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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德国政府给出了太多承诺,却很少兑现。默克尔总理执政已走到第16个年头,政治治理中的腐败脆弱逐渐凸显。曾经的德国模范生要在自己生产的每一本记事册里骄傲地盖上代表品质的“德国制造”印戳,如今却在许多国际评估领域都成了落伍者。
2021年,我们的生活能否在相当程度上重回正轨,可否多少像往年一样正常安排日常生活,计划好的年休假或私人长途旅行能否实现,都是未知数。实际上就连默克尔亲口作出的最新承诺,即到今年夏末为所有德国人“接种疫苗”,也还完全无法保证能否兑现。
五月,每周有约600万剂疫苗交付德国。为有效分配与施打这些疫苗,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然而,德国政府直到二月底才组建了一个疫苗特别工作小组,没有去搜集疫苗接种实操数据,也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动用或修订法律,为找到实用的解决办法创造条件,反而开始不断评估各种细枝末节,比如反对意见与支持论据、责任承担与费用负担以及法律条文的完善等等。德国政府目前的责任团队缺乏洞察全局的能力和远见,领导能力不足,同时还缺乏竞技体育精神,无力应对当前局势。
吊诡的是,提出意见的批评者如今反倒遭到了批评。各新闻媒体被指强迫政府在当前的非常规状态下为一切错误买单,而不是理性接受所谓的事实:即在全世界都陷入不同程度的瘫痪之时,本国政治体系的运转出现故障也在所难免。联邦卫生部长斯潘就说过类似的话,表示人们遇事应该多一些谅解和宽容。
然而事实是,需要谅解的并非小打小闹的无心之错或乱中出错。人们对默克尔、斯潘及其团队的批评,集中于他们在危机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令人不解的被动、疲态、毫无斗志及摇摆不定。除此以外,这样的一次大流行病让我们惊觉,德国已经出现最根本的系统性缺陷,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功能部分失灵的国度,一些机构已经无法有效运作。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富裕繁荣和多年的自得自满之后,德国已经在多个领域显现出臃肿、破败和官僚主义,出现功能障碍其实是必然。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在疫情期间都出现了哪些功能失调。
预防:虽然明知有潜在风险和危害,也组织过应急状态压力测试,德国还是放弃了储备应急医疗物资,并认为长期的预防和储备没有必要。
口罩:一开始被政府和科学界全方位贬低为无用,到口罩效用评估结果180度大转向时才发现国家储备空空如也。
疫苗:全球首支获得世卫组织核准的疫苗其实是在德国研制成功并生产的(译注:指辉瑞疫苗)。然而在欧洲采购和分配疫苗的这场大戏中,由于吝啬和缺乏远见,德国没有全力投入并推进采购。
快速检测:政府曾信誓旦旦地许诺实行這一措施并承担费用,然而快速检测至今仍无法大规模进行。
开展疫苗接种运动:最初看上去甚至开始得还挺不错,不少州领导人早在圣诞节前就在展示那些由展览馆改造而成的疫苗接种中心,引发世界一片赞叹。然而那以后就不再有任何进展,不管是接种者的预约日期开放,还是疫苗在各州的分配,或是接种信息的实时数字化管理,没有一样做好了。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三月中旬决定叫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时,全德国约310万剂已交付的疫苗中有约130万剂尚未被接种。黑森州州长福尔克·布费尔辩解称,人们不应该将此解读为德国有“上百万剂疫苗毫无意义地随便堆放在某个仓库里,等着慢慢发霉”。
下萨克森州和莱法州已完全放弃预留第二针剂的辉瑞疫苗,巴伐利亚州留了5%,萨克森州留了20%,巴符州是25%,而图林根州据称甚至预留了高达近50%的疫苗!简直是典型的德国乱象:每个联邦州各自为政,各有一套规章制度,最终所有事情都变成“州级自决事务”。
下萨克森州就是一个最佳例证。三个月过去了,该州仍然拖拖拉拉,没有全速启动疫苗接种的迹象。去年圣诞节过后交付的第一批近1万剂疫苗送达该州时,时任州卫生部长卡罗拉·赖曼在下属各市县问了一圈谁有兴趣要这批货,只有寥寥几个市县报名领取。然而,一月底开放州内50个接种中心的第一批预约接种日期后,预约热线被打爆了数天。
而下萨克森州向80岁以上居民寄送疫苗接种书面邀请信的荒诞情节更像是天方夜谭。出于数据隐私保护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该州卫生部在寻找潜在的高龄接种对象时,绕了一条颇不寻常的弯路,他们通过“德国邮政直达”数据库搜寻优先接种对象:根据州卫生部的一份文件,“利用统计数据,在人名的基础上对年龄进行猜测,以提高找到真正潜在接种对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给那些名叫“雷娜特”或“艾伯哈特”的人写信,希望拥有这些老派名字的人确实已是耄耋之年——或者他们该让信鸽或邮政马车送信,让这出愚蠢的闹剧更圆满些。
