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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星辰的长夜，父母还没有回来。他们总是这样。在通向山镇医院的路上，我和二弟、小妹牵着手，无数次地引颈观望。等待的时刻像被无限拉长的橡皮筋，山风刮起的黄尘舔着我们的肌肤。他们还在医院后楼那间简陋的手术室里忙碌。有血和药水的气味传来。接着是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据闻一垂危的生命在晨曦到来之前终于得到了拯救，可是我们的父母还迟迟没有回来的迹象。
不远的单家巷方向传来几声狗吠，有人在放鞭炮。可能是某个出院病人的家属在庆贺吧。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我们一夜没睡的父母终于回来了。他们脸色灰白，眼圈是黑的，嘴唇泛着紫。这样熟悉的场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无数次重复，以至成为我成年后睡梦里的常见场景。
在山镇医院里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总是把他的药箱背回家中。这样我家狭小的客厅常常坐满了附近一带的患者，在这里他们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父母对他们的病人总是那么和气，给他们让座，泡茶。牙疼的病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着正在吃饭的父亲张大他们出了问题的嘴巴。有一次，我们刚刚开始吃饭，一个熟悉的街坊来了，他把一条正在溃烂的大腿伸在我们面前。记得我还嘟噜了一句：“火腿倒没有吃，烂腿却天天看！”父亲照例白我一眼，迅速放下饭碗，对那条烂腿进行了十分仔细的察看，然后下医嘱。一有病人他的眼里就什么都不存在了，饭也可以不吃，觉也可以不睡。
又有一次，东岭山区送来一个在水库溺水昏迷的儿童，他的母亲在一旁呼天抢地。父亲对这个肚子鼓得像一座小山一样的孩子进行了人工呼吸，半个小时过去了，大汗淋漓的父亲像从河里爬起来似的，孩子依然没有呼吸。后来父亲掰开了他的嘴，俯上去吮吸着他口腔里的积水，使劲吸出一口。再吐出一口，如此往复多次。终于这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而父亲瘫倒在地。此刻他一定很有成就感吧，因为又一个幼小的生命在他手中活过来了。孩子的母亲跪在父亲面前，要把孩子过继给他当干儿子。父亲笑着谢绝说：“如果救活一个病人就要认一个亲戚，那到处都有我的亲戚了。”
有关父亲妙手回春的故事在山镇的街巷和山村广为流传，而我的母亲无疑是他最默契的助手。她可以闭着眼睛报出手术室里一切器械的名字，在进行手术的时候，她能在父亲的手伸出后的第一秒钟里准确地递上需要的器械。据说，她动作利索且干脆。“她打针一点也不疼，像针没有扎进去一样。”——这是众多病人对她最朴素的评价。而母亲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她一直到退休前，都是医院“抢救小组”的成员。这关乎她的被重视，她的一以贯之的精神状态，还有她的不容忽视的救护技术。几十年的护士生涯甚至改变了她的日常语境，即使是在说一件小事的时候，她也保持着表述一份病历般的完整。比如：“下午3点28分，武汉外甥陈斌来电话，刚说3分钟，正巧送水工敲门，我怕浪费话费，立即挂断电话。然后，3点35分，我给陈斌打过去，一直不接。一直到4点零2分，陈斌电话来了，原来他到楼下取牛奶，把手机落在家里了。”
在一个封闭的农耕社会里，做一个好人，尤其是做一个好医生，回报是很高的。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父母无疑是山镇上的公众人物。去街上买东西，凡是需要排队的地方，譬如肉铺、油条店、粮店、煤球店——只要父母的身影出现，人们一定会坚持让他们先买。母亲则经常能买到供销社营业员为她留下的价格便宜将近一半的“零头布”。买新鲜带鱼的时候，营业员会提醒我母亲：“今天的带鱼并不新鲜。明天我给您留两斤好吗？”父母的满足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常常挂在父亲嘴边的话题是：“你们兄妹三个，谁能继承我们的职业呢？”不过，他收获的老是一桌子的沉默。
