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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下半年以来，影响宏观经济走势的一些重要先行指标开始出现了小幅回落的势头，经济持续升温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运行在景气周期的高位阶段。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但在“高增长、低通胀”的表象下，投资冲动与产能过剩并存、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失衡并存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经济运行中的这些突出矛盾将会对经济发展全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投资过热与产能过剩并存，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一方面，现阶段投资增长过快有其客观必然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投资率会随着工业化程度或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不断提高而提高。与这一阶段相伴而生的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由此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发展。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又拉动了整个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投资拉动型特征。而今后一段时期内，这种趋势仍将继续下去。因此，投资快速增长、投资率维持较高水平的现象有其客观必然性。
当前投资高增长的原因，除了上述因素外，还与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有关。近些年，我国投资需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世界经济稳步增长的环境，也刺激了国内投资需求。近年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日渐成熟，我国的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结构也更趋合理。从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看，自筹资金的比重超过50％以上，非国有投资的比重日益提高。这表明在投资高增长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加强。从投资的行业结构看，煤、电、油、运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得以加强。此外，在高投资增长过程中，微观主体更具活力，资本形成中存货增加问题逐步缓解，表明企业的效益向利好趋势发展。
另一方面，投资的持续高增长，不仅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的恶化，而且也会进一步加剧总需求结构的不平衡。2006年以来，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出现预想中的那么严重，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出现回升，生产增长速度加快，企业总体盈利状况有所好转。出现这样的局面是与2006年年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急剧增长相联系的。2006年初投资增长速度的再度加快，投资增长形成了对投资品的旺盛需求，从而吸纳了上游产业可能出现的过剩产能，并激起上游产业部门的再度扩张。一旦投资建成形成新的产能，那么很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问题。与投资需求相比，近些年来消费需求基本保持平稳，一般消费品市场的基本格局是供大于求，因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
如果从短期看，投资的高增长可以维持。但长远看，这种投资高增长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近几年的数据表明，我国的投资确实存在投资增长的绝对速度偏高、投资占GDP的比重偏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偏高的“三高”现象。这样的总需求结构不仅增加了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的风险，而且导致了投资和消费比例长期失调的状况难以改善。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经济增长的概念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经济理论中的那些宏观指标，资源与环境也不再是充分供给的要素，对经济增长考察更多地转向可持续的视角。测度投资效率的一个指标是投资效果系数，即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产生的GDP增加量。根据测算，近年来我国投资效率不仅远低于同期世界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且还呈现下降趋势。在现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合理产业结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能耗的高速增长。因此，这种高投资增长模式不仅不利于改善我国经济内部不平衡问题，而且也将会对国家现有资源、环境形成巨大压力。
(二)贸易顺差激增，对外贸易不平衡压力加大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连创新高的巨额贸易顺差。贸易顺差激增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贸易顺差的常态化。随着产业结构的转移，相关国家的制造加工产业转到了我国。整个东亚实际上都是在向我国提供中间产品，我国再向欧美出口，由此出现了我国对欧美巨大的贸易顺差。在我国，出口加工贸易占据支配地位，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总体贸易出口的比重长期维持在55％左右；其贸易顺差占总体贸易顺差的比重，均超过100％。2001—2005年的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分别占238．6％、190．1％、309．1％、332．6％和140％．2006年上半年为130％。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贸易方式，决定了我国国际贸易顺差具有必然性。
进出口增速的差异导致了短期内贸易顺差激增。2006年以来，当月进出口数据基本表现出了出口增速快于进口的态势，8月出口增速高于进口8．2个百分点。从出口方面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较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出口愿望强烈；前些年投资累计形成的加工生产能力现正逐步释放，使得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企业努力扩大出口。而我国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大，不受国内限制因素的制约，只要存在外部需求，加工贸易出口仍将快速增长。同时，偏离中性的外贸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等，也刺激了经济对外需的依赖。从进口方面看，我国进口商品结构主要是资源性产品和机器设备两大类，其进口规模主要受国内投资增长规模和速度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随着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作用的进一步加强，一些建设项目中途下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回落，影响了整个国内需求，从而也影响了对国外原材料、能源和机械设备等需求。
贸易顺差提高了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但巨额贸易顺差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一是巨额贸易顺差是导致当前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根源。二是贸易顺差激增不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三是贸易顺差激增也导致了贸易摩擦增多。四是过分依赖外贸拉动增加了经济增长的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货币供应量偏高、投资增长偏快和对外贸易顺差偏大等几个问题是高度相关的。投资增长偏快引起产能过剩、出口增多，对外贸易顺差偏大；对外贸易顺差偏大导致外汇占款所需要的基础货币增多，货币供应量偏高；货币供应量偏高又为新一轮投资增长提供了资金条件。
(三)宏观调控面临短期调控与长期改革的矛盾
