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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通过回顾自己30年来的治学实践，对“精神生态”“生态学三分法”的来由、内涵、意义、价值及今后的研究去向进行了详细论述。文章指出：地球生物圈内，除了“自然生态”之外， 还应该存在着“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是同时发生的，解救生态危机还必须引进一个与人类自身内在价值系统密切相关的“精神维度”。文章还将法国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的“生态学三重性”与“生态三分法”加以比照，指出东方文化中原本存在着“精神救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更多地参与到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文化的过程中来。文章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的生态时代，精神生态研究的历史使命是改善人类内在精神状况、弥合破碎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祥和的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人类精神的“起始点”与“制高点”的审美与文学艺术创造活动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精神生态; 生态学三分法;菲利克斯·加塔利 ;建设性后现代
“精神生态”（spiritual ecology），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日常话语界，如今都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在诸多学术检索库中往往可以搜索到数十上百万条关于“精神生态”的信息，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有三十篇左右的相关论文发布，波及的范围也已经从文学艺术延展到历史研究、宗教哲学、心理治疗、城市景观、园林规划、室内装潢、社区文化乃至丧葬习俗等诸多领域。
中文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关于“精神生态”的条目中写道：“鲁枢元提出‘精神生态学’”，“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鲁枢元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次建构起他对精神生态的理解。”从多年来发表的一些论及精神生态的文章看，也往往把“精神生态”这一“发明权”赠予我。但“精神生态”这一用语并非由我最早使用，它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或术语或许可以说是由我界定的。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有责任将“精神生态”的来龙去脉给公众一个交代。
一 “精神生态”的由来
据检索，“精神生态”一语在中国大陆最早见诸公开发表的文字，是1985年1月思之在《兰州学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这篇文章论及“精神生态环境”时将其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1985年4月刘再复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杂谈精神界的生态平衡》一文中提出“我们精神界也有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精神生态”一词，实际上却为“精神生态”的问世提供了铺垫。①
思之的文章我没有看到，而那段时间再复先生与我联系较多，在1985年4月7日他写给我的信中就曾谈到“深深感到在精神界也应当与自然界一样，应该有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平衡”②。那时人文社科界还很少有人使用“生态”这样的字眼，他的这些话或许已经在无意识中感染了我，至于我在回信中对他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与此同时，《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本书《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出版发行，那段时间我正热衷文学艺术创作心理的探讨，这本书中讲到地球上自然资源的局限与人类心智的局限，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以至于1987年秋天当我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赴意大利访问时，特意要求增加造访罗马俱乐部的安排。9月16日上午，我们一行来到位于罗马市“猞猁学院”的罗马俱乐部总部，那时创始人奥瑞里欧·贝恰（Aurelio Peccei，1908—1984）已经去世，我们与生态文化界弗朗西斯科·加博里叶里、卢洽诺·贝代、马利尼·贝多罗三位教授进行了一番畅谈。加博里叶里教授告诉我们：“猞猁”是他们学院的图腾，这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有着锐利的目光、敏捷的四肢，既能够及时觉察到环境的细微变化，又能够迅速付诸行动。罗马俱乐部的这只“猞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十多年后我出版的一本文集书名就叫《猞猁言说》。
现有资料显示，我最初讲到“精神生态”是1989年暑假期间在张家界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态”……，近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正在恶化，这种恶化是由于严重的生态失衡造成的。在生存的天平上，重经济而轻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重技术而轻感情，部分中国人的生态境况发生了可怕的倾斜，导致了文化的滑坡、精神的堕落、情感的冷漠和人格的沦丧。③
这篇讲话将“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并提，突出了“精神生态”的独立地位。此后，我便渐渐开始关注生态问题。
