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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搞好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和争先创优活动，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他们对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对策两个大的方面，对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倡廉思想予以初步的分析和比较。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比较研究
反腐倡廉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我们积极落实“三个代表”，践行“三个代表”的重大举措。为做好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重温作为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有关反腐斗争的重权论述，并将其共性和差异予以分析比较，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对反腐改工作的地位、作用的看法和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把反腐败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他认为，反腐败斗争开展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总目标、总纲领的实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早在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就指出：如果不知道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基于上述认识，无论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还是在革命的高潮时期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尤其是党内的反腐败斗争。
在井冈山艰苦创业的年代，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党员，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领导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延安时期，他又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坚决果断的处理了刘振环等人的贪污案。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建国之初，革命的胜利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清醒的头脑，滋生了一些浮华奢侈的风气，贪污腐败现象有所抬头。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使党的各项工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毛泽东同志们又一次强调，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以及后来的“新三反”运动，坚决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及一系列大案要案，纯洁了社会风气，整肃了党风政风，弘扬了我党清正廉明优良传统。这场后来被称为“五十年代反腐败”的伟大斗争，在“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在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他还一再叮嘱全党同志，我们不曾被拿枪杆子的敌人打倒，同样也不能被阶级敌人的裹着糖衣的炮弹打倒。历史充分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党坚决、及时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斗争，纯洁了党的队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
继毛泽东同志之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勇气和气魄，回答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同志也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认为反腐倡廉是关系到党和党的干部要经受改革开放考验的重要必、迫切性。
比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的是，邓小平同志不仅反复阐述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深刻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基于对我国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邓小平同志在他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六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这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斗争，至少是要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决不可能间断、放松，相反，需要的时候，某个时期反腐败的力度还必需更大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了要处理好经济建设这个党的中心任務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指出反腐败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应相反。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同志都高度重视反对腐败和倡导廉洁的工作，都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大局、全局的重要总是来抓，都反复强调要把反腐败斗争抓实、做好。邓小平同志还强调党要经受改革的考验，并突出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
二、对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的思考
早在建成国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对如何防止腐败，清除腐败进行过积极的思考。随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同志们就如何防止腐败、如何使执政的革命党永保廉洁的本色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尽管在实践上发生过某些失误，甚至出现过严重的错误，但他的探索、尝试和努力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可贵的思想遗产和经验教训。
1、思想正误教育是防止腐败的根本
在对待腐败现象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强调预防。而在如何预防上，他一向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只有从思想政治入手，切实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除了常规的和一般性的政治教育外，他还特别强调了理论学习、理论建设的不可替代性。他要求党的组织和干部要经常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经常地开展党的宗旨、党的纲领的教育以及党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以增强全党的党性党纪观念，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2、发扬民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
早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健全党内生活，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同志之间的相互监督，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延安时期，他的民主监督的思想进一步发展。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摆脱政权腐败的周期律，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只要人人负责，充分发扬民主，腐败就不会成为主流，就决不会政息人亡。此时就考虑到了用民主的手段和机制，及时清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1949年11月，党中央便成立了以朱德同志为书记的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使反腐败斗争有了切实的组织保障。可惜他的这一宝贵的思想火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支配下，未能深入下去并付诸实践。然而可喜的是，后来这个思路成了邓小平同志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进行反腐败斗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和认识起点。
3、运用组织手段，加强纪律，从严治党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在组织上、纪律上严格要求党员，纯洁党的队伍，运用有效的组织纪律手段打击党内的腐败现象。他提出要严把党员的“入口”关，要严防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混进党内，占据领导位置；同时，“出口也要畅通，及时清除那些党内已经腐败的分子。”他还特别强调了要用“整风运动”的方法来“大清理”党内的腐败问题。
4、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
毛泽东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担任党的主席的几十年中，树立了张思德、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等一大批模范党员、干部，树立了大庆油田、鞍钢公司、“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一批先进集体，至今都给我们留有深刻的印象。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反腐败的思想，而且其本人就是廉洁自律、奉公为民的坚定实践者。他廉洁自守，勤恳俭朴，为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操劳了一生，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搞特殊化。