在近几年的以控制投资为主要目的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的手段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金融市场调控，试图抑制货币供给，减小贷款规模；通过税收政策调控投资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二是运用适当的行政手段直接针 对具体的工程项目进行投资限制，针对土地使用进行微观控制。2006年以来，尤其是在2005年已经采取了很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措施后，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依然上涨。因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更加严格的行政措施。宏观调控的短期效果明显，但从长期看，一些结构性矛盾还没有消除，体制性矛盾日趋尖锐，宏观调控中一些负面效应正在显现(如房市不降反升)。
宏观调控效应难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对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响应度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产生这一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尚不完善。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政府官员的职务、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地方财政收入挂钩的。在这种机制作用下，极大地增加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因此形成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有格局：快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竞赛。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这一体制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随着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任务的提出，这一体制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障碍。在事权分工上，和谐社会建设等一系列目标，实际上加大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而在财政上，现行的分税制并没有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在巨大的社会发展压力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以各种办法刺激投资，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财政收入，以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其结果就是，对于地方经济这种投资的拉动效应最为直接和明显，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很可能成为过度投资。
宏观调控效应不能有效发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有关政府部门对自身承担的职责认识尚不到位。以房地产为例。进人2006年以来，相关政府部门为了抑制房价的上涨，推出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其中重要一点在于对房地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解决中低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与住房的市场价格，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作为市场供应部分的住房，它的价格应由市场力量决定，衡量其是否合理的标准只能遵循市场规律。作为应由政府保障的少数低收入者的住房，其衡量标准不应遵循市场规律，而应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即社会对公平的道义要求，能够满足这种社会道义要求的只能是政府。因此，目前我国低收入阶层对房地产市场不满的真正原因，应该说是有关政府部门功能缺位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一是片面追求“居者有其屋”，这超越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二是过度市场化，片面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就是要靠市场，由此忽略了政府职责。这突出表现在对所谓经济适用房的监管上，以致造成了部分人对住房的过度消费、投机炒作。三是在思想上基本放弃了住房的福利分配，似乎一提福利分房就意味着倒退回计划经济。因此，在政策着力点上片面强调市场手段，至今未能运用行政给付的方式满足中低收入特别是少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要。
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其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尽管存在一些潜在问题，但宏观经济总体环境比较宽松。宏观调控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应抓住时机，有针对地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
(一)为了防止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发展，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短期内宏观调控要以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为中心，充分发挥信贷、土地、环保、安全、税收等政策措施的组合效应。为了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反弹，短期内，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实施力度不宜大幅放松。但是，如果过多依赖行政性调控措施，那么，不仅会形成对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和对市场的扭曲，而且可能会在行政管制措施退出时形成新的过热因素。因此，应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更好地将市场的调节作用与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技术、能耗、质量、环保、规模和安全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在市场竞争中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
(二)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是当前宏观调控要着力解决好的问题
受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影响最严重的是普通群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在宏观调控政策设计中，应明确解决少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与控制房地产价格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对于房地产行业，应该划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板块是以解决少数低收入阶层需求为主；另一个板块是“自由市场”板块。对于第一个板块，应由政府进行统筹规划管理，按照土地优惠使用的原则，由政府通过招投标选择开发商进行建设，户型统一按照小康社会的需求水平设定，建筑标准以实用为原则，由政府按照保本微利的水平定价供给，或按照合理的价格向市民出租。对于第二个板块，政府要严格控制土地供给，并按照市政规划要求通过招投标选择开发商，由市场自发调节房价、户型、买卖关系。但是，对这个板块的房地产交易应提高征税标准，并随着购买面积的增加实施累进税。
(三)通过促进进口、降低出口退税率和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等多种措施，改善外贸不平衡状况
充分利用好“外贸顺差偏大”这把双刃剑，加快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取向，将过去的“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重在鼓励出口”的政策，逐步向“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层次、适当促进进口”的方向转移。通过促进进口、降低出口退税率和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等多种措施，改善外贸不平衡状况。下调出口退税率的理由，一是我国的出口退税率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出口退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普遍制度，但由于各国税制结构的巨大差异，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大小不同。比如，美国的流转税率本来就不高，即使全部退了，对出口的影响也不会很大。而我国的增值税在总税收中所占比重很高，尽管出口的平均退税率要低于增值税率，但退税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仍然相当大。二是通过下调出口退税率来降低贸易顺差，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出口退税可对出口结构进行调整，名义汇率的调整主要是对出口总量进行调整。由于人民币升值过快可能影响我国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对国家经济体系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采取人民币缓慢升值、降低能耗较高和污染排放强度较大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促进进口等多种措施，既可以适当抑制外贸顺差过大的趋势，又可以减轻财政出口退税的负担，减轻国内资源与环境压力。
