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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任远（1898-1986），原名袁明濂，湖南慈利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6年病逝，享年88岁。
1928年，石门南乡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一时间，乌云翻滚，血雨腥风。革命队伍被冲散了，共产党员四处藏匿。一天晚上，暮色苍茫中，三个人影时隐时现，行色匆匆。他们就是此次暴动的领导人——袁任远、佘汉初和佘修文，他们要去寻找党组织……
1928年4月，袁任远领导常德、桃源、石门、慈利、临澧边界人民举行了“省垣为之震惊”的石门南乡暴动，建立了湘西工农革命军第4支队，佘汉初为司令，袁任远任党代表。
1928年夏，石门南乡武装起义失败，袁任远等人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敌人不仅挨家挨户搜查，而且搜山。因为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袁任远等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们必须冲出敌人的层层封锁，尽快地找到党组织，以便重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于是，7月下旬，袁任远和佘汉初、文书佘修文离开石门南乡，开始踏上寻找党组织之路。
袁任远三人扮成布贩子从石门来到慈利县附近。敌人封锁了重要路口，大街小巷贴满了捉拿他们的通缉令，三人的处境十分危险，到哪安身呢？他们商量后，决定前往离县城15里的南岳寺。那里，有一个袁任远的朋友——老褚。
当他们来到老褚家时，老褚的妻子很紧张，一面谎说老褚不在家，一面说这里离县城很近，外面风声紧，你们在这里住有危险。袁任远知道她害怕惹祸上身，无奈之中，他们只好冒险去见袁任远在慈利中学读书时的同学聂国光。
聂国光虽然是国民党员，但是为人正派，以往同袁任远的关系不错。聂家是个小地主，居住地属于丘陵地带，又比较偏僻，三面环山。然而，一别数载，且信仰不同，去找他，不知是福是祸……但袁任远他们没有选择。
袁任远一行来到聂家，聂国光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将自己的住房让给他们住。聂国光还帮助他们找到了中共慈利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叶际熙。然而，叶际熙也已经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并受到监视，不能公开露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袁任远他们怀揣着聂国光夫妇赠送的80块大洋，又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通过叶际熙找党的希望落了空，袁任远开始打听共产党员姜组武的消息。得知姜组武在武汉工作，袁任远决定先去常德找姜组武的父亲，问清地址，然后再去武汉。
他们一人挑着一个担子，凭着黝黑的皮肤、布满老茧的双手和土里土气的打扮，混过了敌人一道道岗哨，平安地来到了常德市。找到姜组武的父亲，问清住址后，他们准备出发前往武汉。这时，袁任远三人仅有20块大洋，只够两人到武汉的路费。商量的结果是，佘修文留下。于是袁任远、佘汉初将土布换成五倍子，又用卖五倍子的钱，买了便衣大褂以及一些生活日用品，打扮成学生模样，买船票去了武汉。
一到武汉，他们便找到了姜组武的住地。然而，姜组武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令人欣慰的是，袁任远他们从姜组武处打听到了两个慈利籍党员的线索，他们是上海的张沈川和开封的佘爱生。袁任远他们心中又升起了一线曙光。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们，开封佘爱生的遭遇和前几位同志一样，爱莫能助。此时此刻，缺钱少衣，失望碰壁，他们几乎被逼上了绝境。有人建议袁任远暂时隐蔽下来，去投奔他的一位朋友——冯玉祥的秘书。然而，袁任远婉言谢绝了，因为在他心中只有一条准则：他永远是党的儿子，任凭气候多么恶劣，也丝毫动摇不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开封，袁任远用暗语给在上海的张沈川发出了一封快信。不久，袁任远盼来了张沈川欢迎他“速来上海”的回函。激动、惊喜霎时冲走了长久以来的失望。由于没有车费，佘汉初暂时寄居在佘爱生家里，等候消息。
因实在凑不够这笔车费，袁任远只好分几段走。他背着一袋干粮，只身踏上了开封至徐州的旅程。一路风餐露宿，沿着铁道线一站一站地艰难跋涉。
他咬紧牙关，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终于坚持到了徐州。这时，他的双脚已经溃烂，流着脓血，肿得不能动弹了。
袁任远找到一个同乡，同乡为他提供了一张直达南京的车票。在南京，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的佘爱生的弟弟佘广生很热情地接待了袁任远，并亲自将他送到了上海。
在一条幽静的弄堂里，中共上海无线电领导人张沈川张开双臂欢迎袁任远的到来，他们紧紧握手，紧紧拥抱在一起。
张沈川立即用电台向党中央汇报了袁任远的情况。党中央没有遗忘这名忠诚的党员，三天后就批复了袁任远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请求。
1929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任远任上海市赤色总工会秘书。同年8月，袁任远经中共中央批准调往广西李明瑞部工作。12月，在邓小平、张云逸的领导下，參加了闻名中外的百色起义。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北上时，袁任远带上17岁的儿子袁意奋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父子长征传为佳话。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袁任远千里寻党》，于允祺/文，《湖南党史》1995年6期等）