疫情期间,总理默克尔与各州州长参加的联席峰会已经成为德国行政混乱与政治无能的象征。一年以来,这些新冠峰会逼迫着德国社会一同围观一次又一次混乱而又令人费解的争论。这些讨论本来是关起门来进行的,现在由于与会者定期将众多细节透露给媒体,各州州长过早开始了他们的表演秀,以便在各自选民面前扮演能干的危机管理者,实现政治目的。
这一切还不够,我们的16位州长和总理还经常互相否决钳制,最终各州在关闭学校的问题上各自为政,在何时引入口罩佩戴义务上步调不一,地方性封锁你追我赶、此起彼伏,各项禁令层层加码、互相矛盾。去年五月,教堂合唱在萨克森州是被禁止的,而在汉堡,不超过15人的合唱队则可以一起排练。去年十月,由于留宿禁令,科隆人在非特殊情况下不能前往隔壁城市美因茨并过夜,相反美因茨人则可以大摇大摆地前往科隆并留宿。
度假者留宿酒店是否需要新冠測试阴性证明?应该允许巴伐利亚的园艺中心重新开放吗?美容美发中心呢?针对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各州州长每几个星期就会开启新一轮唇枪舌剑,与此同时,危险的新冠病毒仍在德国大地上蔓延肆虐。这些讨论所展现出来的不严肃和欠缺水准,还有政客开会时偷偷玩《糖果传奇》手机游戏之类的小丑闻,都标志着德国联邦制的优势已经跌至历史最低谷。各州州长不去关心国家层面的大事和全体国民的共同福祉,而是纷纷把注意力投向自己所在的州,只关心地方利益。
现在,默克尔治下的德国效率低下、组织混乱,需要负起责任的政治家们瞻前顾后、首鼠两端,毫无行动力。此次大流行病清楚地揭示了德国联邦制的弊端,即危急时难以在联邦层面制定必要的应急对策,欧盟一盘散沙的组织架构也不适合真正的危机管理。
疫情期间,学校成了德国地方割据主义的最大输家。一些人原本希望借由这次疫情配备现代化教学设施,助推德国学校的数字化革命,结果却完全无法做到,结构性问题反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想在短期内改变糟糕的情形无异于痴人说梦。
仅仅是要不要为教室配备空气净化设备这一问题,各州就无法达成一致。柏林和巴伐利亚州已为此投入数百万资金,巴符州州长克莱齐曼却宣称,教室只需开窗通风就够了。在返校上课的问题上,每个州也是各行其是,所采用的新冠测试方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必须测试,有的是自愿,有的一周一次,有的一周两次,还有的两周一次。有些学校已经可以测试,有些地方还需等待。
上述乱象清单越列越长,危机期间国家治理无能的病症接二连三,从噩梦中惊醒的德国人对政客们无法信守承诺的不满也在日益加深。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编辑:周丹丹
2021年,我们的生活能否在相当程度上重回正轨,可否多少像往年一样正常安排日常生活,计划好的年休假或私人长途旅行能否实现,都是未知数。实际上就连默克尔亲口作出的最新承诺,即到今年夏末为所有德国人“接种疫苗”,也还完全无法保证能否兑现。
五月,每周有约600万剂疫苗交付德国。为有效分配与施打这些疫苗,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然而,德国政府直到二月底才组建了一个疫苗特别工作小组,没有去搜集疫苗接种实操数据,也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动用或修订法律,为找到实用的解决办法创造条件,反而开始不断评估各种细枝末节,比如反对意见与支持论据、责任承担与费用负担以及法律条文的完善等等。德国政府目前的责任团队缺乏洞察全局的能力和远见,领导能力不足,同时还缺乏竞技体育精神,无力应对当前局势。
吊诡的是,提出意见的批评者如今反倒遭到了批评。各新闻媒体被指强迫政府在当前的非常规状态下为一切错误买单,而不是理性接受所谓的事实:即在全世界都陷入不同程度的瘫痪之时,本国政治体系的运转出现故障也在所难免。联邦卫生部长斯潘就说过类似的话,表示人们遇事应该多一些谅解和宽容。
然而事实是,需要谅解的并非小打小闹的无心之错或乱中出错。人们对默克尔、斯潘及其团队的批评,集中于他们在危机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令人不解的被动、疲态、毫无斗志及摇摆不定。除此以外,这样的一次大流行病让我们惊觉,德国已经出现最根本的系统性缺陷,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功能部分失灵的国度,一些机构已经无法有效运作。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富裕繁荣和多年的自得自满之后,德国已经在多个领域显现出臃肿、破败和官僚主义,出现功能障碍其实是必然。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在疫情期间都出现了哪些功能失调。
预防:虽然明知有潜在风险和危害,也组织过应急状态压力测试,德国还是放弃了储备应急医疗物资,并认为长期的预防和储备没有必要。
