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坦赞铁路开工奠基45周年、建成通车4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写的《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一书。该书通过翔实的文献资料和亲历者口述实录，生动描述了我国援建坦赞铁路从决策、勘测设计、施工到建成移交的历史脉络。本刊选择了书中部分内容进行连载，与读者分享。
　　——编者手记
　　决策的背景与过程
　　说起坦赞铁路的修建，首先要讲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非洲政治形势。20世纪60年代是整个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第一个独立的黑非洲国家是西非的加纳，于1957年独立。当时中央很重视，派聂荣臻当特使去加纳参加独立庆典。我当时在外交部亚非司工作，陪着他一起去。接着独立的是西非的几内亚。当时，东非、中非以及南部非洲的大多数国家还没有独立，还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在东非第一个独立的是坦桑尼亚，当时叫坦噶尼喀。桑给巴尔独立后，两国合并成为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在当时被称为“前线国家”。北边的肯尼亚，西边的布隆迪、卢旺达，南边的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还有南非等都没有独立。领导这些国家独立运动的政党，都在坦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设有办事处。它们主要通过坦桑尼亚寻求外部支援。我们要支援这一片广大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通过坦桑尼亚。所以，那时坦桑尼亚的地位非常重要。
　　从整个战略上看，毛主席曾提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什么叫第一中间地带？就是指正在争取独立或已经初步实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即亚非拉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制裁。要突破重围，就要广交朋友，得有同盟军。我们把这些亚非拉独立的和争取独立的国家视为直接同盟军。处于美国、苏联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虽然是发达国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者，但也受到霸权主义的欺负，同霸权主义有一定的矛盾，可以被我们利用，所以这些国家叫第二中间地带，又称作间接同盟军。
　　我们的外交战略思路是首先争取第一中间地带，支持这些地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地理位置上，坦桑尼亚是黑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前线阵地。所以，坦桑尼亚一独立，中央很重视，挑选何英做大使，而且嘱咐，他的任务不只是发展同坦桑尼亚的友好关系，还要以坦桑尼亚为中心辐射整个东非、南非和西南非未独立地区，支援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使馆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跟这些地区在坦桑尼亚的办事处联系。这些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领袖经常到我驻坦使馆寻求经济、财政以及物资援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第二个背景就是，中国和坦噶尼喀1961年建交后，不久爆发了中印边境冲突。一开始，坦政府听了印度一面之词，准备发表一个声明谴责我们，支持印度。当时坦政府把稿子先发给了各国驻坦的通讯社，新华社也拿到了。我们当时比较紧张，怎么办？一种意见说，事情已是覆水难收，不但我们拿到了声明稿，世界各大通讯社都拿到了。当时跟国内电信联络时间已经过去，请示来不及。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死马当作活马医，紧急约见尼雷尔。为什么见尼雷尔？尼雷尔当时已经辞去了总理职务，但仍是执政党的主席。我们私下了解，他实际还掌握着政治权力，卡瓦瓦总理还是听他的。所以，跟卡瓦瓦谈不通，就直接找到尼雷尔。约定了见面时间，我们就带着地图去拜会尼雷尔，跟他讲中印边界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指出，如果坦方把这个声明稿发出去，就是偏袒印度，不但不公道，而且会损害中坦关系，两国关系再想恢复就很不容易了，请坦方慎重考虑。尼雷尔听进去了。尼雷尔说，这样吧，我去跟我的朋友们、同事们商量一下。结果，没过几个钟头，他打来电话说，头一个稿子撤销。坦方另发了一个比较公道的声明，呼吁双方克制。
　　我们把第二份声明稿马上发回国。周总理在北京也感到纳闷，先前接到一个稿子，怎么又来了一个。这个时候，我们使馆的电报也发回去了。周总理看了以后恍然大悟，表扬了我们，说这种做法是好的，虽然说外交工作授权有限，但是在这种事关国家利益而又来不及请示的重大问题上，前方有机动权。我认为，如果前方认为木已成舟，泼水难收，不采取任何行动，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犯错误，也不会受到谴责，但是从政治上看是输了一招。这件事情过后，中坦关系就迈上了坦途。中印边境冲突结束后，毛主席决定把我军回撤至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把印度俘虏都放回，武器也退回。尼雷尔听到这个消息说，中国做得太漂亮啦！从此他更增加了对我们的信任感。
　　在这种情况下，尼雷尔想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坦桑尼亚独立后，赞比亚也独立了。尼雷尔设想，建一条从赞比亚到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从经济上看，赞比亚产铜，有国际市场，但是没有出海口，要绕到南非那边，成本太高。如果有了一条铁路，那么运输就很方便了，还将促进两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巩固民族独立。另外，坦桑尼亚、赞比亚周围的殖民地人民都在开展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有的已经发展到武装斗争，比如莫桑比克已经有游击队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安哥拉和南非争取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在坦桑尼亚设有办事处。修一条铁路就可以对周边地区反殖民主义斗争提供支援，可以把他们需要的东西通过铁路直接送过去。

