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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众多开国将军中，有13位独臂、独腿、独脚将军。作为三军统帅的毛泽东，在谈到我军的独臂及伤残将军时曾说过：“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在这13位残疾将军中，谢良是唯一的独脚将军，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他靠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成为一位军内外闻名的将军作家。
由于医生的疏忽，谢良的伤腿被彻底冻坏了
1915年，谢良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长冈是苏区时著名的模范乡，毛泽东曾作过著名的《长冈乡调查》。1930年，15岁的谢良参加了红军。幼时虽然家贫，只读了两年书，但谢良人穷志高，嗜书如命，少年老成、聪慧，写得一手好文章，长辈们都很器重他。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谢良参加红军后很受重视，三年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十九师五十九团三营九连指导员。
不久，谢良奉命袭击驻金溪县城的国民党第八十八师的一个步兵团。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带领尖兵连急行军五六十里。他发现敌人在构筑工事，趁其不备，立即发起进攻。激战几十分钟，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然而，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一个营兵力反冲锋。谢良沉着指挥战斗，并亲自用轻机枪向扑上来的敌人扫射，将敌人的冲锋压了下去。突然，谢良感到左肩被什么东西打中，鼻子和嘴里顿时鲜血直流。原来是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打碎左肩骨，伤势严重。医生立即给谢良消毒、止血、包扎，然后将他送往后方医院。由于医院缺医少药，谢良的伤口没能及时消炎而化了脓，医生只好用盐水消过毒的粗纱布，在伤口处像拉锯一样地把脓拉出来，疼得他死去活来。
手术后，谢良在病床上躺了49天，伤口仍然未能愈合。有一次医院院长查房，发现他的伤口时好时坏，化脓不止，感到非常奇怪。经过仔细检查，才发现是手术太糙，伤口中还有四五块碎骨没有取出来。于是院长亲自手术，取出伤口中的碎骨。不久，伤口不再化脓，新肉逐渐长了出来。
1934年，谢良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政委。在贵州官渡河战斗中，谢良率团阻击四川军阀刘湘教导师9个团。4天的运动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第五天，谢良终于把刘湘教导师按计划牵到了温水。敌人突然发现，5天来同他们周旋的并不是什么红军主力，仅仅是一个团。敌教导师被激怒了，向我三十七团发起了猛烈攻击。而谢良却从容指挥，沉着应战。敌教导师无计可施，仓皇撤退，掉头追赶红军主力。而红军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娄山关和遵义歼敌两个多师，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谢良率部阻击有功，受到中革军委的电令嘉奖。
翻过夹金山后，为了保卫毛泽东、党中央，掩护红一、四方面军休整，谢良奉命率部返回夹金山南麓阻击尾随之敌，三过雪山而毫无怨言。1936年lO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开始西渡黄河，过河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西路军。为建立河西根据地，西路军战士没有来得及抖落身上的征尘，就西渡黄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战役。
时任西路军第五军(原红五军团)第二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谢良率部与马家军激战。战斗极其残酷，敌人凭着骑兵的优势，气势汹汹地向我方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锋。谢良一边指挥部队，一边挥动手枪，左一枪、右一枪地瞄准敌人，几个冲在前面的敌兵很快中弹下马。但是，敌人气焰依然十分嚣张。枪弹雨点似地朝我方阵地射来，一颗子弹击中谢良的左腿，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
警卫员发现谢良左腿流血，不禁喊道：“政委，你负伤了!”谢良这才下意识地抬了一下左腿，感到疼痛，这才知道左腿膝盖被敌人打了冷枪。谢良心想，战斗正处在紧张关头，指挥员若离开指挥所就会直接影响部队的情绪。于是他忍着剧痛，叮嘱警卫员说：“别吭声，帮我包扎一下!”谢良咬着牙坚持指挥，直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部队回撤时，才从指挥所下来，躺在担架上。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知道后，马上派了一个连连夜将他护送到山丹县城卫生部治疗，晚上住在一户老乡家里。翌日清晨，谢良被隔壁的呻吟声惊醒，一打听才知道是军参谋长李屏仁在隔壁。李屏仁在经过永昌县时被夜袭的敌人打伤了左腿，胯骨被打碎了，伤势很重，刚才换药时痛得叫出了声。
长征途中，谢良是红五军团三十七团政委，李屏仁是团长。他俩是相依为命的老战友，现在又都是左腿受伤的难兄难弟。他想去看望战友，可腿伤不能走动，只好写个条子送过去表示慰问：“老李，我左腿受伤，住你隔壁，你安心养伤吧!谢良。”不一会儿，李屏仁也派人送过一张字条来：“老谢，谢谢你!我也左腿负伤，好好养伤吧，养好一块上前线。李屏仁。”两位战友不能相见，心却沟通了，以好好养伤互相激励。
由于敌人的封锁，我军医院的医疗条件非常差，缺乏手术器械，谢良伤口里的子弹取不出来。由于药品缺乏，伤口时好时坏，谢良疼得难以忍受。不久，伤情急剧恶化，谢良突然发起了高烧，持续几天不退。他一次次地醒来，又一次次地昏迷过去。为让谢良退烧，医生想了个土办法。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医生从野外搬来一脸盆冰块，把谢良受伤的左腿架在脸盆上，腿上面放上冰块以降温。谢良的伤腿在冰块上放了十几天，烧总算退了，但那条腿却被冰冻得麻木，毫无血色，失去了知觉。为防止得败血症，在没有手术器械的情况下，医生只有用土法做手术，用一把大剪刀将谢良的脚趾剪掉。剪脚趾时没有麻药，疼得谢良大叫一声昏厥了过去。醒来时，他脚趾连同前脚掌都丧失了，左脚形同虚设，从此就成了残废。谢良抚摩着那条失去知觉的腿，难过得泪如泉涌。
三块救命的大洋
1936年12月30日，西路军第五军进至甘肃临泽县，1937年1月1日攻克高台县。这时，青海敌军新二军军长马步芳集中了6个骑兵旅及民团两万余人，慌忙赶到高台、临泽地区，猛攻高台的第五军。在董振堂的指挥下，第五军3000将士与六七倍于我军的敌人浴血苦战了7天7夜，直至全军覆没，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乐章!
