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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前历史而言，真相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尤其是，种种生活细节以崇拜的方式，通过遗留下来的祭品、生活用品、墓葬、遗址，传递给后来人，往往让人们心生疑惑，又以各种想当然的研究，串联一段时间人类的生活与思想，并且声称只有自己说的才是真相。前些年，在金沙遗址附近一处兼做茶馆餐厅的民间博物馆，当一名研究玉器多年的老先生，凭着屋子里展示的玉器，推演出古蜀文明历程的时候，我不由得心生敬佩。对于他说的学术，我缺乏自己的认识，对玉器更是知之甚少，我由衷敬佩的是，一个并非出自高高在上的研究机构、与各种大师名利殊途的老年学者，如此执着地对一段人类史给出了虔诚的描述。这种没有名利可追求的深刻思考，也许可以解释为对人类生活真相的崇拜。
成都平原是一个年轻的处处享有幸运的平原。四川盆地从大约一亿年前的喜马拉雅期构造活动结束沧海变桑田之后，就进入稳定的地台发展期。在四川西北，有一条分界线，北川、汶川、康定、小金河一线，向东，就是稳定的扬子地台，向西，就是常常躁动的松潘、甘孜地槽区。两百万年前，青城山脉拔地而起，成为距离成都平原最近也是最后的造山运动。但即便如此，成都平原本身也没有重大地质构造活动发生。当西边的龙门山断裂带熔岩汹汹、地崩山摧的时候，扬子地台上的成都平原也在恐惧中颤栗，却没有毁坏和倾覆。在地台坚硬的岩石上，从西部山区滚滚而来的岷江、湔江、西河、南河等八条主要河流将自己携带的泥土年复一年堆积起来，造就了土地肥沃、水网纵横、植被丰厚、动物繁多的成都平原。
我们不知道古蜀人来自哪里，不论是玉器，还是从宝墩、鱼凫、芒城、郫县、双河到三星堆、金沙遗址，以及后来的船棺，都还没有勾画出古蜀人走向文明的路线图。痴迷于古蜀文明的学者，依据《史记》《华阳国志》等史籍以及与神话相结合的传奇记载，在并不漫长的考古过程中，以长期被学界笃信的一体论为基础，推断古蜀人的祖先是生活在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部落，和华夏族的祖先发源于同一地域；甚至断言，就是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雅砻江河谷）繁衍的后代。而在昌意降居之前，氐、羌向南向东迁徙之时，成都平原已经有原住民。那么，原著民来自何处？后来的学者又有众多的假说。有的，甚至推演到几百万年前人类共同的祖先古猿。但是，似乎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后裔，在成都平原建立起古蜀国，创造了一个独立的文明时代。
我相信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特征的人曾经生活在大地上，并且和种类繁多的野兽一样，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四处迁徙。在进入文明时期的前夜，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滇黔腹地、岷江峡谷、成都平原的山水之间，以小群落的形式零散生活着各种族类的人。他们只是兽类的一种，和野兽的生活方式也许没有太多差别。也许有合理的进化过程，也许只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人类走上文明之路。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定居农耕的时候，他们也许就变成了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像、面具造型所表现的样子：身材瘦长，脸颊狭长，纵目鼔突，鼻梁高挺，嘴唇宽大，耳垂硕大，手足粗壮。或者，他们把祖先描画成那个神奇而夸张的样子，以显示诸神附体的强悍，而他们也有同样强悍的体格与性格。
古人类的迁徙实际上也是一个进化与自然选择的过程。一些古人类慢慢消失了，比如高大和善的尼安德特人、比霍比特人还矮小的弗洛勒斯人，在人与人的争斗中，在自然环境的选择中，和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一样，消失在时光深处。而他们的骨骼、遗迹，又把一些自然信息的幽光透露到不明不白的未来。古蜀先民独特的身体形态与西亚、北非、南欧很多史前人种有相似的地方，而来自于面具的“纵目”特征，与中原文明大相径庭的文化特点，更引发种种猜想。现代人当中，哪些人是古蜀人的后裔？这是一个可能谁也不好断言的问题。但是，古蜀人和他们的文明如此辉煌地存在过，几千年后，又以实证的方式不容置疑地重现，这样的存在，有没有必要融入学术推断，作为某种一体论的证据呢。