1990年夏天，我带领两位硕士研究生到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出函谷关、潼关，过西安、走铜川，谒黄陵，访榆林、米脂，驻足延安。一度进入毛乌素大沙漠，由于天气炎热、饮水耗尽，只得草草收兵。在山城佳县由桃花渡口过黄河取道山西太原返回郑州。这次考察重在风土人情，同时也接触到民间底层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归来之后有《西北紀行》一文发表。这年10月，德国学者赫伯特·曼纽什的《怀疑论美学》中文版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由于我曾接待过这位学者，在《文艺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被附在书后，所以被邀请参加。参会的除了出版界的领导，还有哲学界、美学界的前辈学者张岱年、马奇、蒋孔阳、敏泽等人。《中国图书评论》的综述报道以“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态”为标题概括我的发言：“应该关注人类生存状况，尤其人的精神生存状况，即精神生态。”④
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没有什么严密规划，往往是受当下时代生活中某些事物或现象的诱发，凭着自己的直觉与兴趣有意无意间抓住某个话题从而延展开来，就像一棵树，你不知道它会从哪里长出一根枝杈。关于“精神生态”的由来也是如此，说来也许近乎传奇。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一次山间行路时偶和一位老僧闲聊，老僧固执地说：人类生存的这个南瞻部洲，原本足以使八百亿人口安居乐业，现在之所以不行，不是土地有限，而是人心坏了。老僧提到的“土地”和“人口”，无疑是现代生态难题中常说的两大因素，但在“土地”与“人口”之外，老僧又引进一个变量：“人心”，让我心头一震！人心是什么？不就是人的需求、欲望，人的价值取向、信仰理想、审美偏爱，即人的精神世界！看来“人心”绝对是生态学应该关注的大问题。 再一个故事，是1990年代初，深圳刚刚开放，我独自一人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星河般灿烂辉煌的霓虹灯、高射灯，密集的飞驰而过的轿车、摩托车，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各类商品货物，扑面而来的浓烈的汽油味、烧烤味、脂粉味、汗渍味，让我真切感觉到巨大的物质与能量昼夜不息地在两极间涌动：一极是公司、银行、股票、期货、谈判、合同所谓“生意场”，一极是餐厅、酒吧、桑拿、夜总会、游乐中心等所谓“娱乐场”。一端是惨淡经营，一端是恣意享乐。货币的沟通取代了心灵的沟通，电磁波的联系取代了骨肉亲情的联系，操作的成败掩遮了人格的优劣，性的商品化取代了爱的升华。颇具象征意味的是：街头的“医药店”在急剧增多，畅销的药物一类是补药、春药;一类是治疗花柳病的特效药。现代都市人的内在机制陷入了“高物质消耗的低劣循环”的怪圈里，在这样一条汹涌澎湃的物质流中，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或许是人的精神危机，环境的污染源于人的内在心性发生了病变，自然生态治理的关键在改变人类自己的精神状态。受此刺激，我写了一篇题为《说鱼上树》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其中的“说”读“shui”，“规劝”的意思。虽是一篇随笔，我倒是愿意将其视为我的“精神生态宣言”，现摘其要如下：
解救自然生态的危机光靠发展科技与加强管理不行，还必须引进一个与人类自身内在价值系统密切相关的概念：精神生态。
为什么不能让心灵的清纯来抑制一下物欲的骚乱？为什么不能以精神的升腾来唤起世事的沉沦？为什么不能以情感的丰盈来填补技术的空洞？为什么不能以创造的光辉来改变一下生活中的确定性与重复性？
当代文化应当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开发人的精神资源，调集人的精神能量，高扬人的精神价值，促进人类健康良好的精神循环，给困顿于池塘中的鱼儿插上精神的翅膀，帮助身处世纪末的人类完成划时代的转换。⑤
1994年，我离开中原腹地南下海南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要到一个生态状况良好的地方从事生态研究。
1995年10月，笔者在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创建“精神生态研究所”。11月，应邀参加海峡两岸文学家在山东威海举办的“人與大自然——生态文学研讨会”，研讨会由前文化部部长王蒙与中国台湾文坛领袖齐邦媛召集，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莅临致辞，两岸的重要作家都在会上。我做了题为《生态困境中的精神变量与“精神污染”》的演讲，指出了“精神”乃地球生物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污染”的危害丝毫不亚于“环境污染”。
1998年11月，生态文化随笔集《精神守望》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借西方“疯牛病”大流行的话题，强烈呼吁人们关注精神生态的存在：
“疯牛病”，罪魁祸首不是牛，是人。当人把牛弄疯了的时候，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健全的神经。
生态危机已透过生态的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渗入人类的精神领域，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都在日益加剧。这种精神生态方面的危机，反过来又助长了整个地球生态的颓势。拯救地球，恐怕还必须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开始。⑥
这本书得到许多读者的共鸣，出版社也一再重印、再版。前辈学者钱谷融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专文对“精神生态”的说法予以肯定，并表扬“这既是一本具有深邃思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本抒发性灵的优美散文”⑦。
