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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运动后，瞿秋白奔赴苏俄采访，并出版著作《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在报道中，瞿秋白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评介新经济政策，宣传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全方位介绍苏俄社会的现实情况。瞿秋白对苏俄的报道是中国记者最早反映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的作品，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以苏俄为榜样进行民主解放斗争、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信息资源。
[关键词]瞿秋白；苏俄采访报道；评介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8-0012-03
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人最初所了解的有关莫斯科的消息都是西方通讯社发出的通讯，他们将苏俄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加以攻击。为此《晨报》、《时事新报》与《解放与改造》特派出记者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等三人，去苏俄进行采访。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派驻欧洲记者，也是瞿秋白第一次访问苏俄。他于1920年11月至1923年1月在苏俄采访，发回通讯50篇，此外还出版了《饿乡纪程》（1922）与《赤都心史》（1924）两部旅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与李、俞的报道，是我国最早反映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的作品，使中国人民了解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鼓舞中国人民以苏俄为榜样进行民主解放斗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抱着对十月革命浓厚的研究意图，瞿秋白报道了苏俄人民对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1920年11月7日，迎来了十月革命3周年，这天他采访了哈尔滨俄侨庆祝会，三唱国际歌的激动场面使他深受感动。[1]1921年11月7日，他发回了第三电力劳工工厂集会纪念十月革命4周年的活动，“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响，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2]
通过苏俄人民的热烈纪念，瞿秋白观察到十月革命已经深入苏俄人民心中，并成为鼓舞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力量。他极力称赞这场革命，在致苏俄人民的信中指出：“你们俄国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3]“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不仅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4]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学习你们的榜样”[5]?，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我们的“未来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6]
（一）在农业方面，实行“食粮课税法”（粮食税）。1921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致赞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法令规定“允许农人自由贸易，废止食粮均配法，不再尽取农民的余粮”。[7]瞿秋白指出，实行“课税法”是“安慰农民，增加他们从事生产的兴味”[8]，“希望农民多种田地增加农业的出产”。同时，也是“改造小农经济制度第一步”。[9]
（二）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和资本主义国家订通商期约（最注重租借地）”。[10]瞿秋白指出，大企业的工业制度早实现一日，共产主义就早实现一日，发展实业是做共产主义建设的预备工夫。“我们的大政方针，是在于增加工业发达的速度……和资本主义国家订通商期约利用外资外力以发达目的工业，增加生产力，维持无产阶级的政权。”[11]同时，瞿秋白分析了协约国愿意和苏俄订约的原因，一是他们用军事政策不能战胜苏维埃政府，因此换用了经济上的政策；二是协约各国想得到俄国的原料和市场解救世界经济恐慌。
（三）发展协作社，壮大合作制国家资本主义。瞿秋白指出，协作社“是实行课税法，恢复自由商业后之第二步办法”[12]，目的是为了“防止自由商业所发生的弊病”。[13]因为协作社“容易统计、监督、管理，以及订立国家及资本家之间的‘契约的关系’，容易联合组织几百万的人民，而这一点就是将来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之中紧要关头”。[14]为了使协作社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1919年“四月七日遂由人民委员会苏维埃公布了三个命令”。[15]这三个命令规定了协作社的职责及具体运行，包括分配一切日用必需品、进行工农产品货物交易、组织企业生产以及工人的报酬问题，这表明协作社是货物交易的根本机关。
（四）在流通领域，设立国家银行。1921年10月初，苏俄政府发表命令，设立国家银行，国库中拨出基金共二万万万苏维埃卢布由银行支配使用。国家银行的职任包括“管理金融，整顿国内国家货币的行市，及其与国外货币的衡比关系、监督国有企业、振兴私人企业及生产协作社、统摄商业等”。[16]瞿秋白指出，国有企业也按照“经济原则（付值办法）”进行整顿，进入商业经营和流通中，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全俄商业资本流通额从1921年9月的一百万金卢布上升到11月的六百万。[17]