(四)通过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减少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近几年来，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越来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权相对下降。在这样的财税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往往争投资、上项目。特别是废除农业税以后，那些农业大省除了加快工业增长以外，难以谋求其他摆脱财政困境 的出路。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扭转落后面貌，往往千方百计地上项目，扩大投资。从而造成整个宏观经济上投资规模的膨胀。因此，中央政府可适当提高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事权，加大对地方教育、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适当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五)解决内需不平衡和外贸不平衡的长期措施是扩大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不足和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既是短期问题也是长期问题，在整个“十一五”期间都应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切实措施，推出新的政策，刺激消费需求。
一是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提高政府消费性支出，可以直接改变GDP中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增加最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中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要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增加农民消费支出。随着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源头上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的分配格局。
二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要扩大消费首先应该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城乡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增加他们的收入会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要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国家政策对农村的倾斜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建立粮食价格补贴的长效机制，确保农民持续增收。
三是完善公共支出政策，刺激消费。居民储蓄在很大程度上受将来养老金发放、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造成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是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为了应付将来的这些不确定性支出，居民才减少了即期消费。因此，要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扩展社会保障网和医疗卫生保险，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以便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
(课题总负责：陈佳责，执行负责人：汪同三，执笔：张涛、李雪松)
一、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投资过热与产能过剩并存，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一方面，现阶段投资增长过快有其客观必然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投资率会随着工业化程度或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不断提高而提高。与这一阶段相伴而生的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由此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发展。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又拉动了整个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投资拉动型特征。而今后一段时期内，这种趋势仍将继续下去。因此，投资快速增长、投资率维持较高水平的现象有其客观必然性。
当前投资高增长的原因，除了上述因素外，还与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有关。近些年，我国投资需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世界经济稳步增长的环境，也刺激了国内投资需求。近年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日渐成熟，我国的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结构也更趋合理。从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看，自筹资金的比重超过50％以上，非国有投资的比重日益提高。这表明在投资高增长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加强。从投资的行业结构看，煤、电、油、运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得以加强。此外，在高投资增长过程中，微观主体更具活力，资本形成中存货增加问题逐步缓解，表明企业的效益向利好趋势发展。
另一方面，投资的持续高增长，不仅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的恶化，而且也会进一步加剧总需求结构的不平衡。2006年以来，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出现预想中的那么严重，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出现回升，生产增长速度加快，企业总体盈利状况有所好转。出现这样的局面是与2006年年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急剧增长相联系的。2006年初投资增长速度的再度加快，投资增长形成了对投资品的旺盛需求，从而吸纳了上游产业可能出现的过剩产能，并激起上游产业部门的再度扩张。一旦投资建成形成新的产能，那么很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问题。与投资需求相比，近些年来消费需求基本保持平稳，一般消费品市场的基本格局是供大于求，因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
如果从短期看，投资的高增长可以维持。但长远看，这种投资高增长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近几年的数据表明，我国的投资确实存在投资增长的绝对速度偏高、投资占GDP的比重偏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偏高的“三高”现象。这样的总需求结构不仅增加了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的风险，而且导致了投资和消费比例长期失调的状况难以改善。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经济增长的概念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经济理论中的那些宏观指标，资源与环境也不再是充分供给的要素，对经济增长考察更多地转向可持续的视角。测度投资效率的一个指标是投资效果系数，即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产生的GDP增加量。根据测算，近年来我国投资效率不仅远低于同期世界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且还呈现下降趋势。在现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合理产业结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能耗的高速增长。因此，这种高投资增长模式不仅不利于改善我国经济内部不平衡问题，而且也将会对国家现有资源、环境形成巨大压力。
