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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使用暴力迫使大量妇女充当军队性奴隶的制度，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国家犯罪和战争暴行。
■ 东京：“慰安妇”历史闻所未闻
1992年3月，一个樱花烂漫的周末，笔者坐在东京六本木的一家咖啡馆里。六本木的沿街毗邻着风格迥异、流光溢彩的各种咖啡馆，这些高档咖啡馆以领导东京的文化消费潮流而闻名。这是一家意大利风格的商店，四周那精美绝伦的罗马古典时代的浮雕，使人仿佛置身于罗马神话时代。同坐的是刚刚在六本木五丁目国际文化会馆出席了学术会议的各国学者。我们一边品尝着苦涩的咖啡，一边议论着当时的热门话题——“慰安妇”。
自日本国女议员伊东秀子于1992年2月在日本国会提出战时日本“慰安妇”问题之后，“慰安妇”这个充满凄苦与暴虐的名词，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一位日本教授在得知我是来自上海的学者后，问道：“据说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
“是吗？”我有些惊愕。“据说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在上海发源的？”“是吗？”我更惊愕了。“应该把这个当代历史的难题搞清楚啊！”那日
本学者自言自语道。从此，这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慰安妇”制度实行于何时，它是否真是在上海开始的？有多少是我开始收集资料，关注这一问题的进展。我在神保町的书店里寻觅，在惠比寿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里寻觅，在我所在的东京大学里寻觅。我决定要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
1993年6月，我回到上海后，便着手进行实地调查，前后四年。盛夏的上海，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从我工作的上海西南角的上海师范大学出发，在被晒得变成稠状的柏油马路上行进两个多小时，到东北角的军工路、杨树浦和江湾等地调查……终于，我找到了曾在慰安所工作达14年之久的老人，找到了慰安所的目击者、受难者……于是，从确认日军经营的最大的杨家宅慰安所，到找到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遗址“大一沙龙”，日军慰安所的历史秘密在我的眼前逐渐揭开了。
我最初以为，日军在上海仅设立过数个慰安所，并以为这项调查会很快结束。岂料最后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强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自1931年底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以后，慰安所就在不断增长、扩充中，尤其是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上海作为日军的中心基地和登陆港口，慰安所迅速增加，其完备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2005年我们出版了《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一书，公布经调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有149个之多，现在这个数字又有增加，目前我们所知晓的上海日军慰安所至少有164个。根据日军总人数、慰安所数量和“慰安妇”更替率，上海一地的中国、朝鲜、日本等国日军性奴隶总人数就达2.4万人。
朱巧妹就是其中不幸的一个。
1998年，在崇明岛我们找到了受害者朱巧妹。朱巧妹是至今在全世界找到的最年长的“慰安妇”幸存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在商务印书馆劳动的朱巧妹失业了，只得跟随丈夫回到崇明岛的庙镇，夫妇俩开设一个小饭馆度日。后来日军的铁蹄践踏到崇明岛，便强逼朱巧妹成为日本兵的发泄性欲的工具。她控诉说：
刚被抓去时我已怀孕，日本军官根本就不管你肚子里有小囡。生孩子仅两个月，又经常被日本兵拉去。当时，我奶水很足，森格和黑联每次都要先吸干我的奶水，然后再强奸。我怕死，都一直忍受日军的暴行。日军炮楼里的那间房屋不大，是专门为强奸我们而设立的，里面有一个浴缸，一张床。我们进去后要先洗澡，洗了澡日本兵就在浴缸边的小床上强奸我们。除此之外，日本军队的官兵从未采取过任何卫生措施，连命也差一点丢掉，哪里还有什么报酬。
目睹自己妻子遭受凌辱，她的丈夫血脉贲张，抛妻别子，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最后战死在疆场。朱巧妹老人曾告诉我，仅她的家庭里，就有3个女人被抓去成为日军性奴隶，这在各国调查中，至今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例。2005年，朱巧妹老人含恨去世，我们为她竖立了墓碑。
就这样，我们找到了一个个幸存者：李连春、袁竹林、梁二秀、杨娥榜、林石姑、谭亚洞、陈桂英、李喜梅、王改荷、刘秀英、金义庆、雷桂英、朴又得、周粉英……我为她们录音、录像，记录她们苦难经历、旷世奇怨。现在，以上这些老人都已离开人世了。
苏智良：“我们之所以，坚持调查“慰安妇”问题18年，是为了拒绝遗忘。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为什么不能释怀，是因为作为加害方的日本政府仍未能像德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彻底地、无保留地反省、认罪、谢罪。”
