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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散文要有两个准备:语言和叙事。好的散文是两方面的结合,诗的语言,小说的叙事方式。散文 essay英文解释为 shortpieceofwriting,“写作片断”,essay在词典里有三种文体“论说文、随笔、小品文”,我采取“随笔”来对应散文,“片段式写作”比较符合我的散文写作倾向。忧郁是事物的特定状态(鲍德里亚语)。凡事物,它有一股忧郁之气,这是事物吸引人、迷人的地方。我写事物,一定是它的忧郁之气吸引了我,我朝这个方向努力。散文不要写得“美”,不要太“抒情”,写散文要克制、冷静,与被写的人事物拉开距离,保持点忧郁的气质。第一本音乐随笔集《天鹅斯万的午后》写得较为抒情,宽阔,也很美文;第二本《音乐为什么》转向内敛、克制,讲究布局;第三本《音乐会见》朝现场的音乐会打开耳廓,朝内心旋开艺术之笔。今年下半年即将出版第四本《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风景》,是一本摄影随笔集,也是我最看重的散文集。
写音乐随笔是我写作的一个准备,一个训练场。《音乐会见》最初是些零碎的听音笔记,音乐与生活流相结合,文字感性,我取了个名字叫《音乐书》。2006年我去上海听了一场音乐会,从此我的写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听现场与听磁带、CD完全不同,到了音乐厅里你见到了乐手、乐器、指挥家,与你坐在家里听音响是两码事。最初的《天鹅斯万的午后》基本上与我生活的城市无关,从《音乐为什么》开始我有意无意在随笔里渗入自我,经常会在评论里荡开一笔。《音乐会见》我不这么写了,按照音乐的主题去写。听古典音乐是一种解放内心的方式,交响乐比较符合我内心关闭的那个空间,我不知道这个空间隐藏着什么,也不知道它有多少可以承载,直到某首交响乐在一支乐队、一个指挥家的手里开启了我内心幽闭的大门。《音乐会见马勒》是在音乐厅里听马勒的心路历程,从一场唱片里你捕捉到马勒的很多信息,但是当你读完马勒传记,再正儿八经坐进音乐厅里听一场马勒交响曲,那又是一种醍醐灌顶、酣畅淋漓的感受。马勒是一位内心挣扎的作曲家,九部交响曲就是他的传记,乐器经常表现出狰狞、恐惧,第三乐章柔板又反映出他无比柔情的一面。从 2008年第一场马勒到 2015年第六场马勒,七年时间听完五部马勒交响曲,我也用了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完成了《音乐会见》,写作《音乐会见》的过程是期待的、紧张的、快乐的、内省的。听音乐会让我找到了一条通往诗意的路径:“为了抵达诗歌,应当穿越另一种艺术:音乐。”(雅克·朗西埃《沉默的语言》)十五年前在《天鹅斯万的午后》里引用过叔本华的话,音乐“跳过了理念”,它“无视现象世界”。音乐为什么要跳过理念?音乐又如何无视现象世界?多年来我在书本里一次次地撞见这句话,在音乐厅听完交响曲品味这句话的含义,它说对了,“跳过”、“无视”之后,是——沉默!紧接着,是写作,让聆听变得沉默,从此,沉默走向了另一个境界:语言之美。
写作是一场与周围永不妥协、和解的运动。当你提起笔,写下第一个词,意味着你与世界隔离,你将融入另一个由文字造成的世界,一个明亮的空间逐渐暗淡,另一个隐喻、矛盾的空间升腾起来,在那里活动着你的人,你的事,你的物,它们随着写作的深入自动到来,之前你孤独、自我、沉默,写作之后,你将更加孤独、自我、沉默,而这时的你脱胎换骨,写作帮你走出一个熟悉的世界,在文字虚构的王国里书写自我。从诗性的词语里挑选符合当下的词。我在写散文随笔的时候对词语的挑选仅似于苛刻,有人说诗歌让合适的词找到合适的地方安放,散文写作也一样,有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写作其实蕴含着我的内心世界,对应着它。词语的差异造成了事物的差异,而不是倒过来的,词语本身构成了一种更真实、更理想也更完美的现实,普通的一个现象,训练有素的写作者看来是书写意图的一种,逆艺术境界,越过词语的平庸一面,抵达对岸的港湾。我写我看见的,但绝不是简单的看,因为你的看经过了你大脑思考,尤其经过你内心的流动,表面波澜不惊的文字却有一股内在的张力,需要往里面深读下去。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相机是我看世界的另一只眼,当我拿起相机走过某个场景的时候,会更用心观察。我喜欢看细小事物,观察它们的变化,我会对着同一个建筑物拍上好几次,连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如此迷恋于阳光与阴影?阿甘本说,“影像就是宁芙,影像是封存了过去碎片的宁芙。”多么好的一个词:宁芙,Ninfe,渐弱,乃至幽怨。拍照就是去唤醒记忆的小宁芙,与它交媾(相机、笔,性武器象征),开启通向记忆、通往过去的可能性。相机帮助我唤醒了过去,写作让美丽的宁芙永生。
