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5日，无锡界泾桥弄，两位年近百岁的老邻居，眼花耳背，贴近对方耳朵聊天。
　　“侬不能这个样子侬晓得伐？”上海老弄堂里的老张又和人吵了起来，“你不能不通知一声就断别人家的电啊！你走你走，不要你修了！”老张激动，要把电工推出大门。众人来劝，住底楼的老奶奶一句话打住争吵：“斌斌，你不要这样。”
　　“斌斌”是老张的小名，在邻居眼里，这个年逾花甲的倔强老人依然是小时候的模样。最后电工向老张道歉，出门时忍不住低声抱怨“停的是楼道里的电又不是你家的电”。老张耳朵极好，听见这话又气愤大叫：“谁说楼道不是我家！”那背影急急出了门。
　　此话不假，楼道的电费是算在老张的账单上的。因老张拥有这栋老房子里的几乎一半的房间，顶层的阁楼，3 楼的朝南大房，2 楼的亭子间，还有自己住的一小间朝北房间。老房子楼道高而窄，每层都有大窗户采光，但是却因家家户户都有房间里装不下的东西，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楼道中可以利用的空间，楼道的灯即使白天也不能停。这满溢的生活，将阳光蚕食瓜分。这房子是老张的宝贝。他在塑料厂干了一辈子，也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连小学同班同学也都还住在附近。现在却独身一人，将最好的房子都租给年轻人，自己住在最小的单间里，和其他4 位房客合用一个卫生间。每天的正事就是检查房子各个角落，每天擦7 扇窗户3 层楼梯都不嫌累。近期政府大修房屋工程让他更是焕发青春，跟在工人身后俨如监工。
　　同样住在弄堂里的老董也极为用心地拾掇着他的房子，但是相比老张，他更多出于无奈。上世纪90 年代，作为知青的他回到上海。带着从新疆一道而来的妻子，住进分配给他的这2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如今儿子已大学毕业，一家三口仍然相依于此。餐桌腿上被装上了小轮儿，便于推移节省空间。房间仅能摆下一张床，夫妻两人睡，床头拉个碎花帘子，帘子里是换衣间和一个供女士小解用的痰盂。到了晚上，儿子要担个梯子，移开餐桌，从墙边爬到天花板下隔出来的如火车上铺的夹层里休息。“还好，弄堂房子层高都很高的。”儿子从来笑对所有人的疑问。谈起政府修缮老房子一事，老董摆摆手，说：“我现在等的是政府动迁。”
　　历史通过人类感情被记录下来，而建筑承载了很大部分的感情。吴侬细语，江南水乡，自古以来都是居民旺盛之地。无论如何时过境迁，无论是从高楼矗立还是老弄深堂里走出来的人们，都怀着旧时的记忆，向前迈开了脚。但有时候，人们又抛下记忆走得太远。
　　在人口千百万的城市里，有时候我们眼中不见一人。甚至于，我们观察他人的主要方式变成了各种数码屏幕，而对身旁挤着的几百人视而不见。阿兰·德·波顿曾这样形容现代生活中我们与他人相遇的场景：“通常，我们与他人相见在通勤的轨道交通车厢里，在摩肩接踵的人行道上，在机场人群聚集的大厅内。这些公共空间加在一起，投射出一个我身渺小无足轻重的画面，会让我们自惭形秽，很难再有能耐去坚信，每个人必然都是血肉丰满、个性独具的万物灵长。”
　　然而摄影师陈亮发现，老弄堂简直是对现代生活的反叛，只要投身其中，着眼在具体的人身上，一切诅咒可破。他花了7 年时间，在江南水乡的老弄堂里，带着镜头与这里的居民亲近，来寻找被现代生活挤压殆尽的亲切过往。邻里乡亲，弄堂人生，这些画面成功将他和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汇入宽阔的人性海洋。

　　2010年5月20日，无锡丽新工房，丈夫帮妻子洗头。遛鸟、捡菜、洗衣服……傍晚，居民各种生活在弄堂这种公共空间里进行着。

　　2010年6月1日，无锡后界泾桥弄，儿童节当天几位小朋友约好在弄堂里打乒乓球。洗衣水泥台当乒乓球桌，砖头当网，拉开战斗的销烟。

　　2013年2月12日，桐乡濮院花园街，张贵忠，8 4岁，退休老干部。现一人独居。

　　2014年9月28日，无锡丽新路三弄，居民忙着搬家。丽新路4条老弄堂紧急拆迁，10月8日前居民全部搬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