（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造成苏俄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战争结束后，列宁及时进行了调整，实施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对农民让步，改食粮均配法为物产课税法，开放自由商业……一方面极力求与外国通商，想以外资来发展工业，制成大企业的生产制度”。[18]瞿秋白指出：“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列宁在指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不断探索前进，“全国经济计划，要会统计；农业及农村制度，要用宛转曲折的过渡办法去改造；工业及工人组织要有相当的预定规程，要利用国外的资本家；现时的经济组织，一半要加控制，一半要暂时保存。食粮的分配，需要品的供给，一面允许农工自相交换，自由小贸易，一面仍保存中央集权；支配工人的协作社，严重监督，而同时又要与农民以相当的自由。民族问题，要有研究，分出等第，拟对付的办法。对外政策，政府和党务机关要双方并进。组织问题及党纲问题还要格外谨慎，对内对外努力的宣传”。[19] （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落后的小生产是不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此列宁改而发展租让制和合作制国家资本主义。瞿秋白对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式进行了说明，“如今所当讨论的问题，就全在于‘以国家资本主义之舵把持定不可免的资本主义发展方面，便于不远的将来，变此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要实行振兴工业，照俄国现在情形说来，不借外资来发展，始终太慢………所以俄国一方面，亦是不得不暂和资本主义国家订条约通商”。[20]在俄国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发展大企业的工农业，此非利用外资不可”。[21]
（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苏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结果告诉人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能一直实施下去。列宁提出，一方面商品生产和交换仍然是现阶段的苏俄所需要的，“不能即刻实行生产品公有制，以前的均配法不得不废，自由商业不得不开放”的重要原因是“俄国是小农经济的国家”[22]，“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于经济改造。俄罗斯之经济改造，其要点就在于农业经济，为全体经济命脉之所在。劳农政府对待农民的政策是农业经济改造的步骤”。[23]小农经济占优势是苏俄经济的现状，而小农经济是需要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分散的小农业进行经济交往时，也需要通过市场方式来实现。
（一）关于苏俄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瞿秋白指出，十月革命之后，“革命时没收、征收、收归国家等处分，并不因此而得恢复其所有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苏俄政府“在现实的经济基础——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大多数的个人生产经济之中，确立相当的‘过渡形式’”[24]，实行有限制的私有制，“凡苏维埃俄国的公民，都有经营组织工商企业之权，金钱的私有权无限制，而建筑物之私有产，仅属之于未归公有之小者，此等自费建造的有动产权，且有四十九年时效上之限制。土地则仅有享有权而无绝对的所有权，于相当机会中，且当付国家以租费”。[25]
（二）关于苏俄社会的分配制度。瞿秋白指出：“凡在五十岁以下的，都要一律做工”。[26]“人人都要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27]工钱分为二十四级，按照劳动贡献的大小，获得不同等级的工钱，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政府很重视有专门知识的技师和熟练工人，他们的工钱比一般普通劳工高些。每个工人每星期可以休息一天。不论共产党员还是非党员，他们都自愿延长工作时间而不计报酬。公共服务设施有公共食堂、公共宿舍和儿童公育机关，给居民提供方便。
（三）关于苏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瞿秋白指出：“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都靠了农民才成功的。农民人数居全俄百分之八十，群众运动的力量非常伟大，劳农政府既能利用农民而成立，以后的社会改造事业也非特别注意于农民不可”。[28]苏俄政府是依据两个原则来制订对农民的政策的，“一、不信任农民的小资产阶级之心理，以‘非督促之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为第一原则；二、经济窘急，极力设法增加农业生产力，以‘搜取食粮于乡间’为第二原则”。“最近的变更经济政策——食粮课税法，仍是本这两原则进行。”[29]除却经济上的原因，实行新政策“食粮课税法”也是为了缓和农民感情。从新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效果显著，“或将为劳农政府最良最后之农民政策了”。[30]
（四）关于教育的情形。瞿秋白指出：“政府现在已经实行强迫教育，全国男女儿童，一律都要入学”。政府强迫教育的范围，在当时“仅限于八至十三岁，将来教育状况进步后，十三岁至十八岁的，也要强迫入学的”。[31]