谢良得到第五军3000千将士阵亡于高台的消息，顿时眼前发黑、头晕目眩，不禁潸然泪下。不久前他还与董振堂军长开怀畅谈，谁知数日后竟成永别。第五军解散后，临时编成的3个支队都各自出发，剩下的伤病员、家属按自己的愿望四散下山。谢良带着警卫员、给养员向北面的森林走去。一路上，大家都沉默无语。天亮后，谢良看到许多人有的沿河岸走，有的出山，有的往北进大森林。没有侦察报告，不知哪个方向安全，只好听天由命。谢良怕大道上遇着敌人，就继续向森林方向走。他有腿伤，一拐一瘸地全靠警卫员、给养员照顾。饿了，就捡柴火热点雪水吃炒面。晚上，谢良就裹着棉大衣睡在雪地里，或藏在有灌木和草丛的山沟里。第三天起，敌人开始搜山了，搜到了藏身在灌木丛中的谢良，用刺刀对着他厉 声喝问：“出来!什么人?”谢良说自己是伤兵。敌兵问他枪呢，谢良说伤兵的枪被没收了。敌兵不甘心，问他要钱。谢良有先见之明，把组织上发的3块大洋藏在裹伤口的绷带里。敌兵不相信，于是开始在谢良身上搜索。敌兵搜得不仔细，对谢良那脏兮兮散发着腥臭味的绷带连看都没有看一眼，活命钱总算保存下来。一无所获的敌兵不甘心，命令谢良把大衣脱下来。谢良无奈，只得把大衣脱下来送给敌兵，敌兵这才离去。
夜幕降临后，藏在附近的警卫员、给养员聚拢在谢良周围。很快，谢良发现，炒面只剩下一碗，他的腿伤发炎，痛得行走艰难。敌人每天都搜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眼看面临绝境，谢良决定让警卫员、给养员先走，逃出去一个算一个。警卫员、给养员一听说让他们先走，都不愿意，表示“不离开首长，要死一块死”。谢良很感动，但是还是语重心长地劝道：“同志们，还不到死的时候。能走一个是一个，我在你们后面慢慢蹭，敌人抓住伤员不至打死，抓住你们可不得了。走吧，后会有期。”战士们擦干眼泪，分头给谢良找了些柴，用雪水烧开了一锅水，尽了他们最后的责任，尔后给谢良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谢良没有忘记政委的职责，叮嘱他们：“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出去可不能做坏事。你们走过黄河，到陕北去找红军，找毛主席。”4位战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谢政委，慢慢消失在灌木丛中。
战士们走后，谢良一个人独自行军。一天下午，他爬进一条山沟，忽然看见远处有一只羊。有羊就有人家，有人家就有希望。谢良看到了希望，努力朝前爬去，不久就看到了炊烟，而后看见一顶帐篷，爬到帐篷跟前时天已经黑了。谢良坐在帐篷外，请求主人收留他。由于马家军的反动宣传，女主人不敢收留他。谢良苦苦哀求，并从身上掏出那3块大洋递给了女主人。女主人同意了，把谢良安排在离帐篷200米远的一条山沟里，一天送两次饭，每顿半碗米汤。第三天上午，谢良正躺在沟埂上晒太阳，忽然一伙马步芳的骑兵路过这里。马家兵连长骑在马上朝他吆喝：“你是什么人?”谢良回答：“我腿坏了，走不动。”马家军对红军伤兵兴趣不大，正要离去时，忽然马家兵当中有人冲谢良喊了一声：“谢政委!”谢良大吃一惊，抬头一看，认出是原西路军第五军的一个通信员，被俘后当了马匪的骑兵。马匪抓住红军的一个团政委，正是邀功的好机会，他们先把谢良送到马步青的师部医院。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向马家军指名要被俘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谢良被接到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兰州省立医院接受治疗。这时医生才发现，谢良的伤口已严重恶化，如不彻底治疗，就会影响生命安全，于是就把他那只早已冻坏了的左脚锯掉了。从此，谢良成了独脚将军。
毛泽东亲自安排谢良到苏联去治病
几经曲折，谢良终于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陕北，被组织上安排进入抗大学习。到1937年冬天，谢良本来就已残废的左腿又冻坏了，伤口发炎化脓，不得不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动手术，从膝盖以下全都锯掉了。延安的医院设备也异常简陋，药品奇缺，动这样的大手术居然没有麻醉药，疼得谢良死去活来。手术后，谢良昏迷过去，3天没有醒过来。站在一旁的护士都说：“谢良不行了，醒不过来了!”延安的小米养人，在谢良昏迷过程中，护士每天撬开他的嘴灌小米汤，3天之后他居然醒了过来，让大家感到惊奇。谢良幽默地说：“马克思老不收我，都走到他门槛边上了又把我赶了回来。”
从抗大毕业后，谢良担任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1939年6月1日，谢良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他。谢良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一大早就兴奋地拄着拐杖，从延安北门小便沟总政干部疗养院出发，一瘸一拐地穿过延河，来到了杨家岭中央警卫处。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接见了他，并热情地说：“你先坐一会儿，等毛主席起床后，第一个接见你。”谢良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打量着毛主席居住的窑洞。窑洞条件十分简陋，门口用草席搭了个凉棚，算是接待室。上午9时，毛泽东起床后走出窑洞，伸出手同谢良握着，亲切地说：“谢良同志，你为革命负伤是光荣的。”谢良虽然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但是他并不感到拘谨。他开门见山说：“主席，我今年才23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几十年。可是我只有一条腿，行动不方便，请求主席帮我装上假腿，好为党多做工作。”毛泽东说：“才20多岁嘛，很年轻，腿没了，怎么办?上苏联去治。”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封信，让谢良带着去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这让谢良非常高兴。
坚贞不屈的新疆狱中斗争