2013年我有一本流产的散文集《光影手记》,后来它催生出两本书,《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风景》、《小村风物史》,《看》写城市,《小》写农村。我出生在农村,在城里读书生活工作,那么我的写作将回到生活的源头:农村。有一天我离开了迷恋许久的县城,朝散落在烟霭里的小村庄走去,我选择它们,小村庄也选择了我。从乐清东乡到西乡,从东海岸到雁荡山山麓,它们往往是小的,不起眼的,甚至被人遗忘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有存在着让人难以割舍的情感,有引起人共鸣的风物,一座老屋、一个祠堂,一次礼仪,一条河流,让离开故乡的游子读着文字思慕它,怀念它。村庄就像养育我们的父母,它们在衰败,在老去,我们在疼痛。《小村风物史》将是一次精神的返乡之旅,同时也是一次对那些依然守着故乡、艰难生活人群最温柔的礼赞。
2002年我写出中篇小说《马德莱娜,或虚构一种》,它在多个编辑手里辗转,终于发表在 2006年第二期《滇池》上,从此,我开始了与一本西南边陲杂志长达十年的爱与恋。2008年散文《物与象》刊出,我准备从音乐随笔撤出,选择纯散文写作。散文被人贴了很多标签,诸如“新散文”、“原散文”、“大散文”、“美文”、“非虚构”,兜了一个圈圈后,何时回到自己?大学时期,我翻译了博尔赫斯一篇很像诗歌的短散文《德利亚·艾莱纳·圣·马科》,从那时起,冥冥之中仿佛有一条散文的路子在我前面铺开,虽然后来我尝试了小说、诗歌、评论,但最终我找到了散文:最精准的自我表达方式。2011年散文《2006·时间模仿者》发表在第六期《滇池》,从新年第一天一直写到年末除夕,那时,小说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是我的写作老师,伯恩哈德也教会了我朝下看,写事物的内里和褶皱昏暗处,卡夫卡发出的邀请再次在一位奥地利作家身上得到回响:以幽默和反讽使不堪忍受的世界可以忍受和温暖。我在散文试验田里掺杂了虚构、非虚构、原文、诗歌;我写短句,不写长句;写清晰,不含糊;用描摹,不评论;写表面,以抵达内陆深处的幽暗。2014年八千多字的长散文《走了那么远去看一个湖》在第六期《滇池》上刊出,这是一次写作的信心之旅,用诗的结构为散文谋篇布局(布罗茨基),好的散文应该具有“一首诗的原创性、隐喻结构的深度、历史和文学语境的丰富性”,布罗茨基接着说,“更为重要的是,他试图揭示写作此诗的那门语言所蕴藏的创作潜力”,我在文章结尾写道:“青海湖,一个蓝色的词,从此进入了漆黑。”仿佛,又一次我被俘获,成为了一名诗人。《台湾随笔》发表在今年第一期上,里面有一段写我在台北观看瓦格纳歌剧《女武神》的经历,至此,我用十年时间在《滇池》走完了散文历程。
本栏责任编辑 张庆国
写音乐随笔是我写作的一个准备,一个训练场。《音乐会见》最初是些零碎的听音笔记,音乐与生活流相结合,文字感性,我取了个名字叫《音乐书》。2006年我去上海听了一场音乐会,从此我的写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听现场与听磁带、CD完全不同,到了音乐厅里你见到了乐手、乐器、指挥家,与你坐在家里听音响是两码事。最初的《天鹅斯万的午后》基本上与我生活的城市无关,从《音乐为什么》开始我有意无意在随笔里渗入自我,经常会在评论里荡开一笔。《音乐会见》我不这么写了,按照音乐的主题去写。听古典音乐是一种解放内心的方式,交响乐比较符合我内心关闭的那个空间,我不知道这个空间隐藏着什么,也不知道它有多少可以承载,直到某首交响乐在一支乐队、一个指挥家的手里开启了我内心幽闭的大门。《音乐会见马勒》是在音乐厅里听马勒的心路历程,从一场唱片里你捕捉到马勒的很多信息,但是当你读完马勒传记,再正儿八经坐进音乐厅里听一场马勒交响曲,那又是一种醍醐灌顶、酣畅淋漓的感受。马勒是一位内心挣扎的作曲家,九部交响曲就是他的传记,乐器经常表现出狰狞、恐惧,第三乐章柔板又反映出他无比柔情的一面。从 2008年第一场马勒到 2015年第六场马勒,七年时间听完五部马勒交响曲,我也用了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完成了《音乐会见》,写作《音乐会见》的过程是期待的、紧张的、快乐的、内省的。听音乐会让我找到了一条通往诗意的路径:“为了抵达诗歌,应当穿越另一种艺术:音乐。”(雅克·朗西埃《沉默的语言》)十五年前在《天鹅斯万的午后》里引用过叔本华的话,音乐“跳过了理念”,它“无视现象世界”。音乐为什么要跳过理念?音乐又如何无视现象世界?多年来我在书本里一次次地撞见这句话,在音乐厅听完交响曲品味这句话的含义,它说对了,“跳过”、“无视”之后,是——沉默!紧接着,是写作,让聆听变得沉默,从此,沉默走向了另一个境界:语言之美。
