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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是金融大亨康心如；他与杜月笙、何应钦、杜聿明等熟识；他的人生，艰辛而满怀希望，传奇而不失坎坷。他一生为“名”所累，因为他有一个敏感的头衔——“蒋介石的干儿子”。他叫康国雄，于2015年1月30日去世，享年86岁。
与蒋介石成忘年交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年迈的康国雄回首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
蒋介石的官邸是在重庆长江南岸的黄山上，康家别墅建在就近的汪山马路边上。日军飞机轰炸过黄山，但炸弹没投准，掉在了汪山。相遇的那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康家后山坡野餐，康家仆人看到后兴奋地告诉全家，家里人纷纷从远处观望。
年幼的康国雄带着妹妹悄然通过树林摸到蒋氏夫妇近处，侍卫官吆喝住冲两个孩子吠叫的警犬，蒋介石夫妇见到孩子后很好奇，热情招呼过来。蒋介石问询康国雄的名字、住哪里、在哪儿上学等日常问题。告别时，蒋介石叮嘱“下次再来找你们玩”。
此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都会在康家门口叫上康国雄。老少一起散步时，蒋介石很喜欢问康国雄农村的情况，康国雄家里有一群来自农村的佣人，闲聊中掌握到不少乡下的琐碎情况，就一一告知。蒋介石很满意，常常让侍卫官送一些从印度空运来的水果和糖。
后来，蒋介石还邀请康国雄来黄山官邸共进晚餐，一桌简单的四菜一汤。多年后，康国雄只记得一盘入口即化的煮蚕豆。蒋介石是出了名的清淡口味，自然很不对这位重庆孩子的重口味。
蒋介石并不在意康国雄家的背景，散步多次后，才问起家庭情况：“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康心如正是康国雄的父亲，他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银行家、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
1945年抗战末期，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读中学的他和三个同学在汪山玩耍。未几，蒋介石的车队驶过，康国雄大喊“委员长”，车队戛然而停，侍卫官下车请康国雄上车与蒋介石同坐，并同意把他的三个同学也带上。
同学们在车内不知所措，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展开闲聊。他求了蒋介石一件事，说想去空军幼年学校，但因没有小学毕业文凭而过不了招生门槛。兼任空幼校长的蒋介石当下同意特招康国雄，还顺带上他的三位同学。这是康国雄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
银行家父亲反对儿子从军，希望他子承父业，投身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恢复战争带来的创伤。最后成功说服康国雄。
1946年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见到“国民大会”代表康心如时，说自己去空幼三次查了名单，没有国雄的名字。蒋介石还问了康国雄的最新情况，康心如编造说已经在大学念经济。蒋介石说：“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1950年，康国雄考上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康心如很欣慰。
身处时代剧变
稚嫩的康国雄能在蒋介石面前大大方方，不知回避为何物，与他的出身有密切关系。康家不是普通大户，执掌美丰银行的康心如是民国金融巨头，康心如和哥哥康心孚都曾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康心孚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康心如则在赴日前由哥哥介绍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康心孚一度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康心如受命办报、经营书店和出版公司、管理银行。康心孚英年早逝，康心如最终走上“实业救国”道路，1922年借钱入股，参加创办美丰银行。
抗战期间，中国的党政军要人和社会名流云集在陪都重庆。康家成为他们社交活动的一个据点，进出康国雄家门的客人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监察院长于右任经常带着监察院的人到康家玩，康国雄经常抚摸于右任的大胡子并开玩笑；杜聿明和关麟征等也来过康家；杜月笙常来打牌，康国雄响应学校号召为抗战募捐时找杜月笙开支票，募捐成绩全校第一；张群在他家住过；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是他家的常客。从小浸泡在这般社交圈子里，康国雄见到蒋介石如同见一个邻家大叔。
国共战争期间，康国雄在重庆上中学。他热衷于参加话剧团表演，解放军进入重庆后，他演出过多次革命节目，便逐渐发现自己的组织能力。顺着英雄崇拜心结，他建立了“中国青年铁血同盟社”，该社自动解散后，他又成立“新芽社”，升入高一后建立“新苗社”，之后又建“新中国青年复兴社”。
