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城市

　　《检察风云》：刘震云曾说他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故乡，故乡对你来说重要吗？
　　阎连科：故乡，每年都回去，家里人都在那边，母亲、哥哥、姐姐都在。但说心里话，我的写作没有特别明确地说为了什么，没有非常明确地为了内心的故乡，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我全部的写作无法離开那片土地。《炸裂志》毫无疑问像是一个城市小说，但是它和那个土地是有亲密联系的。
　　《检察风云》：《炸裂志》和你的许多小说一样，都是发生在耙耧山脉的故事，是不是想过像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写高密一样，把耙耧山脉作为你一生要写的精神性场域？
　　阎连科：没有，这都是水到渠成，并不是预先去想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写了好几个系列，最早写的是东京系列（民国时期开封的故事），然后是军营系列、瑶沟系列，耙耧系列可能因为是在长篇小说里面出现得多，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其实都不是预先设想的。我把《炸裂志》放在耙耧这样一个地方，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它到底有多大，有多少平方公里，这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是一个无限的地理位置。
　　《检察风云》：您以后是不是将比较多写以城市为对象的小说？
　　阎连科：不太会，我说我无法离开那片土地，就是写《风雅颂》的时候，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但这个知识分子来自乡村，有这样的背景就特别能把握他。要是离开了那片土地，就无法完成那种想象的合理性，根植于那块土地，你如何想象都是真实的。一般来说我不太会转向写城市小说，即便写城市生活，这个城市和那个土地也一定不会截然分开的。
　　《检察风云》：讲到《风雅颂》，之前也有很多中国作家写过知识分子、欲望、城市的小说，像贾平凹写过《废都》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你觉得你和他们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这个问题批评家来分析恐怕会看得更清楚，但是有一点，我的小说基本上更注重那种生活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会记述可能发生的事，不会将写作停留在已经发生和今天不发生明天就一定会发生的故事上。它的起点是可能性，《炸裂志》体现得最明确，其中的任何情节、细节你看了会非常熟悉，但却是虚构的。如果说注重经验，我可能会更注重一种感受的经验，别人可能更注重一种生活的经验。这样小说更多抓住的不是生活，而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生活中一瞬间头脑中的想象乃至于是臆想，当然这个臆想是要面对生活现实的。
　　《检察风云》：《风雅颂》中的“清燕大学”谁都会联想到燕京大学，进而联想到北大，你当时怎么会用这个名字呢？
　　阎连科：中国人对号入座是有传统的。我写了北方，我只能写北方，那北京五所学校，我写的小说里的高校是最好的高校，谁说北京大学就是最好的高校？还有清华大学呢，就文科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才是全国第一呢。我们家门口有个北京信息学院，那校长在饭桌上跟我说：“你写的全是我们学校的故事，在我们学校都能找到对应的人。”说得我啼笑皆非。这怎么说？很多故事放在哪儿都可以。
　　《检察风云》：有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你提出了“神实主义”，那么这种“神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阎连科：这个问题要细讲起来特别复杂，我专门写过一篇文学随笔，叫《发现小说》，那里面对现实主义有个规律性的分析：现实主义是一种全因果，在逻辑关系上强调一种完全对等的因果关系。我们今天说这个情节不合理，是因为因果关系没有对等。卡夫卡荒诞派的小说是一个零因果，没有原因就变成一个结果了，我们最熟悉的《变形记》《城堡》这些小说都是。我们说魔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到底怎么魔幻，我们说它夸张放大、黑色幽默，更多的是理解在夸张上，三分夸张七分结果也好，七分夸张三分结果也好，都有一种表面的逻辑关系在里面。
　　“神实主义”我想讲的不是表面的因果关系，而是注重这些表面之下的，根本的、内在的、精神的、灵魂的因果关系。你抓住那个因果关系的逻辑性，就不太管表面合理不合理了。表面可以是假的、真的、不合理的，但是你要注重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合理的。我的“神实主义”就更关注内因果。

中国文学现状

　　《检察风云》：你在北京担任编剧，现在编剧很能赚钱，写的剧本多吗？
　　阎连科：年轻时候写点电视剧，写了很多电视剧，没有一个火起来的。我三十岁左右那时急需挣钱，想买房，就写了一些，央视一套播了三四个连续剧，但没有一部火起来的。我也确实不是干这行的，挣点钱而已。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现在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行了，就算了，觉得一个作家立身之本还是小说，还是踏踏实实写小说。
　　《检察风云》：前段时间有新闻说要提高稿费标准，你觉得中国现在文学刊物的稿费是不是偏低？
　　阎连科：比起鲁迅那个时代那是低多了，但现在的情况是作家没有能力解决的，像当下的发行也好、读者也好、消费能力也好，不是作家能够解决的。我前几天看一个资料说中国人一年人均读书4.3本（我不知道是否包括农民群体），日本人是47本，犹太人则是60多本。虽然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准确不准确，但是一看到这个数字，就什么信心都没了。作为小说家当然希望数字提高，但是我想是有方方面面的复杂原因在其中的。
　　《检察风云》：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你怎么看待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
　　阎连科：中国文学在莫言不拿奖的时候肯定也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莫言拿奖肯定是对中国文学有一个大的提升，但是文学本身还是要靠很多作家共同的努力，不能说靠莫言一个人的影响就把中国文学的影响提升上去，不能把这样的责任强加于莫言。
　　《检察风云》：哪一位拉美作家对你有特别重大的影响？
　　阎连科：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对我有影响，这部小说比马尔克斯的小说早了五十年，这是了不得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部小说还有不够的地方，但是你想到这个小说的发表时间，你就会由衷地敬畏。
　　《检察风云》：中国当代作家在欧美的影响力怎么样？
　　阎连科：第一，没有大家想象或者媒体说的那么大。第二，影响力逐渐在加大。中国很多翻译成外文的书是自己出钱印刷，这种情况是非常荒唐的。当然我们的小说在欧美翻译的量一定是逐渐在增加的，但重要的是我们的小说让读者接受，让你的同行接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不在于被翻译多少。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让对方接受，而不是仅仅出去。我觉得现在还处于没有得到对方真正接受的阶段。
　　《检察风云》：对70后、80后青年作家怎么看？
　　阎连科：我觉得上一代作家不要老是抱怨，说这些年轻作家怎么老是这样那样。第一，时代不一样了。第二，这些孩子们的文学修养比我们当年丝毫不差，因为他们读了非常多的书。
　　对文学的看法也在变化，我们认为是经典的，他们不一定认为是经典，当然他们认为是经典的，我们不一定接受。但是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文学的接力棒还是要交到他们手里去的。我们习惯用我们的文学标准去套在他们身上，但是其实文学标准在他们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