谢良于1939年夏从延安启程，取道西安、兰州，千里迢迢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准备乘飞机去苏联。不料，新疆局势大变。抗日战争初期，新疆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重要国际通道。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苏联宣布封锁边界。这样，谢良就在迪化滞留下来，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而这一滞留，等待他的却是更艰苦的斗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一度处于劣势。盛世才认为苏联快不行了，于是改变了亲苏亲共的政策，政治上日趋反动。1942年3月，盛世才亲自诱使新疆教育厅厅长李一欧，让他诬告新疆的共产党人参与了暗杀盛世才四弟盛世骐的“阴谋暴动”，炮制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参加会议的“暴动计划”。同时，盛世才将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党员陆续调回迪化，原在迪化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家属也被集中到一起。谢良等100多名共产党员被盛世才逮捕，投入监狱之中。谢良等伤残人员和妇女儿童被关在第四监狱，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吃的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满是沙子、草叶子，扒进口里一嚼，咯咯地直打牙。蔬菜更谈不上，能吃上两片咸菜就算美味了。他们一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在狱中，谢良和全体难友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揭露了敌人一个个阴谋。有一次，他们集体绝食长达6天之久，迫使敌人不得不答应一些要求。
但敌人并没因此而放弃对被关押人员的迫害。1945年冬，国民党派来“中央审判团”到新疆第四监狱审判被关押的人。有一天，他们把谢良叫到审问室，企图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但是谢良坚贞不屈，针锋相对，让敌人一无所获。敌人拍着桌子厉声地说：“谢良，你不要太放肆了!我警告你，跟着共产党走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要好好想想。”谢良毫不示弱地说：“我早就考虑好了。想叫我背叛共产党，给你们当走狗，根本办不到!我是无罪的，被你们关押在第四监狱和第二监狱的所有的人都是无罪的!你们根本无权审判我们。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我们要向新疆各族人民、向全国人民揭露你们!你们软硬兼施，搞逼供诱供，妄图瓦解我们，没有人上你的当!”敌审判官脸气得铁青，声嘶力竭地吼叫：“你也太顽固了，难道你就不怕脑袋搬家!”“要怕就不会出来革命，要怕就不会扛起枪打 反动派!我拥护共产党，誓死不变，当然愿意为她牺牲!”斗争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中央审判团”一无所获，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1946年5月上旬，谢良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狱中100多难友的情况和名单。几经转折，这封信送到了在重庆的周恩来手里。毛泽东飞抵重庆谈判时，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其中特别提到关押在新疆的同志。参加谈判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飞往新疆担任省主席前夕，周恩来又专门跟他谈起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张治中当场应允，并保证一到新疆就办理。1946年6月11日，被关押在新疆监狱长达4年之久的一批党的干部及家属129人，全部获释。
当载着他们的汽车到达延安七里铺时，前来迎接的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登上汽车，与大家一一握手，亲切问候。7月12日晚上，在中央党校的礼堂里，党中央为远方归来的英雄们举行了慰问演出，朱德总司令坐在他们中间，一同观看戏剧《逼上梁山》。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到驻地看望他们，和每个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一一握手，并连连说：“好同志，受苦了!好同志，受苦了!”最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大家热泪盈眶。是啊，这是党中央对这些在新疆饱受苦难的同志们的最大慰藉和奖赏。
四次写书四次烧：谢良艰难的处女作
谢良在新疆几年的狱中生活里，没有悲观，没有消沉，而是凭着坚定的信念，拖着病残的躯体，顽强地斗争、学习和写作。为了度过狱中凄凉的日子，谢良开始自修哲学、联共党史、俄文，后来又读《资本论》。自修，谈何容易，更何况谢良只读过两年半小学，但他硬是知难而进，在学习中战胜数不清的困难。刚翻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页，就跳出来一只拦路虎，有个几何公式难住了他，横竖看不明白。他只好把《资本论》搁在一边，先向同狱的知识分子、医生杨奋学习三角、几何、代数。学了几个月，在有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后，谢良再回过头来啃《资本论》。遇到政治、经济等不懂的理论问题，他就请教同狱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狱友张子意。狱中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照明的只有一只8W的灯泡，光线微弱，谢良只好将书本贴着鼻梁看。看得久了，眼睛酸胀，就放下书本按摩一阵，最后看成了550度的近视眼。冬天没有火，牢房里的温度经常是零下八九度，谢良冻得浑身哆嗦、手脚发麻，拿不稳书本和钢笔，他就两手捂在嘴上哈热气，哈一阵写一会儿，或者两手对搓一阵，缓解冻僵的手。就这样，他用了两年半时间，攻克了两千多页的《资本论》，还写下十多万字的内容摘要和读书体会。