这些全是孩子闹着玩的小圈子游戏，但在随后的阵阵政治运动中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当然，与蒋介石的交情、大资本家出身，给他带来的麻烦更大。
康国雄在中学期间多次组织学生反抗学校的条条框框。待国统区学潮高峰到来时，他也不甘落后，被人推举为“四一血案后援会”主席，组织重庆学生罢课、印发传单以支持南京的“四一”学运。
在军警的压力前，多数人胆战心惊，康国雄凭借家庭背景无丝毫惧色。闹了几天，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一个姨太太打电话给康国雄母亲，劝诫她管住儿子，否则不得已要抓人了。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因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康心如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他决意留在重庆继续从事金融业，他在第一时间迎接了解放军入重庆。很快的，康国雄因为出身而遭到学校打压，他被同学隔离了，并一直遭批评。
康心如的美丰银行在1950年破产，不过康心如进入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执委，是重要的统战对象。1957年，他成为右派。1961年，他托关系来北京治病，并把户口迁到北京，期间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文革时，康家自然受到冲击。
康国雄是南开大学第一批按马列主义教学计划培养出的经济学人才。毕业时，他被分配至北京工业管理学校，这是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学校。
文革初期，康国雄被当做“蒋介石的干儿子”在学校大礼堂批斗。这个罪名很引人注目，许多人来围观批斗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康国雄看到了自己的档案，真相大白，原来“蒋介石干儿子”的谣言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撺掇其两个儿子所造。
1969年，康心如在北京去世。1981年，康心如获得平反。文革期间，康心如一家得到周恩来三次指示保护，另有章士钊不遗余力照顾康家。
文革后，康国雄成为朝阳区职工大学的业务骨干，深得领导赏识。更神奇的是，康国雄抓住了1980年代初期的经商热，下了海。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准了康国雄的请求，康国雄在申请书里希望自己能为两岸“三通”做贡献。1987年10月，58岁、不会英语和粤语的康国雄拖着两个箱子来到本港。最初一切不顺，连住宿都成为问题，拼搏几年，转换多份工作，康国雄才在本港站稳脚跟。不过他在港时间并不长，1991年因治病回到了北京。
与蒋介石成忘年交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年迈的康国雄回首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
蒋介石的官邸是在重庆长江南岸的黄山上，康家别墅建在就近的汪山马路边上。日军飞机轰炸过黄山，但炸弹没投准，掉在了汪山。相遇的那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康家后山坡野餐，康家仆人看到后兴奋地告诉全家，家里人纷纷从远处观望。
年幼的康国雄带着妹妹悄然通过树林摸到蒋氏夫妇近处，侍卫官吆喝住冲两个孩子吠叫的警犬，蒋介石夫妇见到孩子后很好奇，热情招呼过来。蒋介石问询康国雄的名字、住哪里、在哪儿上学等日常问题。告别时，蒋介石叮嘱“下次再来找你们玩”。
此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都会在康家门口叫上康国雄。老少一起散步时，蒋介石很喜欢问康国雄农村的情况，康国雄家里有一群来自农村的佣人，闲聊中掌握到不少乡下的琐碎情况，就一一告知。蒋介石很满意，常常让侍卫官送一些从印度空运来的水果和糖。
后来，蒋介石还邀请康国雄来黄山官邸共进晚餐，一桌简单的四菜一汤。多年后，康国雄只记得一盘入口即化的煮蚕豆。蒋介石是出了名的清淡口味，自然很不对这位重庆孩子的重口味。
蒋介石并不在意康国雄家的背景，散步多次后，才问起家庭情况：“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康心如正是康国雄的父亲，他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银行家、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
1945年抗战末期，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读中学的他和三个同学在汪山玩耍。未几，蒋介石的车队驶过，康国雄大喊“委员长”，车队戛然而停，侍卫官下车请康国雄上车与蒋介石同坐，并同意把他的三个同学也带上。
同学们在车内不知所措，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展开闲聊。他求了蒋介石一件事，说想去空军幼年学校，但因没有小学毕业文凭而过不了招生门槛。兼任空幼校长的蒋介石当下同意特招康国雄，还顺带上他的三位同学。这是康国雄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