苏智良为“论道竹叶青•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5年前苏智良踏上了寻访中国“慰安妇”的征途，他从上海走向华北、走向西南、走向东北，足迹遍布全国，他先后走访了一百多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家里存放着四十多盘受害者满含血泪的口述磁带；一百多位受害者中活到现在的只剩下了四十六人，自始至终，苏智良都与她们保持联系，每年要给她们汇一笔笔生活费。
专攻上海近代史、毒品史、黑社会史的苏智良，为了开启“慰安妇”这一段被抹去的历史真相，十几年里他遍阅相关日伪档案、日军老兵回忆、战时报刊等资料；为了采集证人证言、搜集资料，他从东瀛到上海，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原，从冰封北国到炎炎海南，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他登上东京、海牙、华盛顿、多伦多等城市的讲坛，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呼吁资助曾被迫做“慰安妇”的老人；他写成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 ——《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觉得，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历史的真相。
我们的调查遍及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20多个省市，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黎村苗寨，深山丛林，年复一年，筚路蓝缕。在山西盂县，我们住过窑洞；在云南的高黎贡山，我们遭遇过翻车。终于，经过18年的努力，日军“慰安妇”之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血泪“慰安妇”》《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等书籍陆续出版，2007年，我们在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协助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韩国KBS等拍摄了多部纪录片；并协助云南龙陵建立董家沟慰安所遗址陈列馆和黑龙江孙吴“军人会馆”陈列馆。不仅如此，我们1999年成立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从2000年起开始发起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生活费活动，并一直坚持到今日。
■ 广西：寻访人类学典型案例
日本右翼曾提出反问，你们说有几十万“慰安妇”，那么肯定会留下一些“孽种”，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证人？
事实上我们在各地调查时非常留意受害者因被日军集体奴役后留下的“混血儿”。在云南和山西调查时，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也曾去拜访过当事人，希望他们站出来。但都没有成功，甚至有的调查员还被幸存者家属棍棒打出。2006年，关于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是否强制推行了性奴隶制度问题，在国际社会与日本政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抗，随着美国、加拿大、荷兰、欧盟议会等纷纷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犯罪向受害国和受害人谢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竟矢口否认，连连说“不”。就在这时，一份战时日军在中国桂林征用当地女性为“慰安妇”的报道，从日本传至世界各国，被广泛传播。消息传到广西荔浦一偏僻的山村，有位当年的受害者站了出来，她就是82岁的瑶族妇女韦绍兰。1944年日军入侵荔浦时，她背着女婴在山上避难，不料婴儿的哭声招来了强盗兵，她被押送到马岭慰安所，成为了性奴隶。
她这样回忆：“（最初强迫我的）那个日本人，嘴上有一撮须须（仁丹胡），帽帽上的五角星是黄的，脖子上有两个领章，帽子后面有一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说到这里号啕大哭）。我的女娃如果哭，日本人就会打，一打她更哭。有时候日本人会给娃子吃糖，好叫娃娃不再哭，好叫他们不受打扰。日本人各种各样，有高高的也有矮矮的，年纪很大，四五十岁的样子。他们大多数用套套，睡了我以后，套套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出去烧。有的人不肯用套套，我也没办法，我命苦啊。我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女的，日本人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后来，我深夜里装作解大便，带着娃娃逃出去，……朝着太阳出来的方向跑了两天，晚上才走到了家。”
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孕了，丈夫对于韦绍兰肚子里的孩子很是排斥，但她认为，这个孩子也是一条生命，终于生了下来，取名罗善学。可是村里的小孩们却叫他“小日本鬼”，在他身上发泄仇恨。
为了确认韦绍兰大娘受害的事实和细节，2008年起的三年春节，我与我的太太陈丽菲教授来到荔浦小古告这个小山村，吃住在大娘家，进行调查，听韦大娘控诉、哭坟、唱瑶族歌谣……
混血老人罗善学向我们提出了一问题：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难道不是战争的受害者吗？这位66岁的老人从小就遭受欺凌，有残疾，被斥为“日本鬼”，至今孑然一身。
2010年12月，韦绍兰母子终于走出国门，到东京控诉军国主义给他们的人生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并会见了几位日本国会议员，递交了请愿书。