一些粗犷的山里汉子成了我家的常客，他们大抵是各个山村医疗点的“赤脚医生”，有的则是父亲门下的学徒。他们豪爽，酒量惊人。那个年代还没有禁止民间持有土枪，有时他们会带一些打下的野鸡、野兔来慰劳父亲。父亲总是拿出一瓶难得的好酒，兴致很高地陪他们喝。同时向他们介绍一些中草药知识。家里的小小客厅，就是一个临时教室。于是他们慢慢知道，就在他们祖辈居住的山上甚至路边。到处都有治疗常见病的药材。父亲难得的假日总是在爬山涉水中度过，他几乎访遍了山镇周围所有的山山水水。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100多种中草药的临床使用。没有人能够统计出他在山镇的20余年里抢救了多少条生命，治愈了多少疑难杂症。
我19岁那年终于获得一次关乎“人生饭碗”的机会，想必父亲事先已经做了工作，上边答允他的大儿子跟他学医。在他来看。这是领导赐予他的最大抚慰。但是我不答应，甚至死也不肯。因为我内心没有父母强大，无法天天直面生死。同时我不能把这个原因作为拒绝的理由，因为我无法面对父亲热切期盼的眼神。天知道我那时早已爱上了文学。“手不释卷”成为19岁的狂热文学青年的一种标配。已经读遍了山镇上几乎所有的民间藏书也是我想当作家的理由。从那时起，要当作家，成为一个让当时熟知我的人笑掉大牙的段子。
好长的时间里父亲颇为沮丧。几十年前父子的一段对话至今犹在耳边：儿子信誓旦旦地说要当作家，还举鲁迅弃医从文为例，大言不惭地说医生看病只能疗救人的肉体，而疗救灵魂的人只有作家。父亲早年读过鲁迅，未了他说出一句话，让他的儿子在几十年后惭愧不已：“你再去讀读鲁迅遗嘱吧，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空头文学家。”
若干年后父母都老了。他们退休后就悄悄离开了山镇。在50里外的城市一隅过着退休老人的平静生活。他们平素不怎么回忆往事，所有的老照片都被封存。但是在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那种空气里的特殊气味会让他们莫名其妙地激动。有时他们会在年轻医生问诊时不经意地准确地说出一个医药名词，让对方刮目相看。他们最大的欣慰，也许是当年不听话的儿子生的儿子终于穿上了白大褂，成为一个为部队官兵看病的军医。
在他们居住的那条僻静小巷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行医40多年的医生。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护故事，已经被漫长的岁月稀释。
不远的单家巷方向传来几声狗吠，有人在放鞭炮。可能是某个出院病人的家属在庆贺吧。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我们一夜没睡的父母终于回来了。他们脸色灰白，眼圈是黑的，嘴唇泛着紫。这样熟悉的场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无数次重复，以至成为我成年后睡梦里的常见场景。
在山镇医院里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总是把他的药箱背回家中。这样我家狭小的客厅常常坐满了附近一带的患者，在这里他们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父母对他们的病人总是那么和气，给他们让座，泡茶。牙疼的病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着正在吃饭的父亲张大他们出了问题的嘴巴。有一次，我们刚刚开始吃饭，一个熟悉的街坊来了，他把一条正在溃烂的大腿伸在我们面前。记得我还嘟噜了一句：“火腿倒没有吃，烂腿却天天看！”父亲照例白我一眼，迅速放下饭碗，对那条烂腿进行了十分仔细的察看，然后下医嘱。一有病人他的眼里就什么都不存在了，饭也可以不吃，觉也可以不睡。
又有一次，东岭山区送来一个在水库溺水昏迷的儿童，他的母亲在一旁呼天抢地。父亲对这个肚子鼓得像一座小山一样的孩子进行了人工呼吸，半个小时过去了，大汗淋漓的父亲像从河里爬起来似的，孩子依然没有呼吸。后来父亲掰开了他的嘴，俯上去吮吸着他口腔里的积水，使劲吸出一口。再吐出一口，如此往复多次。终于这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而父亲瘫倒在地。此刻他一定很有成就感吧，因为又一个幼小的生命在他手中活过来了。孩子的母亲跪在父亲面前，要把孩子过继给他当干儿子。父亲笑着谢绝说：“如果救活一个病人就要认一个亲戚，那到处都有我的亲戚了。”