谢良读书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除了读《资本论》外，他还读史书、读小说。从《史记》中，他知道了屈原屡遭谗言乃赋《离骚》、孙膑忍受膑刑仍治《兵法》、司马迁横遭腐刑而发愤著书，并从他们的伟大精神中汲取了战胜困难的力量。谢良读了几十本小说，读着读着产生了创作冲动，想把难友们同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和残疾难友们的高尚气节、情操写下来。然而，他是一个失去一只脚的残疾人，又关在监狱里，缺乏纸张，行动不自由，写作容易被敌人发现，再加上没有创作经验，都给他带来巨大困难。但这些都没有难住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谢良，他硬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写作。第一稿写到三四万字时，被狱卒在检查中发现，一把火付之一炬。
谢良虽然十分惋惜，却没有灰心，而是振作起精神重新提笔写作。第二稿写到四五万字时又被敌人在检查中发现，再次被烧。第三稿同样难逃厄运，所幸的第四稿终于写成，书稿被秘密送到女监传看，受到了女监难友们的高度评价。女监的姐妹们争相传看，说想不到谢良还有这两下子，把大伙儿都写进书里去了，把大伙儿与敌人斗争的大智大勇都写出来了，敌人狡猾和凶狠的嘴脸也毫发毕现，跃然纸上。
遗憾的是，第四稿也没能保存下来。1945年6月，经党中央的营救，谢良等人出狱，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为了防止敌人搜去或丢失，谢良把第四稿藏在身上。途经西安时，他们被胡宗南扣压了8天。当时，党组织怕谢良的稿子被敌人搜去惹出麻烦，又让他把书稿烧掉了。四次写书四次烧，这对谢良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谢良没有灰心。回到延安后，他的在窑洞里拿起笔重新创作，写出了第五稿，定名为《在新疆女监狱中斗争片断》。1948年1月，谢良的这部历经坎坷的处女作，终于在解放区的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并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他第一次拿到稿酬，首先想到的是党的关怀，他把稿酬全部交了党费。
好人有好报：谢良得到正直干部的巧妙营救
回到延安后，谢良在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不久，谢良拄着拐杖，到联防军后勤部担任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47年，在谢良担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时，荣立一等功，后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良任平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十年“文革”中，谢良受到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冬的一天，时任军委炮兵副政委谢良所在的机关大院忽然贴出一张“打倒大叛徒谢良”的大标语。翌日，保卫部的一个科长带着4个人闯进他的家里，宣布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从此，谢良被一关就是5年。起初，专案组指控他在新疆监狱受审时出卖了毛泽民。于是，通宵逼供，一连审了三四天，有时一天一夜要罚站20个小时，这对年高肢残的谢良来说，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还不算，造反派们还对他拳打脚踢，没多长时间，他的脸上、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了。沉重的假腿把他接肢处的好肉碰破了，鲜血直流，钻心的疼。一只脚肿得像发面馒头，手一捏就是一个坑。他咬着牙挺着，实在挺不过去便重重地倒在地上，直到打手也累了，再也拽不起他高大的身躯，这一天的折磨才算过去，他才可以喘息一会儿。
“出卖毛泽民”的罪名本属子虚乌有，当然也就落实不了，于是专案组又凭着“丰富”的想象力，硬说他在新疆监狱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是给重庆国民党的告密信，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大叛徒”。尽管谢良以党性向他们作保证，信是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是使党中央了解情况，便于营救狱中遭难的同志，这是功不是罪，这封信挽救了一百多名同志的生命。但是造反派却把谢良在名单上列出的一百多人都抓了起来，诬为“新疆叛徒集团”。因为信是谢良执笔写的，挨整也就自然首当其冲。就这样，谢良被关了起来。造反派诬陷谢良是“大叛徒”、“大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十年浩劫中，谢良受迫害整整8年，其中坐牢5年、软禁3年。
身体残疾的谢良每天除忍受批斗辱骂殴打的痛苦，还被强迫去擦地板、冲厕所、清扫大院。一
由于医生的疏忽，谢良的伤腿被彻底冻坏了
1915年，谢良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长冈是苏区时著名的模范乡，毛泽东曾作过著名的《长冈乡调查》。1930年，15岁的谢良参加了红军。幼时虽然家贫，只读了两年书，但谢良人穷志高，嗜书如命，少年老成、聪慧，写得一手好文章，长辈们都很器重他。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谢良参加红军后很受重视，三年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十九师五十九团三营九连指导员。