■ 海牙：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2000年12月8日至12日，经过国际女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索赔组织三年的筹备，具有重大意义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荷兰、阿根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肯尼亚、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与地区的代表五百多人聚集于此。在5天的会议期间，有1万多人次的参加者出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主要目的，是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依照战时国际法，检证日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出任主审大法官的是美国国际法教授、海牙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加布里埃尔•麦克唐娜（Gabrielle Mcdonald）。在庭审过程中，共有65名来自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世界各国有305名记者进行了采访。在该次审判中，我作为中国大陆代表团团长，向法庭递送了材料，并带领万爱花、袁竹林、李秀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上台作证。
2001年12月，我们又到荷兰海牙举行终审判决活动，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举行判决认定，日本在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的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的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最后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不再犯。作为一个模拟法庭，尽管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道德，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有助于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其真正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
如今，海牙判决已过去10年了，日本政府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向世界和受害者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更不用说赔偿。所以，斗争仍在继续，调查也仍在继续。（本文未署名图片由作者提供）
■ 东京：“慰安妇”历史闻所未闻
1992年3月，一个樱花烂漫的周末，笔者坐在东京六本木的一家咖啡馆里。六本木的沿街毗邻着风格迥异、流光溢彩的各种咖啡馆，这些高档咖啡馆以领导东京的文化消费潮流而闻名。这是一家意大利风格的商店，四周那精美绝伦的罗马古典时代的浮雕，使人仿佛置身于罗马神话时代。同坐的是刚刚在六本木五丁目国际文化会馆出席了学术会议的各国学者。我们一边品尝着苦涩的咖啡，一边议论着当时的热门话题——“慰安妇”。
自日本国女议员伊东秀子于1992年2月在日本国会提出战时日本“慰安妇”问题之后，“慰安妇”这个充满凄苦与暴虐的名词，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一位日本教授在得知我是来自上海的学者后，问道：“据说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
“是吗？”我有些惊愕。“据说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在上海发源的？”“是吗？”我更惊愕了。“应该把这个当代历史的难题搞清楚啊！”那日
本学者自言自语道。从此，这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慰安妇”制度实行于何时，它是否真是在上海开始的？有多少是我开始收集资料，关注这一问题的进展。我在神保町的书店里寻觅，在惠比寿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里寻觅，在我所在的东京大学里寻觅。我决定要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
1993年6月，我回到上海后，便着手进行实地调查，前后四年。盛夏的上海，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从我工作的上海西南角的上海师范大学出发，在被晒得变成稠状的柏油马路上行进两个多小时，到东北角的军工路、杨树浦和江湾等地调查……终于，我找到了曾在慰安所工作达14年之久的老人，找到了慰安所的目击者、受难者……于是，从确认日军经营的最大的杨家宅慰安所，到找到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遗址“大一沙龙”，日军慰安所的历史秘密在我的眼前逐渐揭开了。
我最初以为，日军在上海仅设立过数个慰安所，并以为这项调查会很快结束。岂料最后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强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自1931年底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以后，慰安所就在不断增长、扩充中，尤其是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上海作为日军的中心基地和登陆港口，慰安所迅速增加，其完备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2005年我们出版了《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一书，公布经调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有149个之多，现在这个数字又有增加，目前我们所知晓的上海日军慰安所至少有164个。根据日军总人数、慰安所数量和“慰安妇”更替率，上海一地的中国、朝鲜、日本等国日军性奴隶总人数就达2.4万人。