　　尼雷尔有这个打算后，先去找西方，西方国家刁难他，金融机构也刁难他，不愿意搞。尼雷尔找到苏联，苏联也拒绝了。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想到坦桑尼亚既然同中国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友好关系，是不是可以到中国试一试呢？抱着这样的目的，1965年初，尼雷尔先派商业合作部长巴布访华。巴布同我们关系挺好，当时说他是亲华派，或者说是左派。他先访华，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尼雷尔想建一条铁路，但是没有人帮助，坦桑尼亚自己又没有力量，尼雷尔可能会向中国提出。但是巴布比较悲观，毕竟那时中国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缓过来，也不是很有经济实力，老百姓还很困苦，大概未必会同意。巴布告诉我们，如果尼雷尔提出来，请中方不要马上拒绝，可以说容我们研究研究，要不然尼雷尔会很失望。这种情况下，中央就考虑了，到底该如何对待。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确实很困难。但是，中央高屋建瓴，从整个战略全局考虑，觉得人家提出来了，我们应该帮助。哪怕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帮助人家。而且，从深远战略意义考虑，这不只是帮助人家，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坦桑尼亚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它的力量发展壮大了，就等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壮大了。中央是这样考虑的，而不是抠经济账。所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当时一起研究过，决定答应。 　　尼雷尔访华的时候，是我陪他坐飞机到北京的。他说自己一路上很忐忑：到底要不要提？提了要是被拒绝怎么办？所以，第一次会谈时他没敢提。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暗示他，说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提，中方会认真考虑。这样，尼雷尔壮了胆子，就提出来了。他是跟少奇同志提的，少奇同志当时就表示同意。尼雷尔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毛主席跟尼雷尔讲过，“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建铁路，也要帮你们建这条铁路”。这样，中坦双方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周总理讲了，西方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帮着你干，而且我们干的话，会干得很漂亮。中国人是不干则已，一干就拿出最好的。第一，中国没有的，宁可花外汇也要帮助坦桑尼亚。比如，我们从意大利等地方进口了重型汽车等，这是我们国家都没有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好东西。我们用外汇买来，运到坦桑尼亚。我们有的，也是拿出最好的。我们自己当时也需要建更多的铁路，但为了修坦赞铁路，宁可先暂停修自己的一段路，也要先保证坦赞铁路。第二，我们派出了最好的专家和最好的员工。他们都不畏艰苦，披荆斩棘。坦桑尼亚可不是个好干活儿的地方，比如说那里的萃萃蝇，被它叮了后，是要死人的。为了修建这条铁路，牺牲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中国员工将近70位。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周总理说的，“我们一定不能像西方似的，给人点援助，就要拿特权”。我们是完全无私的。铁路修好了，我们把运行的技术告诉人家以后，马上撤回全部员工。西方则不然，他们把自己的人留下来，享受比当地员工高很多倍的薪金待遇，搞特权。
　　当时这是最大的一个援助非洲项目，又是中国的第一个项目，非洲的其他国家，已经独立的，没独立的，都睁眼看着，要看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干的。许多非洲兄弟经过一对比，认为还是中国好，中国是真朋友，不是假朋友，是真正帮助非洲独立和发展、不谋取特权的全天候朋友。我们因此争取了很多非洲国家。非洲一大片国家独立后，都跟新中国建交。所以，援建坦赞铁路的政治意义超过了经济意义，特别是在赞比亚有更多通道可以实现出口后。
　　“文革”之后，有一些人认为，在这个事情上中央的决策不对，因为当时中国自己很困难，这种外援叫作“打肿脸充胖子”。但拒绝就是对的吗？我们勒紧裤腰带、出了大概10亿元左右人民币来修这条铁路，这是一项很重大的决策，中央怎么会不慎重考虑呢？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就来到坦桑尼亚，特别赞扬了坦赞铁路精神，还到援坦牺牲烈士的墓地凭吊。援建坦赞铁路有着深远的意义，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做法完全正确。
　　尼雷尔终其一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
　　从我们决定援建坦赞铁路以后，尼雷尔终其一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记得1997年，在举行香港回归仪式的大厅里，我还遇上了尼雷尔。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但还要亲自来一趟表示祝贺。
　　1965年6月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尼雷尔很高兴。他把执政党坦盟的主要干部召集到一个大体育场，请周总理给他们讲话。他还把总统府的房间腾出来让总理住。周总理和尼雷尔谈得非常融洽。
　　还有一条可以作证的，就是通过修坦赞铁路，通过我们同坦桑尼亚的关系，中国同非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很牢固的合作关系。周总理讲过，坦赞铁路不只是联系中坦，而且是联系中国和非洲大陆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反映。1971年联合国大会表决时，有30多个非洲国家投了我们的票。外交部当时还研究到底去不去联合国。有人说我们还没准备好，先等一届，下届再去。毛主席说：“要去。为什么不去？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会不要紧，跟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就去，马上去。”所以，中国代表团马上就出发了。到了纽约以后，大会正常日程停了一整天，大会场上非洲兄弟一个接一个发言，热烈欢迎中国。1981年选新的联合国秘书长时，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推选坦桑尼亚驻联合国的代表萨利姆，他当过驻华大使，还当过坦外长。美国坚决反对，因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投票结果出来后，萨利姆头一个站起来，拍手欢呼。美国代表很恼火地说，我们失败了，你倒在会场上跳舞！萨利姆反驳说，我不是跳舞，我是欢欣鼓舞！所以，美国否决萨利姆当秘书长，还推了一个西方的候选人，我们也否决。到后来形成了僵局。我记得，一次安理会开会时，美国参赞坐在我旁边，捅了我一下，问：“你们到底要否决到什么时候？”我说：“你们否决萨利姆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否决你到什么时候。”最后，双方没有办法了，只能妥协，选了来自拉美的德奎利亚尔当秘书长。
　　所以，大家能看到，直到今天，非洲国家当中，坦桑尼亚跟我们的友好关系还是比较突出的。
　　（本文图片来源于《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