1999年1月，《精神生态通讯》作为一本学界内部交流的刊物，在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直接指导下创刊，并得到中国“自然之友协会”创会会长梁从诫、中国环境文学学会秘书长高桦的支持与鼓励。8月，我国“首席生态哲学家”余谋昌先生在《通讯》上发表文章，肯定了精神生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与我就“精神生态还是生态精神”这一问题展开商讨。作为一个生态哲学的门外汉，20多年来我从他那里接受了太多的教益。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STS）筹划的“生态文化丛书”出版，曲格平、邢贲思、厉以宁分别作序，我的《生态文艺学》为其中的一部。书名“生态文艺学”是出于丛书建设新学科的统一要求，而我自己的心思却在“精神生态”上，这在该书的“后记”中已作出说明。应该说，这本书立论的支柱、论证的核心是我对“精神生态”的长期思考。在全书上下两卷、十四章的书写中，涉及“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地球精神圈”“世界复魅”“精神生态”“生态学三分法”“现代人的精神病症”“开发精神生态资源”“后现代是生态时代”等话题，我的初心颇有些自不量力，那就是建立一门“精神生态学”。这本书的面世，意味着我关于“精神生态”（spiritual ecology）的探索已经开始进入“成型”阶段。
二 生态学三重性与精神生态的内涵
我最初看到的一部生态学词典，其中不但没有“精神生态”的条目，也没有“自然生态”的条目，这让我很是困惑。⑧后来我才渐渐悟出，在早期的生态学者们的知识空间里，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其中生物体即动物、植物、微生物;环境即物理环境与生物环境。生态，就是自然生态，“生态学”就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而人类似乎只是生态学之外的一个研究者。
生态学长期忽略了人也是生物，也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员。这种情形直到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态灾难频频发生时，学术界才开始认真地审视人类自己的生态属性，“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美国女记者瑞秋·卡逊（Rachel Louise 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成为生态学“人文转向”的里程碑。
人被列入生态学研究对象，而且迅速上升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与其他生物体，比如蝴蝶、鲸鱼、松树、苔藓、大肠杆菌等相比既同属于自然界的生命体，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如人类拥有更突出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那么，在如今的地球生物圈内，除了“自然生态”之外， 还应该存在着“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我将其称为生态学的“三分法”。显然，“三分法”并不是要把三者拆离开来，恰恰是要在地球生物圈的有机整体中，深入考察其位置、属性、功能、价值，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思维方法，“三分法”比“二分法”更周全，历史也更悠久。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我关于精神生态的立论便是建立在“生态三重性”基础之上的。当时，有两位思想家的说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一是中国的梁漱溟，他是活学活用“三分法”的大师，他提出的“三种文化”“三条路向”“三种人生态度”都影响了后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指出一個民族的生活不外乎三个方面：
（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
（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⑨
后来他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提出的“人生三大问题”，即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这些都成了我构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重生态架构的重要依据。
另一位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我在撰写《生态文艺学》时，他的精神现象学学说给予我许多启示。他在《论人的理念》中也曾试图从人与上帝、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三个方面对人的存在做出鸟瞰式、全方位的考察。⑩
地球生物圈中果然存在一个“精神生态”层面吗？以往的生态学只承认地球上存在着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状况影响的加剧，生态学界渐渐意识到地球上还存在一个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圈”，欧洲与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称其为“社会圈”“技术圈”“智能圈”;而我特别关注的是20世纪前期常年在中国从事学术考察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夏尔丹·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提出的“精神圈”。起初，我只是在G·R·豪克的《绝望与信心》一书中看到德日进关于“精神圈”的只言片语：地球上“除了生物圈外，还有一个通过综合产生意识的精神圈”，精神圈的产生，是“从普遍的物质到精神之金”的变化结果，是通过“信仰”攀登上的“人类发展的峰巅”，它体现为“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不朽的信仰和对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人格的信仰”。11《德日进集》在中国出版后，我才看到他关于“精神圈”的更多论述：
在精神圈里的透视里，时间和空间都真的人性化了——或应说是超人性化了。宇宙全体和位格绝不互相排斥，他们是提携并进，同时达到巅峰。