有关父亲妙手回春的故事在山镇的街巷和山村广为流传，而我的母亲无疑是他最默契的助手。她可以闭着眼睛报出手术室里一切器械的名字，在进行手术的时候，她能在父亲的手伸出后的第一秒钟里准确地递上需要的器械。据说，她动作利索且干脆。“她打针一点也不疼，像针没有扎进去一样。”——这是众多病人对她最朴素的评价。而母亲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她一直到退休前，都是医院“抢救小组”的成员。这关乎她的被重视，她的一以贯之的精神状态，还有她的不容忽视的救护技术。几十年的护士生涯甚至改变了她的日常语境，即使是在说一件小事的时候，她也保持着表述一份病历般的完整。比如：“下午3点28分，武汉外甥陈斌来电话，刚说3分钟，正巧送水工敲门，我怕浪费话费，立即挂断电话。然后，3点35分，我给陈斌打过去，一直不接。一直到4点零2分，陈斌电话来了，原来他到楼下取牛奶，把手机落在家里了。”
在一个封闭的农耕社会里，做一个好人，尤其是做一个好医生，回报是很高的。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父母无疑是山镇上的公众人物。去街上买东西，凡是需要排队的地方，譬如肉铺、油条店、粮店、煤球店——只要父母的身影出现，人们一定会坚持让他们先买。母亲则经常能买到供销社营业员为她留下的价格便宜将近一半的“零头布”。买新鲜带鱼的时候，营业员会提醒我母亲：“今天的带鱼并不新鲜。明天我给您留两斤好吗？”父母的满足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常常挂在父亲嘴边的话题是：“你们兄妹三个，谁能继承我们的职业呢？”不过，他收获的老是一桌子的沉默。
一些粗犷的山里汉子成了我家的常客，他们大抵是各个山村医疗点的“赤脚医生”，有的则是父亲门下的学徒。他们豪爽，酒量惊人。那个年代还没有禁止民间持有土枪，有时他们会带一些打下的野鸡、野兔来慰劳父亲。父亲总是拿出一瓶难得的好酒，兴致很高地陪他们喝。同时向他们介绍一些中草药知识。家里的小小客厅，就是一个临时教室。于是他们慢慢知道，就在他们祖辈居住的山上甚至路边。到处都有治疗常见病的药材。父亲难得的假日总是在爬山涉水中度过，他几乎访遍了山镇周围所有的山山水水。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100多种中草药的临床使用。没有人能够统计出他在山镇的20余年里抢救了多少条生命，治愈了多少疑难杂症。
我19岁那年终于获得一次关乎“人生饭碗”的机会，想必父亲事先已经做了工作，上边答允他的大儿子跟他学医。在他来看。这是领导赐予他的最大抚慰。但是我不答应，甚至死也不肯。因为我内心没有父母强大，无法天天直面生死。同时我不能把这个原因作为拒绝的理由，因为我无法面对父亲热切期盼的眼神。天知道我那时早已爱上了文学。“手不释卷”成为19岁的狂热文学青年的一种标配。已经读遍了山镇上几乎所有的民间藏书也是我想当作家的理由。从那时起，要当作家，成为一个让当时熟知我的人笑掉大牙的段子。
好长的时间里父亲颇为沮丧。几十年前父子的一段对话至今犹在耳边：儿子信誓旦旦地说要当作家，还举鲁迅弃医从文为例，大言不惭地说医生看病只能疗救人的肉体，而疗救灵魂的人只有作家。父亲早年读过鲁迅，未了他说出一句话，让他的儿子在几十年后惭愧不已：“你再去讀读鲁迅遗嘱吧，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空头文学家。”
若干年后父母都老了。他们退休后就悄悄离开了山镇。在50里外的城市一隅过着退休老人的平静生活。他们平素不怎么回忆往事，所有的老照片都被封存。但是在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那种空气里的特殊气味会让他们莫名其妙地激动。有时他们会在年轻医生问诊时不经意地准确地说出一个医药名词，让对方刮目相看。他们最大的欣慰，也许是当年不听话的儿子生的儿子终于穿上了白大褂，成为一个为部队官兵看病的军医。
在他们居住的那条僻静小巷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行医40多年的医生。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护故事，已经被漫长的岁月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