（五）关于苏俄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苏俄政府“对于一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等，都非常爱护”。[32]瞿秋白指出，苏维埃政府对知识分子十分重视，使他们的作用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苏俄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政策。1920年11月23日，在《访问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记》一文中，瞿秋白指出：“他（指会长戈尔恰科夫斯基）的意思以为中东铁路当然要归还中国的。不过中国应当切实保证沿路中俄人民的利益。中国政府现在和道胜银行接洽此事，殊不知道胜银行已成私家的银行，没有干涉路事的权力了。”[33]12月5日，在《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一文中，瞿秋白说，俄侨对中东路的看法是：“中东路的正主应是中国，所以很愿意照加拉亨的宣言把旧俄帝国侵略中国的权利完全交还中国。他们很尊重中国的主权，恐怕第三国乘机攫取，于两国人民却大不利。”[34]1920年12月13日，瞿秋白在满洲里见到中国北京政府边防处派驻俄国军事代表张斯麟中将，听张介绍说：“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特电伦敦，说我不是正式代表。劳农政府几乎当我是间谍……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35]瞿秋白还指出：苏俄“对于近东远东弱小民族或国家都是很联络的，即使是东方小民族中的爱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他们也肯帮助的。只在于减杀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36]
（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策。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俄国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过苏俄人民的英勇奋战，帝国主义的武装被击退。之后，英美等国提出和俄国通商的要求。俄共十大通过了与资本主义国家订约通商的提议，原因在于“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的范围之中，以前我们和协约国是在战争状态之中，现在既因世界经济的恐慌于我们外交上得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如何能不利用他，我们和协约国订通商条约，并不是妥协，而是‘新式的奋斗’”。[37]在《莫斯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一文中，瞿秋白指出：“四年以来，协约对俄，始以军力，不成，继之以阴谋及经济封锁，不成，现在居然恭请到会，国际地位上，俄国实际上已得‘事实上的政府’之承认”。[38]
参考文献：
[1][2][3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1.203.65-66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6][37][3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76.168.174.173.236.227.221.200.200.237.238.260.237.290.314.227.228.258.199.274-275.275.346.347.117.118.275-276.285.286.116.116.128.141.203.197.339.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青年》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2BKS01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瞿秋白；苏俄采访报道；评介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8-0012-03
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人最初所了解的有关莫斯科的消息都是西方通讯社发出的通讯，他们将苏俄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加以攻击。为此《晨报》、《时事新报》与《解放与改造》特派出记者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等三人，去苏俄进行采访。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派驻欧洲记者，也是瞿秋白第一次访问苏俄。他于1920年11月至1923年1月在苏俄采访，发回通讯50篇，此外还出版了《饿乡纪程》（1922）与《赤都心史》（1924）两部旅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与李、俞的报道，是我国最早反映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的作品，使中国人民了解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鼓舞中国人民以苏俄为榜样进行民主解放斗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抱着对十月革命浓厚的研究意图，瞿秋白报道了苏俄人民对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1920年11月7日，迎来了十月革命3周年，这天他采访了哈尔滨俄侨庆祝会，三唱国际歌的激动场面使他深受感动。[1]1921年11月7日，他发回了第三电力劳工工厂集会纪念十月革命4周年的活动，“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响，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2]
通过苏俄人民的热烈纪念，瞿秋白观察到十月革命已经深入苏俄人民心中，并成为鼓舞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力量。他极力称赞这场革命，在致苏俄人民的信中指出：“你们俄国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3]“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不仅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4]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学习你们的榜样”[5]?，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我们的“未来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6]