朱巧妹就是其中不幸的一个。
1998年，在崇明岛我们找到了受害者朱巧妹。朱巧妹是至今在全世界找到的最年长的“慰安妇”幸存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在商务印书馆劳动的朱巧妹失业了，只得跟随丈夫回到崇明岛的庙镇，夫妇俩开设一个小饭馆度日。后来日军的铁蹄践踏到崇明岛，便强逼朱巧妹成为日本兵的发泄性欲的工具。她控诉说：
刚被抓去时我已怀孕，日本军官根本就不管你肚子里有小囡。生孩子仅两个月，又经常被日本兵拉去。当时，我奶水很足，森格和黑联每次都要先吸干我的奶水，然后再强奸。我怕死，都一直忍受日军的暴行。日军炮楼里的那间房屋不大，是专门为强奸我们而设立的，里面有一个浴缸，一张床。我们进去后要先洗澡，洗了澡日本兵就在浴缸边的小床上强奸我们。除此之外，日本军队的官兵从未采取过任何卫生措施，连命也差一点丢掉，哪里还有什么报酬。
目睹自己妻子遭受凌辱，她的丈夫血脉贲张，抛妻别子，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最后战死在疆场。朱巧妹老人曾告诉我，仅她的家庭里，就有3个女人被抓去成为日军性奴隶，这在各国调查中，至今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例。2005年，朱巧妹老人含恨去世，我们为她竖立了墓碑。
就这样，我们找到了一个个幸存者：李连春、袁竹林、梁二秀、杨娥榜、林石姑、谭亚洞、陈桂英、李喜梅、王改荷、刘秀英、金义庆、雷桂英、朴又得、周粉英……我为她们录音、录像，记录她们苦难经历、旷世奇怨。现在，以上这些老人都已离开人世了。
苏智良：“我们之所以，坚持调查“慰安妇”问题18年，是为了拒绝遗忘。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为什么不能释怀，是因为作为加害方的日本政府仍未能像德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彻底地、无保留地反省、认罪、谢罪。”
苏智良为“论道竹叶青•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5年前苏智良踏上了寻访中国“慰安妇”的征途，他从上海走向华北、走向西南、走向东北，足迹遍布全国，他先后走访了一百多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家里存放着四十多盘受害者满含血泪的口述磁带；一百多位受害者中活到现在的只剩下了四十六人，自始至终，苏智良都与她们保持联系，每年要给她们汇一笔笔生活费。
专攻上海近代史、毒品史、黑社会史的苏智良，为了开启“慰安妇”这一段被抹去的历史真相，十几年里他遍阅相关日伪档案、日军老兵回忆、战时报刊等资料；为了采集证人证言、搜集资料，他从东瀛到上海，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原，从冰封北国到炎炎海南，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他登上东京、海牙、华盛顿、多伦多等城市的讲坛，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呼吁资助曾被迫做“慰安妇”的老人；他写成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 ——《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觉得，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历史的真相。
我们的调查遍及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20多个省市，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黎村苗寨，深山丛林，年复一年，筚路蓝缕。在山西盂县，我们住过窑洞；在云南的高黎贡山，我们遭遇过翻车。终于，经过18年的努力，日军“慰安妇”之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血泪“慰安妇”》《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等书籍陆续出版，2007年，我们在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协助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韩国KBS等拍摄了多部纪录片；并协助云南龙陵建立董家沟慰安所遗址陈列馆和黑龙江孙吴“军人会馆”陈列馆。不仅如此，我们1999年成立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从2000年起开始发起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生活费活动，并一直坚持到今日。
■ 广西：寻访人类学典型案例
日本右翼曾提出反问，你们说有几十万“慰安妇”，那么肯定会留下一些“孽种”，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证人？
