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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湖南上演“伯乐相中千里马”的现代传奇。9名博士后以一封联合自荐信,获得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垂青,从而入湘工作。3年来,这批“千里马”在政情复杂的湖南官场历经磨炼,如同“炼丹炉里的孙悟空”。
2010年4月,张春贤离湘赴新疆履新前,应9名博士后的请求,在临行前接见了他们并合影留念。与当初引进博士后的热闹相比,这一画面仅被当地媒体以寥寥数笔提及。3年过去,试验的主导者已经离开,没有人知道,该由谁来总结这次试验的成败。
当记者在湖南省国土厅基础测绘处窄小的办公室里见到陈建军时,他刚结束一个两小时的会议。
这位笑起来露出大酒窝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今年刚从正处级副处长升任处长,手下管着4个人。在这个处室,他年龄最小、学历最高。
在一同来到湖南的9名博士后中,陈建军也是最早的3名正处长之一。陈处长说前一天晚上他凌晨2时才睡,为的是看一个材料。这正是这位博士后处长的特殊处境,或许也是他得以升迁的原因:“因为自己会,就自己动手。”3年前,这是一个现代版的“伯乐相中千里马”的故事。2007年,包括陈建军在内的15名北京博士后,向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写了一封联合自荐信。在他推动下,9位博士后被招入湖南,从此告别学术,走上仕途。
在许多人眼里,9位博士后以一封信换来锦绣前程,可谓羡煞旁人。然而3年时间里世事变迁,他们在湖南的境况如何?适应地方政治生态吗?
升官的,原地踏步的
3年前,从9位博士后一踏上湖南的大地开始,到前往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再到分赴各地履职。湖南省专门组织座谈会,让他们共同面对媒体采访。
那时,满脸是笑的陈建军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9人中唯一的理工科博士后。基础测绘处是一个更偏重技术的处室,对于这位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开发专业的博士后来说,一切都驾轻就熟。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王雨田,在9人中最早得到提拔。2007年10月,他刚在岳阳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干了6个月,便被通知接任正处级的岳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甚至事先来不及征求他的意见。
那时,岳阳经济开发区正内外交困。有关部门发现前任管委会主任存在经济问题,后来发现分管国土、财政的两位副主任也牵涉其中。更棘手的是,堂堂的开发区管委会已经3个月发不出工资。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王雨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省开发银行借来3000万元,在春节前付清了积欠的工程款。此前王雨田曾协助一位副市长分管金融,依靠这段经历打底,他又开始清收应收账款——谁能收回给他0.5%～1%的奖励,结果当年一举收回2000多万元。到今年,开发区1.39亿元应收账款全部清收。
9位博士后中年龄最小的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汤立斌,也很快得到提拔。2008年2月,33岁的他以接近全票当选为株洲最重要的芦淞区区长,此时距离他担任株洲市政府副秘书长尚不满一年。9名博士后中年龄较大的钊作俊,现在仍然担任长沙市委副秘书长,职务并未变动,但他所分管的却是政法、稳定等重要工作。
担任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卓翔没有升职。他分管政务公开、信息化,是湘潭市十几位市政府副秘书长之一,也是市政府新闻发言人。9名博士后中有5人留在省直机关工作,陈建军之外的4人,都未得到提拔。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邱化蛟任湖南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目前在涟源市挂职副市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王志升仍任湖南省经委投资处副处长。他先后执笔长株潭两型社会配套改革实验区的方案以及湖南省“十二五规划”。