由于有分子、细胞、种系支干的封闭化学才会有的生物圈或精神圈。生命和思想的呈现与发展都不只是偶然的，而且是有结构的，与大地物质的轮廓及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
一种无限进步的见解是会与精神圈的汇聚性质冲突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把它描绘为是一种超越现有可见世界的向度与架构所得来的欢愉。12
德日进为我的精神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我们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室里他的照片与梭罗、卡逊、利奥波德以及杜亚泉、梁漱溟的照片悬挂在一起。那一年，来访的美国德日进研究会主席约翰·格瑞姆夫妇看到后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在1990年代为什么选取“精神生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细想起来，除了时代现实生活的刺激，还和我此前从事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有着内在联系。整个1980年代，为了科研与教学的需要，我曾经下了些功夫梳理西方现代心理学史，出版过专著《文艺心理阐释》，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我对机能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情有独钟，这些学派的核心观念是整体性、有机性、流动性、内在性、创化性，正是这些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为我打开了通往精神生态研究的门径。
除了西方关于“精神”的学说，我的天性似乎更容易吸纳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精神”的阐述。在中国，“精神”一语源自道家学术典籍，最早见诸《庄子》。《庄子》成书之前，《周易》《老子》中已经有了“精”与“神”最初的观念;《庄子》问世之后，《淮南子》《说苑》《列子》对“精神”的阐发臻于完善。精神是一种玄奥微妙的宇宙基质，精神与形骸相对，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同帝”（《庄子·刻意》）。“精神”这种充盈天地间的“生机”与“灵气”，在人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人死之后，“形返于气之实，精返于气之虚”，生命不过是又返回诞生之前的自然状态。然而，真人、至人的精神并不随着肉体的化解而泯灭，却可以“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上以益三光之明，下以滋百昌之荣，流风荡于两间，生理集善气以复合”。（王船山：《庄子解·卷十九》）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哲人那里，“精神”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是一切生命的基质与本原，是人性中流动着、绵延着、富有活力的构成因素。“清醇的精神”可以君临于有形者之上，甚至在个人的体外流传，施惠于天地人世间。这些前现代的哲学精神似乎更具备生态学的品位。
为了回答学界人士对于“精神生态”的疑问，当《生态文艺学》出版面世之际，我特意在《精神生态通讯》上对这一术语做出如下阐发：
人的存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精神性存在，分别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内心世界的关系，三个层面既密切相关联，却又不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因此，人类的生存便拥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面。
精神属性，是人作为人的重要属性。精神的主要内涵包括人的情绪活动、思维活动和意志活动，集中体现为人的价值取向、反思能力、宗教信仰、审美偏爱。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创生着、运动着、变化着、绵延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与其所处环境感应互动。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生态系统”。生活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个人的幸福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 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除了“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还存在着一个“精神圈”。人类发展至今，精神作为人的一种自主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仍在继续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工业时代，人类的精神已经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是同时发生的。在自然环境遭受污染的同时，精神也在蒙受污染;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酸雨成灾、大地荒漠化、物种锐减、资源枯竭的同时，人的物化、人的類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人的空心化、人的粗鄙化的进程也在加剧;人的信仰与操守的丧失，道德感与同情心的丧失，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丧失也在日益加剧。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的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地球生态系统在这一精神变量参与下的良性运转。