高高的秦岭和峡谷里的激流险滩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离开。即使古蜀文明凋零三千年后，从四川走出去的李白仍然相信，古蜀文明的区隔曾经有一个漫长的历程，“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事实上，每个文明之间的交流总是在不停地进行，只是这种交流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们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差异而不停调整。在人类文明最初的时期，地域之间的差异往往可以用天渊之别来描述。但是，依山傍水，发现和占有耕作渔猎资源，开发便捷的水运以扩大影响力，却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共同特点。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建在资源丰富、交通方便的地方。而城，就在所有这些村庄的中央，保持着被拱卫的崇高。
渔猎、种植粮食之外，古蜀人很早就使用苎麻和养蚕缫丝做衣服。独特的种族构成、地理特性、生活方式，造就了与黄河流域各类文明大相径庭的文明特征。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衣服大多绣着龙蛇或者蚕、变幻的云朵、夸张的人面等等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高高在上的财富持有者往往戴着花瓣状的高帽子。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他们虔诚地崇拜太阳，以鸟类为图腾，有开放的祭祀场所，城市没有高墙深池。至今都还有人以为，那些充满特殊文化内涵的文明形态应该来自异域。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金沙村都只不过是青羊区苏坡乡一个普通村子。一场考古发掘，却让这个村子成为一个远古文明的核心。考古学家相信，在以金沙村为中心的五平方公里土地上，存在过古蜀国最后的都城。考古成果让人们确信，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面占据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争夺土地；向南，势力范围达到凉山及云南北部，甚至征服了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向东，沿长江而行，占据四川东部及重庆部分地区，与巴、楚对峙。《尚书·周书·牧誓》中所载跟随武王伐纣的八个部族之一的蜀，或许只是古蜀国靠近东边的一个地区。而金沙村所在的五平方公里区域及周边地区，却是整个文明的核心地带。 这些长相奇特的古蜀人，在创造古蜀最后辉煌的时候，和中原人一样，将祭祀和战争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对于远古文明时期的人而言，自然条件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生存。他们在河里捕鱼、行舟，也会被水淹死，村庄和城市也会一夜之間毁于洪水。他们会狩猎，也会在猛兽的攻击下死于非命，就是一些温驯弱小的动物也有力量让他们死于某种神秘的毒液或者交叉感染。他们长于种植，却也常常在日照灌溉跟不上的情况下颗粒无收，冬季甚至会冻饿而死。生存危机而导致的恐惧，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之中，深植于人的基因。克服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一切导致恐惧的神灵和解并得到他们的庇佑、拥有他们的超自然力量，以及战胜可以给予自己恐惧的世俗同类。