担任湖南省国资委改革发展处副处长的王强和担任省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处副处长的张富,显得十分低调。王强本来十分健谈,曾被记者看成9位博士后的“发言人”,但面对记者采访请求,忙碌中的他婉拒。
适应的,不适应的
从事技术工作的陈建军,所在单位的工作氛围相对简单,但他感叹“最不好就是喝酒”。一次陪厅领导去山西调研,陈建军喝怕了,“酒就是面子,不喝就是不给面子”。
来湖南前,钊作俊是9位博士后中唯一的正教授。他一度犹豫。“其实做教授既舒服,待遇也不比处级干部差,还有百分之百的人身自由。客观地讲,那就是个‘爷’吧。”现在作为市委副秘书长,他显然没有那么自在。这是一个直接为领导服务的岗位,要鞍前马后,底下还要管一摊子事。2008年,长沙遭遇严重冰雪灾害,钊作俊跟随市领导指挥救灾,连续十多天都凌晨两点睡觉。灾后又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蹲点40天,帮助救灾减损。后来市委市政府总结表彰,他获得市委机关唯一的一个三等功。
王雨田在9位博士后中提拔最早,但大伙儿都觉得他做得最辛苦,“压力最大”。2009年12月初,在化解一场上访者暴力冲击机关事件的过程中,王雨田受到围攻,受伤住院一个多星期。
更刺骨的磨炼,来自他们对官场生态和政治规则的适应。交谈中,王雨田几次用炼丹炉里的孙悟空来形容自己,“要么炼化,要么炼成火眼金睛”。
他认为自己凭着实力,终于炼了过来。三年间,他立过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但对更为具体的细节,王雨田欲言又止。面对“你是否感到孤单”、“你有没有想过‘老子不干了’”这样的问题,他数度哽咽。
王雨田的女儿本来在北师大附小上学,结果跟着他到了岳阳,“你知道,北师大附小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损失,我知道这对她是不公平的……”作为9名博士后中的“老大哥”,钊作俊并不愿意多谈困难。他试图用“器官移植”来比喻,“毕竟是从外地过来,器官移植还有一些排异现象,何况你是活生生的人。”他在工作中同样免不了受到某些规则的困扰。当思路正确而不被采纳的时候,他会感到遗憾,不过仍然认同机关的做事原则就是服从上级。
博士后们都认同个人的努力和实力的作用,但也不约而同强调领导支持的重要性。钊作俊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领导的重视。领导不支持,一年半载你就走人了”。让钊作俊感到高兴的是,即使工作十分繁忙,市委书记还会经常给他打个电话:“钊作俊,没事你过来跟我坐会儿。”书记会和他聊工作上的问题,问他有哪些收获、哪些启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一把手不排外,那谁也排不了。”陈建军说。
身份给他们带来什么
和很多人的设想不一样,“博士后”的身份并不讨巧。一位博士后认为:“一群小学生中如果只有一个初中生乃至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是受歧视的。”于是他在湖南从来不讲他是博士或博士后。
不可否认,博士后的素质积累还是给他们带来一定的优势。王雨田上任时,岳阳经济开发区在全市信访考核倒数第一,上访人数最多。他上任后,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积压多年的土地出让金清欠工作,实现了24%的财政收入增长,各类矛盾逐步化解,上访量降至岳阳市区最后一位。
其实压力很多时候来自他们自己。王雨田说:“同样的事情,要做得更漂亮一些,否则你就不是博士后。”来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王志升,能直接从博士后学术背景和资源中获益。对于区域发展、区域规划中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等问题,王志升常向博士后合作导师于鸿君教授请教,并组织不少交流活动。
刑法专业的钊作俊曾在《湖南日报》等媒体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两型社会、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调研文章。他说,“没有一定的基础、方法和调研能力,是搞不出来的。”博士后们大多承认,外地人的身份和特殊的入职经历曾给他们造成过困扰。