精神生态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一）弄清精神生态系统的内在结构及其活动方式，促进个人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精神取向的协调与平衡;（二）把“精神因素”引进地球的整体生态系统中来，从人类自身行为的反思出发，重新审视工业社会的主导范式、重新调整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日趋绝境的生态危机寻求一条出路。13
这或许可以看作我为创建“精神生态学”草拟的一个提纲。但此后我再没有为促进这门学科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可以说是我自认功力不抵的有意退却，也或许是因为我隐约感到在生态领域就做不出这门学科。
不过，我对于精神生态的关注并没有停止，而是希望尽力将自己的思考与时代、与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三
关键词：精神生态; 生态学三分法;菲利克斯·加塔利 ;建设性后现代
“精神生态”（spiritual ecology），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日常话语界，如今都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在诸多学术检索库中往往可以搜索到数十上百万条关于“精神生态”的信息，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有三十篇左右的相关论文发布，波及的范围也已经从文学艺术延展到历史研究、宗教哲学、心理治疗、城市景观、园林规划、室内装潢、社区文化乃至丧葬习俗等诸多领域。
中文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关于“精神生态”的条目中写道：“鲁枢元提出‘精神生态学’”，“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鲁枢元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次建构起他对精神生态的理解。”从多年来发表的一些论及精神生态的文章看，也往往把“精神生态”这一“发明权”赠予我。但“精神生态”这一用语并非由我最早使用，它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或术语或许可以说是由我界定的。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有责任将“精神生态”的来龙去脉给公众一个交代。
一 “精神生态”的由来
据检索，“精神生态”一语在中国大陆最早见诸公开发表的文字，是1985年1月思之在《兰州学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这篇文章论及“精神生态环境”时将其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1985年4月刘再复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杂谈精神界的生态平衡》一文中提出“我们精神界也有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精神生态”一词，实际上却为“精神生态”的问世提供了铺垫。①
思之的文章我没有看到，而那段时间再复先生与我联系较多，在1985年4月7日他写给我的信中就曾谈到“深深感到在精神界也应当与自然界一样，应该有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平衡”②。那时人文社科界还很少有人使用“生态”这样的字眼，他的这些话或许已经在无意识中感染了我，至于我在回信中对他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与此同时，《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本书《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出版发行，那段时间我正热衷文学艺术创作心理的探讨，这本书中讲到地球上自然资源的局限与人类心智的局限，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以至于1987年秋天当我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赴意大利访问时，特意要求增加造访罗马俱乐部的安排。9月16日上午，我们一行来到位于罗马市“猞猁学院”的罗马俱乐部总部，那时创始人奥瑞里欧·贝恰（Aurelio Peccei，1908—1984）已经去世，我们与生态文化界弗朗西斯科·加博里叶里、卢洽诺·贝代、马利尼·贝多罗三位教授进行了一番畅谈。加博里叶里教授告诉我们：“猞猁”是他们学院的图腾，这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有着锐利的目光、敏捷的四肢，既能够及时觉察到环境的细微变化，又能够迅速付诸行动。罗马俱乐部的这只“猞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十多年后我出版的一本文集书名就叫《猞猁言说》。
现有资料显示，我最初讲到“精神生态”是1989年暑假期间在张家界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态”……，近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正在恶化，这种恶化是由于严重的生态失衡造成的。在生存的天平上，重经济而轻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重技术而轻感情，部分中国人的生态境况发生了可怕的倾斜，导致了文化的滑坡、精神的堕落、情感的冷漠和人格的沦丧。③
这篇讲话将“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并提，突出了“精神生态”的独立地位。此后，我便渐渐开始关注生态问题。
1990年夏天，我带领两位硕士研究生到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出函谷关、潼关，过西安、走铜川，谒黄陵，访榆林、米脂，驻足延安。一度进入毛乌素大沙漠，由于天气炎热、饮水耗尽，只得草草收兵。在山城佳县由桃花渡口过黄河取道山西太原返回郑州。这次考察重在风土人情，同时也接触到民间底层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归来之后有《西北紀行》一文发表。这年10月，德国学者赫伯特·曼纽什的《怀疑论美学》中文版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由于我曾接待过这位学者，在《文艺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被附在书后，所以被邀请参加。参会的除了出版界的领导，还有哲学界、美学界的前辈学者张岱年、马奇、蒋孔阳、敏泽等人。《中国图书评论》的综述报道以“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态”为标题概括我的发言：“应该关注人类生存状况，尤其人的精神生存状况，即精神生态。”④