（一）在农业方面，实行“食粮课税法”（粮食税）。1921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致赞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法令规定“允许农人自由贸易，废止食粮均配法，不再尽取农民的余粮”。[7]瞿秋白指出，实行“课税法”是“安慰农民，增加他们从事生产的兴味”[8]，“希望农民多种田地增加农业的出产”。同时，也是“改造小农经济制度第一步”。[9]
（二）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和资本主义国家订通商期约（最注重租借地）”。[10]瞿秋白指出，大企业的工业制度早实现一日，共产主义就早实现一日，发展实业是做共产主义建设的预备工夫。“我们的大政方针，是在于增加工业发达的速度……和资本主义国家订通商期约利用外资外力以发达目的工业，增加生产力，维持无产阶级的政权。”[11]同时，瞿秋白分析了协约国愿意和苏俄订约的原因，一是他们用军事政策不能战胜苏维埃政府，因此换用了经济上的政策；二是协约各国想得到俄国的原料和市场解救世界经济恐慌。
（三）发展协作社，壮大合作制国家资本主义。瞿秋白指出，协作社“是实行课税法，恢复自由商业后之第二步办法”[12]，目的是为了“防止自由商业所发生的弊病”。[13]因为协作社“容易统计、监督、管理，以及订立国家及资本家之间的‘契约的关系’，容易联合组织几百万的人民，而这一点就是将来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之中紧要关头”。[14]为了使协作社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1919年“四月七日遂由人民委员会苏维埃公布了三个命令”。[15]这三个命令规定了协作社的职责及具体运行，包括分配一切日用必需品、进行工农产品货物交易、组织企业生产以及工人的报酬问题，这表明协作社是货物交易的根本机关。
（四）在流通领域，设立国家银行。1921年10月初，苏俄政府发表命令，设立国家银行，国库中拨出基金共二万万万苏维埃卢布由银行支配使用。国家银行的职任包括“管理金融，整顿国内国家货币的行市，及其与国外货币的衡比关系、监督国有企业、振兴私人企业及生产协作社、统摄商业等”。[16]瞿秋白指出，国有企业也按照“经济原则（付值办法）”进行整顿，进入商业经营和流通中，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全俄商业资本流通额从1921年9月的一百万金卢布上升到11月的六百万。[17]
（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造成苏俄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战争结束后，列宁及时进行了调整，实施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对农民让步，改食粮均配法为物产课税法，开放自由商业……一方面极力求与外国通商，想以外资来发展工业，制成大企业的生产制度”。[18]瞿秋白指出：“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列宁在指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不断探索前进，“全国经济计划，要会统计；农业及农村制度，要用宛转曲折的过渡办法去改造；工业及工人组织要有相当的预定规程，要利用国外的资本家；现时的经济组织，一半要加控制，一半要暂时保存。食粮的分配，需要品的供给，一面允许农工自相交换，自由小贸易，一面仍保存中央集权；支配工人的协作社，严重监督，而同时又要与农民以相当的自由。民族问题，要有研究，分出等第，拟对付的办法。对外政策，政府和党务机关要双方并进。组织问题及党纲问题还要格外谨慎，对内对外努力的宣传”。[19] （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落后的小生产是不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此列宁改而发展租让制和合作制国家资本主义。瞿秋白对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式进行了说明，“如今所当讨论的问题，就全在于‘以国家资本主义之舵把持定不可免的资本主义发展方面，便于不远的将来，变此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要实行振兴工业，照俄国现在情形说来，不借外资来发展，始终太慢………所以俄国一方面，亦是不得不暂和资本主义国家订条约通商”。[20]在俄国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发展大企业的工农业，此非利用外资不可”。[21]
（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苏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结果告诉人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能一直实施下去。列宁提出，一方面商品生产和交换仍然是现阶段的苏俄所需要的，“不能即刻实行生产品公有制，以前的均配法不得不废，自由商业不得不开放”的重要原因是“俄国是小农经济的国家”[22]，“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于经济改造。俄罗斯之经济改造，其要点就在于农业经济，为全体经济命脉之所在。劳农政府对待农民的政策是农业经济改造的步骤”。[23]小农经济占优势是苏俄经济的现状，而小农经济是需要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分散的小农业进行经济交往时，也需要通过市场方式来实现。
（一）关于苏俄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瞿秋白指出，十月革命之后，“革命时没收、征收、收归国家等处分，并不因此而得恢复其所有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苏俄政府“在现实的经济基础——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大多数的个人生产经济之中，确立相当的‘过渡形式’”[24]，实行有限制的私有制，“凡苏维埃俄国的公民，都有经营组织工商企业之权，金钱的私有权无限制，而建筑物之私有产，仅属之于未归公有之小者，此等自费建造的有动产权，且有四十九年时效上之限制。土地则仅有享有权而无绝对的所有权，于相当机会中，且当付国家以租费”。[25]