2007年4月,刚到岳阳的王雨田便遇到了难题:即将服务的副市长,刚从江苏到湖南挂职。王雨田承认,当时产生了不少摩擦和误会,后来才融洽起来。“他到这里需要一个老到的、熟悉情况的,但我也是两眼一抹黑,而且我们又是这样来的。”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卓翔回顾过去3年,“在信息化、网站建设上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在宣传湖南和湘潭上,写了一些调研报告。”他编辑出版了《公民自救》、《走向法治》等几本书,前者曾获“全国抗震救灾图书特别奖”,后者据称“卖到了台湾”。这些似乎和湘潭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卓翔和王雨田的办公室大门都随时向上访户敞开。卓翔说自己的专业正好可以用上:“群众来,一大半都是法律问题,都是法律可以解决的。只要讲到位,我一半都可以劝走。”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新闻发言人卓翔完成了一次“灭火”任务。一家湖南媒体记者要报道湘潭的一条负面新聞,卓翔请这位记者不要报道,一边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放下电话,他说:“我们的职责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试验成败需要时间检验
王雨田的导师、武汉大学教授马克昌一度并不赞成王雨田的选择,他说王雨田太实在,认为他一定会吃亏。3年后,马克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王雨田每年都去看望89岁的马老师,一坐几小时。王雨田说,“我知道他很高兴”。对于湖南来说,引进9位博士后所展现的开放姿态,要远远大于9个人的前途。陈建军说:“我们那个途径不会成为潮流,也不会成为主流。”但卓翔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湖南3年前的做法有“先见之明”,如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就是干部缺乏异地交流,“中央理应在全国范围内交流干部”。
有人将9位博士后的任命看作一场人事制度的“创新试验”,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场独立的“试验”。
据《湖南日报》报道,就在9位博士后入湘前后,在省委书记张春贤牵线搭桥下,湖南启动了与广东、浙江等6省、市互派干部任职、挂职的计划。湖南省内党政干部也进行“横向交流、上下互动”。2006年到2009年,湖南省几次越级提拔县乡干部进入省直机关,并从省直机关、省属企业和高校选派干部到市县任职。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在接受采访时说,干部队伍无非是三种状况,一是发挥余热型;二是新加入干部队伍,正在锻炼中;三是身担重任,需要在工作中提高能力的,这种干部关系到当下乃至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9名博士后入湘不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它的实际效果要经过时间检验,但这种努力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创新。
3年过去,9位博士后交出了自己的试验报告。如何评估这次试验的成败,这是对博士后的一次考验。■
2010年4月,张春贤离湘赴新疆履新前,应9名博士后的请求,在临行前接见了他们并合影留念。与当初引进博士后的热闹相比,这一画面仅被当地媒体以寥寥数笔提及。3年过去,试验的主导者已经离开,没有人知道,该由谁来总结这次试验的成败。
当记者在湖南省国土厅基础测绘处窄小的办公室里见到陈建军时,他刚结束一个两小时的会议。
这位笑起来露出大酒窝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今年刚从正处级副处长升任处长,手下管着4个人。在这个处室,他年龄最小、学历最高。
在一同来到湖南的9名博士后中,陈建军也是最早的3名正处长之一。陈处长说前一天晚上他凌晨2时才睡,为的是看一个材料。这正是这位博士后处长的特殊处境,或许也是他得以升迁的原因:“因为自己会,就自己动手。”3年前,这是一个现代版的“伯乐相中千里马”的故事。2007年,包括陈建军在内的15名北京博士后,向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写了一封联合自荐信。在他推动下,9位博士后被招入湖南,从此告别学术,走上仕途。
在许多人眼里,9位博士后以一封信换来锦绣前程,可谓羡煞旁人。然而3年时间里世事变迁,他们在湖南的境况如何?适应地方政治生态吗?