从三千五百年前的商代晚期到二千七百年前春秋早期，在近千年的时光里，在五平方公里或者范围更大一些的区域，至少四条大河穿过或者环绕着这个最后的古蜀王国都城，其中，也许就有今天仍然残存的摸底河与清水河。我们有理由想象，被掩埋淤积成如今摸底河的那条大河及其支流，在古蜀都城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而洪涝灾害也因此时时威胁着这座没有坚固城墙的城市。祭祀成为政治生活最经常的行为。人们在河边筑起平坦宽阔的祭祀台。台子不宜太高，不可以高高在上面对神圣的河流；而祭祀台中间会修起高台，用以对应高远的天空。具有至高无上权威和神秘力量的国王集宗教首领和国家首脑、军事长官一体，带着同样具有大大小小神秘力量的祭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祭祀台上不惜国力向神灵献上可以想象到的珍贵祭品。祭祀台上堆积着成千上万的象牙、玉器、青铜器、陶器、海贝、动物甚至人的骨头，很多年后被洪水卷进黏稠深厚的泥土之中。
做成太阳形状的金箔，以及各种酷似太阳的装饰品，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祭品献给天上的主宰——太阳。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凡是太阳照耀的地方，均有太阳崇拜的存在。当人类进入依靠农业和畜牧业为生的时代，太阳使万物复苏、生长的力量更加深刻地决定着人类的生存。敬畏太阳的观念慢慢成为一种宗教共识，太阳就“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埃及、印度、中国、希腊、南美等地，太阳崇拜极为典型。古蜀人的太阳崇拜，更与蜀地日照不足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二郎神”被人认为是古蜀神话中最能代表农耕追求的神祗，他曾经“担山赶日”，而他的“哮天犬”对天空坚持不懈的吼叫，也是在呼唤太阳。
在三星堆遗址，太阳是一个青铜圆盘，外环和中心圆盘以五道放射状铜条相连，酷似现在的汽车转向轮。在金沙遗址，太阳是四只鸟环绕的圆形金箔，金箔内，是喷射十二道火焰的火球。《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人说，这里记载的，其实就是古蜀，而金沙遗址的发现，又反证了这一点。古蜀人图腾崇拜鸟类，也源于对太阳的崇拜，因为鸟是最接近太阳的生物，以致于古蜀国的国王大多以鸟类为名。我不太熟悉他们的专业考证证实的一切，只是确信太阳崇拜、鸟的图腾以及与之交融的太阳神话，的确是古蜀人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有站着十只鸟的青铜树，有人认为，那正是对太阳居住之地描述。“扶桑”，太阳升起和栖息的地方。那些神圣的鸟，正是随着太阳奔跑和守护着太阳的鸟。也许沿着那神奇的树，可以抵达太阳。在金沙遗址，古蜀国最后的都城，四只逆向飞行的鸟护着太阳，按照国王的权威和民众生存的理想，以黄金的质地，更加奢华地飞向古蜀文明的辉煌。甚至有人说，四只鸟，表明人们已经懂得四季更替，圆环内的十二道光芒，正表示一年十二个月的周而复始。而那些光芒的形状，酷似象牙，祭祀台上大量堆积象牙的原因，似乎也找到了。据说三星堆遗址正处于古蜀国蚕丛、栢灌、鱼凫三位帝王时期，而金沙遗址在历史谱系上承接三星堆遗址，正处于杜宇、开明时期。就连杜宇让位给开明后，化身为杜鹃鸟在空中盘旋啼血，也与太阳崇拜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太阳崇拜在黄河流域也并不新奇。《山海经》还写道：“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泉。”羲和是十个太阳的母亲。好在后来的神话中，后羿将十个太阳射掉了九个。屈原《离骚》中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无迫”之句，羲和又成了太阳的车夫。《尚书﹒尧典》开篇就写，羲和两氏按照太阳运行的特点制定历法。《淮南子》引用古人说法，“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在后来，太阳似乎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淮南子》卷六《览冥训》中说，春秋时候，楚国的鲁阳公率军与韩国交战，眼看太阳就要落山，鲁阳公举起长戈向日挥舞，吼声如雷，“日为之反三舍”。