事实上我们在各地调查时非常留意受害者因被日军集体奴役后留下的“混血儿”。在云南和山西调查时，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也曾去拜访过当事人，希望他们站出来。但都没有成功，甚至有的调查员还被幸存者家属棍棒打出。2006年，关于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是否强制推行了性奴隶制度问题，在国际社会与日本政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抗，随着美国、加拿大、荷兰、欧盟议会等纷纷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犯罪向受害国和受害人谢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竟矢口否认，连连说“不”。就在这时，一份战时日军在中国桂林征用当地女性为“慰安妇”的报道，从日本传至世界各国，被广泛传播。消息传到广西荔浦一偏僻的山村，有位当年的受害者站了出来，她就是82岁的瑶族妇女韦绍兰。1944年日军入侵荔浦时，她背着女婴在山上避难，不料婴儿的哭声招来了强盗兵，她被押送到马岭慰安所，成为了性奴隶。
她这样回忆：“（最初强迫我的）那个日本人，嘴上有一撮须须（仁丹胡），帽帽上的五角星是黄的，脖子上有两个领章，帽子后面有一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说到这里号啕大哭）。我的女娃如果哭，日本人就会打，一打她更哭。有时候日本人会给娃子吃糖，好叫娃娃不再哭，好叫他们不受打扰。日本人各种各样，有高高的也有矮矮的，年纪很大，四五十岁的样子。他们大多数用套套，睡了我以后，套套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出去烧。有的人不肯用套套，我也没办法，我命苦啊。我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女的，日本人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后来，我深夜里装作解大便，带着娃娃逃出去，……朝着太阳出来的方向跑了两天，晚上才走到了家。”
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孕了，丈夫对于韦绍兰肚子里的孩子很是排斥，但她认为，这个孩子也是一条生命，终于生了下来，取名罗善学。可是村里的小孩们却叫他“小日本鬼”，在他身上发泄仇恨。
为了确认韦绍兰大娘受害的事实和细节，2008年起的三年春节，我与我的太太陈丽菲教授来到荔浦小古告这个小山村，吃住在大娘家，进行调查，听韦大娘控诉、哭坟、唱瑶族歌谣……
混血老人罗善学向我们提出了一问题：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难道不是战争的受害者吗？这位66岁的老人从小就遭受欺凌，有残疾，被斥为“日本鬼”，至今孑然一身。
2010年12月，韦绍兰母子终于走出国门，到东京控诉军国主义给他们的人生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并会见了几位日本国会议员，递交了请愿书。
■ 海牙：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2000年12月8日至12日，经过国际女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索赔组织三年的筹备，具有重大意义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荷兰、阿根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肯尼亚、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与地区的代表五百多人聚集于此。在5天的会议期间，有1万多人次的参加者出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主要目的，是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依照战时国际法，检证日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出任主审大法官的是美国国际法教授、海牙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加布里埃尔•麦克唐娜（Gabrielle Mcdonald）。在庭审过程中，共有65名来自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世界各国有305名记者进行了采访。在该次审判中，我作为中国大陆代表团团长，向法庭递送了材料，并带领万爱花、袁竹林、李秀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上台作证。
2001年12月，我们又到荷兰海牙举行终审判决活动，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举行判决认定，日本在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的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的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最后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不再犯。作为一个模拟法庭，尽管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道德，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有助于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其真正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
如今，海牙判决已过去10年了，日本政府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向世界和受害者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更不用说赔偿。所以，斗争仍在继续，调查也仍在继续。（本文未署名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