不久，谢良奉命袭击驻金溪县城的国民党第八十八师的一个步兵团。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带领尖兵连急行军五六十里。他发现敌人在构筑工事，趁其不备，立即发起进攻。激战几十分钟，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然而，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一个营兵力反冲锋。谢良沉着指挥战斗，并亲自用轻机枪向扑上来的敌人扫射，将敌人的冲锋压了下去。突然，谢良感到左肩被什么东西打中，鼻子和嘴里顿时鲜血直流。原来是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打碎左肩骨，伤势严重。医生立即给谢良消毒、止血、包扎，然后将他送往后方医院。由于医院缺医少药，谢良的伤口没能及时消炎而化了脓，医生只好用盐水消过毒的粗纱布，在伤口处像拉锯一样地把脓拉出来，疼得他死去活来。
手术后，谢良在病床上躺了49天，伤口仍然未能愈合。有一次医院院长查房，发现他的伤口时好时坏，化脓不止，感到非常奇怪。经过仔细检查，才发现是手术太糙，伤口中还有四五块碎骨没有取出来。于是院长亲自手术，取出伤口中的碎骨。不久，伤口不再化脓，新肉逐渐长了出来。
1934年，谢良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政委。在贵州官渡河战斗中，谢良率团阻击四川军阀刘湘教导师9个团。4天的运动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第五天，谢良终于把刘湘教导师按计划牵到了温水。敌人突然发现，5天来同他们周旋的并不是什么红军主力，仅仅是一个团。敌教导师被激怒了，向我三十七团发起了猛烈攻击。而谢良却从容指挥，沉着应战。敌教导师无计可施，仓皇撤退，掉头追赶红军主力。而红军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娄山关和遵义歼敌两个多师，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谢良率部阻击有功，受到中革军委的电令嘉奖。
翻过夹金山后，为了保卫毛泽东、党中央，掩护红一、四方面军休整，谢良奉命率部返回夹金山南麓阻击尾随之敌，三过雪山而毫无怨言。1936年lO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开始西渡黄河，过河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西路军。为建立河西根据地，西路军战士没有来得及抖落身上的征尘，就西渡黄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战役。
时任西路军第五军(原红五军团)第二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谢良率部与马家军激战。战斗极其残酷，敌人凭着骑兵的优势，气势汹汹地向我方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锋。谢良一边指挥部队，一边挥动手枪，左一枪、右一枪地瞄准敌人，几个冲在前面的敌兵很快中弹下马。但是，敌人气焰依然十分嚣张。枪弹雨点似地朝我方阵地射来，一颗子弹击中谢良的左腿，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
警卫员发现谢良左腿流血，不禁喊道：“政委，你负伤了!”谢良这才下意识地抬了一下左腿，感到疼痛，这才知道左腿膝盖被敌人打了冷枪。谢良心想，战斗正处在紧张关头，指挥员若离开指挥所就会直接影响部队的情绪。于是他忍着剧痛，叮嘱警卫员说：“别吭声，帮我包扎一下!”谢良咬着牙坚持指挥，直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部队回撤时，才从指挥所下来，躺在担架上。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知道后，马上派了一个连连夜将他护送到山丹县城卫生部治疗，晚上住在一户老乡家里。翌日清晨，谢良被隔壁的呻吟声惊醒，一打听才知道是军参谋长李屏仁在隔壁。李屏仁在经过永昌县时被夜袭的敌人打伤了左腿，胯骨被打碎了，伤势很重，刚才换药时痛得叫出了声。
长征途中，谢良是红五军团三十七团政委，李屏仁是团长。他俩是相依为命的老战友，现在又都是左腿受伤的难兄难弟。他想去看望战友，可腿伤不能走动，只好写个条子送过去表示慰问：“老李，我左腿受伤，住你隔壁，你安心养伤吧!谢良。”不一会儿，李屏仁也派人送过一张字条来：“老谢，谢谢你!我也左腿负伤，好好养伤吧，养好一块上前线。李屏仁。”两位战友不能相见，心却沟通了，以好好养伤互相激励。
由于敌人的封锁，我军医院的医疗条件非常差，缺乏手术器械，谢良伤口里的子弹取不出来。由于药品缺乏，伤口时好时坏，谢良疼得难以忍受。不久，伤情急剧恶化，谢良突然发起了高烧，持续几天不退。他一次次地醒来，又一次次地昏迷过去。为让谢良退烧，医生想了个土办法。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医生从野外搬来一脸盆冰块，把谢良受伤的左腿架在脸盆上，腿上面放上冰块以降温。谢良的伤腿在冰块上放了十几天，烧总算退了，但那条腿却被冰冻得麻木，毫无血色，失去了知觉。为防止得败血症，在没有手术器械的情况下，医生只有用土法做手术，用一把大剪刀将谢良的脚趾剪掉。剪脚趾时没有麻药，疼得谢良大叫一声昏厥了过去。醒来时，他脚趾连同前脚掌都丧失了，左脚形同虚设，从此就成了残废。谢良抚摩着那条失去知觉的腿，难过得泪如泉涌。
三块救命的大洋
1936年12月30日，西路军第五军进至甘肃临泽县，1937年1月1日攻克高台县。这时，青海敌军新二军军长马步芳集中了6个骑兵旅及民团两万余人，慌忙赶到高台、临泽地区，猛攻高台的第五军。在董振堂的指挥下，第五军3000将士与六七倍于我军的敌人浴血苦战了7天7夜，直至全军覆没，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乐章!