在惩治腐败的具体方法、途径和对策、措施方面，邓小平同志同样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
（1）实行公开监督，广辟监督渠道 邓小平同志的公开监督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监督从纪律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使之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三是广开思路，扩大监督范围，畅通监督渠道，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特别是群众的监督和舆论、传播媒体的监督；三是监督的形式、方式不断调整、不断优化。这一闪烁着系统论思想光辉的现代监督思想，显然较之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和做法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完善。
（2）严肃党纪国法，从严治党，依法行政協委员邓小平同志强调，反腐败在动真格的，要扎扎实实地做实事、讲实效。在九十高龄第二次南巡时谈到，腐败的事情，随便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往往我们下不了手，这个关，我们一定要过，要兑现，要让人民知道，让人民满意。他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反复强调和论证了法律手段对于消除、打击和遏制腐败产生的极端重要性。
（3）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建设 依靠制度建设，健全法制来根治腐败，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精华。它开拓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从思想理论建设为主转向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并重的道路。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最突出、最有价值的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同志曾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对以往毛泽东时代利用政治运动、采取“割韭菜式”的“大清理”的做法惩治腐败不够成功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他开始了从体制改革、健全制度入手，防治腐败现象的崭新尝试，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和强化制度制约机制的新思想，他指出，制度如果不好，好人也可以干坏事；制度好了，完善了，坏人也不能随意横行。因此，克服和惩治腐败，建设好的制度才是关键之中的关键。
在邓小平同志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率领全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中，他始终积极倡导、关注并督促国家的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建设，并主张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等多个方面立体地、全方位地、系统全面地对腐败现象进行综合治理。这些闪耀着现代文明光彩的宝贵思想，至今依然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深入打击和整治腐败现象的锐利武器，同时也对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反腐败思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措施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核心的相通、相同之处颇多，但差异也是明显的，比如，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自律、强调预防，将思想教育做为关键，推崇“整风经验”，喜欢搞“大清理”式的快刀斩乱麻；而邓小平同志重视监督，强调惩治，讲究“长期作战”，“斩草除根”，主张以制度建设为根本，通过制度先行，达到标本兼治。
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是特定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自然总会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反腐败思想，也理应而且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比如对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特别是经济利益根源的问题，在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关系等等，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和探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我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必将更加高度重视和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充实和巩固反腐败斗争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将新世纪新阶段的党的建设和争先创优活动不断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M].红旗出版社，1987.
[4]陆剑杰等编.马克思主义实践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李忠志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史略[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比较研究
反腐倡廉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我们积极落实“三个代表”，践行“三个代表”的重大举措。为做好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重温作为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有关反腐斗争的重权论述，并将其共性和差异予以分析比较，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对反腐改工作的地位、作用的看法和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把反腐败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他认为，反腐败斗争开展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总目标、总纲领的实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早在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就指出：如果不知道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基于上述认识，无论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还是在革命的高潮时期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尤其是党内的反腐败斗争。
在井冈山艰苦创业的年代，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党员，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领导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延安时期，他又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坚决果断的处理了刘振环等人的贪污案。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建国之初，革命的胜利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清醒的头脑，滋生了一些浮华奢侈的风气，贪污腐败现象有所抬头。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使党的各项工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毛泽东同志们又一次强调，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以及后来的“新三反”运动，坚决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及一系列大案要案，纯洁了社会风气，整肃了党风政风，弘扬了我党清正廉明优良传统。这场后来被称为“五十年代反腐败”的伟大斗争，在“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在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他还一再叮嘱全党同志，我们不曾被拿枪杆子的敌人打倒，同样也不能被阶级敌人的裹着糖衣的炮弹打倒。历史充分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党坚决、及时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斗争，纯洁了党的队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
继毛泽东同志之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勇气和气魄，回答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同志也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认为反腐倡廉是关系到党和党的干部要经受改革开放考验的重要必、迫切性。
比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的是，邓小平同志不仅反复阐述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深刻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基于对我国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邓小平同志在他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六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这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斗争，至少是要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决不可能间断、放松，相反，需要的时候，某个时期反腐败的力度还必需更大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了要处理好经济建设这个党的中心任務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指出反腐败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应相反。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同志都高度重视反对腐败和倡导廉洁的工作，都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大局、全局的重要总是来抓，都反复强调要把反腐败斗争抓实、做好。邓小平同志还强调党要经受改革的考验，并突出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
