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李离伏剑。李离是春秋时期晋国的理官（高级法官）。一次，李离的下属为了“命案必破”，邀功请赏，将真凶放走了，把无辜者抓起来，屈打成招。李离失察，判了此人死刑。待此人被处死后，李离才逐渐醒悟过来，但已经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了。他一面严厉地处罚了那个下属，一面缉拿真凶。此案虽然以真凶被捉拿归案、冤死者被平反昭雪了结，但李离却为自己的误判而痛苦不堪，整日食不甘味。后来，他给自己戴上枷锁，进宫谒见晋文公，说自己错杀了人，要求晋文公处死自己。晋文公表示宽恕他，说主要责任应由那位部属来承担。李离没有因为晋文公的宽恕而自喜，他认为自己是最高法官，享受了高位和丰厚的俸禄，现在渎职误判、冤杀好人，不该委过于人。文公再次表示要赦免他，李离决心用死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拔剑自刎而死。
　　北宋刘玉娘案。北宋河南府绒线铺老板李德昌只身到南昌做生意，留下妻子刘玉娘和孩子在家。他的堂弟李文道是个市侩流氓，趁机去调戏堂嫂，遭到刘玉娘的拒绝。当李德昌赚了钱回家，在城外碰上大雨，病倒在五道将军庙，便托小贩高山带信回家。高山误投给李文道，李文道听说堂哥赚了钱，便生谋财害命霸占堂嫂的歹心，毒杀李德昌，并威胁刘玉娘嫁给他。刘玉娘坚决拒绝，李文道便诬告刘玉娘毒杀亲夫，同时贿赂官府的肖法官（令史），将刘玉娘屈打成招，判处死刑。幸亏正直干练的清官——常务副县长（六案都孔目）张鼎得悉刘玉娘冤枉，便禀明市长（府尹）重新勘查，经过他多方细心调查，终于抓获凶手李文道，让刘玉娘的冤情得以昭雪。
　　元朝邓文原断案。邓文原（1258——1328），浙江杭州人，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时，任地方巡视组长（浙西江东道肃政廉访史）一职，邓文原在任上，颇能平反昭雪冤狱，决断疑案、难案。如吴兴一个老百姓夜晚在回家的途中，被人刺倒在地。第二天家人发现此人时已奄奄一息，临死时，这个人说：“一个戴白帽子，穿青色衣服的大个子是杀害我的凶手。”告官后，官府抓了一个可疑的人，屈打成招，投在大牢里。三年之后，邓文原查得此案，认为现在抓起来的人个子不高，而且是左撇子，但死者伤在右肋，不应该是杀人犯。于是重新审理此案，最终抓住了真正的凶手，释放了被冤系三年的无辜者。
　　明朝的荷花冤案。高级探长（锦衣卫带俸指挥）周世臣是已故国戚庆云侯周寿（明宪宗生母周太后的兄弟）的孙子，住在北京东城小胡同里。他丧偶之后，便与婢女荷花同居，家里还有一个奴仆王奎管理门户。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十一日晚上，周世臣带着荷花，手执火烛，关门落锁。突然有几个强盗，用斧头砍开大门，闯进室内。周世臣抄起棍棒，与他们进行搏斗，并打倒了其中的一个。但毕竟寡不敌众，在群盗的合力围攻下，终于被杀。荷花伏在暗处偷看，不敢仰视。强盗打开箱柜，发现有150两金子，便尽数拿走，只遗落了少许。待强盗走后，荷花急忙带着这少许金子，跑到老仆王奎房间报信。当时，明穆宗朱载垕刚死，梓宫正待去山陵埋葬，所以京城内外戒备森严。武警司令（指挥）张国维奉国防部（兵部）命令负责巡逻治安。当他得知有强盗杀害国戚周世臣时，害怕受到上面怪罪，急忙带人赶往周宅。强盗早已没了踪影，张国维来到王奎房间，只见荷花正拿着金子悲泣。恰巧邻居卢锦来找王奎讨要赊欠的肉钱，看到巡逻的军士来了，怕官的他吓得钻到床底下。张国维把他从床下拽出来，经过讯问，知道他是屠户，便认定他与荷花必有奸情，因此与外人勾结谋夫夺妻。卢锦不堪毒打，只得屈打成招。押赴法庭（法司）审问时，卢锦等人大呼冤枉，而且查无实据，只好移送公安部（刑部）审理。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刑部侍郎）翁大立也认为证据不足，只因为痛恨杀人者的残忍，而且凭着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想将他们一杀了之。于是，立刻命令部下从速结案。而办案人员却认为仓促结案不妥，所以不同意他的做法。翁大立益发恼怒，急命上奏，圣旨传下，照准所奏。万历四年（1576年），王奎、卢锦、荷花伏法被杀。当时，人人称快，以为罪有应得。而真凶却夹杂在观刑的人群中，得意地嘲笑官府的愚蠢。这伙强盗的头目叫朱国臣，起初也是屠户出身。他养了两个盲人歌妓，白天让她们出去卖唱赚钱，晚上让她们陪酒取乐。朱国臣经常喝得大醉，对两个盲人妓女又骂又打。她们实在受不了，便将朱国臣他们杀害周世臣以及其他罪行泄露出去。事发之后，兵部将朱国臣及其同伙刘汝成、刘五等7人全部捕获归案。当时，京城上下都为荷花的冤情痛心不已。消息传到朝廷，刑部也开始追论此事，明神宗朱翊钧也为此恻然神伤。在刑部大堂，朱国臣一一吐实，全部招供。这才知道原来周世臣曾屡次注意到他，他怀疑周世臣已从面貌上认出他是强盗，便决心杀死世臣。最后在宰相张居正的过问下，这些强盗均被处死，而当年制造冤案的官员也被追责，已升任为公安部长（南京刑部尚书）的翁大立被罢官；三位主持审判的法官（司官）贬官出京；张国维被流戍边疆。
　　（据《通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