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采写蔗糖行业，于我而言，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救赎之旅。
　　我的童年在甘蔗地长大，后来的成长，也都和甘蔗有很大关系。可以说，甘蔗给我除了“甜蜜蜜”的滋味外，还给了我甜蜜蜜的回忆—那不只是关于童年的记忆，还有乡邻间形成的“互帮互助、近乎完美”亲善圈。
　　大约1980年代末，我家乡所在的政府突然号召村民种植甘蔗。这可把我和我的小伙伴，乐坏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和现代化、城市化都比较接近的产业。
　　因为甘蔗的种植，通常是从县城周边的地区渐次推开，进而推到乡镇政府所在地附近的村庄。这些区域的交通相对较好，运输较方便。
　　小时候，每次随父母赶集，我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羊肠山道，才能到达较为宽阔、平整的道路。记忆中，靠近集市的农田里，道路两侧尽是密密匝匝的甘蔗林。偶尔，会看到“城里人”（他们只是比我们更靠近集市的农民罢了）裹着头布，在甘蔗地里剥甘蔗叶。有时，父母认识在地劳作的熟人，打声招呼，熟人会豪迈地掰下一根甘蔗给我吃。
　　在那个吃块糖都奢侈的年代里，我对此甚为羡慕和向往。那些日子里，我有两盼：一盼望姐姐早点嫁人，嫁到有种植甘蔗的地方。这样，我可以整天穿行在姐姐的甘蔗地，想掰哪根吃就掰哪根吃。
　　遗憾的是，大姐嫁到了那时同样还没种植甘蔗的农村，二姐则迟迟未到出嫁的年龄。改变是从强悍的村干部要求开始：每家每户都拿出一定的耕地来种植甘蔗—具体亩数，我不关心，当时只是希望种植越多越好。倒是大人在此时变得扭扭捏捏，他们担心种植甘蔗面积过多，会占用耕地，可能导致家里粮食不够吃。但人家村干部说了，政府有要求，必须执行。所以，很多村民也很自觉种植，但往往是谨慎地少种多报。
　　第一次看到大人在村子附近的耕地里种植甘蔗，很是好奇。他们将耕地用牛犁好后，再用铁铲一铲铲地挖，像修筑一条条“沟渠”。“沟渠”从农田这头笔直地挖到另一头。小伙伴们也在地帮忙干活。干累了，就在“沟渠”里奔跑。挖好后，再将一节节蔗种沿着“沟渠”两侧并排延伸、埋好。
　　由于工作量大，每家每户种植甘蔗都是请人帮忙。请的都是宗族、邻里或关系较好的，也有远方亲戚。那时，请人是不需要花钱的，请的就是“互相帮助”。有时，被叫去干活的人，都是在自家开饭。种完了，各回各家吃饭，饭后再出工。假如别人有3口人今天帮你种植甘蔗，待到对方种植甘蔗，你也要携带3口人给还上。但如果遇到红白喜事，有1个人必须外出，欠下的1个劳动力，改天再补上。
　　冬天的砍甘蔗或装车，也是互助来完成。这样，即便邻里间因“你家的牛吃了我家的庄稼”可能会落下一些小矛盾，但在随后的互助中，彼此的关系很快又活络起来。而且一些村民，也喜欢故意把其他村民之间的矛盾，在公开场合来当作谈资调侃，尴尬的场面也很容易化解。
　　这样，村民间、邻里间尽管小摩擦不断，但少有隔日仇。因为经济上无法独立，很快，彼此又不得不“纠缠”在一起。
　　在尝试种植甘蔗后，村民尝到了甜头。毕竟，在那个除了种植玉米、水稻，就是养猪的年代里。甘蔗是唯一可以带来较好经济效益的。而且种植甘蔗不愁没人收购，产量和价格基本稳定，对未来是可期的。
　　种植甘蔗的时候，村民就盘算着年底收割时有多少吨，预计收入多少，然后计划着给张三娶媳妇还是供李四上学。一切，都在计划中。而以前，养猪尽管也有盼头，但粮食不多，仅够吃，也不敢多养。且猪一旦生病，所有计划全打水漂。所以种甘蔗才是孩子学费最重要的来源。
　　不过，甘蔗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因运输需要而修建道路，连通了山里和外界。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第一次接触到了运载甘蔗的货车，和工业有了第一次的接触。那是农村对工业化、城市化最初的认知。
　　现在，我的老家已越来越少人种植甘蔗。越来越多的村民，不再从事农耕。他们加入到打工浪潮中，获得了比种植甘蔗更多的经济效益。原先的甘蔗地被抛荒，长满了杂草。他们也失去了在互助劳动中，关照和体悟对方的氛围。
　　伴随着荒芜甘蔗地里长满杂草的，还有村民惶惑而不安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