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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些年，上海曾经出版过陈左高先生的《中国日记略史》一书。现在我想，如果陈先生要修订这部书，或者今后有别人再写中国日记史的话，那么，2011年的7月是肯定应该大写一笔的。因为，就在这个火热的月份，京沪两地分别出版了分量特别厚重、学术价值特别高的两部日记巨著——《王伯祥日记》和《夏鼐日记》。
因工作专业和个人爱好的缘故，我一直对近代人物的日记极感兴趣，对日记在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深有体会。此次问世的《夏鼐日记》和《王伯祥日记》，对我而言，喜欢的程度绝不下于之前出版的分量特别厚重的《顾颉刚日记》和《胡适日记》。因我专门研究郑振铎，还有钱钟书等人，而夏、王二位正是郑振铎、钱钟书的好友和同事啊！当然，夏、王二位的日记，对所有的文史研究者都是非常有用的。
夏鼐，世界最著名的考古学大师，是我国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美、英、德等七个外国的最高学术机构，分别颁发给他荣誉学术称号（人称“七国院士”）。他和郑振铎是老乡（都出生在温州）和校友（先后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但郑比夏大十二岁。他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认识，忘年之交，但一见如故。郑振铎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时，就极诚恳地邀请夏鼐出任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郑在给夏的信中说，“此非一人之私愿，实国家文物百年大计之所系也”。但夏当时想留在浙江大学工作。郑对夏说，那“不如主持全国考古大计之对国家民族更有贡献也”。夏在郑反复动员下终于决心北上，但流露了不想去文物局而想去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意思。郑又给夏写信，说只要夏北上，在哪工作他都没意见。“科学院方面，考古工作亦将进行。最近一二年，也许不过‘少试其技’；到了三五年之后，工作一定可以大为展开。”可见郑完全是从国家事业出发考虑问题，毫无个人私利夹杂其间。巧的是，后来当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等筹备成立考古研究所时，又请郑来兼任所长，于是郑便提议夏当副所长。
夏鼐后来回忆说，他去北京向郑报到时，又吞吞吐吐地提出不当副所长，专搞研究。郑却笑着对夏说：“不用提了。党这样重视我们，信任我们，我们还能推辞吗？你是知道的，我也是生平做不惯行政事的人，现在还当这里的局长呢！”夏抬头看向郑，只见在眼镜后面炯炯发光的一对眼睛正真诚地注视着自己。夏深受感动，低下头来。从此，他再也不提辞去行政职务的事了。夏当郑的得力助手，忘我地工作；郑对夏极为关怀，在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前还逼着夏住院疗养。谁料郑先生就在这次出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逝世，夏悲痛万分地写了悼文。在郑去世一年后，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夏鼐后来取得那么伟大的成绩，是与郑振铎的帮助和激励分不开的。在夏鼐日记中，生动地记载着他和郑先生的交往。
夏鼐日记从1930年至1985年，除了“文革”前期有几年缺少外，基本保存完好。今其学生、子女历时十年辛苦整理，由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分成十大册出版。在它问世前，消息透露，即引起学界高度期待。我曾去温州讲学，当地文化界朋友就都已知此事，纷纷向我打听，翘首以盼。
而《王伯祥日记》的出版，我还出过一点“微力”（真正微不足道的）：多年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问我有何好的出版选题，我即提出最好能出王伯祥日记，并向她介绍了我所知道的该日记的珍贵价值。此事后来一谈就成，因为王先生的长子就是国家图书馆的老研究馆员。
我怎会知道王伯祥有日记，并知道它的重要价值的呢？那是因为我的好友、北大商金林教授修订《叶圣陶年谱》时，在王先生后人的支持下查看了王的日记，从中摘录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记事，在这些记事中往往也写到郑振铎，彼时我也正在修订《郑振铎年谱》，便从已出版的《叶圣陶年谱》修订本中转录有关史料。当然，王的日记中如果只写到郑而没写到叶，商兄也就不会记，那我也就没办法。所以，我是特别希望也看看王先生日记的。可惜我人不在北京，也没法去王家看。但我仅仅根据《叶圣陶年谱》中看来的王先生日记的部分摘录，就一举解开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长期悬置的两个重要的疑团。
起先，国图出版社郭社长说，书出来后可送我一部。其实当时他并不清楚王伯祥日记的篇幅之巨，原来竟有141册又3附册之多！从1924年到1975年，除了“文革”期间停记了几年外，基本完整。（而1924年以前的日记，可恨毁于日军侵略炮火，不然就将保存文学研究会早期几年极珍贵的史料！）由于整理誊抄校对的工作量实在太大，而且也容易出错，家属和出版社最后商定采用全部影印的办法。对于研究者而言，影印也确实是最好的。不过，影印本精装有44巨册之多，而印数又不到百套，定价则每部要二三万元。这对一般的研究者来说，是买不起的。近时，我赴台湾开会，与彼岸的研究者谈到《王伯祥日记》的出版，他们也十分兴奋，但听到售价，也不免咂舌。他们正商量着几个单位合买呢。但无论如何，《王伯祥日记》的问世，是大有利于学术研究的！