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没有什么严密规划，往往是受当下时代生活中某些事物或现象的诱发，凭着自己的直觉与兴趣有意无意间抓住某个话题从而延展开来，就像一棵树，你不知道它会从哪里长出一根枝杈。关于“精神生态”的由来也是如此，说来也许近乎传奇。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一次山间行路时偶和一位老僧闲聊，老僧固执地说：人类生存的这个南瞻部洲，原本足以使八百亿人口安居乐业，现在之所以不行，不是土地有限，而是人心坏了。老僧提到的“土地”和“人口”，无疑是现代生态难题中常说的两大因素，但在“土地”与“人口”之外，老僧又引进一个变量：“人心”，让我心头一震！人心是什么？不就是人的需求、欲望，人的价值取向、信仰理想、审美偏爱，即人的精神世界！看来“人心”绝对是生态学应该关注的大问题。 再一个故事，是1990年代初，深圳刚刚开放，我独自一人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星河般灿烂辉煌的霓虹灯、高射灯，密集的飞驰而过的轿车、摩托车，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各类商品货物，扑面而来的浓烈的汽油味、烧烤味、脂粉味、汗渍味，让我真切感觉到巨大的物质与能量昼夜不息地在两极间涌动：一极是公司、银行、股票、期货、谈判、合同所谓“生意场”，一极是餐厅、酒吧、桑拿、夜总会、游乐中心等所谓“娱乐场”。一端是惨淡经营，一端是恣意享乐。货币的沟通取代了心灵的沟通，电磁波的联系取代了骨肉亲情的联系，操作的成败掩遮了人格的优劣，性的商品化取代了爱的升华。颇具象征意味的是：街头的“医药店”在急剧增多，畅销的药物一类是补药、春药;一类是治疗花柳病的特效药。现代都市人的内在机制陷入了“高物质消耗的低劣循环”的怪圈里，在这样一条汹涌澎湃的物质流中，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或许是人的精神危机，环境的污染源于人的内在心性发生了病变，自然生态治理的关键在改变人类自己的精神状态。受此刺激，我写了一篇题为《说鱼上树》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其中的“说”读“shui”，“规劝”的意思。虽是一篇随笔，我倒是愿意将其视为我的“精神生态宣言”，现摘其要如下：
解救自然生态的危机光靠发展科技与加强管理不行，还必须引进一个与人类自身内在价值系统密切相关的概念：精神生态。
为什么不能让心灵的清纯来抑制一下物欲的骚乱？为什么不能以精神的升腾来唤起世事的沉沦？为什么不能以情感的丰盈来填补技术的空洞？为什么不能以创造的光辉来改变一下生活中的确定性与重复性？
当代文化应当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开发人的精神资源，调集人的精神能量，高扬人的精神价值，促进人类健康良好的精神循环，给困顿于池塘中的鱼儿插上精神的翅膀，帮助身处世纪末的人类完成划时代的转换。⑤
1994年，我离开中原腹地南下海南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要到一个生态状况良好的地方从事生态研究。
1995年10月，笔者在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创建“精神生态研究所”。11月，应邀参加海峡两岸文学家在山东威海举办的“人與大自然——生态文学研讨会”，研讨会由前文化部部长王蒙与中国台湾文坛领袖齐邦媛召集，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莅临致辞，两岸的重要作家都在会上。我做了题为《生态困境中的精神变量与“精神污染”》的演讲，指出了“精神”乃地球生物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污染”的危害丝毫不亚于“环境污染”。
1998年11月，生态文化随笔集《精神守望》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借西方“疯牛病”大流行的话题，强烈呼吁人们关注精神生态的存在：
“疯牛病”，罪魁祸首不是牛，是人。当人把牛弄疯了的时候，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健全的神经。
生态危机已透过生态的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渗入人类的精神领域，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都在日益加剧。这种精神生态方面的危机，反过来又助长了整个地球生态的颓势。拯救地球，恐怕还必须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开始。⑥
这本书得到许多读者的共鸣，出版社也一再重印、再版。前辈学者钱谷融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专文对“精神生态”的说法予以肯定，并表扬“这既是一本具有深邃思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本抒发性灵的优美散文”⑦。
1999年1月，《精神生态通讯》作为一本学界内部交流的刊物，在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直接指导下创刊，并得到中国“自然之友协会”创会会长梁从诫、中国环境文学学会秘书长高桦的支持与鼓励。8月，我国“首席生态哲学家”余谋昌先生在《通讯》上发表文章，肯定了精神生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与我就“精神生态还是生态精神”这一问题展开商讨。作为一个生态哲学的门外汉，20多年来我从他那里接受了太多的教益。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STS）筹划的“生态文化丛书”出版，曲格平、邢贲思、厉以宁分别作序，我的《生态文艺学》为其中的一部。书名“生态文艺学”是出于丛书建设新学科的统一要求，而我自己的心思却在“精神生态”上，这在该书的“后记”中已作出说明。应该说，这本书立论的支柱、论证的核心是我对“精神生态”的长期思考。在全书上下两卷、十四章的书写中，涉及“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地球精神圈”“世界复魅”“精神生态”“生态学三分法”“现代人的精神病症”“开发精神生态资源”“后现代是生态时代”等话题，我的初心颇有些自不量力，那就是建立一门“精神生态学”。这本书的面世，意味着我关于“精神生态”（spiritual ecology）的探索已经开始进入“成型”阶段。