（二）关于苏俄社会的分配制度。瞿秋白指出：“凡在五十岁以下的，都要一律做工”。[26]“人人都要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27]工钱分为二十四级，按照劳动贡献的大小，获得不同等级的工钱，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政府很重视有专门知识的技师和熟练工人，他们的工钱比一般普通劳工高些。每个工人每星期可以休息一天。不论共产党员还是非党员，他们都自愿延长工作时间而不计报酬。公共服务设施有公共食堂、公共宿舍和儿童公育机关，给居民提供方便。
（三）关于苏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瞿秋白指出：“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都靠了农民才成功的。农民人数居全俄百分之八十，群众运动的力量非常伟大，劳农政府既能利用农民而成立，以后的社会改造事业也非特别注意于农民不可”。[28]苏俄政府是依据两个原则来制订对农民的政策的，“一、不信任农民的小资产阶级之心理，以‘非督促之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为第一原则；二、经济窘急，极力设法增加农业生产力，以‘搜取食粮于乡间’为第二原则”。“最近的变更经济政策——食粮课税法，仍是本这两原则进行。”[29]除却经济上的原因，实行新政策“食粮课税法”也是为了缓和农民感情。从新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效果显著，“或将为劳农政府最良最后之农民政策了”。[30]
（四）关于教育的情形。瞿秋白指出：“政府现在已经实行强迫教育，全国男女儿童，一律都要入学”。政府强迫教育的范围，在当时“仅限于八至十三岁，将来教育状况进步后，十三岁至十八岁的，也要强迫入学的”。[31]
（五）关于苏俄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苏俄政府“对于一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等，都非常爱护”。[32]瞿秋白指出，苏维埃政府对知识分子十分重视，使他们的作用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苏俄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政策。1920年11月23日，在《访问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记》一文中，瞿秋白指出：“他（指会长戈尔恰科夫斯基）的意思以为中东铁路当然要归还中国的。不过中国应当切实保证沿路中俄人民的利益。中国政府现在和道胜银行接洽此事，殊不知道胜银行已成私家的银行，没有干涉路事的权力了。”[33]12月5日，在《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一文中，瞿秋白说，俄侨对中东路的看法是：“中东路的正主应是中国，所以很愿意照加拉亨的宣言把旧俄帝国侵略中国的权利完全交还中国。他们很尊重中国的主权，恐怕第三国乘机攫取，于两国人民却大不利。”[34]1920年12月13日，瞿秋白在满洲里见到中国北京政府边防处派驻俄国军事代表张斯麟中将，听张介绍说：“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特电伦敦，说我不是正式代表。劳农政府几乎当我是间谍……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35]瞿秋白还指出：苏俄“对于近东远东弱小民族或国家都是很联络的，即使是东方小民族中的爱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他们也肯帮助的。只在于减杀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36]
（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策。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俄国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过苏俄人民的英勇奋战，帝国主义的武装被击退。之后，英美等国提出和俄国通商的要求。俄共十大通过了与资本主义国家订约通商的提议，原因在于“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的范围之中，以前我们和协约国是在战争状态之中，现在既因世界经济的恐慌于我们外交上得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如何能不利用他，我们和协约国订通商条约，并不是妥协，而是‘新式的奋斗’”。[37]在《莫斯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一文中，瞿秋白指出：“四年以来，协约对俄，始以军力，不成，继之以阴谋及经济封锁，不成，现在居然恭请到会，国际地位上，俄国实际上已得‘事实上的政府’之承认”。[38]
参考文献：
[1][2][3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1.203.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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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6][37][3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76.168.174.173.236.227.221.200.200.237.238.260.237.290.314.227.228.258.199.274-275.275.346.347.117.118.275-276.285.286.116.116.128.141.203.197.339.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青年》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2BKS01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