谢良得到第五军3000千将士阵亡于高台的消息，顿时眼前发黑、头晕目眩，不禁潸然泪下。不久前他还与董振堂军长开怀畅谈，谁知数日后竟成永别。第五军解散后，临时编成的3个支队都各自出发，剩下的伤病员、家属按自己的愿望四散下山。谢良带着警卫员、给养员向北面的森林走去。一路上，大家都沉默无语。天亮后，谢良看到许多人有的沿河岸走，有的出山，有的往北进大森林。没有侦察报告，不知哪个方向安全，只好听天由命。谢良怕大道上遇着敌人，就继续向森林方向走。他有腿伤，一拐一瘸地全靠警卫员、给养员照顾。饿了，就捡柴火热点雪水吃炒面。晚上，谢良就裹着棉大衣睡在雪地里，或藏在有灌木和草丛的山沟里。第三天起，敌人开始搜山了，搜到了藏身在灌木丛中的谢良，用刺刀对着他厉 声喝问：“出来!什么人?”谢良说自己是伤兵。敌兵问他枪呢，谢良说伤兵的枪被没收了。敌兵不甘心，问他要钱。谢良有先见之明，把组织上发的3块大洋藏在裹伤口的绷带里。敌兵不相信，于是开始在谢良身上搜索。敌兵搜得不仔细，对谢良那脏兮兮散发着腥臭味的绷带连看都没有看一眼，活命钱总算保存下来。一无所获的敌兵不甘心，命令谢良把大衣脱下来。谢良无奈，只得把大衣脱下来送给敌兵，敌兵这才离去。
夜幕降临后，藏在附近的警卫员、给养员聚拢在谢良周围。很快，谢良发现，炒面只剩下一碗，他的腿伤发炎，痛得行走艰难。敌人每天都搜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眼看面临绝境，谢良决定让警卫员、给养员先走，逃出去一个算一个。警卫员、给养员一听说让他们先走，都不愿意，表示“不离开首长，要死一块死”。谢良很感动，但是还是语重心长地劝道：“同志们，还不到死的时候。能走一个是一个，我在你们后面慢慢蹭，敌人抓住伤员不至打死，抓住你们可不得了。走吧，后会有期。”战士们擦干眼泪，分头给谢良找了些柴，用雪水烧开了一锅水，尽了他们最后的责任，尔后给谢良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谢良没有忘记政委的职责，叮嘱他们：“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出去可不能做坏事。你们走过黄河，到陕北去找红军，找毛主席。”4位战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谢政委，慢慢消失在灌木丛中。
战士们走后，谢良一个人独自行军。一天下午，他爬进一条山沟，忽然看见远处有一只羊。有羊就有人家，有人家就有希望。谢良看到了希望，努力朝前爬去，不久就看到了炊烟，而后看见一顶帐篷，爬到帐篷跟前时天已经黑了。谢良坐在帐篷外，请求主人收留他。由于马家军的反动宣传，女主人不敢收留他。谢良苦苦哀求，并从身上掏出那3块大洋递给了女主人。女主人同意了，把谢良安排在离帐篷200米远的一条山沟里，一天送两次饭，每顿半碗米汤。第三天上午，谢良正躺在沟埂上晒太阳，忽然一伙马步芳的骑兵路过这里。马家兵连长骑在马上朝他吆喝：“你是什么人?”谢良回答：“我腿坏了，走不动。”马家军对红军伤兵兴趣不大，正要离去时，忽然马家兵当中有人冲谢良喊了一声：“谢政委!”谢良大吃一惊，抬头一看，认出是原西路军第五军的一个通信员，被俘后当了马匪的骑兵。马匪抓住红军的一个团政委，正是邀功的好机会，他们先把谢良送到马步青的师部医院。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向马家军指名要被俘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谢良被接到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兰州省立医院接受治疗。这时医生才发现，谢良的伤口已严重恶化，如不彻底治疗，就会影响生命安全，于是就把他那只早已冻坏了的左脚锯掉了。从此，谢良成了独脚将军。
毛泽东亲自安排谢良到苏联去治病
几经曲折，谢良终于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陕北，被组织上安排进入抗大学习。到1937年冬天，谢良本来就已残废的左腿又冻坏了，伤口发炎化脓，不得不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动手术，从膝盖以下全都锯掉了。延安的医院设备也异常简陋，药品奇缺，动这样的大手术居然没有麻醉药，疼得谢良死去活来。手术后，谢良昏迷过去，3天没有醒过来。站在一旁的护士都说：“谢良不行了，醒不过来了!”延安的小米养人，在谢良昏迷过程中，护士每天撬开他的嘴灌小米汤，3天之后他居然醒了过来，让大家感到惊奇。谢良幽默地说：“马克思老不收我，都走到他门槛边上了又把我赶了回来。”
从抗大毕业后，谢良担任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1939年6月1日，谢良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他。谢良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一大早就兴奋地拄着拐杖，从延安北门小便沟总政干部疗养院出发，一瘸一拐地穿过延河，来到了杨家岭中央警卫处。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接见了他，并热情地说：“你先坐一会儿，等毛主席起床后，第一个接见你。”谢良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打量着毛主席居住的窑洞。窑洞条件十分简陋，门口用草席搭了个凉棚，算是接待室。上午9时，毛泽东起床后走出窑洞，伸出手同谢良握着，亲切地说：“谢良同志，你为革命负伤是光荣的。”谢良虽然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但是他并不感到拘谨。他开门见山说：“主席，我今年才23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几十年。可是我只有一条腿，行动不方便，请求主席帮我装上假腿，好为党多做工作。”毛泽东说：“才20多岁嘛，很年轻，腿没了，怎么办?上苏联去治。”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封信，让谢良带着去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这让谢良非常高兴。