二 生态学三重性与精神生态的内涵
我最初看到的一部生态学词典，其中不但没有“精神生态”的条目，也没有“自然生态”的条目，这让我很是困惑。⑧后来我才渐渐悟出，在早期的生态学者们的知识空间里，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其中生物体即动物、植物、微生物;环境即物理环境与生物环境。生态，就是自然生态，“生态学”就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而人类似乎只是生态学之外的一个研究者。
生态学长期忽略了人也是生物，也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员。这种情形直到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态灾难频频发生时，学术界才开始认真地审视人类自己的生态属性，“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美国女记者瑞秋·卡逊（Rachel Louise 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成为生态学“人文转向”的里程碑。
人被列入生态学研究对象，而且迅速上升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与其他生物体，比如蝴蝶、鲸鱼、松树、苔藓、大肠杆菌等相比既同属于自然界的生命体，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如人类拥有更突出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那么，在如今的地球生物圈内，除了“自然生态”之外， 还应该存在着“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我将其称为生态学的“三分法”。显然，“三分法”并不是要把三者拆离开来，恰恰是要在地球生物圈的有机整体中，深入考察其位置、属性、功能、价值，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思维方法，“三分法”比“二分法”更周全，历史也更悠久。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我关于精神生态的立论便是建立在“生态三重性”基础之上的。当时，有两位思想家的说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一是中国的梁漱溟，他是活学活用“三分法”的大师，他提出的“三种文化”“三条路向”“三种人生态度”都影响了后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指出一個民族的生活不外乎三个方面：
（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
（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⑨
后来他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提出的“人生三大问题”，即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这些都成了我构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重生态架构的重要依据。
另一位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我在撰写《生态文艺学》时，他的精神现象学学说给予我许多启示。他在《论人的理念》中也曾试图从人与上帝、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三个方面对人的存在做出鸟瞰式、全方位的考察。⑩
地球生物圈中果然存在一个“精神生态”层面吗？以往的生态学只承认地球上存在着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状况影响的加剧，生态学界渐渐意识到地球上还存在一个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圈”，欧洲与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称其为“社会圈”“技术圈”“智能圈”;而我特别关注的是20世纪前期常年在中国从事学术考察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夏尔丹·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提出的“精神圈”。起初，我只是在G·R·豪克的《绝望与信心》一书中看到德日进关于“精神圈”的只言片语：地球上“除了生物圈外，还有一个通过综合产生意识的精神圈”，精神圈的产生，是“从普遍的物质到精神之金”的变化结果，是通过“信仰”攀登上的“人类发展的峰巅”，它体现为“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不朽的信仰和对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人格的信仰”。11《德日进集》在中国出版后，我才看到他关于“精神圈”的更多论述：
在精神圈里的透视里，时间和空间都真的人性化了——或应说是超人性化了。宇宙全体和位格绝不互相排斥，他们是提携并进，同时达到巅峰。
由于有分子、细胞、种系支干的封闭化学才会有的生物圈或精神圈。生命和思想的呈现与发展都不只是偶然的，而且是有结构的，与大地物质的轮廓及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
一种无限进步的见解是会与精神圈的汇聚性质冲突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把它描绘为是一种超越现有可见世界的向度与架构所得来的欢愉。12
