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运河的南北畅通为海源阁藏书楼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文化平台，其次，海源阁的主人杨以增凭借个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经济实力，独具慧眼地建起这座藏书楼。
关键词：大运河、海源阁、杨以增
每个有博物馆或图书馆的地方，都肯定是经济发达，群众文化基础好，兼有有识之士力促之。海源阁藏书楼就是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形成的。
聊城杨氏海源阁乃清季著名私人藏书楼，藏书楼的主人是杨以增。杨以增（1783～1856）字益之，一字至堂，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十四年（1834）后在广西、湖北任道员，开始购藏书籍，后来，随着杨以增仕途的变迁，海源阁藏书主要来自于京杭运河两端的江南和京师。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奔父丧归里，因藏书渐多 ，乃于道光二十年（1840）建藏书楼，题其名曰“海源阁”，且旁书跋语道：
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天一”名阁云。[1]（p245）
海源阁藏书楼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齐名，而其书之富赡珍秘，远在陆氏、丁氏之上。后陆氏、丁氏转归他人，仅余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遥相辉映，故有“南瞿北杨”之称。据记载，海源阁共藏宋元版、精校名抄本书四百六十余部，一万一千多卷；藏普通版本书三千余部，二十万八千多卷。宋元版书中，不乏珍本、孤本，精校名抄本多出自黄丕烈等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之手。普通版本中，明版约占四分之一，清刻约占四分之三，皆精刻精印，今多可归入善本书之列。
海源阁藏书楼位于运河岸边的重镇聊城。元代定都北京，聊城成为近畿地区。元王朝为交通便利开会通河，大运河穿聊城而过，聊城更得南北交通之便，北通京师，南连三吴，被史家誉为“漕挽为咽喉，天都（府）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交通便利，加上物产丰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聊城及周边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的贸易中心。天下富商大贾云集，“往来船舶，络绎不绝”，“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以致城内贾寓旅舍，几不能容”。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开办商号、店铺、作坊，与本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鳞次栉比，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一直为北方三大商埠之一。
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昌盛。明代中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通信息，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状元11人，其中隶属于东昌府州县籍者，进士290人，状元3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2]（p248）
明朝时期的聊城确实是“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之地。出现的主要文化大族号称“八大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任、邓、朱、傅、耿、楊诸文化世家。其中的杨氏家族就是指的杨以增家族。而杨氏家族受运河开放文化影响和对聊城地域文化的贡献则集中于文化典籍的收藏和保存。即海源阁藏书楼的建成。浓郁的文风、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以及漕运咽喉要道的重要位置，使得许多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乃至聚集，侨寓于山东运河区域，他们将各种书籍带到这里，为此地藏书家拓展了视野，带来了珍籍。同时，山东运河区域的仕宦学子们也借助便利的运河交通，把往来南北各地所搜求的各地藏书送回家乡，这一切为该区域私人藏书业的兴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崛起于运河岸边的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是山东藏书家们共同的骄傲。
正是大运河数百年为南北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动脉，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孕育海源阁的这片土壤，有了雄厚的文化底蕴和经济背景。海源阁好比一座金字塔，聊城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就如它坚实的塔座。
