗贵在东北时,已经把名字改为“杨子荣”,但在老家,却没人知道他这个名字。1966年,正当《智取威虎山》唱得如火如荼时,宋学芝老人离开了人世。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老人也不知道,她亲手贴在炕头上的宣传画里的传奇英雄,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牵肠挂肚的亲生儿子杨宗贵!
五
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一天,29岁的杨宗贵瞒着老娘和妻子,以自己的字“子荣”去报名参军。此前,他曾闯关东在东北漂泊了十几年。关外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他了如指掌;在城镇里帮工学徒时,他对行会帮派、三教九流,甚至土匪、地痞的黑话都略知一二。这种广泛接触社会、熟悉社会的生活履历,为杨子荣日后成为侦察英雄做了极为重要的铺垫和生活积累。尽管他参军时因为年龄偏大,起初被分配当了炊事员,但是他超常的智力和敏捷的思维,还是被首长发现了。他被挑到侦察排不久,就出色地完成了首长交办的侦察任务,很快就被提拔为班长,转年就升任为侦察排长。
1947年的除夕夜,杨子荣带孙大德、魏成友等五名战友到夹皮沟侦察座山雕的行踪,半路上遇到了下山的土匪,杨子荣用黑话表示:“是奶头山的人,想投靠三爷。”这样,他们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进了匪巢,把座山雕骗下山来,一网打尽。
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在头版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报道说:“牡丹江军分区某团战斗英雄杨子荣等六名同志本月二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以机智巧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于二月七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25名全部活捉。创造了以少胜多歼灭股敌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6枝、子弹640发、粮食千余斤。”
在智擒座山雕16天之后,杨子荣随曲波带领小分队20余人追击土匪郑三炮。早春2月的牡丹江寒夜,还是异常的寒冷。战士们走了一夜,半夜烤火取暖时,枪管出了霜,再走时,枪栓就冻住了。没曾想,疲惫造成的这百密一疏,酿成了英雄的悲剧。
天亮之后,小分队发现了土匪的窝棚,郑三炮就隐藏在里面。杨子荣抢先一步,堵住了棚口。郑三炮是个枪法很准的惯匪,他发现被包围了之后,躲在窝棚里的死角处不动弹。杨子荣举枪一勾,没有打响,孙大德接着开火,也没打响。这时,郑三炮等人朝外开枪,杨子荣不幸中弹牺牲。曲波立即指挥战士们扔手榴弹,炸开了窝棚,消灭了郑三炮。
杨子荣的遗体被小火车运回了海林县,停放在县中学里,前来焚香烧纸的民众络绎不绝。几天之后,团部为杨子荣举行了葬礼,首长和战友们无不为杨子荣的死而扼腕痛惜。
为表彰杨子荣的英雄事迹,杨子荣所在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2009年9月14日,杨子荣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