升官的,原地踏步的
3年前,从9位博士后一踏上湖南的大地开始,到前往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再到分赴各地履职。湖南省专门组织座谈会,让他们共同面对媒体采访。
那时,满脸是笑的陈建军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9人中唯一的理工科博士后。基础测绘处是一个更偏重技术的处室,对于这位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开发专业的博士后来说,一切都驾轻就熟。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王雨田,在9人中最早得到提拔。2007年10月,他刚在岳阳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干了6个月,便被通知接任正处级的岳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甚至事先来不及征求他的意见。
那时,岳阳经济开发区正内外交困。有关部门发现前任管委会主任存在经济问题,后来发现分管国土、财政的两位副主任也牵涉其中。更棘手的是,堂堂的开发区管委会已经3个月发不出工资。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王雨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省开发银行借来3000万元,在春节前付清了积欠的工程款。此前王雨田曾协助一位副市长分管金融,依靠这段经历打底,他又开始清收应收账款——谁能收回给他0.5%～1%的奖励,结果当年一举收回2000多万元。到今年,开发区1.39亿元应收账款全部清收。
9位博士后中年龄最小的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汤立斌,也很快得到提拔。2008年2月,33岁的他以接近全票当选为株洲最重要的芦淞区区长,此时距离他担任株洲市政府副秘书长尚不满一年。9名博士后中年龄较大的钊作俊,现在仍然担任长沙市委副秘书长,职务并未变动,但他所分管的却是政法、稳定等重要工作。
担任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卓翔没有升职。他分管政务公开、信息化,是湘潭市十几位市政府副秘书长之一,也是市政府新闻发言人。9名博士后中有5人留在省直机关工作,陈建军之外的4人,都未得到提拔。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邱化蛟任湖南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目前在涟源市挂职副市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王志升仍任湖南省经委投资处副处长。他先后执笔长株潭两型社会配套改革实验区的方案以及湖南省“十二五规划”。
担任湖南省国资委改革发展处副处长的王强和担任省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处副处长的张富,显得十分低调。王强本来十分健谈,曾被记者看成9位博士后的“发言人”,但面对记者采访请求,忙碌中的他婉拒。
适应的,不适应的
从事技术工作的陈建军,所在单位的工作氛围相对简单,但他感叹“最不好就是喝酒”。一次陪厅领导去山西调研,陈建军喝怕了,“酒就是面子,不喝就是不给面子”。
来湖南前,钊作俊是9位博士后中唯一的正教授。他一度犹豫。“其实做教授既舒服,待遇也不比处级干部差,还有百分之百的人身自由。客观地讲,那就是个‘爷’吧。”现在作为市委副秘书长,他显然没有那么自在。这是一个直接为领导服务的岗位,要鞍前马后,底下还要管一摊子事。2008年,长沙遭遇严重冰雪灾害,钊作俊跟随市领导指挥救灾,连续十多天都凌晨两点睡觉。灾后又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蹲点40天,帮助救灾减损。后来市委市政府总结表彰,他获得市委机关唯一的一个三等功。
王雨田在9位博士后中提拔最早,但大伙儿都觉得他做得最辛苦,“压力最大”。2009年12月初,在化解一场上访者暴力冲击机关事件的过程中,王雨田受到围攻,受伤住院一个多星期。
更刺骨的磨炼,来自他们对官场生态和政治规则的适应。交谈中,王雨田几次用炼丹炉里的孙悟空来形容自己,“要么炼化,要么炼成火眼金睛”。
他认为自己凭着实力,终于炼了过来。三年间,他立过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但对更为具体的细节,王雨田欲言又止。面对“你是否感到孤单”、“你有没有想过‘老子不干了’”这样的问题,他数度哽咽。
王雨田的女儿本来在北师大附小上学,结果跟着他到了岳阳,“你知道,北师大附小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损失,我知道这对她是不公平的……”作为9名博士后中的“老大哥”,钊作俊并不愿意多谈困难。他试图用“器官移植”来比喻,“毕竟是从外地过来,器官移植还有一些排异现象,何况你是活生生的人。”他在工作中同样免不了受到某些规则的困扰。当思路正确而不被采纳的时候,他会感到遗憾,不过仍然认同机关的做事原则就是服从上级。
博士后们都认同个人的努力和实力的作用,但也不约而同强调领导支持的重要性。钊作俊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领导的重视。领导不支持,一年半载你就走人了”。让钊作俊感到高兴的是,即使工作十分繁忙,市委书记还会经常给他打个电话:“钊作俊,没事你过来跟我坐会儿。”书记会和他聊工作上的问题,问他有哪些收获、哪些启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一把手不排外,那谁也排不了。”陈建军说。