1928年，石门南乡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一时间，乌云翻滚，血雨腥风。革命队伍被冲散了，共产党员四处藏匿。一天晚上，暮色苍茫中，三个人影时隐时现，行色匆匆。他们就是此次暴动的领导人——袁任远、佘汉初和佘修文，他们要去寻找党组织……
1928年4月，袁任远领导常德、桃源、石门、慈利、临澧边界人民举行了“省垣为之震惊”的石门南乡暴动，建立了湘西工农革命军第4支队，佘汉初为司令，袁任远任党代表。
1928年夏，石门南乡武装起义失败，袁任远等人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敌人不仅挨家挨户搜查，而且搜山。因为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袁任远等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们必须冲出敌人的层层封锁，尽快地找到党组织，以便重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于是，7月下旬，袁任远和佘汉初、文书佘修文离开石门南乡，开始踏上寻找党组织之路。
袁任远三人扮成布贩子从石门来到慈利县附近。敌人封锁了重要路口，大街小巷贴满了捉拿他们的通缉令，三人的处境十分危险，到哪安身呢？他们商量后，决定前往离县城15里的南岳寺。那里，有一个袁任远的朋友——老褚。
当他们来到老褚家时，老褚的妻子很紧张，一面谎说老褚不在家，一面说这里离县城很近，外面风声紧，你们在这里住有危险。袁任远知道她害怕惹祸上身，无奈之中，他们只好冒险去见袁任远在慈利中学读书时的同学聂国光。
聂国光虽然是国民党员，但是为人正派，以往同袁任远的关系不错。聂家是个小地主，居住地属于丘陵地带，又比较偏僻，三面环山。然而，一别数载，且信仰不同，去找他，不知是福是祸……但袁任远他们没有选择。
袁任远一行来到聂家，聂国光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将自己的住房让给他们住。聂国光还帮助他们找到了中共慈利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叶际熙。然而，叶际熙也已经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并受到监视，不能公开露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袁任远他们怀揣着聂国光夫妇赠送的80块大洋，又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通过叶际熙找党的希望落了空，袁任远开始打听共产党员姜组武的消息。得知姜组武在武汉工作，袁任远决定先去常德找姜组武的父亲，问清地址，然后再去武汉。
他们一人挑着一个担子，凭着黝黑的皮肤、布满老茧的双手和土里土气的打扮，混过了敌人一道道岗哨，平安地来到了常德市。找到姜组武的父亲，问清住址后，他们准备出发前往武汉。这时，袁任远三人仅有20块大洋，只够两人到武汉的路费。商量的结果是，佘修文留下。于是袁任远、佘汉初将土布换成五倍子，又用卖五倍子的钱，买了便衣大褂以及一些生活日用品，打扮成学生模样，买船票去了武汉。
一到武汉，他们便找到了姜组武的住地。然而，姜组武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令人欣慰的是，袁任远他们从姜组武处打听到了两个慈利籍党员的线索，他们是上海的张沈川和开封的佘爱生。袁任远他们心中又升起了一线曙光。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们，开封佘爱生的遭遇和前几位同志一样，爱莫能助。此时此刻，缺钱少衣，失望碰壁，他们几乎被逼上了绝境。有人建议袁任远暂时隐蔽下来，去投奔他的一位朋友——冯玉祥的秘书。然而，袁任远婉言谢绝了，因为在他心中只有一条准则：他永远是党的儿子，任凭气候多么恶劣，也丝毫动摇不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开封，袁任远用暗语给在上海的张沈川发出了一封快信。不久，袁任远盼来了张沈川欢迎他“速来上海”的回函。激动、惊喜霎时冲走了长久以来的失望。由于没有车费，佘汉初暂时寄居在佘爱生家里，等候消息。
因实在凑不够这笔车费，袁任远只好分几段走。他背着一袋干粮，只身踏上了开封至徐州的旅程。一路风餐露宿，沿着铁道线一站一站地艰难跋涉。
他咬紧牙关，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终于坚持到了徐州。这时，他的双脚已经溃烂，流着脓血，肿得不能动弹了。
袁任远找到一个同乡，同乡为他提供了一张直达南京的车票。在南京，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的佘爱生的弟弟佘广生很热情地接待了袁任远，并亲自将他送到了上海。
在一条幽静的弄堂里，中共上海无线电领导人张沈川张开双臂欢迎袁任远的到来，他们紧紧握手，紧紧拥抱在一起。
张沈川立即用电台向党中央汇报了袁任远的情况。党中央没有遗忘这名忠诚的党员，三天后就批复了袁任远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请求。
1929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任远任上海市赤色总工会秘书。同年8月，袁任远经中共中央批准调往广西李明瑞部工作。12月，在邓小平、张云逸的领导下，參加了闻名中外的百色起义。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北上时，袁任远带上17岁的儿子袁意奋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父子长征传为佳话。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袁任远千里寻党》，于允祺/文，《湖南党史》1995年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