金沙遗址没有留下太阳崇拜的文字记载，只是处处表达对太阳的信仰。而将四只鸟环绕太阳的金箔贴上额头，也许就得到了与太阳沟通并以太阳的名义统一管理国家意识形态、国民以及财富的权力。在富庶强盛的古蜀王国，这无疑是稳定国家国民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甚至可以向更远的地方推行，在战争征服之后，让被征服者内心服从。当生存是最紧迫的事情的时候，人们的愿望往往简单直接——不惜代价活下去，这与一匹狼咬断一条无法挣脱兽夹的腿逃走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在古人即使非常贫穷劳累却得以安定生活的时候，人们往往希望保护这样的生活，以便于有上升和发展的机会。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并且也把这个道理深植基因——你匍匐在地上对无所不能的太阳虔诚祭拜，太阳未必会让你生活改善一点或者对你好一点，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一定会遭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由此可见，对于国民的管理，祭祀灌注的崇拜和主宰意识，比暴力更深入人心。
沿着一棵树走向天空，曾经是古蜀人固执的梦想。空中存在的以太阳为主宰的世界，是永生、强权、超现实力量的综合体。但是能够通向天空的，只有祭祀的主宰者。普通国民似乎只能做两手打算：在他们死去以后，把尸体装进独木舟，盖上盖子封闭得严严实实，竖着埋进土地，从而可以穿越虚空，航行于天地之间。
很多年前，列维·斯特劳斯考察克拉玛特人、莫多克人等美洲印第安人神话时发现，有神话说，只要砍下“风”和“雨”的头颅，大地就安静了。而那些通往天空的神话，往往是某人遭到陷害，顺着藤蔓或者树梢去了天空，却被抽去了通道无法回归，并不算好事。他们对太阳的崇拜往往直接和血腥，因为他们把活人献祭作为与太阳的一种虔诚的交易。这些散漫的丛林民族，在玛雅文化之后，再也没有能够延续辉煌的文明，甚至民族本身都慢慢消失了。当然，在此后的人类历史中，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实证的解答。
崇拜太阳的古蜀国，也在开明王朝时期，被秦岭东边的秦国征服。考古学家认为，他们以金沙村为核心的都城毁于一场洪水。问题是，那些有着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棱角分明的冷峻表情的古蜀人到哪里去了？没有哪一种典籍记载过他们的去向，就是传说也没有。他们把青铜太阳、太阳金箔遗留在淤积的泥土里，再也没有在历史的河流里露出面孔。太阳，那不死的圆盘，依旧作为某种主宰行走在天空。对于太阳的崇拜，已经穿越四、五千年历史通道，给后来者以新的历史视角。
一方水土一方人，有秦以来，蜀地居民大多迁徙自全国各地，然而民风依旧强悍坚韧，尽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太阳，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仍然成为古代社会治理的魔咒。当然，这些已经与古蜀国人没有必然联系。不过，对于古蜀国独特的太阳崇拜的理解，对古蜀人纵目突出的极尽夸张的面部特征的思考，以及由此而诞生的历史描述，也许仍然可以解释为对人类生活真相的崇拜。
成都平原是一个年轻的处处享有幸运的平原。四川盆地从大约一亿年前的喜马拉雅期构造活动结束沧海变桑田之后，就进入稳定的地台发展期。在四川西北，有一条分界线，北川、汶川、康定、小金河一线，向东，就是稳定的扬子地台，向西，就是常常躁动的松潘、甘孜地槽区。两百万年前，青城山脉拔地而起，成为距离成都平原最近也是最后的造山运动。但即便如此，成都平原本身也没有重大地质构造活动发生。当西边的龙门山断裂带熔岩汹汹、地崩山摧的时候，扬子地台上的成都平原也在恐惧中颤栗，却没有毁坏和倾覆。在地台坚硬的岩石上，从西部山区滚滚而来的岷江、湔江、西河、南河等八条主要河流将自己携带的泥土年复一年堆积起来，造就了土地肥沃、水网纵横、植被丰厚、动物繁多的成都平原。
我们不知道古蜀人来自哪里，不论是玉器，还是从宝墩、鱼凫、芒城、郫县、双河到三星堆、金沙遗址，以及后来的船棺，都还没有勾画出古蜀人走向文明的路线图。痴迷于古蜀文明的学者，依据《史记》《华阳国志》等史籍以及与神话相结合的传奇记载，在并不漫长的考古过程中，以长期被学界笃信的一体论为基础，推断古蜀人的祖先是生活在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部落，和华夏族的祖先发源于同一地域；甚至断言，就是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雅砻江河谷）繁衍的后代。而在昌意降居之前，氐、羌向南向东迁徙之时，成都平原已经有原住民。那么，原著民来自何处？后来的学者又有众多的假说。有的，甚至推演到几百万年前人类共同的祖先古猿。但是，似乎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后裔，在成都平原建立起古蜀国，创造了一个独立的文明时代。