银行家父亲反对儿子从军，希望他子承父业，投身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恢复战争带来的创伤。最后成功说服康国雄。
1946年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见到“国民大会”代表康心如时，说自己去空幼三次查了名单，没有国雄的名字。蒋介石还问了康国雄的最新情况，康心如编造说已经在大学念经济。蒋介石说：“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1950年，康国雄考上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康心如很欣慰。
身处时代剧变
稚嫩的康国雄能在蒋介石面前大大方方，不知回避为何物，与他的出身有密切关系。康家不是普通大户，执掌美丰银行的康心如是民国金融巨头，康心如和哥哥康心孚都曾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康心孚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康心如则在赴日前由哥哥介绍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康心孚一度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康心如受命办报、经营书店和出版公司、管理银行。康心孚英年早逝，康心如最终走上“实业救国”道路，1922年借钱入股，参加创办美丰银行。
抗战期间，中国的党政军要人和社会名流云集在陪都重庆。康家成为他们社交活动的一个据点，进出康国雄家门的客人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监察院长于右任经常带着监察院的人到康家玩，康国雄经常抚摸于右任的大胡子并开玩笑；杜聿明和关麟征等也来过康家；杜月笙常来打牌，康国雄响应学校号召为抗战募捐时找杜月笙开支票，募捐成绩全校第一；张群在他家住过；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是他家的常客。从小浸泡在这般社交圈子里，康国雄见到蒋介石如同见一个邻家大叔。
国共战争期间，康国雄在重庆上中学。他热衷于参加话剧团表演，解放军进入重庆后，他演出过多次革命节目，便逐渐发现自己的组织能力。顺着英雄崇拜心结，他建立了“中国青年铁血同盟社”，该社自动解散后，他又成立“新芽社”，升入高一后建立“新苗社”，之后又建“新中国青年复兴社”。
这些全是孩子闹着玩的小圈子游戏，但在随后的阵阵政治运动中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当然，与蒋介石的交情、大资本家出身，给他带来的麻烦更大。
康国雄在中学期间多次组织学生反抗学校的条条框框。待国统区学潮高峰到来时，他也不甘落后，被人推举为“四一血案后援会”主席，组织重庆学生罢课、印发传单以支持南京的“四一”学运。
在军警的压力前，多数人胆战心惊，康国雄凭借家庭背景无丝毫惧色。闹了几天，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一个姨太太打电话给康国雄母亲，劝诫她管住儿子，否则不得已要抓人了。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因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康心如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他决意留在重庆继续从事金融业，他在第一时间迎接了解放军入重庆。很快的，康国雄因为出身而遭到学校打压，他被同学隔离了，并一直遭批评。
康心如的美丰银行在1950年破产，不过康心如进入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执委，是重要的统战对象。1957年，他成为右派。1961年，他托关系来北京治病，并把户口迁到北京，期间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文革时，康家自然受到冲击。
康国雄是南开大学第一批按马列主义教学计划培养出的经济学人才。毕业时，他被分配至北京工业管理学校，这是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学校。
文革初期，康国雄被当做“蒋介石的干儿子”在学校大礼堂批斗。这个罪名很引人注目，许多人来围观批斗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康国雄看到了自己的档案，真相大白，原来“蒋介石干儿子”的谣言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撺掇其两个儿子所造。
1969年，康心如在北京去世。1981年，康心如获得平反。文革期间，康心如一家得到周恩来三次指示保护，另有章士钊不遗余力照顾康家。
文革后，康国雄成为朝阳区职工大学的业务骨干，深得领导赏识。更神奇的是，康国雄抓住了1980年代初期的经商热，下了海。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准了康国雄的请求，康国雄在申请书里希望自己能为两岸“三通”做贡献。1987年10月，58岁、不会英语和粤语的康国雄拖着两个箱子来到本港。最初一切不顺，连住宿都成为问题，拼搏几年，转换多份工作，康国雄才在本港站稳脚跟。不过他在港时间并不长，1991年因治病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