德日进为我的精神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我们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室里他的照片与梭罗、卡逊、利奥波德以及杜亚泉、梁漱溟的照片悬挂在一起。那一年，来访的美国德日进研究会主席约翰·格瑞姆夫妇看到后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在1990年代为什么选取“精神生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细想起来，除了时代现实生活的刺激，还和我此前从事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有着内在联系。整个1980年代，为了科研与教学的需要，我曾经下了些功夫梳理西方现代心理学史，出版过专著《文艺心理阐释》，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我对机能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情有独钟，这些学派的核心观念是整体性、有机性、流动性、内在性、创化性，正是这些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为我打开了通往精神生态研究的门径。
除了西方关于“精神”的学说，我的天性似乎更容易吸纳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精神”的阐述。在中国，“精神”一语源自道家学术典籍，最早见诸《庄子》。《庄子》成书之前，《周易》《老子》中已经有了“精”与“神”最初的观念;《庄子》问世之后，《淮南子》《说苑》《列子》对“精神”的阐发臻于完善。精神是一种玄奥微妙的宇宙基质，精神与形骸相对，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同帝”（《庄子·刻意》）。“精神”这种充盈天地间的“生机”与“灵气”，在人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人死之后，“形返于气之实，精返于气之虚”，生命不过是又返回诞生之前的自然状态。然而，真人、至人的精神并不随着肉体的化解而泯灭，却可以“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上以益三光之明，下以滋百昌之荣，流风荡于两间，生理集善气以复合”。（王船山：《庄子解·卷十九》）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哲人那里，“精神”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是一切生命的基质与本原，是人性中流动着、绵延着、富有活力的构成因素。“清醇的精神”可以君临于有形者之上，甚至在个人的体外流传，施惠于天地人世间。这些前现代的哲学精神似乎更具备生态学的品位。
为了回答学界人士对于“精神生态”的疑问，当《生态文艺学》出版面世之际，我特意在《精神生态通讯》上对这一术语做出如下阐发：
人的存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精神性存在，分别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内心世界的关系，三个层面既密切相关联，却又不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因此，人类的生存便拥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面。
精神属性，是人作为人的重要属性。精神的主要内涵包括人的情绪活动、思维活动和意志活动，集中体现为人的价值取向、反思能力、宗教信仰、审美偏爱。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创生着、运动着、变化着、绵延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与其所处环境感应互动。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生态系统”。生活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个人的幸福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 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除了“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还存在着一个“精神圈”。人类发展至今，精神作为人的一种自主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仍在继续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工业时代，人类的精神已经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是同时发生的。在自然环境遭受污染的同时，精神也在蒙受污染;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酸雨成灾、大地荒漠化、物种锐减、资源枯竭的同时，人的物化、人的類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人的空心化、人的粗鄙化的进程也在加剧;人的信仰与操守的丧失，道德感与同情心的丧失，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丧失也在日益加剧。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的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地球生态系统在这一精神变量参与下的良性运转。
精神生态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一）弄清精神生态系统的内在结构及其活动方式，促进个人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精神取向的协调与平衡;（二）把“精神因素”引进地球的整体生态系统中来，从人类自身行为的反思出发，重新审视工业社会的主导范式、重新调整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日趋绝境的生态危机寻求一条出路。13
这或许可以看作我为创建“精神生态学”草拟的一个提纲。但此后我再没有为促进这门学科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可以说是我自认功力不抵的有意退却，也或许是因为我隐约感到在生态领域就做不出这门学科。
不过，我对于精神生态的关注并没有停止，而是希望尽力将自己的思考与时代、与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