口罩:一开始被政府和科学界全方位贬低为无用,到口罩效用评估结果180度大转向时才发现国家储备空空如也。
疫苗:全球首支获得世卫组织核准的疫苗其实是在德国研制成功并生产的(译注:指辉瑞疫苗)。然而在欧洲采购和分配疫苗的这场大戏中,由于吝啬和缺乏远见,德国没有全力投入并推进采购。
快速检测:政府曾信誓旦旦地许诺实行這一措施并承担费用,然而快速检测至今仍无法大规模进行。
开展疫苗接种运动:最初看上去甚至开始得还挺不错,不少州领导人早在圣诞节前就在展示那些由展览馆改造而成的疫苗接种中心,引发世界一片赞叹。然而那以后就不再有任何进展,不管是接种者的预约日期开放,还是疫苗在各州的分配,或是接种信息的实时数字化管理,没有一样做好了。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三月中旬决定叫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时,全德国约310万剂已交付的疫苗中有约130万剂尚未被接种。黑森州州长福尔克·布费尔辩解称,人们不应该将此解读为德国有“上百万剂疫苗毫无意义地随便堆放在某个仓库里,等着慢慢发霉”。
下萨克森州和莱法州已完全放弃预留第二针剂的辉瑞疫苗,巴伐利亚州留了5%,萨克森州留了20%,巴符州是25%,而图林根州据称甚至预留了高达近50%的疫苗!简直是典型的德国乱象:每个联邦州各自为政,各有一套规章制度,最终所有事情都变成“州级自决事务”。
下萨克森州就是一个最佳例证。三个月过去了,该州仍然拖拖拉拉,没有全速启动疫苗接种的迹象。去年圣诞节过后交付的第一批近1万剂疫苗送达该州时,时任州卫生部长卡罗拉·赖曼在下属各市县问了一圈谁有兴趣要这批货,只有寥寥几个市县报名领取。然而,一月底开放州内50个接种中心的第一批预约接种日期后,预约热线被打爆了数天。
而下萨克森州向80岁以上居民寄送疫苗接种书面邀请信的荒诞情节更像是天方夜谭。出于数据隐私保护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该州卫生部在寻找潜在的高龄接种对象时,绕了一条颇不寻常的弯路,他们通过“德国邮政直达”数据库搜寻优先接种对象:根据州卫生部的一份文件,“利用统计数据,在人名的基础上对年龄进行猜测,以提高找到真正潜在接种对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给那些名叫“雷娜特”或“艾伯哈特”的人写信,希望拥有这些老派名字的人确实已是耄耋之年——或者他们该让信鸽或邮政马车送信,让这出愚蠢的闹剧更圆满些。
疫情期间,总理默克尔与各州州长参加的联席峰会已经成为德国行政混乱与政治无能的象征。一年以来,这些新冠峰会逼迫着德国社会一同围观一次又一次混乱而又令人费解的争论。这些讨论本来是关起门来进行的,现在由于与会者定期将众多细节透露给媒体,各州州长过早开始了他们的表演秀,以便在各自选民面前扮演能干的危机管理者,实现政治目的。
这一切还不够,我们的16位州长和总理还经常互相否决钳制,最终各州在关闭学校的问题上各自为政,在何时引入口罩佩戴义务上步调不一,地方性封锁你追我赶、此起彼伏,各项禁令层层加码、互相矛盾。去年五月,教堂合唱在萨克森州是被禁止的,而在汉堡,不超过15人的合唱队则可以一起排练。去年十月,由于留宿禁令,科隆人在非特殊情况下不能前往隔壁城市美因茨并过夜,相反美因茨人则可以大摇大摆地前往科隆并留宿。
度假者留宿酒店是否需要新冠測试阴性证明?应该允许巴伐利亚的园艺中心重新开放吗?美容美发中心呢?针对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各州州长每几个星期就会开启新一轮唇枪舌剑,与此同时,危险的新冠病毒仍在德国大地上蔓延肆虐。这些讨论所展现出来的不严肃和欠缺水准,还有政客开会时偷偷玩《糖果传奇》手机游戏之类的小丑闻,都标志着德国联邦制的优势已经跌至历史最低谷。各州州长不去关心国家层面的大事和全体国民的共同福祉,而是纷纷把注意力投向自己所在的州,只关心地方利益。
现在,默克尔治下的德国效率低下、组织混乱,需要负起责任的政治家们瞻前顾后、首鼠两端,毫无行动力。此次大流行病清楚地揭示了德国联邦制的弊端,即危急时难以在联邦层面制定必要的应急对策,欧盟一盘散沙的组织架构也不适合真正的危机管理。
疫情期间,学校成了德国地方割据主义的最大输家。一些人原本希望借由这次疫情配备现代化教学设施,助推德国学校的数字化革命,结果却完全无法做到,结构性问题反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想在短期内改变糟糕的情形无异于痴人说梦。
仅仅是要不要为教室配备空气净化设备这一问题,各州就无法达成一致。柏林和巴伐利亚州已为此投入数百万资金,巴符州州长克莱齐曼却宣称,教室只需开窗通风就够了。在返校上课的问题上,每个州也是各行其是,所采用的新冠测试方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必须测试,有的是自愿,有的一周一次,有的一周两次,还有的两周一次。有些学校已经可以测试,有些地方还需等待。
上述乱象清单越列越长,危机期间国家治理无能的病症接二连三,从噩梦中惊醒的德国人对政客们无法信守承诺的不满也在日益加深。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