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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 莹，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及英语教育学研究。
翻译范式理论认为，翻译从来就不是译者任意而为的，而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选材的选择、审美。本文通过严复的译著《天演论》来论述翻译理论范式中的意识形态对翻译与翻译选材的影响。
一、从《天演论》看翻译理论
范式中的翻译与意识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是意识形态
的产物，因而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它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选材的选择、审美和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取舍或删改。这是一种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合理解释的翻译理论范式。
例如：严复选择《天演论》进行翻译，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书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天演论》里讲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这便是用来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用它来唤醒国人，使之有亡国灭种之痛感，从而激起奋发有为，进而救亡图存。而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代表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及勒菲弗（A.Lefevere）等学者认为，“当身处强势文化的译者去翻译弱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往往会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将自身文化中的规范视作普遍规范，从而采用归化的译法；反之，当身处弱势文化的译者去翻译强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则会更多地采用异化译法。”[1][2]
此外，范式的翻译理论中谈到，惟有艺术与审美才给予人恢复总体的人的力量，作为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价值的载体，其意义就在于其中体现了人类文化所追寻的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阶级在上层建筑上的追求，都不能忽视审美的追求，都必然具有意识形态的语境、指向和深层意蕴。没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审美，是不存在和不可能的。
二、从《天演论》看意识形态对选材的影响 目的论中指出：翻泽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任何年代，任何背景下的翻译都是因特定目的而产生并为之服务的。而译者作为一定年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人，他的任何翻译活动无疑会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的，也有发自译者个人政治意识的。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例如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时，也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所有著作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严复可以选择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者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但是他选择《天演论》进行翻译，除去在内容上繁简不同的缘故，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利用西方的意识形态颠覆当时的封建传统的意识形态，为了唤醒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严复对一系列的西方学术著作进行了篡改。而历史也同样也证明了，严复对文本的选择和改写，借助这样的翻译创作成功的实现了他救国图存的目的。这种“实非正法”的达旨，有意地对原书加以取舍、改造，加上大量按语，以补其不足，以纠其不当，从而达到唤醒人们起来保国保种，激发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的政治目的。
总之，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经过翻译的一系列过程，在经历了多层面差异的剧烈碰撞和交锋，最终对译者本人、译入语语言和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等造成了重大影响。
三、讨论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译本能够在异域文化环境中被广泛接受并长久流传。在翻译过程中，就需要构建一个适合“移植”文本存活的生态环境。“译者需要立足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社会等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互点上，不断进行选择或适应，力求为译本‘培育’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3]同样，在其它的范式翻译理论中认为译者翻译出来的文章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原语文化倾向。也就是说，当翻译涉及到意识形态时，我们很难能去定义哪些是源意识形态下的翻译，哪些不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翻译批评都集中在译者的角色和他的主体性上。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应该把翻译与译者的位置关系看成是动态的。译者既不属于源文化也不属于目标文化，他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在交织的两种文化中，译者的位置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中。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指的是“存在于交叉或重叠的文化中的信仰和行为，它们是两种文化所共有的。”[4]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解决了译者的身份问题，使得译者摆脱了在原文和译文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根据形势判断来选择翻译策略，可以在两个文化之间自由穿梭，吸取不同文化知识。
结语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英语翻译产生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英语翻译作为一种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社会实践活动，译者的翻译选材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应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探讨研究翻译活动，扩大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研究从文本内部走向了文本外部，并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下更深入地探讨翻译活动。翻译不是一方净土，在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种种动机和本质。在评价一部译作时，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所谓的范式翻泽标准上，而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深入探究其翻译选材及其作品主题。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 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 ， 1 Fall， 1979：9-51.
[2]Lefevere， A.Chapter I. In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1-10.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3（10）.
[4]Pym， A. Inter-cultures.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1998：177-192.
刘 莹，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及英语教育学研究。
翻译范式理论认为，翻译从来就不是译者任意而为的，而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选材的选择、审美。本文通过严复的译著《天演论》来论述翻译理论范式中的意识形态对翻译与翻译选材的影响。
一、从《天演论》看翻译理论
范式中的翻译与意识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是意识形态
的产物，因而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它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选材的选择、审美和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取舍或删改。这是一种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合理解释的翻译理论范式。
例如：严复选择《天演论》进行翻译，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书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天演论》里讲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这便是用来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用它来唤醒国人，使之有亡国灭种之痛感，从而激起奋发有为，进而救亡图存。而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代表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及勒菲弗（A.Lefevere）等学者认为，“当身处强势文化的译者去翻译弱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往往会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将自身文化中的规范视作普遍规范，从而采用归化的译法；反之，当身处弱势文化的译者去翻译强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则会更多地采用异化译法。”[1][2]
此外，范式的翻译理论中谈到，惟有艺术与审美才给予人恢复总体的人的力量，作为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价值的载体，其意义就在于其中体现了人类文化所追寻的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阶级在上层建筑上的追求，都不能忽视审美的追求，都必然具有意识形态的语境、指向和深层意蕴。没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审美，是不存在和不可能的。
二、从《天演论》看意识形态对选材的影响 目的论中指出：翻泽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任何年代，任何背景下的翻译都是因特定目的而产生并为之服务的。而译者作为一定年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人，他的任何翻译活动无疑会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的，也有发自译者个人政治意识的。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例如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时，也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所有著作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严复可以选择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者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但是他选择《天演论》进行翻译，除去在内容上繁简不同的缘故，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利用西方的意识形态颠覆当时的封建传统的意识形态，为了唤醒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严复对一系列的西方学术著作进行了篡改。而历史也同样也证明了，严复对文本的选择和改写，借助这样的翻译创作成功的实现了他救国图存的目的。这种“实非正法”的达旨，有意地对原书加以取舍、改造，加上大量按语，以补其不足，以纠其不当，从而达到唤醒人们起来保国保种，激发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的政治目的。
总之，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经过翻译的一系列过程，在经历了多层面差异的剧烈碰撞和交锋，最终对译者本人、译入语语言和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等造成了重大影响。
三、讨论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译本能够在异域文化环境中被广泛接受并长久流传。在翻译过程中，就需要构建一个适合“移植”文本存活的生态环境。“译者需要立足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社会等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互点上，不断进行选择或适应，力求为译本‘培育’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3]同样，在其它的范式翻译理论中认为译者翻译出来的文章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原语文化倾向。也就是说，当翻译涉及到意识形态时，我们很难能去定义哪些是源意识形态下的翻译，哪些不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翻译批评都集中在译者的角色和他的主体性上。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应该把翻译与译者的位置关系看成是动态的。译者既不属于源文化也不属于目标文化，他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在交织的两种文化中，译者的位置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中。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指的是“存在于交叉或重叠的文化中的信仰和行为，它们是两种文化所共有的。”[4]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解决了译者的身份问题，使得译者摆脱了在原文和译文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根据形势判断来选择翻译策略，可以在两个文化之间自由穿梭，吸取不同文化知识。
结语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英语翻译产生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英语翻译作为一种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社会实践活动，译者的翻译选材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应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探讨研究翻译活动，扩大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研究从文本内部走向了文本外部，并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下更深入地探讨翻译活动。翻译不是一方净土，在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种种动机和本质。在评价一部译作时，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所谓的范式翻泽标准上，而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深入探究其翻译选材及其作品主题。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 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 ， 1 Fall， 1979：9-51.
[2]Lefevere， A.Chapter I. In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1-10.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3（10）.
[4]Pym， A. Inter-cultures.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1998：177-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