(二)贸易顺差激增，对外贸易不平衡压力加大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连创新高的巨额贸易顺差。贸易顺差激增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贸易顺差的常态化。随着产业结构的转移，相关国家的制造加工产业转到了我国。整个东亚实际上都是在向我国提供中间产品，我国再向欧美出口，由此出现了我国对欧美巨大的贸易顺差。在我国，出口加工贸易占据支配地位，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总体贸易出口的比重长期维持在55％左右；其贸易顺差占总体贸易顺差的比重，均超过100％。2001—2005年的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分别占238．6％、190．1％、309．1％、332．6％和140％．2006年上半年为130％。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贸易方式，决定了我国国际贸易顺差具有必然性。
进出口增速的差异导致了短期内贸易顺差激增。2006年以来，当月进出口数据基本表现出了出口增速快于进口的态势，8月出口增速高于进口8．2个百分点。从出口方面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较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出口愿望强烈；前些年投资累计形成的加工生产能力现正逐步释放，使得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企业努力扩大出口。而我国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大，不受国内限制因素的制约，只要存在外部需求，加工贸易出口仍将快速增长。同时，偏离中性的外贸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等，也刺激了经济对外需的依赖。从进口方面看，我国进口商品结构主要是资源性产品和机器设备两大类，其进口规模主要受国内投资增长规模和速度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随着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作用的进一步加强，一些建设项目中途下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回落，影响了整个国内需求，从而也影响了对国外原材料、能源和机械设备等需求。
贸易顺差提高了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但巨额贸易顺差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一是巨额贸易顺差是导致当前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根源。二是贸易顺差激增不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三是贸易顺差激增也导致了贸易摩擦增多。四是过分依赖外贸拉动增加了经济增长的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货币供应量偏高、投资增长偏快和对外贸易顺差偏大等几个问题是高度相关的。投资增长偏快引起产能过剩、出口增多，对外贸易顺差偏大；对外贸易顺差偏大导致外汇占款所需要的基础货币增多，货币供应量偏高；货币供应量偏高又为新一轮投资增长提供了资金条件。
(三)宏观调控面临短期调控与长期改革的矛盾
在近几年的以控制投资为主要目的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的手段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金融市场调控，试图抑制货币供给，减小贷款规模；通过税收政策调控投资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二是运用适当的行政手段直接针 对具体的工程项目进行投资限制，针对土地使用进行微观控制。2006年以来，尤其是在2005年已经采取了很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措施后，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依然上涨。因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更加严格的行政措施。宏观调控的短期效果明显，但从长期看，一些结构性矛盾还没有消除，体制性矛盾日趋尖锐，宏观调控中一些负面效应正在显现(如房市不降反升)。
宏观调控效应难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对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响应度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产生这一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尚不完善。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政府官员的职务、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地方财政收入挂钩的。在这种机制作用下，极大地增加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因此形成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有格局：快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竞赛。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这一体制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随着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任务的提出，这一体制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障碍。在事权分工上，和谐社会建设等一系列目标，实际上加大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而在财政上，现行的分税制并没有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在巨大的社会发展压力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以各种办法刺激投资，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财政收入，以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其结果就是，对于地方经济这种投资的拉动效应最为直接和明显，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很可能成为过度投资。
宏观调控效应不能有效发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有关政府部门对自身承担的职责认识尚不到位。以房地产为例。进人2006年以来，相关政府部门为了抑制房价的上涨，推出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其中重要一点在于对房地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解决中低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与住房的市场价格，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作为市场供应部分的住房，它的价格应由市场力量决定，衡量其是否合理的标准只能遵循市场规律。作为应由政府保障的少数低收入者的住房，其衡量标准不应遵循市场规律，而应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即社会对公平的道义要求，能够满足这种社会道义要求的只能是政府。因此，目前我国低收入阶层对房地产市场不满的真正原因，应该说是有关政府部门功能缺位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一是片面追求“居者有其屋”，这超越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二是过度市场化，片面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就是要靠市场，由此忽略了政府职责。这突出表现在对所谓经济适用房的监管上，以致造成了部分人对住房的过度消费、投机炒作。三是在思想上基本放弃了住房的福利分配，似乎一提福利分房就意味着倒退回计划经济。因此，在政策着力点上片面强调市场手段，至今未能运用行政给付的方式满足中低收入特别是少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要。