夏鼐先生和王伯祥先生的家属将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公诸于世，华东师大出版社和国图出版社不惜花费巨金精心出版，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的！
因工作专业和个人爱好的缘故，我一直对近代人物的日记极感兴趣，对日记在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深有体会。此次问世的《夏鼐日记》和《王伯祥日记》，对我而言，喜欢的程度绝不下于之前出版的分量特别厚重的《顾颉刚日记》和《胡适日记》。因我专门研究郑振铎，还有钱钟书等人，而夏、王二位正是郑振铎、钱钟书的好友和同事啊！当然，夏、王二位的日记，对所有的文史研究者都是非常有用的。
夏鼐，世界最著名的考古学大师，是我国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美、英、德等七个外国的最高学术机构，分别颁发给他荣誉学术称号（人称“七国院士”）。他和郑振铎是老乡（都出生在温州）和校友（先后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但郑比夏大十二岁。他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认识，忘年之交，但一见如故。郑振铎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时，就极诚恳地邀请夏鼐出任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郑在给夏的信中说，“此非一人之私愿，实国家文物百年大计之所系也”。但夏当时想留在浙江大学工作。郑对夏说，那“不如主持全国考古大计之对国家民族更有贡献也”。夏在郑反复动员下终于决心北上，但流露了不想去文物局而想去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意思。郑又给夏写信，说只要夏北上，在哪工作他都没意见。“科学院方面，考古工作亦将进行。最近一二年，也许不过‘少试其技’；到了三五年之后，工作一定可以大为展开。”可见郑完全是从国家事业出发考虑问题，毫无个人私利夹杂其间。巧的是，后来当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等筹备成立考古研究所时，又请郑来兼任所长，于是郑便提议夏当副所长。
夏鼐后来回忆说，他去北京向郑报到时，又吞吞吐吐地提出不当副所长，专搞研究。郑却笑着对夏说：“不用提了。党这样重视我们，信任我们，我们还能推辞吗？你是知道的，我也是生平做不惯行政事的人，现在还当这里的局长呢！”夏抬头看向郑，只见在眼镜后面炯炯发光的一对眼睛正真诚地注视着自己。夏深受感动，低下头来。从此，他再也不提辞去行政职务的事了。夏当郑的得力助手，忘我地工作；郑对夏极为关怀，在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前还逼着夏住院疗养。谁料郑先生就在这次出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逝世，夏悲痛万分地写了悼文。在郑去世一年后，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夏鼐后来取得那么伟大的成绩，是与郑振铎的帮助和激励分不开的。在夏鼐日记中，生动地记载着他和郑先生的交往。
夏鼐日记从1930年至1985年，除了“文革”前期有几年缺少外，基本保存完好。今其学生、子女历时十年辛苦整理，由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分成十大册出版。在它问世前，消息透露，即引起学界高度期待。我曾去温州讲学，当地文化界朋友就都已知此事，纷纷向我打听，翘首以盼。
而《王伯祥日记》的出版，我还出过一点“微力”（真正微不足道的）：多年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问我有何好的出版选题，我即提出最好能出王伯祥日记，并向她介绍了我所知道的该日记的珍贵价值。此事后来一谈就成，因为王先生的长子就是国家图书馆的老研究馆员。
我怎会知道王伯祥有日记，并知道它的重要价值的呢？那是因为我的好友、北大商金林教授修订《叶圣陶年谱》时，在王先生后人的支持下查看了王的日记，从中摘录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记事，在这些记事中往往也写到郑振铎，彼时我也正在修订《郑振铎年谱》，便从已出版的《叶圣陶年谱》修订本中转录有关史料。当然，王的日记中如果只写到郑而没写到叶，商兄也就不会记，那我也就没办法。所以，我是特别希望也看看王先生日记的。可惜我人不在北京，也没法去王家看。但我仅仅根据《叶圣陶年谱》中看来的王先生日记的部分摘录，就一举解开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长期悬置的两个重要的疑团。
起先，国图出版社郭社长说，书出来后可送我一部。其实当时他并不清楚王伯祥日记的篇幅之巨，原来竟有141册又3附册之多！从1924年到1975年，除了“文革”期间停记了几年外，基本完整。（而1924年以前的日记，可恨毁于日军侵略炮火，不然就将保存文学研究会早期几年极珍贵的史料！）由于整理誊抄校对的工作量实在太大，而且也容易出错，家属和出版社最后商定采用全部影印的办法。对于研究者而言，影印也确实是最好的。不过，影印本精装有44巨册之多，而印数又不到百套，定价则每部要二三万元。这对一般的研究者来说，是买不起的。近时，我赴台湾开会，与彼岸的研究者谈到《王伯祥日记》的出版，他们也十分兴奋，但听到售价，也不免咂舌。他们正商量着几个单位合买呢。但无论如何，《王伯祥日记》的问世，是大有利于学术研究的！
夏鼐先生和王伯祥先生的家属将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公诸于世，华东师大出版社和国图出版社不惜花费巨金精心出版，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