我相信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特征的人曾经生活在大地上，并且和种类繁多的野兽一样，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四处迁徙。在进入文明时期的前夜，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滇黔腹地、岷江峡谷、成都平原的山水之间，以小群落的形式零散生活着各种族类的人。他们只是兽类的一种，和野兽的生活方式也许没有太多差别。也许有合理的进化过程，也许只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人类走上文明之路。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定居农耕的时候，他们也许就变成了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像、面具造型所表现的样子：身材瘦长，脸颊狭长，纵目鼔突，鼻梁高挺，嘴唇宽大，耳垂硕大，手足粗壮。或者，他们把祖先描画成那个神奇而夸张的样子，以显示诸神附体的强悍，而他们也有同样强悍的体格与性格。
古人类的迁徙实际上也是一个进化与自然选择的过程。一些古人类慢慢消失了，比如高大和善的尼安德特人、比霍比特人还矮小的弗洛勒斯人，在人与人的争斗中，在自然环境的选择中，和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一样，消失在时光深处。而他们的骨骼、遗迹，又把一些自然信息的幽光透露到不明不白的未来。古蜀先民独特的身体形态与西亚、北非、南欧很多史前人种有相似的地方，而来自于面具的“纵目”特征，与中原文明大相径庭的文化特点，更引发种种猜想。现代人当中，哪些人是古蜀人的后裔？这是一个可能谁也不好断言的问题。但是，古蜀人和他们的文明如此辉煌地存在过，几千年后，又以实证的方式不容置疑地重现，这样的存在，有没有必要融入学术推断，作为某种一体论的证据呢。
高高的秦岭和峡谷里的激流险滩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离开。即使古蜀文明凋零三千年后，从四川走出去的李白仍然相信，古蜀文明的区隔曾经有一个漫长的历程，“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事实上，每个文明之间的交流总是在不停地进行，只是这种交流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们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差异而不停调整。在人类文明最初的时期，地域之间的差异往往可以用天渊之别来描述。但是，依山傍水，发现和占有耕作渔猎资源，开发便捷的水运以扩大影响力，却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共同特点。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建在资源丰富、交通方便的地方。而城，就在所有这些村庄的中央，保持着被拱卫的崇高。
渔猎、种植粮食之外，古蜀人很早就使用苎麻和养蚕缫丝做衣服。独特的种族构成、地理特性、生活方式，造就了与黄河流域各类文明大相径庭的文明特征。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衣服大多绣着龙蛇或者蚕、变幻的云朵、夸张的人面等等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高高在上的财富持有者往往戴着花瓣状的高帽子。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他们虔诚地崇拜太阳，以鸟类为图腾，有开放的祭祀场所，城市没有高墙深池。至今都还有人以为，那些充满特殊文化内涵的文明形态应该来自异域。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金沙村都只不过是青羊区苏坡乡一个普通村子。一场考古发掘，却让这个村子成为一个远古文明的核心。考古学家相信，在以金沙村为中心的五平方公里土地上，存在过古蜀国最后的都城。考古成果让人们确信，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面占据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争夺土地；向南，势力范围达到凉山及云南北部，甚至征服了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向东，沿长江而行，占据四川东部及重庆部分地区，与巴、楚对峙。