二、对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的思考
早在建成国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对如何防止腐败，清除腐败进行过积极的思考。随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同志们就如何防止腐败、如何使执政的革命党永保廉洁的本色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尽管在实践上发生过某些失误，甚至出现过严重的错误，但他的探索、尝试和努力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可贵的思想遗产和经验教训。
1、思想正误教育是防止腐败的根本
在对待腐败现象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强调预防。而在如何预防上，他一向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只有从思想政治入手，切实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除了常规的和一般性的政治教育外，他还特别强调了理论学习、理论建设的不可替代性。他要求党的组织和干部要经常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经常地开展党的宗旨、党的纲领的教育以及党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以增强全党的党性党纪观念，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2、发扬民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
早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健全党内生活，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同志之间的相互监督，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延安时期，他的民主监督的思想进一步发展。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摆脱政权腐败的周期律，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只要人人负责，充分发扬民主，腐败就不会成为主流，就决不会政息人亡。此时就考虑到了用民主的手段和机制，及时清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1949年11月，党中央便成立了以朱德同志为书记的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使反腐败斗争有了切实的组织保障。可惜他的这一宝贵的思想火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支配下，未能深入下去并付诸实践。然而可喜的是，后来这个思路成了邓小平同志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进行反腐败斗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和认识起点。
3、运用组织手段，加强纪律，从严治党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在组织上、纪律上严格要求党员，纯洁党的队伍，运用有效的组织纪律手段打击党内的腐败现象。他提出要严把党员的“入口”关，要严防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混进党内，占据领导位置；同时，“出口也要畅通，及时清除那些党内已经腐败的分子。”他还特别强调了要用“整风运动”的方法来“大清理”党内的腐败问题。
4、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
毛泽东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担任党的主席的几十年中，树立了张思德、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等一大批模范党员、干部，树立了大庆油田、鞍钢公司、“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一批先进集体，至今都给我们留有深刻的印象。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反腐败的思想，而且其本人就是廉洁自律、奉公为民的坚定实践者。他廉洁自守，勤恳俭朴，为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操劳了一生，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搞特殊化。
在惩治腐败的具体方法、途径和对策、措施方面，邓小平同志同样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
（1）实行公开监督，广辟监督渠道 邓小平同志的公开监督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监督从纪律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使之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三是广开思路，扩大监督范围，畅通监督渠道，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特别是群众的监督和舆论、传播媒体的监督；三是监督的形式、方式不断调整、不断优化。这一闪烁着系统论思想光辉的现代监督思想，显然较之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和做法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完善。
（2）严肃党纪国法，从严治党，依法行政協委员邓小平同志强调，反腐败在动真格的，要扎扎实实地做实事、讲实效。在九十高龄第二次南巡时谈到，腐败的事情，随便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往往我们下不了手，这个关，我们一定要过，要兑现，要让人民知道，让人民满意。他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反复强调和论证了法律手段对于消除、打击和遏制腐败产生的极端重要性。
（3）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建设 依靠制度建设，健全法制来根治腐败，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精华。它开拓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从思想理论建设为主转向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并重的道路。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最突出、最有价值的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同志曾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对以往毛泽东时代利用政治运动、采取“割韭菜式”的“大清理”的做法惩治腐败不够成功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他开始了从体制改革、健全制度入手，防治腐败现象的崭新尝试，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和强化制度制约机制的新思想，他指出，制度如果不好，好人也可以干坏事；制度好了，完善了，坏人也不能随意横行。因此，克服和惩治腐败，建设好的制度才是关键之中的关键。
在邓小平同志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率领全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中，他始终积极倡导、关注并督促国家的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建设，并主张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等多个方面立体地、全方位地、系统全面地对腐败现象进行综合治理。这些闪耀着现代文明光彩的宝贵思想，至今依然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深入打击和整治腐败现象的锐利武器，同时也对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反腐败思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措施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核心的相通、相同之处颇多，但差异也是明显的，比如，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自律、强调预防，将思想教育做为关键，推崇“整风经验”，喜欢搞“大清理”式的快刀斩乱麻；而邓小平同志重视监督，强调惩治，讲究“长期作战”，“斩草除根”，主张以制度建设为根本，通过制度先行，达到标本兼治。
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是特定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自然总会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反腐败思想，也理应而且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比如对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特别是经济利益根源的问题，在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关系等等，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和探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我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必将更加高度重视和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充实和巩固反腐败斗争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将新世纪新阶段的党的建设和争先创优活动不断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M].红旗出版社，1987.
[4]陆剑杰等编.马克思主义实践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李忠志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史略[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