写作是一场与周围永不妥协、和解的运动。当你提起笔,写下第一个词,意味着你与世界隔离,你将融入另一个由文字造成的世界,一个明亮的空间逐渐暗淡,另一个隐喻、矛盾的空间升腾起来,在那里活动着你的人,你的事,你的物,它们随着写作的深入自动到来,之前你孤独、自我、沉默,写作之后,你将更加孤独、自我、沉默,而这时的你脱胎换骨,写作帮你走出一个熟悉的世界,在文字虚构的王国里书写自我。从诗性的词语里挑选符合当下的词。我在写散文随笔的时候对词语的挑选仅似于苛刻,有人说诗歌让合适的词找到合适的地方安放,散文写作也一样,有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写作其实蕴含着我的内心世界,对应着它。词语的差异造成了事物的差异,而不是倒过来的,词语本身构成了一种更真实、更理想也更完美的现实,普通的一个现象,训练有素的写作者看来是书写意图的一种,逆艺术境界,越过词语的平庸一面,抵达对岸的港湾。我写我看见的,但绝不是简单的看,因为你的看经过了你大脑思考,尤其经过你内心的流动,表面波澜不惊的文字却有一股内在的张力,需要往里面深读下去。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相机是我看世界的另一只眼,当我拿起相机走过某个场景的时候,会更用心观察。我喜欢看细小事物,观察它们的变化,我会对着同一个建筑物拍上好几次,连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如此迷恋于阳光与阴影?阿甘本说,“影像就是宁芙,影像是封存了过去碎片的宁芙。”多么好的一个词:宁芙,Ninfe,渐弱,乃至幽怨。拍照就是去唤醒记忆的小宁芙,与它交媾(相机、笔,性武器象征),开启通向记忆、通往过去的可能性。相机帮助我唤醒了过去,写作让美丽的宁芙永生。
2013年我有一本流产的散文集《光影手记》,后来它催生出两本书,《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风景》、《小村风物史》,《看》写城市,《小》写农村。我出生在农村,在城里读书生活工作,那么我的写作将回到生活的源头:农村。有一天我离开了迷恋许久的县城,朝散落在烟霭里的小村庄走去,我选择它们,小村庄也选择了我。从乐清东乡到西乡,从东海岸到雁荡山山麓,它们往往是小的,不起眼的,甚至被人遗忘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有存在着让人难以割舍的情感,有引起人共鸣的风物,一座老屋、一个祠堂,一次礼仪,一条河流,让离开故乡的游子读着文字思慕它,怀念它。村庄就像养育我们的父母,它们在衰败,在老去,我们在疼痛。《小村风物史》将是一次精神的返乡之旅,同时也是一次对那些依然守着故乡、艰难生活人群最温柔的礼赞。
2002年我写出中篇小说《马德莱娜,或虚构一种》,它在多个编辑手里辗转,终于发表在 2006年第二期《滇池》上,从此,我开始了与一本西南边陲杂志长达十年的爱与恋。2008年散文《物与象》刊出,我准备从音乐随笔撤出,选择纯散文写作。散文被人贴了很多标签,诸如“新散文”、“原散文”、“大散文”、“美文”、“非虚构”,兜了一个圈圈后,何时回到自己?大学时期,我翻译了博尔赫斯一篇很像诗歌的短散文《德利亚·艾莱纳·圣·马科》,从那时起,冥冥之中仿佛有一条散文的路子在我前面铺开,虽然后来我尝试了小说、诗歌、评论,但最终我找到了散文:最精准的自我表达方式。2011年散文《2006·时间模仿者》发表在第六期《滇池》,从新年第一天一直写到年末除夕,那时,小说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是我的写作老师,伯恩哈德也教会了我朝下看,写事物的内里和褶皱昏暗处,卡夫卡发出的邀请再次在一位奥地利作家身上得到回响:以幽默和反讽使不堪忍受的世界可以忍受和温暖。我在散文试验田里掺杂了虚构、非虚构、原文、诗歌;我写短句,不写长句;写清晰,不含糊;用描摹,不评论;写表面,以抵达内陆深处的幽暗。2014年八千多字的长散文《走了那么远去看一个湖》在第六期《滇池》上刊出,这是一次写作的信心之旅,用诗的结构为散文谋篇布局(布罗茨基),好的散文应该具有“一首诗的原创性、隐喻结构的深度、历史和文学语境的丰富性”,布罗茨基接着说,“更为重要的是,他试图揭示写作此诗的那门语言所蕴藏的创作潜力”,我在文章结尾写道:“青海湖,一个蓝色的词,从此进入了漆黑。”仿佛,又一次我被俘获,成为了一名诗人。《台湾随笔》发表在今年第一期上,里面有一段写我在台北观看瓦格纳歌剧《女武神》的经历,至此,我用十年时间在《滇池》走完了散文历程。
本栏责任编辑 张庆国