《尚书·周书·牧誓》中所载跟随武王伐纣的八个部族之一的蜀，或许只是古蜀国靠近东边的一个地区。而金沙村所在的五平方公里区域及周边地区，却是整个文明的核心地带。 这些长相奇特的古蜀人，在创造古蜀最后辉煌的时候，和中原人一样，将祭祀和战争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对于远古文明时期的人而言，自然条件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生存。他们在河里捕鱼、行舟，也会被水淹死，村庄和城市也会一夜之間毁于洪水。他们会狩猎，也会在猛兽的攻击下死于非命，就是一些温驯弱小的动物也有力量让他们死于某种神秘的毒液或者交叉感染。他们长于种植，却也常常在日照灌溉跟不上的情况下颗粒无收，冬季甚至会冻饿而死。生存危机而导致的恐惧，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之中，深植于人的基因。克服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一切导致恐惧的神灵和解并得到他们的庇佑、拥有他们的超自然力量，以及战胜可以给予自己恐惧的世俗同类。
从三千五百年前的商代晚期到二千七百年前春秋早期，在近千年的时光里，在五平方公里或者范围更大一些的区域，至少四条大河穿过或者环绕着这个最后的古蜀王国都城，其中，也许就有今天仍然残存的摸底河与清水河。我们有理由想象，被掩埋淤积成如今摸底河的那条大河及其支流，在古蜀都城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而洪涝灾害也因此时时威胁着这座没有坚固城墙的城市。祭祀成为政治生活最经常的行为。人们在河边筑起平坦宽阔的祭祀台。台子不宜太高，不可以高高在上面对神圣的河流；而祭祀台中间会修起高台，用以对应高远的天空。具有至高无上权威和神秘力量的国王集宗教首领和国家首脑、军事长官一体，带着同样具有大大小小神秘力量的祭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祭祀台上不惜国力向神灵献上可以想象到的珍贵祭品。祭祀台上堆积着成千上万的象牙、玉器、青铜器、陶器、海贝、动物甚至人的骨头，很多年后被洪水卷进黏稠深厚的泥土之中。
做成太阳形状的金箔，以及各种酷似太阳的装饰品，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祭品献给天上的主宰——太阳。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凡是太阳照耀的地方，均有太阳崇拜的存在。当人类进入依靠农业和畜牧业为生的时代，太阳使万物复苏、生长的力量更加深刻地决定着人类的生存。敬畏太阳的观念慢慢成为一种宗教共识，太阳就“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埃及、印度、中国、希腊、南美等地，太阳崇拜极为典型。古蜀人的太阳崇拜，更与蜀地日照不足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二郎神”被人认为是古蜀神话中最能代表农耕追求的神祗，他曾经“担山赶日”，而他的“哮天犬”对天空坚持不懈的吼叫，也是在呼唤太阳。
在三星堆遗址，太阳是一个青铜圆盘，外环和中心圆盘以五道放射状铜条相连，酷似现在的汽车转向轮。在金沙遗址，太阳是四只鸟环绕的圆形金箔，金箔内，是喷射十二道火焰的火球。《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人说，这里记载的，其实就是古蜀，而金沙遗址的发现，又反证了这一点。古蜀人图腾崇拜鸟类，也源于对太阳的崇拜，因为鸟是最接近太阳的生物，以致于古蜀国的国王大多以鸟类为名。我不太熟悉他们的专业考证证实的一切，只是确信太阳崇拜、鸟的图腾以及与之交融的太阳神话，的确是古蜀人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有站着十只鸟的青铜树，有人认为，那正是对太阳居住之地描述。“扶桑”，太阳升起和栖息的地方。那些神圣的鸟，正是随着太阳奔跑和守护着太阳的鸟。也许沿着那神奇的树，可以抵达太阳。在金沙遗址，古蜀国最后的都城，四只逆向飞行的鸟护着太阳，按照国王的权威和民众生存的理想，以黄金的质地，更加奢华地飞向古蜀文明的辉煌。甚至有人说，四只鸟，表明人们已经懂得四季更替，圆环内的十二道光芒，正表示一年十二个月的周而复始。而那些光芒的形状，酷似象牙，祭祀台上大量堆积象牙的原因，似乎也找到了。据说三星堆遗址正处于古蜀国蚕丛、栢灌、鱼凫三位帝王时期，而金沙遗址在历史谱系上承接三星堆遗址，正处于杜宇、开明时期。