坚贞不屈的新疆狱中斗争
谢良于1939年夏从延安启程，取道西安、兰州，千里迢迢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准备乘飞机去苏联。不料，新疆局势大变。抗日战争初期，新疆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重要国际通道。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苏联宣布封锁边界。这样，谢良就在迪化滞留下来，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而这一滞留，等待他的却是更艰苦的斗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一度处于劣势。盛世才认为苏联快不行了，于是改变了亲苏亲共的政策，政治上日趋反动。1942年3月，盛世才亲自诱使新疆教育厅厅长李一欧，让他诬告新疆的共产党人参与了暗杀盛世才四弟盛世骐的“阴谋暴动”，炮制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参加会议的“暴动计划”。同时，盛世才将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党员陆续调回迪化，原在迪化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家属也被集中到一起。谢良等100多名共产党员被盛世才逮捕，投入监狱之中。谢良等伤残人员和妇女儿童被关在第四监狱，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吃的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满是沙子、草叶子，扒进口里一嚼，咯咯地直打牙。蔬菜更谈不上，能吃上两片咸菜就算美味了。他们一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在狱中，谢良和全体难友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揭露了敌人一个个阴谋。有一次，他们集体绝食长达6天之久，迫使敌人不得不答应一些要求。
但敌人并没因此而放弃对被关押人员的迫害。1945年冬，国民党派来“中央审判团”到新疆第四监狱审判被关押的人。有一天，他们把谢良叫到审问室，企图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但是谢良坚贞不屈，针锋相对，让敌人一无所获。敌人拍着桌子厉声地说：“谢良，你不要太放肆了!我警告你，跟着共产党走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要好好想想。”谢良毫不示弱地说：“我早就考虑好了。想叫我背叛共产党，给你们当走狗，根本办不到!我是无罪的，被你们关押在第四监狱和第二监狱的所有的人都是无罪的!你们根本无权审判我们。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我们要向新疆各族人民、向全国人民揭露你们!你们软硬兼施，搞逼供诱供，妄图瓦解我们，没有人上你的当!”敌审判官脸气得铁青，声嘶力竭地吼叫：“你也太顽固了，难道你就不怕脑袋搬家!”“要怕就不会出来革命，要怕就不会扛起枪打 反动派!我拥护共产党，誓死不变，当然愿意为她牺牲!”斗争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中央审判团”一无所获，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1946年5月上旬，谢良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狱中100多难友的情况和名单。几经转折，这封信送到了在重庆的周恩来手里。毛泽东飞抵重庆谈判时，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其中特别提到关押在新疆的同志。参加谈判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飞往新疆担任省主席前夕，周恩来又专门跟他谈起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张治中当场应允，并保证一到新疆就办理。1946年6月11日，被关押在新疆监狱长达4年之久的一批党的干部及家属129人，全部获释。
当载着他们的汽车到达延安七里铺时，前来迎接的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登上汽车，与大家一一握手，亲切问候。7月12日晚上，在中央党校的礼堂里，党中央为远方归来的英雄们举行了慰问演出，朱德总司令坐在他们中间，一同观看戏剧《逼上梁山》。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到驻地看望他们，和每个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一一握手，并连连说：“好同志，受苦了!好同志，受苦了!”最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大家热泪盈眶。是啊，这是党中央对这些在新疆饱受苦难的同志们的最大慰藉和奖赏。
四次写书四次烧：谢良艰难的处女作
