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自幼喜好音律，晚年得风疾，唯爱听琴音。作了大量咏琴诗。他在《好听琴》中写道：“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已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
　　古琴又名七弦琴，为古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从古至今既有“百乐琴为首”的说法，亦有“琴中太古意，方外无为心”等顺应自然、清微淡远的道家思想。琴道传承中华文化至真、至善、至美的内涵，历尽沧桑而不绝。中国音乐神远韵长，感人至深，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内在气质；代表主流文化精神的广义上的雅乐，特别具有源于自然、合于中道、沉静安详、内涵深厚、注重修养等特点，这和中国文化的整体，人生的价值在于“参赞天地之化育”，在于“完成人格，止于至善”都是一以贯之、相融相通的。好的音乐对人的益处也是身心两方面合二为一的：调节情绪、修养身心、启发灵感、高尚情操，从而健康身心。和雅情智。
　　乐、医是我国两种早熟的文明，几乎同步形成，其思维亦型构相同，其中共享的概念不仅为后世医家与乐家继承，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亦不断应用，从而对民族的体格与气质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乐和医在道、气、自然、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概念上有相通之处，因而融合成就了别具民族特色的养生理论。
　　祖国医学首要重视“未病先防”，谓“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预防方法主要在增强体质，正气充盛，则邪气不侵。《内经》说养生，更注重心理健康，认为调摄精神，情志不失，正气充盛，可避免出现病变；《素问》所提出的健康基本准则，在乎生理与心理整体的平衡，谓“内外和调，邪不能害”；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亦谓“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荤生不夭”。天人同应，医家养生依从“平、和”的原则，内守精神，外节声色，是在生命科学层面上呼应大宇宙的规律，是效天地、法自然的思维方法。
　　周代以礼乐治天下，礼以别异，乐以和同，并为先秦文明之表征。西周盛世，礼乐的措施全面贯彻于整个统治机制，晚周礼乐理论高度成熟并已出现完备的音乐养生功能理论。《荀子·乐论》指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充分说明音乐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官享受和精神升华，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音乐养生治疗的意义。“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和”作为音乐重要的审美特质，它与天地一样和谐，同时又能调畅人的情志，使“血气平和”，正合医家调摄精神，使“内外和谐，邪不能害”养生的原理。
　　魏晋以后，音乐和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一步有所融合，文士有意识地将音乐与养生联系，并且融注到生活之中。古琴“中正和平，清微淡远”的审美趣味，尤得文人喜爱，传承三千年未曾间断。琴音淡泊之有益于养生，乃是儒道与医家的共同认识。唐宋之后的僧家，陆续加入琴人行列，古琴又被引用到与仙家吐纳，佛家默坐静修之中。古琴成为儒、释、道各家共同的修身手段，养生的功能受到普遍肯定。古琴与医家二种门类，不但结构内在相互关连，且具有极久远的继承性。清代《五知斋琴谱》谓“琴之为器，其声正，其气和，其形小，其义大，如得其旨趣，则能感物。志躁者，感之以静，志静者，感之以和。和平其心，忧乐不能人，任之以天真，明其真。而返照动寂，则生死不能累”。
　　近几十年西方音乐治疗发展迅速，大量实验证明音乐引起人生理与心理上的反应，所谓治疗不外是通过音乐使病人进行自我调节：其中偏向低音频的音乐可以缓和紧张松弛神经，中速的节奏与人的呼吸心跳同速，有助稳定心血流量，柔和音色与协谐的旋律令人舒心畅意等。有趣的是，此类观察和经验，古琴早已做到了，其情况恰恰和祖国医学超前的理论和实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