就连杜宇让位给开明后，化身为杜鹃鸟在空中盘旋啼血，也与太阳崇拜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太阳崇拜在黄河流域也并不新奇。《山海经》还写道：“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泉。”羲和是十个太阳的母亲。好在后来的神话中，后羿将十个太阳射掉了九个。屈原《离骚》中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无迫”之句，羲和又成了太阳的车夫。《尚书﹒尧典》开篇就写，羲和两氏按照太阳运行的特点制定历法。《淮南子》引用古人说法，“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在后来，太阳似乎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淮南子》卷六《览冥训》中说，春秋时候，楚国的鲁阳公率军与韩国交战，眼看太阳就要落山，鲁阳公举起长戈向日挥舞，吼声如雷，“日为之反三舍”。
金沙遗址没有留下太阳崇拜的文字记载，只是处处表达对太阳的信仰。而将四只鸟环绕太阳的金箔贴上额头，也许就得到了与太阳沟通并以太阳的名义统一管理国家意识形态、国民以及财富的权力。在富庶强盛的古蜀王国，这无疑是稳定国家国民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甚至可以向更远的地方推行，在战争征服之后，让被征服者内心服从。当生存是最紧迫的事情的时候，人们的愿望往往简单直接——不惜代价活下去，这与一匹狼咬断一条无法挣脱兽夹的腿逃走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在古人即使非常贫穷劳累却得以安定生活的时候，人们往往希望保护这样的生活，以便于有上升和发展的机会。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并且也把这个道理深植基因——你匍匐在地上对无所不能的太阳虔诚祭拜，太阳未必会让你生活改善一点或者对你好一点，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一定会遭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由此可见，对于国民的管理，祭祀灌注的崇拜和主宰意识，比暴力更深入人心。
沿着一棵树走向天空，曾经是古蜀人固执的梦想。空中存在的以太阳为主宰的世界，是永生、强权、超现实力量的综合体。但是能够通向天空的，只有祭祀的主宰者。普通国民似乎只能做两手打算：在他们死去以后，把尸体装进独木舟，盖上盖子封闭得严严实实，竖着埋进土地，从而可以穿越虚空，航行于天地之间。
很多年前，列维·斯特劳斯考察克拉玛特人、莫多克人等美洲印第安人神话时发现，有神话说，只要砍下“风”和“雨”的头颅，大地就安静了。而那些通往天空的神话，往往是某人遭到陷害，顺着藤蔓或者树梢去了天空，却被抽去了通道无法回归，并不算好事。他们对太阳的崇拜往往直接和血腥，因为他们把活人献祭作为与太阳的一种虔诚的交易。这些散漫的丛林民族，在玛雅文化之后，再也没有能够延续辉煌的文明，甚至民族本身都慢慢消失了。当然，在此后的人类历史中，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实证的解答。
崇拜太阳的古蜀国，也在开明王朝时期，被秦岭东边的秦国征服。考古学家认为，他们以金沙村为核心的都城毁于一场洪水。问题是，那些有着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棱角分明的冷峻表情的古蜀人到哪里去了？没有哪一种典籍记载过他们的去向，就是传说也没有。他们把青铜太阳、太阳金箔遗留在淤积的泥土里，再也没有在历史的河流里露出面孔。太阳，那不死的圆盘，依旧作为某种主宰行走在天空。对于太阳的崇拜，已经穿越四、五千年历史通道，给后来者以新的历史视角。
一方水土一方人，有秦以来，蜀地居民大多迁徙自全国各地，然而民风依旧强悍坚韧，尽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太阳，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仍然成为古代社会治理的魔咒。当然，这些已经与古蜀国人没有必然联系。不过，对于古蜀国独特的太阳崇拜的理解，对古蜀人纵目突出的极尽夸张的面部特征的思考，以及由此而诞生的历史描述，也许仍然可以解释为对人类生活真相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