海源阁藏书楼的建成与杨以增的个人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杨以增本人乃进士出身，学识渊博、文化修养极高，且对藏书有着浓厚的兴趣。杨以增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官署设于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这里是淮河与运河交汇之地，也是连接南方与北方的漕运中心，同时淮安还是明清两代文人骚客汇聚之区，文化气氛非常浓厚。杨以增在此任职8年，近水楼台；收购江浙诸藏书家珍善本书甚多。特别是黄丕烈、百宋一廛藏书甲于天下。黄丕烈死后，其书尽归汪士钟艺芸书舍。同时，汪氏又得顾氏小读书堆、袁氏五研楼、周氏水月亭之书，江浙藏书之精华，集于汪氏之家。道光、咸丰之交，其书陆续散佚，适值杨以增出任河道总督，杨氏凭近水楼台之优势，广为搜求，购获甚多。道光，咸丰之交，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这一时期，战火燃至江浙一带，各家旧藏纷纷散出。当时清军大部驻南京至扬州一带，有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之称，他们乘战乱之机，掠夺珍籍古玩以出售。杨以增据守清江浦，地近江浙，且当南北水路交通要道，故购获甚多。其子杨绍和在《宋本新刊韵略》中记述此事道：“咸丰初，扬州始复，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书珍玩求售。”江浙旧籍流入书贾之手者更多，他们知道杨以增嗜藏书，乃持书单登门洽谈，《楹书隅录》中不乏此类记载。另外，杨以增身居高位，宦迹甚广，朋友故旧遍及各地，其中不乏学问大家，也有版本学专家。他们处处留心古籍，遇有珍秘之本，即为之购买。如梅曾亮、刘燕庭、叶东卿、胡珽等皆曾为之购买珍籍，远道寄赠。因此，杨以增除大量购获黄丕烈、汪士钟等名家藏书外，购获江浙其他各家藏书亦甚多，全国其他地区之珍籍，亦间有所获。
因此，杨以增为海源阁的建成付出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精力，依靠本人的学识，加上浓厚的兴趣，及时抓住机遇，才最终形成了海源阁的规模。海源阁藏书楼的形成既是一个经济产物，也是一个文化产物。首先大运河的南北畅通为海源阁藏书楼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文化平台，其次，海源阁的主人杨以增凭借个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经济实力，独具慧眼地建起这座藏书楼，为后世造福，正如现在海源阁藏书楼遗址大门前胡乔木为其题的一副对联：“一人致力万人受益，四代藏书百代留芳。”
参考文献：
[1]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马亮宽.明清聊城运河与文化族群兴衰.中国运河-区域社会与文化变迁.[C]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田亚齐（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美术系，山东省 聊城市 邮编 252000）
田亚齐，男 大四学生
关键词：大运河、海源阁、杨以增
每个有博物馆或图书馆的地方，都肯定是经济发达，群众文化基础好，兼有有识之士力促之。海源阁藏书楼就是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形成的。
聊城杨氏海源阁乃清季著名私人藏书楼，藏书楼的主人是杨以增。杨以增（1783～1856）字益之，一字至堂，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十四年（1834）后在广西、湖北任道员，开始购藏书籍，后来，随着杨以增仕途的变迁，海源阁藏书主要来自于京杭运河两端的江南和京师。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奔父丧归里，因藏书渐多 ，乃于道光二十年（1840）建藏书楼，题其名曰“海源阁”，且旁书跋语道：
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天一”名阁云。[1]（p245）
海源阁藏书楼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齐名，而其书之富赡珍秘，远在陆氏、丁氏之上。后陆氏、丁氏转归他人，仅余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遥相辉映，故有“南瞿北杨”之称。据记载，海源阁共藏宋元版、精校名抄本书四百六十余部，一万一千多卷；藏普通版本书三千余部，二十万八千多卷。宋元版书中，不乏珍本、孤本，精校名抄本多出自黄丕烈等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之手。普通版本中，明版约占四分之一，清刻约占四分之三，皆精刻精印，今多可归入善本书之列。
海源阁藏书楼位于运河岸边的重镇聊城。元代定都北京，聊城成为近畿地区。元王朝为交通便利开会通河，大运河穿聊城而过，聊城更得南北交通之便，北通京师，南连三吴，被史家誉为“漕挽为咽喉，天都（府）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交通便利，加上物产丰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聊城及周边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的贸易中心。天下富商大贾云集，“往来船舶，络绎不绝”，“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以致城内贾寓旅舍，几不能容”。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开办商号、店铺、作坊，与本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鳞次栉比，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一直为北方三大商埠之一。
