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中，除了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外，书院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书院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还是收藏中国古典文化遗存的“图书馆”。书院始于唐代，盛于宋代，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
　　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对书院做过解释：“院者，垣也。”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早期的官办书院只是藏书之所，自唐代始，是侍讲学士修书的地方。
　　后来，私人创建的书院兴起。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时期在宋代。宋人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那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随之出现的活字印刷术，更为书院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宋代的很多书院藏书量非常大，如史料记载：“南国书院在浙江东州县，宋蒋友松建，聚书三万余卷，宾硕儒以教其族党子弟。”《鹤山书院始末记》中也记载：“（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有藏书，又得私阁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当年，鹤山书院藏书数量之多，即便与公私诸家相较，亦鲜有能与其匹敌者。
　　总而言之，书院藏书与公私之藏相比，具有显著不同。以皇室殿阁为代表的官藏图书，因地处禁地，重门深锁，别说一般读书人，就连翰林学士也难得一窥；私家藏书又往往将所藏之书锁入深阁，秘不示人。书院藏书则不然，书院本为教学之需，故其藏书又有很强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有人将其喻为古时师生的“公共图书馆”。
　　由于使用书院藏书者多为学子，因此书院藏书范围较窄，品种略单一。一般来说，私藏藏家喜好搜集珍本以向外人炫耀，而皇室藏书更务求全面，皆非书院所能相比。书院藏书多为四书五经以及正史之类著作。例如，河南大梁书院制定《购书略例》中“凡医卜星相及一切技艺之书，均不购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了配合日常教学，书院藏书十分注重书籍的时代性，且对藏书适时调整。尤其是近代西学东渐时期，很多书院顺应潮流，更新教学内容，调整书籍结构，新增了很多西学书籍。如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书院便新添了许多西学专著供学子们学习研究。可见，在中国历史上，书院不仅在保存书籍方面有所貢献，而且在传播文化方面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