谢良在新疆几年的狱中生活里，没有悲观，没有消沉，而是凭着坚定的信念，拖着病残的躯体，顽强地斗争、学习和写作。为了度过狱中凄凉的日子，谢良开始自修哲学、联共党史、俄文，后来又读《资本论》。自修，谈何容易，更何况谢良只读过两年半小学，但他硬是知难而进，在学习中战胜数不清的困难。刚翻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页，就跳出来一只拦路虎，有个几何公式难住了他，横竖看不明白。他只好把《资本论》搁在一边，先向同狱的知识分子、医生杨奋学习三角、几何、代数。学了几个月，在有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后，谢良再回过头来啃《资本论》。遇到政治、经济等不懂的理论问题，他就请教同狱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狱友张子意。狱中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照明的只有一只8W的灯泡，光线微弱，谢良只好将书本贴着鼻梁看。看得久了，眼睛酸胀，就放下书本按摩一阵，最后看成了550度的近视眼。冬天没有火，牢房里的温度经常是零下八九度，谢良冻得浑身哆嗦、手脚发麻，拿不稳书本和钢笔，他就两手捂在嘴上哈热气，哈一阵写一会儿，或者两手对搓一阵，缓解冻僵的手。就这样，他用了两年半时间，攻克了两千多页的《资本论》，还写下十多万字的内容摘要和读书体会。
谢良读书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除了读《资本论》外，他还读史书、读小说。从《史记》中，他知道了屈原屡遭谗言乃赋《离骚》、孙膑忍受膑刑仍治《兵法》、司马迁横遭腐刑而发愤著书，并从他们的伟大精神中汲取了战胜困难的力量。谢良读了几十本小说，读着读着产生了创作冲动，想把难友们同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和残疾难友们的高尚气节、情操写下来。然而，他是一个失去一只脚的残疾人，又关在监狱里，缺乏纸张，行动不自由，写作容易被敌人发现，再加上没有创作经验，都给他带来巨大困难。但这些都没有难住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谢良，他硬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写作。第一稿写到三四万字时，被狱卒在检查中发现，一把火付之一炬。
谢良虽然十分惋惜，却没有灰心，而是振作起精神重新提笔写作。第二稿写到四五万字时又被敌人在检查中发现，再次被烧。第三稿同样难逃厄运，所幸的第四稿终于写成，书稿被秘密送到女监传看，受到了女监难友们的高度评价。女监的姐妹们争相传看，说想不到谢良还有这两下子，把大伙儿都写进书里去了，把大伙儿与敌人斗争的大智大勇都写出来了，敌人狡猾和凶狠的嘴脸也毫发毕现，跃然纸上。
遗憾的是，第四稿也没能保存下来。1945年6月，经党中央的营救，谢良等人出狱，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为了防止敌人搜去或丢失，谢良把第四稿藏在身上。途经西安时，他们被胡宗南扣压了8天。当时，党组织怕谢良的稿子被敌人搜去惹出麻烦，又让他把书稿烧掉了。四次写书四次烧，这对谢良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谢良没有灰心。回到延安后，他的在窑洞里拿起笔重新创作，写出了第五稿，定名为《在新疆女监狱中斗争片断》。1948年1月，谢良的这部历经坎坷的处女作，终于在解放区的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并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他第一次拿到稿酬，首先想到的是党的关怀，他把稿酬全部交了党费。
好人有好报：谢良得到正直干部的巧妙营救
回到延安后，谢良在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不久，谢良拄着拐杖，到联防军后勤部担任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47年，在谢良担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时，荣立一等功，后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良任平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十年“文革”中，谢良受到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冬的一天，时任军委炮兵副政委谢良所在的机关大院忽然贴出一张“打倒大叛徒谢良”的大标语。翌日，保卫部的一个科长带着4个人闯进他的家里，宣布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从此，谢良被一关就是5年。起初，专案组指控他在新疆监狱受审时出卖了毛泽民。于是，通宵逼供，一连审了三四天，有时一天一夜要罚站20个小时，这对年高肢残的谢良来说，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还不算，造反派们还对他拳打脚踢，没多长时间，他的脸上、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了。沉重的假腿把他接肢处的好肉碰破了，鲜血直流，钻心的疼。一只脚肿得像发面馒头，手一捏就是一个坑。他咬着牙挺着，实在挺不过去便重重地倒在地上，直到打手也累了，再也拽不起他高大的身躯，这一天的折磨才算过去，他才可以喘息一会儿。
“出卖毛泽民”的罪名本属子虚乌有，当然也就落实不了，于是专案组又凭着“丰富”的想象力，硬说他在新疆监狱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是给重庆国民党的告密信，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大叛徒”。尽管谢良以党性向他们作保证，信是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是使党中央了解情况，便于营救狱中遭难的同志，这是功不是罪，这封信挽救了一百多名同志的生命。但是造反派却把谢良在名单上列出的一百多人都抓了起来，诬为“新疆叛徒集团”。因为信是谢良执笔写的，挨整也就自然首当其冲。就这样，谢良被关了起来。造反派诬陷谢良是“大叛徒”、“大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十年浩劫中，谢良受迫害整整8年，其中坐牢5年、软禁3年。
身体残疾的谢良每天除忍受批斗辱骂殴打的痛苦，还被强迫去擦地板、冲厕所、清扫大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