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昌盛。明代中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通信息，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状元11人，其中隶属于东昌府州县籍者，进士290人，状元3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2]（p248）
明朝时期的聊城确实是“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之地。出现的主要文化大族号称“八大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任、邓、朱、傅、耿、楊诸文化世家。其中的杨氏家族就是指的杨以增家族。而杨氏家族受运河开放文化影响和对聊城地域文化的贡献则集中于文化典籍的收藏和保存。即海源阁藏书楼的建成。浓郁的文风、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以及漕运咽喉要道的重要位置，使得许多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乃至聚集，侨寓于山东运河区域，他们将各种书籍带到这里，为此地藏书家拓展了视野，带来了珍籍。同时，山东运河区域的仕宦学子们也借助便利的运河交通，把往来南北各地所搜求的各地藏书送回家乡，这一切为该区域私人藏书业的兴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崛起于运河岸边的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是山东藏书家们共同的骄傲。
正是大运河数百年为南北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动脉，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孕育海源阁的这片土壤，有了雄厚的文化底蕴和经济背景。海源阁好比一座金字塔，聊城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就如它坚实的塔座。
海源阁藏书楼的建成与杨以增的个人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杨以增本人乃进士出身，学识渊博、文化修养极高，且对藏书有着浓厚的兴趣。杨以增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官署设于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这里是淮河与运河交汇之地，也是连接南方与北方的漕运中心，同时淮安还是明清两代文人骚客汇聚之区，文化气氛非常浓厚。杨以增在此任职8年，近水楼台；收购江浙诸藏书家珍善本书甚多。特别是黄丕烈、百宋一廛藏书甲于天下。黄丕烈死后，其书尽归汪士钟艺芸书舍。同时，汪氏又得顾氏小读书堆、袁氏五研楼、周氏水月亭之书，江浙藏书之精华，集于汪氏之家。道光、咸丰之交，其书陆续散佚，适值杨以增出任河道总督，杨氏凭近水楼台之优势，广为搜求，购获甚多。道光，咸丰之交，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这一时期，战火燃至江浙一带，各家旧藏纷纷散出。当时清军大部驻南京至扬州一带，有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之称，他们乘战乱之机，掠夺珍籍古玩以出售。杨以增据守清江浦，地近江浙，且当南北水路交通要道，故购获甚多。其子杨绍和在《宋本新刊韵略》中记述此事道：“咸丰初，扬州始复，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书珍玩求售。”江浙旧籍流入书贾之手者更多，他们知道杨以增嗜藏书，乃持书单登门洽谈，《楹书隅录》中不乏此类记载。另外，杨以增身居高位，宦迹甚广，朋友故旧遍及各地，其中不乏学问大家，也有版本学专家。他们处处留心古籍，遇有珍秘之本，即为之购买。如梅曾亮、刘燕庭、叶东卿、胡珽等皆曾为之购买珍籍，远道寄赠。因此，杨以增除大量购获黄丕烈、汪士钟等名家藏书外，购获江浙其他各家藏书亦甚多，全国其他地区之珍籍，亦间有所获。
因此，杨以增为海源阁的建成付出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精力，依靠本人的学识，加上浓厚的兴趣，及时抓住机遇，才最终形成了海源阁的规模。海源阁藏书楼的形成既是一个经济产物，也是一个文化产物。首先大运河的南北畅通为海源阁藏书楼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文化平台，其次，海源阁的主人杨以增凭借个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经济实力，独具慧眼地建起这座藏书楼，为后世造福，正如现在海源阁藏书楼遗址大门前胡乔木为其题的一副对联：“一人致力万人受益，四代藏书百代留芳。”
参考文献：
[1]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马亮宽.明清聊城运河与文化族群兴衰.中国运河-区域社会与文化变迁.[C]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田亚齐（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美术系，山东省 聊城市 邮编 252000）
田亚齐，男 大四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