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其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尽管存在一些潜在问题，但宏观经济总体环境比较宽松。宏观调控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应抓住时机，有针对地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
(一)为了防止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发展，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短期内宏观调控要以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为中心，充分发挥信贷、土地、环保、安全、税收等政策措施的组合效应。为了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反弹，短期内，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实施力度不宜大幅放松。但是，如果过多依赖行政性调控措施，那么，不仅会形成对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和对市场的扭曲，而且可能会在行政管制措施退出时形成新的过热因素。因此，应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更好地将市场的调节作用与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技术、能耗、质量、环保、规模和安全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在市场竞争中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
(二)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是当前宏观调控要着力解决好的问题
受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影响最严重的是普通群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在宏观调控政策设计中，应明确解决少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与控制房地产价格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对于房地产行业，应该划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板块是以解决少数低收入阶层需求为主；另一个板块是“自由市场”板块。对于第一个板块，应由政府进行统筹规划管理，按照土地优惠使用的原则，由政府通过招投标选择开发商进行建设，户型统一按照小康社会的需求水平设定，建筑标准以实用为原则，由政府按照保本微利的水平定价供给，或按照合理的价格向市民出租。对于第二个板块，政府要严格控制土地供给，并按照市政规划要求通过招投标选择开发商，由市场自发调节房价、户型、买卖关系。但是，对这个板块的房地产交易应提高征税标准，并随着购买面积的增加实施累进税。
(三)通过促进进口、降低出口退税率和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等多种措施，改善外贸不平衡状况
充分利用好“外贸顺差偏大”这把双刃剑，加快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取向，将过去的“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重在鼓励出口”的政策，逐步向“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层次、适当促进进口”的方向转移。通过促进进口、降低出口退税率和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等多种措施，改善外贸不平衡状况。下调出口退税率的理由，一是我国的出口退税率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出口退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普遍制度，但由于各国税制结构的巨大差异，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大小不同。比如，美国的流转税率本来就不高，即使全部退了，对出口的影响也不会很大。而我国的增值税在总税收中所占比重很高，尽管出口的平均退税率要低于增值税率，但退税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仍然相当大。二是通过下调出口退税率来降低贸易顺差，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出口退税可对出口结构进行调整，名义汇率的调整主要是对出口总量进行调整。由于人民币升值过快可能影响我国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对国家经济体系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采取人民币缓慢升值、降低能耗较高和污染排放强度较大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促进进口等多种措施，既可以适当抑制外贸顺差过大的趋势，又可以减轻财政出口退税的负担，减轻国内资源与环境压力。
(四)通过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减少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近几年来，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越来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权相对下降。在这样的财税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往往争投资、上项目。特别是废除农业税以后，那些农业大省除了加快工业增长以外，难以谋求其他摆脱财政困境 的出路。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扭转落后面貌，往往千方百计地上项目，扩大投资。从而造成整个宏观经济上投资规模的膨胀。因此，中央政府可适当提高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事权，加大对地方教育、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适当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五)解决内需不平衡和外贸不平衡的长期措施是扩大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不足和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既是短期问题也是长期问题，在整个“十一五”期间都应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切实措施，推出新的政策，刺激消费需求。
一是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提高政府消费性支出，可以直接改变GDP中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增加最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中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要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增加农民消费支出。随着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源头上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的分配格局。
二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要扩大消费首先应该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城乡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增加他们的收入会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要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国家政策对农村的倾斜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建立粮食价格补贴的长效机制，确保农民持续增收。
三是完善公共支出政策，刺激消费。居民储蓄在很大程度上受将来养老金发放、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造成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是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为了应付将来的这些不确定性支出，居民才减少了即期消费。因此，要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扩展社会保障网和医疗卫生保险，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以便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
(课题总负责：陈佳责，执行负责人：汪同三，执笔：张涛、李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