身份给他们带来什么
和很多人的设想不一样,“博士后”的身份并不讨巧。一位博士后认为:“一群小学生中如果只有一个初中生乃至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是受歧视的。”于是他在湖南从来不讲他是博士或博士后。
不可否认,博士后的素质积累还是给他们带来一定的优势。王雨田上任时,岳阳经济开发区在全市信访考核倒数第一,上访人数最多。他上任后,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积压多年的土地出让金清欠工作,实现了24%的财政收入增长,各类矛盾逐步化解,上访量降至岳阳市区最后一位。
其实压力很多时候来自他们自己。王雨田说:“同样的事情,要做得更漂亮一些,否则你就不是博士后。”来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王志升,能直接从博士后学术背景和资源中获益。对于区域发展、区域规划中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等问题,王志升常向博士后合作导师于鸿君教授请教,并组织不少交流活动。
刑法专业的钊作俊曾在《湖南日报》等媒体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两型社会、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调研文章。他说,“没有一定的基础、方法和调研能力,是搞不出来的。”博士后们大多承认,外地人的身份和特殊的入职经历曾给他们造成过困扰。
2007年4月,刚到岳阳的王雨田便遇到了难题:即将服务的副市长,刚从江苏到湖南挂职。王雨田承认,当时产生了不少摩擦和误会,后来才融洽起来。“他到这里需要一个老到的、熟悉情况的,但我也是两眼一抹黑,而且我们又是这样来的。”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卓翔回顾过去3年,“在信息化、网站建设上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在宣传湖南和湘潭上,写了一些调研报告。”他编辑出版了《公民自救》、《走向法治》等几本书,前者曾获“全国抗震救灾图书特别奖”,后者据称“卖到了台湾”。这些似乎和湘潭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卓翔和王雨田的办公室大门都随时向上访户敞开。卓翔说自己的专业正好可以用上:“群众来,一大半都是法律问题,都是法律可以解决的。只要讲到位,我一半都可以劝走。”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新闻发言人卓翔完成了一次“灭火”任务。一家湖南媒体记者要报道湘潭的一条负面新聞,卓翔请这位记者不要报道,一边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放下电话,他说:“我们的职责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试验成败需要时间检验
王雨田的导师、武汉大学教授马克昌一度并不赞成王雨田的选择,他说王雨田太实在,认为他一定会吃亏。3年后,马克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王雨田每年都去看望89岁的马老师,一坐几小时。王雨田说,“我知道他很高兴”。对于湖南来说,引进9位博士后所展现的开放姿态,要远远大于9个人的前途。陈建军说:“我们那个途径不会成为潮流,也不会成为主流。”但卓翔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湖南3年前的做法有“先见之明”,如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就是干部缺乏异地交流,“中央理应在全国范围内交流干部”。
有人将9位博士后的任命看作一场人事制度的“创新试验”,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场独立的“试验”。
据《湖南日报》报道,就在9位博士后入湘前后,在省委书记张春贤牵线搭桥下,湖南启动了与广东、浙江等6省、市互派干部任职、挂职的计划。湖南省内党政干部也进行“横向交流、上下互动”。2006年到2009年,湖南省几次越级提拔县乡干部进入省直机关,并从省直机关、省属企业和高校选派干部到市县任职。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在接受采访时说,干部队伍无非是三种状况,一是发挥余热型;二是新加入干部队伍,正在锻炼中;三是身担重任,需要在工作中提高能力的,这种干部关系到当下乃至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9名博士后入湘不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它的实际效果要经过时间检验,但这种努力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创新。
3年过去,9位博士后交出了自己的试验报告。如何评估这次试验的成败,这是对博士后的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